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热奈特提出的副文本理论进入中国后很早即用于现当代序跋研究且形成热点，古代序跋研究对此理论却始终若即若离。本文通过分析副文本理论下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呈现的多种状貌，发现目前研究实践与理论存在的严重错位问题，认为“理论旅行”过程中译介的差误是导致问题的重要原因。回到理论关键概念的词汇构成和理论生成的原初语境，重新厘清“副文本”自身蕴涵的“附属”与“超越”的复杂意义，有助于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和副文本理论的深度融合，而中国古代序跋的经验亦能扩充和更新此理论。最后，本文尝试在中国本土文学与西方异质理论、古典与现代之间寻得动态平衡，重构对中国序跋更富阐释力和可操作性的“新版”副文本理论。
关键词：中国古代序跋 “副文本” 热奈特 本土化 理论重构
“副文本”概念由法国当代文学批评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在1982年出版的《隐迹稿本：第二阶段的写作》中，热奈特首次对副文本内涵予以说明：“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1]；1987年出版的《门槛》是其系统研究副文本理论的专著，书中更将副文本细分为13个类型；此后他又多次撰文从不同维度补充阐释，并在对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乔伊斯《尤利西斯》等小说的副文本之实证解析中不断丰盈其理论建构。副文本理论将文本周边长期被忽视的辅助性文本要素纳入研究视野，对于书籍和大部分篇章皆具普适意义和借鉴价值。该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随着文学研究总体趋势由作品转向文本、作者转向读者，21世纪以来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
在热奈特划归的副文本类别中，序跋尤为特殊。[2]它既可作为书籍或篇章的副文本，又具备独立完篇的性质，其内容直接指涉所附正文本，蕴涵正文本内外大量的文献信息，是最受学界关注的副文本类型。金宏宇等在副文本视域下讨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序跋[3]，但序跋古已有之，以副文本理论考察中国的序跋文体，终须直面古代序跋；而研究中国古代序跋，也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引入副文本理论的相关思考。相较于进入现代后许多文体在“纯文学”观念下的意涵窄化和地位旁落，序跋在中国古代的文体和文化意蕴更加丰富复杂，地位价值和现当代也有所差别，如何有效利用副文本理论来理解中国古代序跋，以及如何立足中国古代序跋来检视副文本理论，关涉着中国本土文学与西方异质理论、古典与现代的关系等问题。为此，我们尝试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呈现的多种面向，反思副文本理论在其中的运用，并回答以上问题。
一、“副文本”理论“碰撞”下的中国古代序跋研究
副文本理论传入中国后在新世纪得到广泛运用，特别在现当代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领域，均已成为学术热点[4]，而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在此理论的碰撞下，大致呈现出以下几种状貌。第一种是使用副文本理论且相关讨论在热奈特阐释范畴内的研究。热奈特在《隐迹稿本》中提出副文本“为文本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氛围，有时甚至提供了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评论……它大概是作品实用方面，即作品影响读者方面的优越区域之一”[5]，在后来的理论专著中更将副文本形象地比喻为读者进入书籍正文的“门槛”，可知副文本对读者具有重要的导读效能，直接影响着文本传播。陈水云《唐宋词集“副文本”及其传播指向——以明末清初编刻的唐宋词集为讨论中心》[6]和汪超《论明人别集传播明词的效能》[7]在古代文学研究中较早使用了副文本理论，两文都注意到副文本的传播功能。前者在考察了唐宋词集的各类副文本后，认为序跋主要在表述编者词学观念方面能够起到扩大词集正文传播的作用；后者则在明人别集正文之外看到序跋等副文本对明词的传播效能。基于副文本之导读，也有研究揭示宋代序跋蕴含的广告特性等。[8]副文本作为“文本周围的旁注和补充资料”[9]，与正文本构成互文关系，它们提供有关正文本、正文本作者和编选者等内外多方面的信息，阐释正文本并对其价值作出判断批评等。王成《作为副文本的朝鲜古代选本序跋》[10]和段亚广《明代楚辞注本序跋研究》[11]二文是副文本理论视野下专门针对序跋的研究，分别讨论了朝鲜古代选本序跋和明代楚辞注本序跋在文献史料、阐释学和文学批评等方面的独特价值。以上研究皆立足于对副文本的发现和利用，强调序跋作为副文本在书籍文本系统中的价值和效能。
第二种是使用副文本理论但相关讨论超出热奈特阐释范畴的研究。李成晴《中古时期文集“录一卷”文本体例的演变》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勾勒出中国中古典籍卷首的“录一卷”实为包含了序传、篇目和解题三位一体的副文本，并抽绎出中古集序“序中含传”与“序传分列”两种内容结构模式自汉到宋的阶段式演进，呈现了中古写本时代集序以及其他如碑志诔铭、年谱、附录等如何构成不同时期文集的副文本。[12]陈昕炜《序跋之文本定位、内容配置与功能类型分析——以〈葵园四种〉为例》[13]是为数不多在副文本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古代序跋作进一步的理论探索者。论文以王先谦《葵园四种》为考察对象，注意到序跋在书籍文本系统中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层级；在序跋既向内又向外的内容配置下，归纳出序跋所处的位置越靠近核心层级其内容的外指向力就越强的规律；视序跋为产品，从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四个环节入手，将序跋功能析分为组篇、交际、宣传、导读四大类。此外，热奈特对副文本的讨论主要围绕书籍系统，李成晴《唐集“以书为序”考》《中古别集篇序、并载之体例及其副文本功能——以〈文选〉李善注引“文帝集序”释证为中心》[14]和西南大学的多篇硕士学位论文[15]则关注到中国古代的篇章序，特别是前两篇，一则回归《文选》，发现在“诗、书并投”的书札制度下唐集中的诗前副文本出现了“以书为序”和“以序律书”的现象，书启文体对唐诗的诗题和诗序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则考察中古别集中的篇序和“并载”两种体例并论析它们的副文本功能。以上研究立足中国古代序跋的文献文本，在热奈特所论基础上皆有拓进。
第三种是未用副文本理论但相关讨论仍在热奈特阐释范畴内的研究。虽然中国古代序跋研究中已出现不少运用副文本理论的成果，但从整体上看未用此理论的研究仍占多数，但这些未使用副文本理论的研究中有相当一部分却未超出热奈特的阐释范畴。对序跋传播效能的探究，有和陈水云同样关注词集序跋且发表于同年的谭新红《宋人词集序跋之传播刍议》以及陈柏桥、李惠玲《从〈花间集〉历代序跋看其经典化进程及意义》等[16]；对序跋文献价值的阐析，有吴波《〈阅微草堂笔记〉序跋辑考及其文献价值》和屈斌、王晓薇《吴澄之族谱序跋所见宗族与修谱——以元初江西抚州及周边为中心》等[17]；对序跋蕴含的批评价值的讨论，有王天觉《论明人的唱和诗体观念——以唱和诗集序跋为中心的考察》、程嫩生《论戴名世序跋与科举》[18]等。而序跋多方面价值的综合研究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硕博论文中，几成序跋文体研究的固定格套。此类研究繁多且重复，在此不作细述。
第四种是未用副文本理论且相关讨论超出热奈特阐释范畴的研究。这类研究虽然未用副文本理论，但注意到序跋与所序文本之间多重的关系场，同时更将序跋视为独立文本，作为文的一个类别予以考察。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序跋的书写，讨论不同序跋类型面对其在文本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担负的具体文体责务、请序作序的复杂人际关系等情况如何展开书写，进而形成序跋文体的书写特色。如徐雁平对清代家集总序的书写构造及文化意蕴、对明清集序中“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此类新兴文学叙写方法的考察[19]；王润英对王世贞根据与请序者之间不同的主体间关系而采用各异书写策略的探析[20]；以及赵宏祥从钱谦益的撰作中总结集序写作重在“认题”与“立意”两端等[21]。一是研究序跋对社会文化的建构，序跋不只是文学表达的样式或媒介，在与思想、政治、学术、文学等领域的互动中，它更深层参与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建构。如王润英讨论集序书写在“后七子”文盟组建初期至晚期不同阶段对其文学思想的塑造、明初士人如何通过谱序书写完成从中央到地方的上下连接[22]；马东瑶以序跋为重点考察对象，揭示周必大跳出南宋词臣之文与理学之文的对立窠臼，接续欧、苏而获得持续发展的“士大夫文统”观[23]；郭英德注意到陈玉璂《学文堂集》多达四十人撰作的序文，阐析序文在维系民间学术共同体以接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衍生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24]。
以上四种状貌，第一种使用副文本理论且相关讨论在热奈特阐释范畴内的研究呈现出理论引入早期亦步亦趋的照搬和挪用特点，在与西方现代文本系统的平行比对中，中国古代序跋反而被困在“副文本”里，强调其为正文本服务的多方面价值。第二种虽然积极运用副文本理论，但因结合了中国古代序跋文本生成和衍变的历史发展实践，显然超出热奈特的阐释范畴，比如古代书籍副文本系统“录一卷”的变化，书籍之外对篇章副文本的探究等。第三种未用副文本理论但相关讨论在热奈特阐释范畴内的研究未能及时与理论接轨，仍在以往“文”的笼统概念下论析中国古代序跋的价值和功能，难以发掘序跋的文体个性。第四种未用副文本理论且相关讨论超出热奈特阐释范畴的研究和第二种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虽然未用理论，实际却在“副文本”的理路下展开思考，关注序跋和所序文本之间的关系场，序跋乃是通过所依附的正文本而发生作用；同时，更视序跋为可以完全独立的正文本，将研究重心放到序跋具有建构性的一面。
显然，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在与副文本理论碰撞的过程中，二者之间偶有融合的惊喜（第二种），但更多的或是对理论浅尝辄止（第一种），或与之“擦肩而过”（第三、四种），整体上看，研究实践与理论存在严重错位。这既不利于中国古代序跋的深入研究，也将影响副文本理论在全球范围的生长性。如何才能打破目前的研究僵局？首先需要的即是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
二、“理论旅行”中的差误：研究与理论错位问题探因
热奈特在1979年出版的《广义文本之导论》中首次提到“副文本性”，但此时表达的内涵更接近后来讨论的五种跨文本关系中的“承文本性”（hypertextuality），与副文本理论并不相干。[25]真正的副文本理论研究乃是从1982年出版的《隐迹稿本》开始，1987年《门槛》的出版标志着理论系统的形成，在1988年的《普鲁斯特副文本》和1991年的《副文本入门》中，热奈特又继续补充和完善。因此，副文本理论实际在20世纪末才逐渐发展成熟。此期内的中国，从外部环境上看，正处于改革开放后政治松绑的时期，人们在渴望物质变革的同时迫切期待突破旧有思想的僵化保守，汲取新的精神养分，于是对西方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成果进行了大规模的译介，甚至出现所谓的方法论热潮。从学术发展上看，在大量引介的西方理论当中，文本理论因为可为中国古典文论实现“现代化”转化提供借鉴而备受国内学界青睐。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作为其跨文本关系讨论的重要部分，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被引入中国。
然而，短时期内恶补式的理论输入使得作为历时性演进的各种西方理论在我国被压缩为“一个共时态的理论平面”[26]，面对多个国别、多种流派、多番“主义”的理论的纷至沓来，在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互动之中很难避免囫囵吞枣和浅尝辄止，从而导致对西方理论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产生理论的异变。而且，根据赛义德的研究，理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程”[27]，出现差误或异变是理论迁移过程中的常态。鉴于此，对上述中国古代序跋研究与副文本理论错位问题原因的探问，势必要从重审该理论进入中国的“理论旅行”开始。
众所周知，一种理论跨越时空去往他国的传播首先往往需要依赖译介，所以翻译对理论传播至关重要。尤其是那些关键术语或概念，它们背后承载着深厚的理论内涵。对西方理论关键术语的翻译，最理想的状态是中文翻译与原文在内涵外延上完全对应，且一个理论概念对应一个翻译术语。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语言差异、译者理解的差异等，要达到此种理想状态具有极大难度。200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史忠义翻译的《热奈特论文集》，书中全译了《广义文本之导论》，并节译了与之密切相关的《隐迹稿本》部分，加上热奈特其他四篇论文，这是国内最早介绍副文本理论的译著。这一中译本对副文本理论此后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在《热奈特论文集》里，史忠义将法语的“paratexte”译为“副文本”。此后国内学界对这个概念又有其他翻译，如格非称之为“准文本”[28]，许德金称之为“类文本”[29]，赵毅衡视之为“伴随文本”中的类别[30]，朱玉彬、陈晓倩又称其为“伴生文本”[31]，等等。在这些翻译中，或因史忠义最初将热奈特理论译介到中国时即使用了“副文本”一词，目前在国内学界“副文本”的译法影响最大。当然其优势也很明显，一方面，它能够说明此类文本基于书籍或篇章而生成的基础特征，是书籍或篇章周边的附属或辅助性产品；另一方面，它为“副文本”，相应地，书籍、篇章的核心文本即“正文本”，二者鲜明地区别开来，在研究中更加便于表述和操作。但是与此同时，“副”与“正”相对，“副文本”的翻译很容易让人顾名思义地联想到，副文本相对于正文本存在地位和价值的高下之别，副文本是正文本的附庸，其功能和作用限于为正文本服务。
在“副文本”的翻译语境下，反映到研究中，尤其早期接受者对理论的掌握尚欠深入，便容易出现本文前面部分论及的第一种情况，在照搬和挪用中主要呈现为副文本为正文本服务的多方面功能和价值。不止古代文学研究，事实上，副文本理论运用极为活跃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亦受此影响。朱桃香《副文本对阐释复杂文本的叙事诗学价值》一文和金宏宇等的专著《文本周边——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是其中较早运用副文本理论且颇具影响力的代表成果，朱文注意到此理论在阐释复杂文本时不可忽视的诗学价值，但仍然强调：“副文本只是文本的边缘现象，批评时予以一定关注是有必要的，但过度关注会导致本末倒置，批评的重点仍然是而且永远是正文主体部分。”[32]金著虽创造性地针对中国现代文学重新界定了“副文本”，所论却仍围绕几种副文本类型对正文本产生的效能和价值。[33]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应和了“副文本”作为配角或辅助文本的意义。事实上，当“paratexte”被译为“副文本”介绍给国内，同时也创造了副文本与正文本存在价值差序的思维陷阱，倘不去深挖理论本质，相关研究便难以突破副文本为正文本服务的限阈。
对中国古代序跋研究而言，“副文本”的翻译还容易造成概念性质认知上的偏差。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观念里，序跋很早就被视为重要的独立文体，和论、说、书、传等其他有着悠长历史的文体共同包蕴于中国古代的文章范畴，亦与这些文体平等地承载着古人传之不朽的愿望而被收入集部文献当中。因而可知序跋在中国古代被看重的仍是与其他文体无差别的正文本属性。既然序跋在中国古代并不被视为“副文本”（或者说古代并没有完整的副文本观念），相应地，副文本理论在中国古代序跋研究中自然更容易被忽略，如本文前面部分论及的第三、四两种情况。也正因为中国古代序跋惯常被当作正文本，若将其置于正、副文本有价值差序的翻译语境下观看，仅揭示其为正文本服务的效能往往会显出一种被困于理论的束手束脚，文体自身的超越性和建构性无法得到彰显。“副文本”的翻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目前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和副文本理论的错位，运用副文本理论的研究难以突破束缚去阐释中国古代序跋的超越性和建构性，阐释中国古代序跋超越性和建构性的研究又常与副文本理论擦肩而过。
既然“副文本”的翻译不尽合理，那么热奈特“paratexte”概念的真正意涵究竟是什么？“paratexte”是热奈特为表达其理论概念而新创的词，由这个法语词汇的构成来看，关键在于前缀“para”。当它作“类似，旁侧，超越”时，来源于希腊语“para（在旁）”；作“防，保护”时，则来源于拉丁语“parare（安排、准备）”。[34]根据热奈特的描述，来源于希腊语的释义显然更符合“paratexte”的文本性质。“类似、旁侧”外更有“超越”之义，也恰好符合中国古代序跋既作为副文本又往往被视为正文本、既对正文本有辅助效用亦颇具超越性和建构性的特征。这里仅是对词汇语义的探源，是否热奈特对此类文本的定义本就在“类似、旁侧”之外包含“超越”义呢？还需要再回到“paratexte”概念提出时的原初语境中去考察。
在《门槛》的前言中，热奈特坦言要为围绕文本的这类辅助性文本找到准确合适的前缀用语并不容易，最后选定“para”是为了说明法语中一种“模棱两可的含义”，类似于另外两个形容词“parafiscal（附加税的）”和“paramilitary（准军事的）”。[35]如果单从热奈特列举的这两个相似词来看，“附属的”“类似的、准的”呈现了这类文本最基础的存在方式和文体形态，为其中包蕴众多的文体类型找到了最大公约数。然而，最大公约数也意味着概念在准确度上的牺牲。为此，热奈特又在注释中借鉴了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关于“para”的解读，试图换用另一种更加普泛的语言来补充对理论的深入阐释：
“pare”是一个双重对立的前缀，同时表示接近和距离，相似与不同，内在和外在……是一个介于边界、门槛或边缘的东西，它有时在边界里侧，有时又在边界之外；是地位平等，同时也是第二位或辅助性的，如客人之于主人，奴仆之于主人。而且，“para”中的事物不仅同时存在于边界的两侧，它本身也是边界和滤网，是将内外连接起来的可渗透的薄膜。它混淆了内外的界限，让外面的进来，里面的出去；它既把里外分开，同时也把里外联结在一起。[36]
在这段描述里，“paratexte”概念双重对立的复杂性被揭示出来。它与文本相似而不同，相近又隔着距离，它是沟通文本内外的门槛，为文本服务却又自有其独立和超越的一面。不仅诠释了这类文本在辅助外具备的“超越”义，也强调了它和文本享有地位的平等。
国内的多种翻译如“副文本”“类文本”“准文本”“伴生文本”等，显然都无法呈现这类文本双重对立的复杂性。笔者目前仅见新近出版的周启荣《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中文版于书前的“翻译名词说明”里特别申明将“paratexte”译作“超附文本”，“取超越但也是附属之意”。[37]周启荣向来注重理论概念的准确并善于从中生发论题，在这部经他通读并多次更正的译本中，“超附文本”的译法正是其此种追求的体现。对比以往的翻译，这个词首次做到了“附属”和“超越”义之兼具。当然，译为“超附文本”也还存在问题，如其词汇构成不甚符合汉语的习惯表达，单看字面也容易出现歧义；并且“副文本”在“paratexte”理论旅行过程当中更早占据了传播优势，短时间内难以被取代。这也是本文虽认识到“副文本”翻译的缺陷，但为与前在者对话，现阶段仍采用此译法的主要原因。
西方语言和汉语不同，前者意义较固定而适合准确表达复杂概念，后者则高度依赖上下文语境才能判断其意涵；理论术语和普通词汇的形成也不同，理论术语是丰富意义的凝结，在语义之外，还需要从多方位、多层次去研究才能真正实现对概念的掌握。就“paratexte”这个理论术语而言，在揭示其内在蕴含的“附属”与“超越”义，以及参考目前国内的多种译法之后，未来或许可以从三个方向来重新翻译此词：一是照顾到目前国内学界对“副文本”译法的普遍接受，继续沿用“副文本”，并为此概念附加有关其“附属而超越”的更准确细致的性质说明；二是译为从字面即能兼顾“附属”和“超越”双重对立意义的“超附文本”，为避免歧义或又可译为“‘超—附’文本”等；三是译为“附文本”“辅文本”等，仅客观描述此类文本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样态，既无价值判断，亦不追求对“附属而超越”意义的诠释和展现。这几类译法各有优劣。需要说明的是，直至今天，热奈特关于此理论的专著《门槛》全文和其他相关文章皆未被翻译成中文，因此“paratexte”具体的译法仍有讨论空间，并且经典翻译总是需要在时间中接受检验。
目前看来，“理论旅行”中译介引起的差误是中国古代序跋研究与副文本理论产生错位的重要原因。对本文而言，最关键的是在探因过程中热奈特“副文本”概念本身蕴涵的“附属”与“超越”双重对立的意义得以重新厘清，使得我们充分得见副文本理论不仅对中国现当代序跋、对古代序跋亦具普适性和兼容性。中国古代序跋如何更好地与副文本理论融合，如何在本土经验与理论模型之间寻得一种动态平衡，甚至根据中国古代序跋的特点扩充和更新副文本理论，建构对中国序跋文本更具阐释力和可操作性的副文本理论，这是本文最后部分试图解决的问题。
三、中国古代序跋对“副文本”理论的扩充
对长期被遮蔽的“超越”义的发掘，使得热奈特“副文本”概念自身蕴涵的“附属”与“超越”双重对立的复杂意义得以重新呈现，这不只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序跋既是副文本又常被视为完全独立的正文本，可在两种文本状态间切换，其价值效能不仅是辅助正文本亦更具超越性的力量，同时更意味着与以往相比未来的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的升级更新。
首先，热奈特认为副文本是第二位或辅助性的，但同时指出它和正文本地位平等，并无价值高下之别，因此使用副文本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序跋便可打破固有观念的束缚，不必再以正文本为中心，局限于阐释同质化的序跋为正文本服务的功能效用，而继续向更加宏阔的中国古代序跋具有的超越性空间展开探索。其次，热奈特所谓的“副文本”并非基于价值判断，而是侧重对这类文本“附属”性质的描述，它们基于正文本而生成，是正文本周边的辅助性文本。序跋在中国古代虽然往往被视为正文本，但显然具备副文本的根本特征，引入副文本理论的思考，有助于摆脱传统研究中淹没文体个性的“文”的笼统概念，呈现独属于中国古代序跋的文体特质。最后，副文本的附属性决定其始终处于和正文本的关系之中，“附属”与“超越”对立而共在，即便探索其超越性的一面，这种超越性仍是通过作为副文本的序跋和正文本之间的关系场而发挥作用。上述几个维度的考量，是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和副文本理论能够实现深度融合的基础，也是未来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可以开拓的方向。
“附属与超越”是中国古代序跋和副文本理论相契的基点，然而除此以外，二者之间还存在本土文学文本与西方异质理论、古典与现代的裂隙。围绕“附属与超越”的基点运用副文本理论考察中国古代序跋，仍须在中西古今的裂隙之间寻找新的洞见，并非以理论框套实践，而应切合植根于中国古代序跋的不同经验，对进入异时空的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作扩充和更新。相较于热奈特的副文本理论，中国古代序跋主要在序跋概念、历时性演变以及功能价值几个大的方面存在差异。在对这些方面的差异作辨析，以及参照差异针对中国古代序跋特性调整理论规约的过程中，具有中国本土特质、对中国序跋更具阐释力和可操作性的“新版”副文本理论亦将得以建构。
（一）序跋的概念。运用副文本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序跋，我们有必要对序跋的概念进行再思考。一方面，热奈特《隐迹稿本》在定义“副文本”时将“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归为同类，这几种文本的性质特征相当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序跋，再次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版本和文本构成上因效法西方文学而与之更具相似性，序和跋除了在文本系统中的位置存在差异外并无太大区别，固可合称。但是序和跋在中国古代意义性质虽相近，却有着不同的形成时间和发展衍变轨迹。另外，热奈特副文本理论的构建主要针对书籍文本系统，所以认为副文本的功用之一乃是“使文本成为书、以书的形式交与读者，更普泛一些，交与公众”[38]。对中国古代序跋而言，特别是序，它们既存在于书籍又存在于篇章文本系统当中，并且书籍序和篇章序又各有不同的演变脉络。因此，在副文本理论视野下研究中国古代序跋，要打破笼统平面的“序跋”概念，将序和跋拆分开，其下又可根据所附正文本的不同再分第二级，如书籍序和篇章序。准确地说，是将“序跋”视为一个文体系统，更关注系统成员在历史中的发展演变。
（二）序跋的历时性演变。热奈特的副文本研究主要是就某部书籍的文本系统展开的静态共时性研究，对副文本缺乏动态历时性的考察，这也是副文本理论向来为人诟病之处，但是中国古代序跋研究却很难避开历时角度的思考。由于副文本与正文本的附属关系，前者深受后者变化的影响，在中国古代，副文本依附的正文本便经历了一场从写抄本时代到印本时代的重大变迁，此期内序跋文体亦相应地呈现出由混杂模糊到逐渐细分和清晰、期间伴随着新制出现的过程。虽然序跋在漫长的古代中国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但随所附正文本由写抄本到印本时代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显著的。据此，中国古代序跋实际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宋前写抄本时代的文体演变形成期，第二阶段是宋及其以后印本时代的文体成熟稳定期。
两个阶段的序跋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相同。在第一阶段宋前写抄本时代的文体演变形成时期，序跋文体的演化确立以及基本内容样式的形成等是此期内最为突显的问题，将涉及序跋和其他文体、序跋系统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叉关联，这也是热奈特副文本理论未能展开讨论的领域。[39]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当中，后代的许多文体被认为发源于经部，以序跋系统中最早出现的序为例，其发源也与经部或者说与先秦时期经学解释环境和功能相关。早期“序”的文体观念尚未确立，古人作传以释经，《易》之《系辞传》《说卦传》《文言传》《序卦传》和《杂卦传》即序的雏形，序和传同源，因此序在写法上也延续了传解经的传统，“序述其意”，解释说明典籍或文章的内容意旨，并且采用了传解经擅长的议论方式。[40]到了后来刘安的《离骚传》，传的写法又呈现出从解经之传向史学层面的人物列传的过渡，序的书写中也因之逐渐出现了有关所序书籍或篇章作者方面的内容。[41]由于早期文本多以单篇流通，某些书籍与篇章并无严格的区分，所以书籍序和篇章序的关联和分野仍待研究，但有研究已经注意到《文选》中已出现以书启来承担诗歌篇章序功能的现象，而唐代出现的长诗题也有分担篇章序功能的意义。[42] 另外，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跋始于唐宋，但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已指出当时不少赋作前有序，后还有“乱”，所谓“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43]。“乱”和序、跋又有怎样的关联？以上这些有关序跋和其他文体、序跋系统成员内部之间的问题充分说明在宋前抄本时代的文体演变形成期，由中国古代序跋出发，可以梳理出一个历史悠久、独具中国特色的副文本演变系统。
在第二阶段宋及其以后印本时代的文体成熟稳定期，序跋的演化确立不再是突出问题，取而代之的问题主要与书籍出版和书籍文化相关。如“一书多序（跋）”问题，某部书籍在多个历史时期都有刊印，根据其历代版本中的序跋可考察此书的版本史和批评史等；书籍作者在人生各阶段均有刻集，甚至有人每到一处任官便刻一集，根据这些集中的序跋可串联出作者的文学和人生变化轨迹等；书籍作者同时请众多的好友相识或名家为其某部书籍作序作跋，根据这些序跋可探析书籍作者背后的社交网络和序跋作者的创作心态等。再如不同种类书籍的序跋问题，印本书籍增长的表现之一是书籍的种类增多，不同类型书籍的序跋往往展现出相应的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背景等，并且书籍类型不同，其序跋撰作亦各有特殊的写法和侧重。又如“梓而有序”文化风尚下序跋的书写问题，随着印本书籍的增长，“梓而有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风尚，请序作序变成文人的日常应酬，序跋的撰作便涉及书籍编著者在与请序者、多类读者等多种主体间关系间的辗转腾挪。[44]
（三）序跋的功能。热奈特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副文本理论的提出与他的叙事诗学体系建构有密切关联，其本质是要建成一部可以囊括所有文本样态的百科全书。因此，他对副文本的阐释偏重体系和类型学的形式建构，更重视跨文本的关系，并未对各种类型的副文本本身形式之外的功能作专门深入讨论。这便促使国内在“副文本”的翻译语境下使用此理论时容易将序跋功能的阐释局限于文献、广告、导读等为正文本服务的效能价值，浅尝辄止且千篇一律，序跋超越性的部分难以被充分阐发。相比之下，序跋在中国古代起源于先秦的解经传统，最初即是理解经典最重要的钥匙，如《易传》、《诗》序、《书》序。并且阐释经义内在地包含了建构性，本身就是一种至高的权力。在这种观念延续下，在不受“副文本”意识影响的中国古代，序跋历来被视为重要文体，影响着经、史、子、集四部的阐释，对中国古代思想和传统知识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在序跋撰作更加谨严的写抄本时代，还是在序跋撰作进入知识群体日常交际生活的印本时代，中国古人始终在尝试通过富于特色的书写，借助序跋与正文本的关系发挥序跋更具建构性的作用。在与思想、政治、学术、文学等领域的互动中，中国古代序跋不只是在场和见证，更深层参与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建构。可以说，热奈特“副文本”概念中蕴涵的超越性在中国古代序跋中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如前文所述，学界目前已有部分研究关注到此点，但仍有非常广阔的空间，值得深入挖掘。
至此，围绕“附属与超越”这一中国古代序跋与热奈特副文本理论相契的基点，针对二者产生裂隙的序跋概念、历时性演变、功能等几个主要方面，我们为副文本理论补入中国古代序跋的本土经验，在中国本土文学与西方异质理论、古典与现代间寻得动态平衡，完成了一场对副文本理论的更新。事实上，中国古代序跋尤其是在进入印本时代以后，在概念和功能等多方面皆能兼容现当代文学中的序跋。某种程度上，基于古代序跋重构的“新版”副文本理论对整个中国序跋都更具阐释力和可操作性。当然，这种建构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它保持着开放性和生长性，可根据未来从中国古代到当今网络电子时代发现的各种序跋新现象随时作出理论上的调整和扩容。
另外，序跋只是副文本家族中的一员，中国古代文学中还蕴藏着其他更丰富的副文本资源，并且它们皆自有一套中国式的发展演变系统。副文本理论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其他副文本在碰撞中能够找到何种契合点？这些副文本又能为副文本理论本身提供怎样的本土经验？这些问题均需在未来继续探索。在全球化的今天，对理论的使用早应跨越狭隘的本土中心主义，无问东西，成功的理论方法在全球的旅行和古今未来的穿梭中都是变化、多元和复数的，在探索与实践经验的动态平衡过程中，理论将不断增殖，发挥出更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潜力。正如热奈特在最初讨论副文本时就宣称的那样：“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副文本性尤其可以构成某种没有答案的种种问题之矿井。”[45]
注释：
[1] [法]杰拉德·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2] 序和跋虽然产生的时间和在文本中的位置均不相同，但它们体制略同，内容和性质相似，二者合称不仅可以区别开赠序、寿序等，对本文而言重要的是它们属于热奈特划归的同一类副文本。
[3] 彭林祥、金宏宇：《作为副文本的新文学序跋》，《江汉论坛》2009年第10期；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4] 可参见殷燕、刘军平《国内副文本研究三十年（1986—2016）——基于Cite Space的科学计量分析》，《上海翻译》2017年第4期。
[5] [法]杰拉德·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第71页。
[6]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7]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 如金雷磊《论宋代图书序跋的“广告”特性》，《印刷文化》2023年第3期。
[9] Gérard Genette, The Proustian Paratexte (Tran. Amy G.McIntosh. Substance2, 1988), p.63.
[10]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
[11]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12] 《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
[13] 《毕节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14]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
[15] 文艺：《梅尧臣诗歌自拟副文本研究——以诗题、诗序与自注为中心》，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赵良婧：《苏辙诗歌自拟副文本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明文静：《王禹偁诗歌自拟副文本研究——以诗题、诗序与自注为中心》，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
[16] 《文艺研究》2010年第8期；《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7]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5年第3期；《宋史研究论丛（第21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9-463页。
[18] 《中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中州学刊》2016年第12期。
[19] 《清代家集总序的构造及其文化意蕴》，《文学遗产》2011年第3期；《“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成为一种文学叙写方法——以明清集序为研究范围》，《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20] 《论王世贞书序文的书写策略》，《文学遗产》2016年第6期。
[21] 《集序写作的“认题”与“立意”——以钱谦益集序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22] 《集序书写与“后七子”文学思想的构筑、演变》，《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10期；《政治在场与话语转译：论明初士人的谱序书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23] 《论周必大的“士大夫文统”观》，《文艺研究》2021年第12期。
[24] 《民间学术共同体的结盟——陈玉璂〈学文堂集〉序文解读》，《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
[25] [法]杰拉德·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第74页。
[26] 陈晓明：《当代文学与文化批判（陈晓明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27] [美]赛义德著，谢少波、韩刚译《赛义德自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页。
[28] 《作者与准文本》，《花城》2009年第6期。
[29] 《类文本叙事：范畴、类型与批评框架》，《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30] 《论“伴随文本”——扩展“文本间性”的一种方式》，《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31] 《翻译中可变之“门”——〈荒人手记〉及其英译本的伴生文本》，《学术界》2015年第2期。
[32] 《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33]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4] 作“类似”，如para-artistique（类艺术的）、para-gouvernemental（类政府的）；作“旁侧”，如parasite（寄生虫）、parabiose（并生）；作“超越”，如parapsychologie（超自然现象）、paradoīa（妄想症）。见黄新成等主编《法汉大词典（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7页。
[35]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
[36] 此部分内容由笔者自译，见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p.1.
[37] [美]周启荣著，张志强等译，夏维中等校《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xii页。
[38] Gé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p.1.
[39] 如贝滕斯（Jan Baetens）就曾指出热奈特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既忽视了不同副文本类型间的交叉联系倾向，也未关注文本与副文本之间的交叉联系倾向。Baetens, Jan. “Review of Seuils”, Poetics Today Vol.8, No.3/4（1987):p.714.
[40] 曾繁靖：《〈文心雕龙〉“序”体观探析》，《斯文》第八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75-89页。
[41] 赵宏祥：《先唐别集序与传体之关系》，《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
[42] 李成晴：《唐集“以书为序”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
[43]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
[44] 王润英：《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
[45] [法]杰拉德·热奈特著，史忠义译《热奈特论文集》，第72页。
【作者简介】
王润英，1987年生，重庆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宋元明清文学研究。专著有《梓而有序：明代书序文研究》，在《文学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