关键词：元代；家塾；诗学教育；诗学传承

家庭诗学教育指诗人早年在家庭场域中接受诗学知识、诗歌写作训练等教育。学界对元代家庭及家塾教育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然对元代家庭诗学教育的整体认识亟需深化。中国古代家庭诗学教育的开展主要受儿童才性资质、兴趣志向、父母家长教育观念、家学背景及塾师等因素影响，元代亦然。然而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元代家庭诗学教育仍有其特殊表现，概括而言，一是教育主体的多元化，二是教育观念和风气呈现出新质。本文依据元代家庭诗学教育展开的理路，拟分析儿童资质兴趣与元代家长教育观念的关系，家学渊源与家族诗学传递，家塾中的诗学教育及其与社会层面的沟通等问题，亦期在文献梳理和问题分析的过程中，展现元代诗学教育的新质，进而试图经由对诗人家庭学诗经历的考察，窥探诗人诗学观念形成之原委及古典诗学的传承机制。

一、早岁能诗与家庭诗学教育观念

在中国古代，诗人早年的习诗经历很少有专门记载，往往是在有关神童夙慧的故事或墓志、传记的早年追述中被刻意提及或记录。而早岁能诗通常又是判断儿童才性资质的重要一项。孔齐《至正直记》记载元代至正时期溧阳葛渚王氏孙，六岁能写文字，时人称异，但不能诗，所以“又解记诵诗文”。可见，在时人的观念中，能诗是神童的必备条件，如《至正直记》另载《神童诗》云：“脱脱丞相当朝时，有神童来谒，能诗，年才数岁，令赋担诗，即成绝句云：‘分得两头轻与重，世间何事不担当。’”

除笔记所载神童诗，元人墓志、传记亦常有儿童早岁能诗的记录。如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载元好问“七岁能诗，太原王汤臣称为神童”。苏天爵《静修先生刘公墓表》载刘因“天资绝人，三岁识书，日记千百言，随目所见，皆能成诵。六岁能诗，十岁能属文，落笔惊人”，又《元故徵士赠翰林学士谥文献杜公行状》载翰林学士杜瑛之子杜处思“十岁能诗，号称奇童”。杨维祯《孝友先生秦公墓志铭》记录盐城秦玉“四岁即岿然不群，能属句对。五岁能暗诵《孝经》《论语》”，又《鲁钝生传》载东鲁鲁钝生“六岁善读书，日记万余言。十岁能为古歌诗”。

麒麟坠地的神童之诗，以及天资聪颖的诗坛俊彦，他们早年拥有写诗才华，虽然不具有普遍之意义，但在诗歌写作活动中，主观才情通常是成长为诗人的先决条件。毕竟，诗歌创作属于艺术范畴，无论诗歌被赋予何种外在的功能，先天禀赋均具有关键作用。而在儿童作诗天赋之外，个人的努力及志向抉择也是影响诗学教育的重要因素。虞集《林彦栗墓志铭》载资州林宽幼年聪慧，七岁能文，东平徐子方目其为神童，期之深远，而林宽自己“不自足也，为学益力”，其父担心他勤苦致疾，曾禁止他夜读，而林宽“密藏火，侯夜分亲睡，潜起微诵或至旦，不敢令亲知”，因而最终成就诗文之名，延祐时期得到诗坛盟主虞集赏识。盐城秦玉八岁丧父，母亲顾氏日夜躬织纴资，其感奋曰：“吾家世有闻人，其可自我斩乎！”，从此更加刻苦自力，稍长，“通五经，尤邃于诗”。林宽、秦玉可谓两位矢志勤学的典型。而东鲁鲁钝生早岁即有诗才，又明《春秋经》学，却不屑于他业，性情所近于诗，笃定做一个洒脱诗人：“长明《春秋经》学，状貌奇古，人以为伟兀氏。鲁钝生笑曰：‘使余氏西域，用法科才魁天下士，一日之长耳。不幸生江南，为孤隽，落魄湖海间，以任纵自废。’……生酒余必歌诗，诗之余，索余莫邪笛，作君山古弄。”

当然，像林宽近乎严苛的自律，秦玉强烈的责任感以及鲁钝生率真任纵的性情，并非人人可以企及。但个人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加之志向和兴趣，往往能够得到家长的鼓励，在诗歌，尤其是属对方面展开专门的引导。耶律楚材“十三学诗书”（《为子铸作诗三十韵》），母亲“箧内犹存教子书”“挑灯教子哦新句”（《思亲用旧韵》），教其诵读诗歌。元好问“年十有四，其叔父为陵川令，遂从先大父学，先大父即与属和”。陈栎自幼颖异不群，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古文歌诗之类，“闻辄成诵”。安熙之父恕斋先生中年谢归于家，专心授子，安熙五六岁时，侍父膝下，随目所瞩，“恕斋出以诗句，皆应口对”。甚至如刘因之父“自真定还居保定，谢绝交朋，专务教子”，使得刘因“年未弱冠，才气超卓，日阅方册，思得如古人者友之”。

然而，儿童早慧，且于诗歌有浓郁兴趣，不唯引起家长重视，也会由此产生焦虑心态，这种心态首先来自对徒有钟灵天赋而学问之功不至，以致泯然众人的担忧。王旭《李神童传》载沧州李仲实次子柰驴幼慧能诗事云：

大德四年二月仲实生朝，对众戏之曰：“汝既幼慧，我今老矣，汝能寿吾一诗乎？”其子前此未之习，即应声曰：“父年七十四，筋力未全老。但愿长太平，金石同寿考。”时年九岁矣，座中咸惊异焉。兰轩曰：“余闻天地有清明灵异之气，钟而为人则为哲为贤。然是气也，遇之为甚难。……顾乃学问之功不至，而终于常人者，亦有之。前金时以神童称者盖四人，厥后唯麻九畴知名于天下，余三人者无闻焉。岂非学与不学之故与？

众人虽惊讶于李氏神童即兴赋诗，但联想到金代四位神童，唯麻九畴留有声名，由此认为，儿童禀有天资，亦需要重视学问之功的培养。王旭所谓“学问”，即传统经史教育。而经史、诗赋教育通常有先后、轻重之序，北溪福安人苏寿元“九岁能属文，十三通《春秋》大义，月旦评崭然诸老上。其师以诗勖之曰：‘伯鸾苏氏子，年少勤经史。下笔如有神，气概迈前古。切勿恃其长，囊麝自然香。如有周公美，使骄不足扬。’”也就是说，在时人观念中，儿童既有聪颖之资，若想于诗歌上有较大成就，只有通过勤习经史，才能达到“下笔如有神”的境地。甚至儿童日后在诗歌上的建树，常常是通习经史、具有学问之功的附带品。

重视传统经史教育对儿童诗学的塑形作用也表现在元代蒙古、色目子弟的家庭教育中。元代民族间的杂居通婚，汉族家庭成员，尤其是姻亲关系往往扮演居家教子的重要角色。诗人月鲁不花，系蒙古逊都思氏人，世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受母氏影响，熟习儒业。杨维祯《送何生序》载西夏人何伯翰，其父益怜质班早丧，何伯翰之母精通文史，丈夫去世后，自己承担其教育儿子的责任，“日出就外傅，夜归课其业”。在这样日复一日的教习之下，何伯翰对儒家经典及传统诗文无不通习。蒙古、色目子弟经过家庭儒学教育，使其子弟具备从事诗文创作的良好文化基础，往往后期于诗文而有所成就。

事实上，前文所言麻九畴禀神童之资而后声誉大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早年在举业上的成功，使妇人小儿皆知其名。经史学问与诗学教育在严格意义上并不产生龃龉，而隐于二者之内，并形成拉锯之势的是学诗与举业间的矛盾，通常是元代家庭、师长所考量的重要问题。

一方面，由于宋、金科举制度的影响，儿童早岁能诗会被视为应举成才的苗子，而专门向应举方向引导。元朝名相李孟的曾祖李执，早年聪慧，“七岁能诗，十岁举经童”。快轩先生刘锷，世家通习举业，“由诗书科第入仕者三十有七人”，元代前期，科制未下，刘锷幼年服家教，“七岁能立破题”，“比弱冠，通研诸经，因涉猎太史氏、诸子百家，遂成硕儒”。在家事举业的环境中，儿童在诗歌方面的天赋亦往往被刻意忽视，前述北溪福安苏寿元，被师长鼓励勤研经史，“弱冠游大学，貌小不扬，皆藐之。已而连魁三馆，文名大振”。林宽被东平徐子方目为神童，也是基于问其经义、条对如响后作出的判断。另一方面，随着宋元之际科举停滞，科举的影响力减弱，家长对资质上佳的儿童是否急于应举，或是否选择应举颇显慎重，且态度逐渐发生转变，能够尊重并支持其个人的志向和选择。带溪萧炎亨幼颖秀端重，八岁能赋，欲参加江西乡试，其父萧榉“以其少，欲迟之”，此后萧炎亨虽竞走于场屋，但后来泊然无进取意，屡摄教事，精研于诗，“初宗山谷，后纵意所如，奇捷妥雅”，在诗学上取得一定成就。

元代开科以后，经义成为考试的主要内容，及至元后期，因战乱导致科举实效不著，科举对士人学诗的直接引导力弱化。应举之业多被元代士人所摒弃，而遵从天赋、兴趣，追求通过诗歌表达真实情性，更加为儿童、师长所重视。李祁《王子嘉诗序》云：“向时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亦唯务业科举，罕有能用力于诗者。夫岂其不欲哉？”盐城秦玉虽刻苦自力，用功于诗，一心要延续家族荣耀，但及至贡举法行，州长极力举荐，却辞而不就，且曰：“子学岂为决科计哉。”性情倜傥的鲁钝生更为杨维祯赞曰：“生始明经，不肯冒西俗举，性正矣。”就元代士人在学诗与举业间的态度与抉择，笔者另有专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综此，元代家庭诗学教育往往基于儿童在诗歌方面的特殊资质，而面对早慧与成长、举业和学诗之间的选择，家长亦有谨慎考量。儿童早岁能诗，可以得到家长鼓励和支持，再加上个人在学问上的刻苦用功，其在诗学上的成就便值期待。

二、家学渊源与家族诗学传递

家学之濡染在诗学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况且诗学作为一门学问，其传承的原始场域就在家庭、家族之中。

盐城秦氏在宋绍兴年间，以儒学显，后迁居崇明，尤以衣冠文物称重其乡。秦玉的曾祖秦栋、祖父秦楳学于宋代太学，父亲秦庚受学于宋元之际著名学者方逢辰。咸淳未，秦庚以诗试通州，入元后不仕，信武将军、海漕副万户刘必显延请其教授于家馆。也即是因为家族学问，尤其是对诗学的重视，秦玉四岁便能属对，及至其父亲去世，奋然承担起传递家族诗学的重任。霸州杜瑛在金季河朔俶扰之时，辟地河南，居缑氏山读书讲学，当时儒者犹习文辞，为进取计，杜瑛独钟意于诗，爵禄不入于心，弥留之际，命诸子曰：“我死，棺中第置杜甫诗集一编，题其志石云：处士杜缑山墓。”可见，诗歌已融入其血脉、生命，对诗的执念，贯穿于他日常中，以致杜瑛之子杜处思早年即以诗称为神童，且其子孙每以文学见称于世。

秦玉、杜处思的例子已很好说明了家学渊源对儿童习诗的影响。而在元代诗人群体中不乏代际间纷涌出现的著名诗人。如宣城张氏家族中的张师愚、张师鲁，汪氏家族中的汪泽民、汪用敬，再如元代知名的“贡氏三家”——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贡奎的父亲贡士濬，宋季以词赋中举，后参加礼部会试不第，遂弃举业，隐于南漪湖畔，力自学行，咏歌息偃，开义塾教授乡里。贡奎以父为师，很早便开始诗文学习和写作，并且得到其父的鼓励和期冀：“三郎（贡奎为士濬第三子）和易端厚，颖悟若过人者。吾世有蕴德，发必在是儿也。”十岁时，因能属诗文，贡奎即有闻于人。此后他读书废寝忘食，所学皆能“不狃卑近”“以古为师”，故“出而名振江之南”。因“以古为师”，他的诗歌以古风为多，五古质朴情深，律诗、绝句亦入唐诗风调。贡师泰是贡奎之次子，幼承庭训，颖悟非常，三岁时，授之以诗，辄成诵。其祖父尝曰：“是儿，吾家书厨也。必大吾宗。”延祐二年（1315），贡奎出任江西儒学提举，贡师泰随父同行，入大儒吴澄之门，深得器重。延祐五年（1318），贡奎转仕翰林待制，贡师泰又以“缙绅佳子弟”荐入国子学。进入国子学后，贡师泰虽然改治经学，但家学使然，其一生最重要的成就还是在诗歌创作方面。贡性之是贡师泰族侄，受家族诗学影响，其在诗歌创作方面有较高的天分，贡师泰《送有亨侄还钱塘二首》其一云：“嗣宗诸侄仲容贤，客路飘零雪满颠。曾为颂椒留子美，却思戏蜡爱僧虔。十年江海三杯酒，百里溪山一钓船。何日兵戈得休息？敬亭春雨共归田。”可见族叔对其的赞许与器爱。家族诗学传承，促成贡氏一门，诗人辈出，贡奎之诗歌成就在“元诗四家”之间，为元人巨擘；贡师泰也于元后期诗坛有挺然晚秀的地位；贡性之后世诗名虽不及前辈，但如其所言“向我题诗如索债，诗成赢得世人夸”（《题画梅》其十），在元明之际曾一度颇受追捧。

诸如“贡氏三家”的诗学传递在元代并非特例，张健《元代诗法校考》收录《项先生暇日与子志诚谈诗》一篇，即记录了一场父子间的诗学讨论。而“文采传家”“诗学传家”几乎是元代文化家族的基本内质，并衍化为一种浓郁的社会文化氛围。程钜夫《次韵王山仲见贻》云：

清退庵中老，风流昔所亲。江云犹薄暮，宰木早先春。文采传家旧，诗章发兴新。朝宗秋水在，去去自知津。

吴当《送曾冲衍自甥馆归省》云：

曾君金川彦，胤胄本蝉联。华姻照高阅，玉树来鸾鹓。自小涉书史，已能缀诗篇。相值阛阓间，被服华且鲜。间亦能我即，辞气自温妍。而翁富文学，传家有渊源。

元好古《读裕之弟诗稿有“莺声柳巷深”之句漫题三诗其后》云：

阿翁醉语戏儿痴，说着蝉诗也道奇。吴下阿蒙非向日，新篇争遣九泉知。

莺藏深树只闻声，不着诗家画不成。惭愧阿兄无好语，五言城下把降旌。

在程钜夫看来，王山仲诗章之所以可以“发兴新”，就在于“文采传家旧”，有深厚的家学功底。而吴当所识曾冲衍，自幼熟读经史，以辞气温妍的诗篇为阛阓乡邻所赞誉，也是得益于“而翁富文学，传家有渊源”，是“胤胄蝉联”“华姻高阅”式的家族文化传承之体现。元好古深情回顾祖辈日常教习儿孙学诗的情景，阿翁醉语念诵蝉诗，引得小儿好奇入胜，以及先人临终“剖腹留书”之语，转化为“诗学传家”的强烈使命感，延续着家族诗学之绪。

如元氏兄弟“新篇争遣九泉知”“背上锦囊三箭在”，以纯粹的诗学成就告慰先人、传承诗学，或为一径。元人“诗学传家”的另一条途径是以“诗学”为根柢，延续家族荣誉。如刘岳申《萧熙明墓志铭》载吉水文昌萧氏，因不废诗学，而世科不绝，成为科举及文化的通家；又吴澄《故贡士萧君墓志铭》载贡士萧采因其子萧立夫得中进士，而感谓其家诗学之绪不坠。

在元代，诗学传递不仅是举业、功名延续和文采、艺术接力的表现，更具有文化的发散力，在业绍箕裘的传递过程中也足以促进家族成员诗学素养的获得。此一点在元代蒙古、色目家族文化传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蒙古、色目家庭占籍汉地，世代受汉文化熏染，儒家文化修养逐步加深，在子弟教育中与汉族世家趋同，形成家族文学传统。在以诗文名家的蒙古、色目文人家族中，诗文教育是接力传递的重要内容。雍古人赵世延之子月鲁，能诗，与元人丁复有唱和往来。康里人不忽木之子回回、巎巎，号为“双壁”，均有诗作流传。廉希宪之子廉惇有《廉文靖公集》（佚），《永乐大典》《诗渊》辑出其诗260余首。唐兀氏人杨崇喜编《述善集》，收家族成员诗文80余篇，可视作元代色目文人家族文学传递的一个缩影。

除了具体诗歌、诗学上的私相授受，家族诗学得以传递还与家法、家规等更广泛的家族文化传承方式密切相关。陵川郝氏家族自郝震闻名显扬，以长于理学见称。郝天挺读书不为艺能，重之以义理，其所传家法，据郝经所记郝温思语云：“天人之际，道德之理，性命之源，经术之本，其先务也。……故忍穷为学之本，郝氏之家法也。”虽然“郝氏家法”以理学道德性命之学为先务，艺能之学为末，但与二程“作文害道”相左，郝氏家族在理学的传承中多有长于文学之人，且其诗歌滋养于家学传统之中，如郝震“赋诗多警句，晚年益趋平实淡如也”；郝经诗学得益于家学，四库馆臣谓其“学问文章亦具有根柢……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在理学流行的元代，道德性命之学往往具体到一家、一族之中，形成家规、家训，成为家族文化延续的核心内容，并发挥着文化滋养的重要使命，也因此促进诗学在文化家族中的传承，比如婺州浦江的郑氏家训、浏阳陈氏家规，还有蒲城王氏、保定张氏氏等。就此，学界已有详论，此处不再赘述。

此外，家藏文献也促进了家族诗学的传递。杨维祯的父亲杨宏在铁崖山中筑读书楼，藏书万卷，杨维祯的早年学习即是在铁崖山中完成。宋元以来印刷业的发展，推动私家藏书的兴盛。在元代，豪门大族动辄有千卷、万卷藏书，如保定张柔家储书万卷，济阴商氏藏书数千卷，申屠致远家的墨庄聚书万卷。郝经《万卷楼记》载：“万卷楼，顺天贾侯藏书之所也。曰‘万卷’，殆不啻万焉。……时经寓居铁佛寺之南堂……尽以楼之书见付，使肆其观览。侯则时令讲解一篇，辄曰：‘吾之书有归矣，吾不为书肆矣。’”私家藏书虽为保存文献，但其直接目的往往是以之教益诸子，郝经得见万卷楼之藏书正是在张柔、贾辅家塾坐馆期间，而顺天张氏在政事之余得以诗文传家，张柔之子张弘范、范之子张圭甚具吟咏之资，不能脱其家庭藏书之功。

在家庭日常诗歌教习的同时，元人也注重家族成员诗文作品的整理。平阳郑思先辑其父郑采、伯父郑东诗文为《郑氏连璧集》。萧县高逊志编《自得斋类编》，辑元代名儒投赠其父高德进之诗文。此外还有贵溪桂庸编《广信桂氏三世文集》辑录祖上三代诗文，以及安阳许氏所编《圭塘欸乃集》、奉化陈氏兄弟的唱和诗集《棣萼集》等。在家族诗文集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郑太和所辑《麟溪集》，收入宋以来诸家为表扬浦江郑氏义门而作的题赠诗词十卷、文十二卷，并且编集采用开放的方式，卷末留下空白，郑氏后人不断有所增补。《麟溪集》的编辑生动反映了家族诗学传递的动态过程，可视为一部“流动的家族文学史”。

三、家塾中的诗学教育

在以“家”为原点的诗学教育中，家塾是重要的场所。同时，家塾中的诗学教育也是由“家”向社会层面过渡的重要节点。

就塾师而言，一方面，在世代通儒之家，如果家族成员本身具有较高诗学素养，并有强烈的诗学传承欲望，往往直接扮演塾师的身份，如前文所述郝经、刘因之父。安熙《石峰府君行状》载安滔之家，世为儒家，其祖父安全广以赀雄乡里，藏书数万卷，安滔自幼读书家塾，祖父躬为训授，九岁时即以经童登第，专门学习词赋。另一方面，豪门大族、殷实之家往往聘请名家担任家庭塾师，使其子孙可转益多师，接受更加优越的教育，所谓“家塾一新，生徒四集，盍取多闻之友，共收半学之功”（陆文圭《回陆静远招入义塾启》）。如上文所述，昆山海漕副万户刘必显延请秦庚教授家馆，保定豪族张柔闻郝经之名，“延之家塾，教授诸子”。再如陈栎《汪溪金氏族谱序》记载金氏世居汪溪，科进者绳绳接武，陈栎之家与金氏村壤相接，尝延请陈栎的先君、先叔于家塾，模范数年。又陈旅《番阳周先生墓志铭》载周朴天资沉毅，初从进士黄应博学，又从进士张君采学，张氏奇其才，每在人前夸其为非凡之士并招之入家塾，使教其子。

实际上，宋末以至元代，士人阶层下移，塾师之业成为士人阶层重要的职业出路。如赵汸《送金元忠赴程鲁瞻家塾兼寄鲁瞻》诗，不唯是送别诗作，也有荐职书信的功能。吴澄尝与潜心罗贡士在宜川吴氏家塾讲授，多年后以诗怀念那段塾师经历以及与罗叔厚之友情：“宗塾分重席，而翁共一灯。人琴两寂寞，裘葛十交承。”方回《送柯德阳如新城序》云：“祖道赠言常有之，曰如某县为教谕也；曰如某书院为山长也；曰如某州、某府、某路为学录、为学正、为教授也。今送柯君德阳独不然，德阳之行新城，何氏以家塾聘之也。”虽然，聘为塾师，总不如教谕、山长、学录、学正等官方教职，但在方回看来，公家之师与私家之师在传道授业上并没什么不同。甚至，公家之师因出于有司所选，势夺贿予，有时反而有私意（即期冀以教职、学官入仕）夹杂其中，未必皆是实学之士，而私家之师则一定合乎公论，因为没有哪家父兄不爱子弟，不以有无实学来延聘塾师。因此，他认为“公家之师志在仕进，私家之师志在藏修”。也正是在职业、生计谋求和延聘塾师标准的影响下，元代很多知名诗人大多有过担任塾师的经历，如上文所言之郝经、吴澄等，再如虞集及其父虞汲都曾在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家塾出任塾师。

元代塾师之业聚集了诸多诗坛知名人物，而以授业家塾为契机，很多诗学活动得以展开，如著名的月泉吟社诗学活动。柳贯《方先生墓谒铭》载：“里士吴明府渭，因与其伯兄弟辟家塾，延致先生吴溪上。遇好宾客，则采摭云月，嘲弄林水间。”方凤被聘为吴氏家塾的塾师后，常与谢翱、吴思齐酬唱应答，又据吴谦《谢君皋羽圹志》，浦江吴氏“延吴君思齐、方君凤为江源讲经社，与君（谢翱）汐社合”。也即表明，至元二十三年（1286）月泉吟社“春日田园”的征诗活动是于三人在家塾、诗社时发起，因三人在当时的知名度，得以联络受业弟子以及遗民群体、当地名流共同参与。元末嘉禾濮氏延请杨维祯至家塾，濮乐闲及诸子，持弟子礼以待之，并以此机会在家塾中召开了一次声势浩大、轰动东南的诗社文会活动——聚桂文会。杨维祯《聚桂文会序》云：“濮君乐闲为聚桂文会于家塾，东南之士以文卷赴其会者凡五百余人。”

然而，在理学、实学流行的元代，无论是经学儒士，还是诗坛俊杰，坐馆家塾，教授子弟，诗歌通常被认为是非首要的教习内容。王毅《送叶世杰赴陈氏家塾序》云：

古之教者，教人以德行，是以人才盛而风俗厚；后世之教者，教人以文辞，是以人才衰而风俗薄。自国学以至于家塾，大小虽殊，其教之得失，无以异也。……岁己丑春，陈君天秩，不远千里招延（叶世杰）于家，使教其子弟、兄弟之子，交游执友，相答以诗，属余序之。……余故首举教法之得失以告之，……抑所谓教以德行者无他焉，亦惟饬励师道，以折其骄盈之气，演绎经训，以启其礼义之心，庶足以振而拔之，将见小子有造，一家之俗为之丕变矣。

王毅认为不管是国学，还是家塾，教人以德行和教人以文辞是不可兼行的。教人以德行不仅是“古之教者”的体现，可以美人伦，厚教化，也是当世对为人师者的期望。所以在他的意识中，家塾的教法，首先是饬励师道，其次是演绎经训，以此使弟子常怀礼义之心，而变化家风。这种观念是传统道德教育的延续，在元代尤其兴盛。据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元代儿童在八岁入学之前，需要读《性理字训》以及《性理绝句》，以此来代替世俗《蒙求》《千字文》等常识教育。此外，传统经史通俗读本也发挥着德育功能，如元代经史类蒙求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在元代家塾中广泛刊刻。王毅的观念在元代虽具有普遍性，但德行和文辞并非处于绝对的对立面。如在方回看来，柯德阳以藏修为务，精深于宋代理学，以之传道授业，对于纠正嘉定以来四灵、刘潜夫崇尚晚唐体的诗风不无重要作用。实际上，即如叶世杰在陈氏家塾中与陈氏子弟相答以诗，元代家塾教育虽主张德育为首，诗歌教习却仍有很大的存在空间。

首先，传统德育教材在形式上本身即是诗性的表达，况且作为经典教材的《诗经》《楚辞》是儿童需要熟读、熟记的重要内容，《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记载《诗经》《楚辞》的阅读之法可为例证。其次，元代家塾诗学教育空间的获得与科举存废情况相关。元初举业停滞，以往应对词赋科的诗歌知识成为家塾授业及日常学习的重要内容。如舒岳祥《跋王榘孙诗》载王叔范在旧家故畦之旁设立家馆，课童子不废，“暇则穿蒙密，入窈窕。又自课以诗，出小编示余。此所谓用其素所对偶声韵变为诗歌者”。开科以后，虽取消了词赋科，如《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所载，属对练习、诗歌写作训练在家塾教育中退居次要位置，但古赋考试的科举程式依然在诗学知识积累、诗歌速成方法等方面间接引导初学者习诗。最后，影响家塾诗学教育的因素还在于儿童的资质天性，以及对诗歌的兴趣。休宁赵汸年十二，从胡井表学于家塾，赋《咏蟋蟀》诗，胡井表闻此诗大惊，赋《乳燕诗》以答之。儿童有诗歌方面的禀赋，作为塾师爱其才而教之，是为常事。

王毅对叶世杰以塾师之身份“相答以诗”虽持否定意见，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元代家塾诗学教育的广泛存在，除以上三点外，家塾刊本的诗文资料亦显示出这种存在的事实。如元代云坡家塾本《类编层澜文选》、复古堂（元代私塾）刻本《李长吉诗集》，天历、至正间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同时当世文人，尤其是担任过塾师的文人，他们的诗文集很多被刊刻或收藏在家塾，如：现存赵孟《松雪斋文集》有至元五年（1268）沈伯玉家塾本；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庋藏家塾，以贻后人”；虞集《道园类稿》“建安刘氏刻于家塾”；胡宏《五峰文集》“益阳刘用孚将刻诸家塾”；曹伯启《曹文贞公续集》“藏于敭山家塾”；婺源江古修的文集为知州平阳讷怀刊置于家塾。

家塾刊、藏诗文集首要功能是用于家塾中的诗学教育活动，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着连结社会层面诗学活动的功能。杨维祯为濮乐闲《聚桂文会》作序言：“今士以艺选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盛，饶信之称首者，乡评里校之会，岁不乏绝也。今饶信之盛移于嘉禾……故家闻风而起，继濮君之为会者，方来而未已。”可见，以家塾、乡校为纽带，元代江浙一带文人士子得以聚合，推动诗学活动“方来而未已”，空前繁盛。曹复亨编辑其父曹伯启诗文集为《汉泉漫稿》《续稿》，刻诸学官，而民间未能多得，因此又“请约其篇目小为字”，刻诸家塾，其目的是“遗子孙而传诸同志”，使个人诗文得到广泛的社会传播。贡师泰《跋徐明初所藏文靖公四诗》载贡奎提学江西时手书《次韵春思》等诗四篇，被广德主簿徐明初家收藏，徐明初官赴江东，道经南湖，留止于贡氏家塾，出示给贡师泰，由此更加增进二人之诗歌交流。

家塾刊、藏诗文集不仅揭示了元代家塾诗学教育的广泛存在，同时也传达出在教习活动中诗学和文化观念的传递。胡次焱《赘笺唐诗绝句序》言：

叠翁注《章涧二泉先生选唐绝句》，次焱不自黯陋，复为赘笺……若叠翁注训，固未敢确，然以为尽得作者初意，亦未敢确，然以为尽非作者初意，其大要主于淑人心、扶世教云耳。

据序文可知，以《赘笺唐诗绝句》诲人学诗，并不在于文辞、诗法学习，反映的正是王毅所谓的“教人以德行”，因此，他们对唐诗的笺注、讲解不主于是否“尽得作者初意”，而是追求道德风操的获得，强调“淑人心、扶世教”、关乎世道天运的道之所在。与《赘笺唐诗绝句选》之教习意义相同的还有元好问《唐诗鼓吹》。新斋郝天挺（字继先，多罗别族人）受学元好问，元好问尝以《唐诗鼓吹》教之诗律。据赵孟《左丞郝公注唐诗鼓吹序》，元好问为郝继先讲授《唐诗鼓吹》的方法是：“使诵其诗者知其人，识其事物者达其义，览其词者见其指归。”由此才能充分了解唐人之精神情性，这种“惠后学之心”的教习方法也是元好问裒集是编的初意，“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这些家塾教材的编辑与家塾诗学教育的展开，不仅反映了元人宗唐的诗学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诗歌教化的社会功能。

综上所述，无论是儿童资质、志向，家长的诗学教育观念，还是家族诗学传承、家塾中的诗学教育，从元代家庭诗学教育的文献记载和分析中可以看到，元代家庭诗学教育具有更加广泛的面向，教习主体更加多元，教习观念和内容亦丰富多彩。家庭诗学教育深刻影响诗歌初学者学诗习得，这种习得经过岁月沉淀，形成他们稳固的诗学观念，在家庭场域滋长、延伸、传承的同时，也不断传递于社会层面，形成了诗学发生、发展、传播的一个重要机制。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曾提到古代教育对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对古人教育的考察，可以“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举过古人的接力棒，古典诗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在当下社会继续传承，儿童早教及中小学生古典诗歌学习，都对今人的诗歌素养获得，甚至整个社会人文素养的培育有着或深或浅的影响。由古到今，古典诗学的种子在“家”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代代传承。而以古观今，揭明元代家庭诗学教育，也足以为今人学习诗歌、选编教材、策划训练提供些许启示。

(注释删略，请参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