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原是先秦儒家的两篇文章，为孔门“七十子后学”所撰，成书约在战国时期。《大学》主要讨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所作。《中庸》主要讨论性命之学和中庸之道，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西汉时期，二篇被编入《礼记》，成为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汉郑玄有注。六朝隋唐时期，二篇随“三礼”之学而广为流传，其中《中庸》尤显著。到了宋代，在程颢、程颐、朱熹等儒家学者的努力下，二篇从《礼记》中逐步独立，与《论语》《孟子》一起编为“四书”，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

《大学》《中庸》的经典化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以血缘关系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世袭贵族统治旧体系开始瓦解，士阶层开始崛起，新的君臣关系也开始确立。结合历史背景来看，《大学》《中庸》无疑代表了两个时代。春秋之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当此之时，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倡导仁义和担当精神。《大学》属于旧的时代，面对王道浸坏、教化不行的现实，提出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让人们遵守旧的社会规则。如其首章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要求天子“修身”，当然只是儒家的一种政治理想。从战国乃至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帝制时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也从来没有实现过，朱熹就曾经这样感慨过：“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答陈同甫》）

战国是一个诡谲尚诈的时代，辩士纵横、游说驰骋。面对谲诈流行、情伪万方的社会现实，儒家学派内部也起了变化。一部分人继续举着仁义道德的旗帜，但不免流于虚文，甚至是虚伪；另一部分人则强调“慎其独”“诚其意”，在经与权、道德原则与现实生存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中庸之道”是一种高明的人生哲学，“庸”有平常、恒常、日用三义。因其微妙难知，不易达到，故颇为后世儒生推崇，为自古圣贤一脉相传，为孔门心法。

《大学》《中庸》从《礼记》独立而为经典，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历史进程。与《大学》相较，《中庸》似更早为世人所熟知，《汉志》已有“《中庸说》二篇”，且有不少引用《中庸》的文字。如武帝时公孙弘上书曰：“臣闻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长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这段话显然来自《中庸》“哀公问政”。《盐铁论·徭役》贤良文学也曾引《中庸》为说。到了南朝，刘宋戴颙撰《礼记中庸传》，梁武帝萧衍撰《中庸讲疏》，可以说《中庸》的经典化至此已完成。

《礼记》本《大学》自汉以来传承不绝，“唐以前无别行之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初唐孔颖达在郑玄注的基础上为《礼记·中庸》作疏，然尚未独立表彰《大学》之价值。中唐韩愈、李翱等将《大学》《中庸》视为与《孟子》《易经》同等重要的“经书”。到了宋代，《大学》日益受到朝廷和学者们的重视，成为“经筵”讲学之内容。学者开始阐发其义理，如司马光就有《大学广义》《中庸广义》等著作。更有学者重新阐释《大学》的义理以建构儒家的道统，此以理学家程颐、朱熹为代表。程颐认为《大学》传承了孔门心法，作《大学定本》一卷。（《河南程氏经说》）朱熹对《大学》也十分推重，并对《礼记》本《大学》的章节内容、次序等予以重新编定，其《大学章句》云：“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可以说，《大学》的经典化至两宋始完成。

朱熹为《大学》《中庸》作章句，与《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一起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于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刊刻问世。元仁宗延祐（1314—1320）年间恢复科举，以《四书章句集注》取士，奠定了元代以后《大学》《中庸》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时期，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包括《大学》《中庸》在内的“四书”地位甚至在《五经》之上——相对于汉唐时期的“五经时代”，这一时期又被称为“四书时代”。

《大学》《中庸》的独特价值

步入近现代，蹒跚前行的中华民族遭遇到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中国的有识之士在内忧外患中思索着国家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对传统经典作出了富有个人色彩和时代气息的解读，如严复以“自由”解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的“明德”，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经学时代结束了，《大学》《中庸》作为传统经学的一部分，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在全球化的今天，如果以比较文明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经典，《大学》《中庸》在洗涤心灵、安顿生命等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大学之道的核心是教化，教化自己，教化别人，引人向善。个人修养的力量、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教化是讲方法和分阶段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诸句所言颇类似佛家所说的“戒、定、慧”，知止即是戒，有所不为；有所不为，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也就是得到智慧（正见、正思维）。《大学》所讲的知止而后有得的思想，对于喧嚣浮躁的现代文明无疑是一剂良药。中庸之教的核心是以中庸之道安身立命、慈济众生，强调时中、用中，存中观、行中道而不偏颇、不诡激。在纷繁复杂的当代社会，待人接物、立身处世如何掌握原则、把握分寸，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今天的我们阅读《大学》《中庸》还需要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不能单讲道德，不讲规则。早期儒家讲道德有两个缺点：一是受到政治的影响，二是容易有功利心。儒家关心的个人修养，主要是一种道德修养，重视个人道德层次的提高。这种道德修养如果限制于精神修炼和个人提升，当然是有益于自己、有益于社会的，但一旦被人利用，就可能会背离其初衷，甚至走向反面。儒家的理想和信念是好的，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与国人交，止于信”，但如果只讲道德，只是劝善，不讲法律和规则，没有监督和制约，就会成为统治者约束他人、戕害他人的统治工具，甚至“率天下以伪”，最终走向道德的反面。

第二，不能无视利益和欲望。《大学》的“明明德”，理学家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解之，这是以理学解《大学》。其实，如果我们将“明德”理解为正法（天理），可以参照古代印度的思想，兼顾法（正法）、利（利益）、欲（欲望）三个方面。《左传·成公十六年》载申叔时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时顺而物成。”在追求道德理想（正法、天理）的同时，要兼顾利益，要正视欲望的存在。

第三，要有现代眼光和批判意识。近代思想家严复以崇尚个性和实现个人价值来阐释《大学》的“明德”，值得我们借鉴。严复云：“人道民德之最隆，在人人各修其特操，在循异撰而各臻乎其极。”“明德”即“成己”，是实现个人价值；“新民”即“成物”，是实现社会理想。顺着严复的思路再进一步，我们可以将《大学》的“明德”理解为“自由”，从而对《大学》的“三纲领”作出新的解释：“明明德”是自己获得自由，“新民”是使人获得自由，“止于至善”是实现共同自由。对常人而言，“成圣成王”的理想太过遥远，而心灵的快乐和自由却可由自己把握，也更为真实。

如果说，大学之道在导人向善，中庸之教在使人心安，那么更高的一个层次是摆脱各种束缚和羁绊，获得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自由，并使别人也获得这种自由。我想，这是我们阅读《大学》《中庸》等中国传统经典所应抱持的一点理想和希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