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桐花凤阁评本中，清代评点家陈其泰将《红楼梦》第九回否定为“败笔”,并提出了“贾政延师”的写作构想,在诸家评点中独树一帜。陈其泰的写作构想在情节上与清代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呈现出高度相似性，可为解读《红楼梦》《歧路灯》的延师教子情节提供新的参照和启发。陈其泰评点作为《红楼梦》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特殊形式的补笔，强化了《红楼梦》中塾师的叙事功能，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而其写作构想在与《歧路灯》情节高度相似的表象下，蕴含了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和精神内核。

关键词：红楼梦 桐花凤阁评本 陈其泰 歧路灯

正如清代评点家张新之《红楼梦读法》指出：“通部《红楼》，止左氏一言概之曰:‘讥失教也。’”①从第二回冷子兴演说宁荣二府“最教子有方”的“反面激射全部”(姚燮夹评)②,到第三十三回“不肖种种大承苔挞”的“畅发‘失教’本旨”(张新之回末评)③,《红楼梦》对子弟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对家族盛衰的影响给予了深刻思考。其中，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作为贾府家塾教育与子弟群像的直接描写，历来引起读者关注——“《红楼梦》没有专门谈教育，这是大家很清楚的,但是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当时的教育的一角,作者也是反映了的，那就是著名的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④自清代中期以降，评点者对第九回各抒己见，褒贬不一。其中最为突出的负面意见，当推清道光间评点者陈其泰。在桐花凤阁评本第九回总评中，陈其泰将全回称为“败笔”,并提出了“贾政延师”的写作构想，在《红楼梦》诸家评点中较为独特。陈其泰评点反映了其对《红楼梦》情节、人物和教育理念的多方位思考，值得深入探讨。

一、陈其泰与清代评点者眼中的“贾政延师”

在桐花凤阁评本中，陈其泰常对《红楼梦》文本纰漏提出批评指摘——“前八十回中，亦多失检点应修饰之处”⑤。然而，诸如第九回总评将整回视为败笔者，在陈其泰评点中亦不多见。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墨禄斋主人抄评陈其泰评点《绣像红楼梦》第九回末评:“此回乃败笔也。潭潭公府,存周又望子读书之人，叔侄三人共延一师，吾犹以为非。况委诸义学丛杂中耶?宜改。”⑥又据杭州图书馆藏陈其泰评点本第九回回末总评,“宜改”二字后另有三百余字:“何不作贾政郑重延师，择有名甲榜，文行兼优之人……作者之意,不过欲顺手带出家塾，并补叙贾族诸人，以见贾氏无一佳子弟耳。然宝玉附塾，既不入情，多叙亲戚，亦属无谓。”此本第九回总评上又有眉批如下:“此批乃余少时看书眼光未到，随笔抒写俗情耳。宝玉之情，与俗人不同。……岂如世之顽童，一味逃学，束书不观者哉。(下略)”⑦

已有研究者指出墨禄斋主人抄评《绣像红楼梦》保存了陈其泰评点的早期状貌。⑧就第九回总评而言，可推知陈其泰对该回的看法经历了提出批评、提出写作构想、修正“少时眼光”三个阶段(关于此推测，尚不能排除墨禄斋主人过录时对原本评语的删减。若是，则陈其泰评点经历了提出批评及写作构想、修正“少时眼光”两个阶段)。陈其泰评点体现了其由少年至中年读书的见解变化，作为《红楼梦》流传与接受史上的鲜活案例，已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段批语确实与之前所批眼光见识都增进……这样删改意见是从评点者对人物的认识出发，体现着强烈的主体意识”⑨;“由陈其泰在不同年龄段就《红楼梦》第九回所作出的不同评语可知，少年读者……对小说的接受程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演变过程”⑩,以上二说均颇具见地。

在此基础上，不妨对陈其泰评点做进一步探讨，其首要问题在于，陈其泰的观点在清代《红楼梦》评点者中是否具备普遍性?答案是否定的。当从脂批到清代中后期的评点者们对第九回“闹学堂”的精彩情节津津乐道，对贾宝玉与秦钟的关系多方位品评，以及对以金荣、贾瑞为首的众学童褒贬评价之时，陈其泰却认为此回的写作动机“不过欲顺手带出家塾”,其叙事“既不入情”、其写人“亦属无谓”,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第九回的艺术效果和内容合理性。在与陈其泰同时期的评点者中，唯有黄小田于第九回末评提出:“此回绝不关系全书，何必如此细写?乃《红楼梦》之累笔。”⑪陈、黄二人的持论立场本身就在《红楼梦》诸家评点中独辟蹊径、自成一说。

与黄小田寥寥数语的简单评语不同，陈其泰亦对《红楼梦》第九回“叔侄三人共延一师”和“宝玉委诸义学”两个具体情节提出批评。就前者而言，清代评点者的关注点或如王希廉、姚燮重在揭示该情节的伏笔作用，体现了文章学视域下对小说笔法的重视，或如脂批强调父母教子之不易、张新之与王伯沆讽刺贾政学问空疏，体现了评点者对《红楼梦》情节和人物的不同角度解读，而陈其泰提出的“叔侄三人共延一师”的学统与辈分问题，的确为同时期的评点者所未及。就后者而言，清代评点者如洪秋蕃、二知道人等均已指出贾政对家塾混杂环境的失察,以及对贾宝玉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仍属基于第九回情节合理性的品评，在立场上与陈其泰有本质不同。由此可见，清代评点者在总体上对《红楼梦》第九回持肯定态度的前提下，对“叔侄三人共延一师”和“宝玉委诸义学”等情节的关注点各有侧重，它们共同构成了陈其泰评点的文化背景和话语环境。相较之下,陈其泰不仅将《红楼梦》第九回视为“败笔”,还提出了全新的写作构想，在《红楼梦》诸家评点中堪称独树一帜。

由陈其泰评点衍生的另一个问题则是，其所批评的“叔侄三人共延一师”和“宝玉委诸义学”两个具体情节,《红楼梦》原著是否无可指摘?是否应上升到“败笔”程度?首先，“叔侄三人共延一师”的确存在文本上的纰漏。但也应注意到,一则贾宝玉、秦钟之间的叔侄关系照应后文贾宝玉“又发了癖性”,与秦钟模糊叔侄界限、只论兄弟，这是贾宝玉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情节的必要因素。二则贾政延师作为第九回贾宝玉入家塾前的过场性文字，其意在于引出贾政“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⑫的学业要求，其间又穿插了李贵的戏谑之语,对于塾师人选本未多着笔墨,正所谓“第九回，专写宝玉与秦钟相厚是主,其余俱是宾”(王希廉回末评)⑬,若对延师细节安排得过于细致，则未免琐碎拖沓。其次，关于“宝玉委诸义学”,清代评点者已普遍指出家塾混杂环境对贾宝玉的负面影响，但正如蒙府本第九回末评“此篇写贾氏学中，非亲即族，且学乃大众之规范，人伦之根本，首先悖乱，以至于此极。其贾家之气数，即此可知”⑭,《红楼梦》第九回以贾宝玉入学为线索，对贾府家塾展开细致描写,意在揭示家族败落前夕学失教衰、后继无人的现象，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且经过了精心设计，这也正是“宝玉附塾”“多叙亲戚”的叙事意义之所在。由此可见,《红楼梦》第九回或许存在文本上的纰漏，但其情节或具有特定叙事效果,或具有丰富阐释空间，瑕不掩瑜，读者自可见仁见智，将全回通称“败笔”则未免求之过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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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歧路灯》:“贾政延师”的书写实践

塾师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常见人物形象,延师教子情节在古代小说中亦屡见不鲜。然而，细究陈其泰为《红楼梦》第九回提出的“贾政延师”的写作构想，能将延师教子情节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的作品却极为罕见。但是，早在陈其泰评点的半个世纪之前,一部与《红楼梦》同时期的小说却几乎完整实现了陈其泰的写作构想，这就是河南小说家李海观撰写的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本文现将陈其泰的写作构想依情节进展划分为三个段落，并与《歧路灯》逐一对比如下。

(一)贾政延请“文行兼优之师”

陈其泰构想的第一个情节段落自“何不作贾政郑重延师”起，至先生“力辞而去”止。此即相当于《歧路灯》第二回“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的内容。

在此阶段中，陈其泰对贾宝玉塾师的预期是“择有名甲榜,文行兼优之人”。在《歧路灯》中，谭孝移为其子谭绍闻延请的第一位塾师娄潜斋，正是这样一位“文行兼优”的良师。娄潜斋出场时为府学秀才，后中进士，出宰馆陶、济宁等地。娄潜斋为人谨遵孝悌之意，事兄长娄翁极为尽心;其为文才思出众，曾受到“能文高手”谭孝移的推崇;其处事明敏果断,面对众乡绅对保举进京日期的束手无策，不仅一言而决，而且判断准确，得到谭孝移的称许；其为官颇有政声，造福一方。娄潜斋作为李海观笔下理想化的人物之一，是《歧路灯》中“文行兼优之师”的典型形象。

陈其泰对贾政延师之礼的设计为“隆其礼貌，厚其修脯,待先生曲尽忠敬”。《歧路灯》书写谭孝移延师之礼，不可谓不隆重忠敬:“谭孝移便叫王中拿护书来……放在桌面,低头便拜。……又拜谢了潜斋令兄，又谢了孔耘轩。少坐一会,拜别起身。”⑮入学当日，谭孝移亲自坐车来请娄潜斋,“设下师座，自己叩恳拜托”。⑯纵观谭孝移的延师礼节,从商议事成的当场“三拜”,到入塾之日的叩恳拜托，乃至“米面柴薪、调料菜蔬，无不完备”⑰,甚至将娄潜斋之子娄樸一同邀至谭宅读书,从根本上解决了娄潜斋教子的后顾之忧。至此，谭孝移延师已堪称礼数周全的典范。

为了体现谭孝移延师之郑重,《歧路灯》还设计了更值得玩味的细节。此即第二回开篇，谭孝移自丹徒归来后,娄潜斋、苏霖臣等一众友人前来谭宅接风。谭孝移此时已有“悔自己延师不早”⑱之意,本可在接风宴席上直接邀请娄潜斋设帐，然而谭孝移却两次声称“我将来有一事奉恳,预先奉敬此杯”“但求潜老后日在家少等，我并耘轩同往”⑲,并未言明延师之意。对此，谭孝移解释为“前日我所以不便启齿者，无有在我家便说请先生之理”⑳,因而执意邀请孔耘轩共同登门，专程延请。正如作者借孔耘轩之口评价谭孝移“原是如此细密珍重”㉑,谭孝移延师的郑重态度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曲尽忠敬”。此外,娄潜斋设帐谭宅后,其教学场景亦与陈其泰构想中的塾师“尽心教训”不谋而同，在此不一一列举。

在陈其泰构想的第一个情节段落中,《歧路灯》唯有二处叙述与之不符。其一，贾宝玉因塾师讲授时文“速化之学”而“心鄙其人，大为枘凿”,此与《歧路灯》中娄潜斋教授《五经》,谭绍闻和娄樸“一日所读之书，加倍平素三日”㉒相左。其二，“先生志不得行，力辞而去”,而《歧路灯》中娄潜斋进京赴试，并非自行辞去。其中，后者属于作者对小说人物退场方式的不同安排，无需深究。前者涉及的塾师形象差异则与陈其泰、李海观的教育理念密切相关，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作专门论述。

(二)“有文无行之师”的登场

陈其泰构想的第二个情节段落自“于是荐馆者纷纷”起,至“存周见其子学业大进，亦甚喜慰”止。此即相当于《歧路灯》第八回“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惰纵学徒”的内容。

在“文行兼优之师”退场之后，陈其泰构思了一位由王爷力荐的“有文无行之师”。在《歧路灯》中，谭宅作为士绅之家,其社会地位不足以结交王府，但李海观同样安排了王氏延请的“有文无行之师”侯冠玉,并为其设计了充满刻骨讽刺的登场契机——“这是一个隔行的经纪提起，一个抖能的婆娘举荐,尼姑择取的日子,师娘便当了家子。这侯先生也就可知”㉓。《歧路灯》对侯冠玉的形象亦作了充分刻画，其为文“也是个秀才，也取过一两次二等”㉔；然其为人“酒馆内也有酒债，博场中也有赌欠”㉕,为师“这东家说他纵惯学生，那东家说他不守学规”㉖,堪称“有文无行之师”的典型形象。

在陈其泰的设计中,“有文无行之师”登场后揣摩宝玉心意、奉承府中众人。在《歧路灯》中,侯冠玉为迎合谭绍闻,夸赞其面相及八字显贵,“说的端福(引者注:即谭绍闻)也不认的他自己了”㉗。不仅如此，侯冠玉还对王氏下了“(谭绍闻)这是一二品之命，妻财子禄俱旺,更喜父母俱是高寿”㉘的结论，“这王氏心满意足，喜的欲狂”㉙并且“自此深服侯先生，几恨相见之晚”㉚。由于此时谭孝移因在京候选而缺席，侯冠玉真正意义上的“东家”便是谭绍闻的母亲王氏，陈其泰构想中的塾师“奉承东家”和“内主已喜”,实则在王氏处得到了双重契合。

在陈其泰构想的第二个情节段落中,《歧路灯》亦有二处叙述与之不符。其一,由于《歧路灯》的人物设计中不存在豪奴和馆童角色，所以未出现塾师“奉承豪奴”与“奉承馆童”的情节。《歧路灯》描写塾师奉承家仆仅有王中一例,但王中作为李海观精心设计的忠仆形象,在小说中深得谭孝移之教，加之内心鄙视侯冠玉学识人品,因此并没有被侯冠玉轻易取悦蒙蔽。此为陈其泰与李海观对仆役角色的不同设计思路，并非本文的讨论重点,亦不影响后文对延师教子问题的讨论。其二，陈其泰设计了塾师为宝玉代笔时文的情节。在《歧路灯》中，侯冠玉同样热衷时文，其甫一出场便将娄潜斋教读《五经》的作法全部废除,“自己到书店购了两部课幼时文,课诵起来”㉛,并为谭绍闻灌输了“时文有益,《五经》不紧要了”㉜的观念。但是,《歧路灯》中并没有出现侯冠玉代写时文呈送谭孝移的情节——《歧路灯》中侯冠玉令谭绍闻呈给谭孝移的唯一一部作品是《金瓶梅》,直接造成谭孝移“猛的一股火上心”“昏倒在地”㉝。这是《歧路灯》中的一笔奇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尽管如此，根据第十二回谭孝移自京中归家后，对侯冠玉明确申明反对时文速成的观点，可想而知的是，即使侯冠玉代笔撰写时文,谭孝移读后也不会“亦甚喜慰”。贾政与谭孝移对时文的不同态度,与前文论述的塾师形象差异共同体现了陈其泰、李海观的不同教育理念。对此，本文亦将在第三部分作专门论述。

(三)贾宝玉“无所不至”的堕落历程

陈其泰构想的第三个情节段落自“宝玉因得肆无忌惮”起,至“亦以狎昵之事，时相亲近”止，此即相当于《歧路灯》第十三回“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至第八十一回“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的内容。相较于陈其泰的写作构想,《歧路灯》为谭绍闻设计的堕落过程显然更为丰富，诸如纵酒狎妓、豢养戏子、聚赌斗殴、购买赃物、烧丹炼金、变卖坟树……这些内容占据《歧路灯》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也是全书描写最为详尽、叙述最为跌宕的篇章。清代读者称《歧路灯》“其父子兴败之由，历尽歧曲,凡世之所有，几无不包”㉞,并非言过其实。《歧路灯》对世家子弟堕落经历的书写已远超陈其泰所列举的题材,甚至比陈其泰本人的写作构想更趋近其所预期的“无所不至”的极致层面。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陈其泰“贾政延师”的写作构想与《歧路灯》文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度。据李海观《歧路灯》自序“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以及作者自序末署乾隆四十二年（1777）,可知李海观约于乾隆十三年(1748)着手撰写《歧路灯》,并于乾隆四十二年完稿，即《歧路灯》的写作时间大抵与《红楼梦》相同,而成书时间略晚于《红楼梦》。但是，由于《歧路灯》成书后长期以钞本形式流传，加之李海观去世后，其次子李蘧、四子李葛将《歧路灯》稿本携至任所，直至道光十一年，李海观孙李于滦“始出原本……其后流传渐广”㉟。此时,陈其泰的评点工作正在进行。但一方面，根据学界对陈其泰评点起始时间的推断㊱,陈其泰对第九回的写作构想,作为其“少时眼光”,当早在此前既已写成。另一方面，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陈其泰曾读过《歧路灯》。因此有理由推测，少年陈其泰在评点时并不知道，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李海观就已经完成了对“贾政延师”的书写实践。这场跨越时空的构思巧合,在《红楼梦》的流传及接受史上，都不失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独特现象。

三、论陈其泰的写作构想与《歧路灯》的书写实践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红楼梦》《歧路灯》的文本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二部小说的比较研究中，亦不乏对曹雪芹和李海观在创作心态、写作动机、教育理念等多角度的深入比较，以及以贾政与谭孝移、贾宝玉与谭绍闻为个案的人物形象比较研究，在此无需赘述。值得关注的是，陈其泰为《红楼梦》第九回提出的“贾政延师”的写作构想，作为《红楼梦》流传过程中衍生的独特文本，在客观上与《红楼梦》《歧路灯》共同构成了延师教子的三种不同书写。一方面,陈其泰的写作构想或可在《红楼梦》文本之外，对《红楼梦》描写薄弱之处加以补缀；另一方面，陈其泰的写作构想虽在情节上与《歧路灯》高度相似，但其教育理念和精神内核却存在本质区别。正因如此，陈其泰评点在实质上触及了《红楼梦》《歧路灯》子弟教育层面的一些关键问题，或可为解读二部小说相关情节提供新的参照和启发。

(一)陈其泰对《红楼梦》塾师叙事功能的强化

陈其泰的写作构想，作为其预期中取代《红楼梦》原著第九回的文本，是《红楼梦》原著的一种特殊形式的补写。不可否认的是，陈其泰提出的修改方案的确弥补了一些原著未经叙述或描写薄弱之处。其中最值得关注者，即在于对塾师叙事功能的强化。《红楼梦》中的塾师形象较为薄弱 ,贾宝玉的第一位业师形象模糊，仅由贾宝玉“我因业师上年回家去了，现荒废着呢”㊲简略提及;贾宝玉的第二位业师贾代儒虽为“当今之老儒”㊳,但小说对其形象的直接刻画并不丰富，仅能从其孙贾瑞“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㊴,推测贾代儒在德行教化方面水平堪忧。可以说,贾宝玉在成长过程中从未遇到过一位“文行兼优”的良师,更遑论得到良师的正面引导。当然,这对于书写忏悔之情和末世情怀的《红楼梦》而言并非败笔,良师的缺失和教育的失败，本身就是贾府家族衰败的重要表征和关键原因之一。

在这一意义上,陈其泰的写作构想，究其实质,是通过“文行兼优之师”和“有文无行之师”的相继登场，尝试性地将塾师形象作为变量引入《红楼梦》文本，通过贾宝玉分别与良师、劣师的相处与磨合,为贾宝玉的人生道路引入来自师长的外部影响。同时，通过贾宝玉与良师、劣师的互动，特别是对其教学内容的反馈，进一步强化贾宝玉背离正统观念的叛逆形象。在这一写作构想中，相较于“有文无行之师”的劣迹,“文行兼优之师”的作用更为重要。一方面,陈其泰为贾宝玉提供了接触良师的契机和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著中良师形象的缺失,并将作者自感深负的“师友规谈之德”在文本叙述层面坐实并具象化。另一方面，原著中贾宝玉将时文视为“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这固然是贾宝玉天性使然，但也不能绝对排除贾代儒之流树立的负面榜样作用。陈其泰安排了良师教诲下贾宝玉仍选择逃避科举时文和仕途经济的情节,从根本上排除了来自师长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从而强调贾宝玉对人生道路的主观选择，由此强化贾宝玉的主体意识。陈其泰对“文行兼优之师”的构想或许不甚符合原著立意,但作为一种试验性的文本，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探索意义。

此外，陈其泰的写作构想中诸如塾师与奴仆的勾结、塾师对家长的蒙蔽、塾师为学生捉刀代笔等情节，均为原著所未及，或可为贾府衰落提供塾师负面影响层面的参考。但有必要指出，陈其泰的写作构想中亦不乏稍嫌蛇足者，此即对贾政“郑重延师”情节的增补。不可否认的是，贾政在延师礼节上确有缺失，不仅没有亲自携贾宝玉拜见贾代儒,其托仆人传话内容亦明显体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但是,《红楼梦》第九回是否适宜出现贾政“郑重延师”的情节却大可商榷。从礼制文化角度，贾政延师礼节的缺失本身就是贾府礼崩乐坏的表征之一。从经济地位角度，贾代儒作为贾府旁支，家道消乏,贾府以其为塾师本有照拂族人之意,贾政的态度不失为二人地位悬殊的直观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从小说情节角度，第九回的贾政延师态度既与第八回末秦业携子拜师的寒微构成对比，又在客观上与第八十一回贾宝玉再入家塾时贾政的恭敬态度形成对照。因此,《红楼梦》第九回贾政延师态度具有特定的叙事效果,若贸然穿插“郑重延师”情节,反而会造成前后文对比的衔接失当。

(二)从陈其泰的观点变化论《歧路灯》的延师书写

陈其泰在后期评点中，对贾宝玉形象的独特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对其“少时眼光”亦有所调整。然而,由此产生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于,考虑到《歧路灯》在情节上与陈其泰早期写作构想具有高度相似性,且谭绍闻个人意识的觉醒在第八十一回之后,其早期形象更类似陈其泰所谓的“世之顽童”,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歧路灯》即为中年陈其泰眼中的“抒写俗情”之作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歧路灯》的延师书写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取得了较为成功的艺术效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小说题材方面,《歧路灯》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唯一一部以子弟教育为主要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延师既是子弟教育的重要环节，也是作者教育理念的直接体现。《歧路灯》多次提及“延师教子,是孝移第一宗心事”㊵或“为子择师，极重大事”㊶,正是强调子弟从师与家长择师的重要性。同时,《歧路灯》的延师书写，其意不仅在于对顽童的引导与约束，还在于对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中师道尊严的维护与推崇。谭孝移延师的礼数周全,与娄潜斋的良师形象相得益彰，共同展现了作者心目中尊师重教的理想境界。

第二,在小说叙事方面,《歧路灯》中多次出现为谭绍闻延师的情节,包括谭孝移延请娄潜斋、王氏延请侯冠玉,以及外父孔耘轩延请惠养民、前辈程嵩淑等人延请智周万等。一方面，每位塾师登场后都不同程度地对谭绍闻的人生经历起到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一次次的延师书写犯中见避,成为推进情节阶段性演进的动因。另一方面，小说通过不同延师场景的对比，在客观上刻画了一系列重要人物形象。仅以谭孝移、王氏的两次延师对比为例，小说至少由此凸显了谭孝移“第一要品行端方，学问淹博”㊷的深谋远虑和王氏“只是供粮饭的我请，管饭的我不请”㊸的昏聩短视、谭孝移与正人君子的同气相求与王氏结拜干姊妹的臭味相投,乃至强调了家庭教育中母亲见识的重要性,以及结拜干亲、结交三姑六婆的负作用。由此可见，在《歧路灯》中,延师本身就是小说推进情节、刻画人物的手段之一。

第三，在作者人生观念方面，相较于曹雪芹出身簪缨富贵之家、经历家庭变故后的穷困潦倒，李海观的人生轨迹截然相反。从李海观祖父李玉琳“康熙辛未岁大饥，玉琳兄弟方谋奉母就食四方”㊹的流离失所，到李海观父亲李甲为邑庠生；从李海观本人中举后出任知县，到李海观次子李蘧高中进士㊺,《红楼梦》结局致力描绘的“兰桂齐芳”场景曾在宝丰李氏一族真实上演。就在李海观的家族地位及人生轨迹的上升过程中，子弟教育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不同于曹雪芹“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的忏悔之情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末世之感，李海观从根本上坚信通过成功的子弟教育,可以改变家族和个人命运，并为时代和社会提供“指路明灯”。正因如此,《歧路灯》的延师教子情节体现了作者的人生轨迹和由此形成的人生观念,并彰显了小说文本的创作初衷和教化主旨。

综上所述，由于《红楼梦》与《歧路灯》在主题题材、叙事手法上均有不同侧重，特别是两位作者截然相反的命运轨迹和人生观念，延师教子情节在两部作品中亦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中年陈其泰或许意识到其“少时眼光”的不妥，但并不能因此贬抑与其早年构思高度相似的《歧路灯》的延师教子书写。

(三)陈其泰与李海观的教育理念差异

正如本文第二章的对比，尽管陈其泰的写作构想在情节上与《歧路灯》呈现出高度相似性，但二者之间仍存在明显差异,即家长(贾政、谭孝移 、塾师(“文行兼优之师”、娄潜斋)对待时文的不同态度。此种差异反映了陈其泰、李海观的不同教育理念,也体现了陈其泰的写作构想与《歧路灯》的不同精神内核。

在《歧路灯》的教育理念中,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李海观及其代言人谭孝移并不反对时文。恰恰相反，在作者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下，科举仕途是书中人物跻身上进的重要渠道，谭孝移、娄潜斋等人都是“能文高手”。李海观所反对的,是侯冠玉之流以时文为要务的急功近利之徒,以及代写时文、科场舞弊等诸多弊端。同时,《歧路灯》并非一昧地维护科举制度，而是对科举制度的消极影响具有清醒认识,书中人物也从未将仕途经济视为唯一目标，甚至在朝野不宁之时，谭孝移主动放弃保举出仕、归家教子。谭孝移的箕山之操与娄潜斋的出仕济民,同样都是作者推崇的理想化境界。

在《歧路灯》的教育理念中,比科举仕进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修身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修身工夫。孔耘轩称“学生自幼全要立个根柢，学个榜样”㊻,谭孝移则对“幼学根柢”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解释:“穷经所以致用，不仅为功名而设。即令为功名起见,目不识经,也就言无根柢”㊼以及“如此读去,到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做官时,便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总之,急于功名,开口便叫做破承小讲,弄些坊间小八股本头儿,不但求疾反迟,抑且求有反无”㊼。可见清代科举虽以《四书》命题,但谭孝移、娄潜斋对谭绍闻的学业要求却是从《五经》入手,从经传中领会儒家道义并最终学以致用。正因如此,《歧路灯》的延师教子情节在实质上承载了儒家文化思想,熔铸了儒家文化精神。这也正是《歧路灯》延师教子情节的文化根源与精神内核之所在。

相较之下,《红楼梦》的精神内核更为丰富多元。仅就贾政对贾宝玉的学业要求而言,由于贾府逐渐衰败、后继无人,贾政亟需贾宝玉求取功名,振兴家业,因此将仕途经济作为对贾宝玉人生道路的唯一规划,将科举时文作为对贾宝玉学业的唯一要求,这本是《红楼梦》反对科举扭曲人性的对立面。但是，或许由于所处时代的外部环境制约,或许因为修改方案受到原著既定人物和情节的掣肘,陈其泰在教育理念及塾师形象的设计上完全延续了《红楼梦》原著中贾政的立场,其所设计的“文行兼优之师”教习八股时文“速化之学”,贾政见到“有文无行之师”代写时文“亦甚喜慰”,与原著中贾政“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的出发点一脉相承——这是一处颇具意味的情节对比，陈其泰所设计的最为理想化的“文行兼优之师”仍未能跳脱出功利主义的时文之学的局限，而此种追求科举功名的功利学风，是自宋代朱熹、二程至明末清初的学术传统，以及在《歧路灯》中均明确反对的。由此可见,正是在对理想化良师的文学想象与书写中，陈其泰设计了讲授八股时文“速化之学”的业师，而李海观描绘了“品行端方，学问淹博”的人生典范，二者的出发点具有本质不同，体现了陈其泰与李海观在教育理念上的明显差异；也正因如此，陈其泰的写作构想在与《歧路灯》情节高度相似的表象下,蕴含了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核，二者不可等同视之。

由此引申,尽管陈其泰本人对《红楼梦》原著提出了尖锐批评，但仅就其提出的写作构想而言,则既没有像《儒林外史》《镜花缘》一般超越时代、对科举制度作出辛辣讽刺,也没有像《歧路灯》一样复归儒家传统、追求“正己修身”的理念和实践,其写作构思同样存在思想上的局限性。但这是时代背景所限，今日读者不宜对此过于苛求。

余 论

在本文的最后，需要探讨的问题尚有，如果《红楼梦》第九回真的被置换为陈其泰的写作构想——就该方案的情节体量而言,所需改动的或许不仅包括第九回，还将占据第九回之后的部分篇幅——“嫁接”后的文本与原著孰为高下?对此,读者大可见仁见智。笔者的浅见是，虽然《红楼梦》第九回并非无可指摘,但陈其泰的修改方案逊于原著。原因在于,其一,《红楼梦》描写了贾府衰败的多方面原因,子弟教育只是其中关键一环。陈其泰对延师不当及教育失败后果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贾府衰落的复杂原因。其二,贾宝玉的形象具有丰富性和独特性,对科举仕途的逃避和背离只是其中一个方面。陈其泰强化了“有文无行之师”在贾宝玉“堕落”之初占据的主导因素,反而因此削弱了贾宝玉的主观意识。以上两点在以子弟教育为主要题材的《歧路灯》中恰得其所，无可厚非，但却会在一定程度上简化并削弱《红楼梦》的情节脉络和人物形象——而这或许正是中年陈其泰修正其“少时眼光”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刘勇强教授的启发与指正，特此致谢。)

注释

①②③⑬冯其庸辑校《重校〈八家评批红楼梦〉》,青岛出版社2014年版,第106、192、892、363页。

④冯其庸《〈红楼梦〉与教育》,《冯其庸文集》第十卷《解梦集》(下),青岛出版社2012年版，第490页。

⑤⑦陈其泰评，刘操南辑《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74-75页。

⑥曹雪芹、高鹗著，陈其泰评，墨禄斋主人抄评《绣像红楼梦》,清藤花榭刻本。

⑧武迪《新见国图藏陈其泰评〈绣像红楼梦〉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22年第4期。

⑨胡晴《〈红楼梦〉评点中的人物批评》,华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⑩蔡亚平《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⑪曹雪芹、高鹗著，黄小田评点,李汉秋、陆林辑校《红楼梦》(上册),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103页。

⑫㊲㊳㊴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117、133、139页。

⑭曹雪芹《蒙古王府本石头记》(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9页。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㊵㊶㊷㊸㊻㊼㊽李海观《歧路灯》,《古本小说集成》据上海图书馆藏钞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39、39、19、25、28、28、39、177、177、185、178、182、182、182、184、178、178、243- 244、237、184、241、171、28-29、238、241-242页。

㉞杨淮《国朝中州诗钞》卷十四“李海观传”,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

㉟朱姗《新发现的〈歧路灯〉张廷绶题识及其学术价值》,《文学研究》2015年第1卷第1期。

㊱苗怀明《〈红楼梦〉评点家陈其泰生平考述》,《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1辑。

㊹刘青芝《江村山人续稿》卷二《宝丰文学李君墓表》,清乾隆刻《刘氏传家集》本。

㊺以上据《各省选拔同年明经通谱》(道光乙酉科), 清道光六年(1826)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