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瀛（1809—1890），[1]字通甫，号青耜，江宁（今南京）上元人。晚清军机大臣何汝霖（1781-1853）长子。9岁随家入京，34岁入赀为知州，道光二十六年（1846），38岁始中举人，此后由郎署到台垣，在六部各任上辗转，58岁擢授浙江杭嘉湖道，开始外宦生涯，70岁转两广盐运使赴粤，三载期满被劾卸任，自此寓居杭州西湖至病卒。何兆瀛博涉多通，尤娴朝章国故，有戏癖与鼻烟癖，工书，诗词古文皆擅，特别是词，被谭献誉为与许宗衡齐名的“近词一大宗”。[2]4012所著亦颇丰，有《心庵诗存》《心庵词存》《老学后庵自订诗》《老学后庵自订词》等传世。

何兆瀛具有记日记的意识与习惯，其日记现存清同治三、四年（1864、1865），清光绪元年（1875）、光绪三年至六年（1877—1880）、光绪八年（1882）至十六年（1890）十一月初九日，以及后附《淛闱纪言》存同治六年（1867）八月至九月，共计十六年又两月。虽有文献不全之憾，但如今得见部分恰好对何兆瀛各个重要人生阶段皆有呈现：同治三、四年，其在京师六部任上；同治六年和光绪元年、三年，在浙江杭嘉湖道任上；光绪四年至六年正是其两广盐运使的任期；光绪八年以后日记更堪称何兆瀛晚年杭州家居九载的完整记录。而此期内，清王朝内忧与外患交困，内部有捻军、太平天国、云南回民等起义斗争此起彼伏，外部自两次鸦片战争后，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此后又有中法战争等。何兆瀛不曾如其父那般接近权力中心，但他因此经受的教育涵养、在京见识的世事人情，自有高拔之处，且保留着旋涡之外的“冷眼”；在王朝末期的波涛浮沉里，何兆瀛居京师五十载后，分别以杭嘉湖道、两广盐运使的身份先后去到浙、粤两地，作为相关事务的切身参与者，深度接触到关乎国家命脉的科举、海塘和盐务等要项，这多重因素的难得叠合，为他搭架起一方观看晚清帝国的有利看台。他用日记书写的“附近”，恰是普通人和多数官吏不曾经历的“远方”，与当时的国情前沿具有异乎寻常的紧密关联，像一面镜子，呈示出独特的晚清镜像。

一、从地方开始溃坏的科举

自隋唐创立实施以后直至明清，科举成为历朝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乃是关乎国家命脉的重要政治制度。尽管19世纪中期以后，内忧外患下，清政府无限度地筹集款项，捐纳、保举已成为惯常的入仕途径，但多数士人自觉选择和倾力以求的仍然是由科举进身。[3]何兆瀛曾捐赀作选人，但父亲何汝霖仍勉励其读书，“力图科第无懈”，在38岁终得中举后，却十年屡赴春官不第，48岁送其子何承禧入考场后，何兆瀛独携考具而回，绝意不再与诸少年相争竞。然而由于科考官员为临时委派充任，接下来何兆瀛却在咸丰八年（1858）顺天府的武乡试、九年（1859）的文会试、十一年（1861）的武会试中皆被派充监试，同治二年（1863）又充武殿试弥封官，正如他在自订年谱中所言，对于文武乡会试的考校，除棘墙巡察外，其无不从事参与，和科举的羁绊不可谓不深。

值得注意的是，清中期以来科考舞弊频发，就在何兆瀛首次任考官的咸丰八年顺天府文乡试中出现了清朝三大科场舞弊案中最大的一案“戊午科场案”，此案九十余人受惩处，主考官一品大员柏葰亦被斩决，惩处力度从来未有。[4]333-334此案过后，科场风气得到极大整顿，这在何兆瀛后面参与的几次北京地区的科考中皆有体现。但是日记显示，当同治六年何兆瀛首次踏出北京，去到浙江和广东，亲历地方乡试，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正是从地方科场的混乱无序中，暴露出晚清科场非但未因戊午案发而弊绝风清，情况反而更加严重。朝廷在科举这一国本攸关的政治制度上彼时即便严刑峻法，亦已整顿无力。

《何兆瀛日记》之《淛闱纪言》完整记录了其参与的一场浙江乡试。同治六年（1867）六月，何兆瀛刚到杭州接任浙江杭嘉湖道，八月即入闱，按例充浙江乡试提调官，同场监试为其旧雨谭钟麟。在本年年谱中，何兆瀛写道：“惟此邦士习太不驯谨，如封号不能如功令，百计劝谕，始敷衍合辙，此其一端。”相比年谱，从日记的记述来看，情况则更加复杂。《淛闱纪言》记何兆瀛八月初四赴贡院至九月十三日的内容，其十五日出贡院。不同于主考和同主考等仅在帘内出题、改卷和初选的内帘官员，何兆瀛作为提调官负责贡院内包括考场监察在内的诸项考务和物资供给等，能够亲临考试现场，对考生进出考场情况、考场秩序等更为了解。[5]226

这场浙江乡试从八月初五日点誊录开始，就已出现问题。日记载：“书手闹至上灯始竣事，其中波澜纷起，怪怪奇奇，可恨之至。”（丁卯、8、5）[6]按清制，乡试的誊录书手约在一千二百名，[5]226何兆瀛和谭钟麟从未初开点，直到上灯方结束，亥初才回到官署晚饭，耗费半日。誊录书手的主要任务是将考生墨卷誊抄为朱卷，此一环节至关紧要，誊抄质量和是否在其中做手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考试结果。[7]533究竟在此次点誊录时发现了哪些问题，何兆瀛并未在日记里详录，单是“怪奇”纷起，令他感到“可恨之至”，情状大约可想。初六日，迎主考，正主考乃光禄寺少卿张沄卿，副主考正是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张之洞。两主考姗姗来迟，以致当日祭魁星、分派内外帘官、点内帘匠役和封门等诸事均往后推移，何兆瀛亥初许回署已是疲乏万分。初七日，藩署押解试卷仍是晚到。初八日，点考生并例行搜检，严防考生夹带入场，此环节甚是关键。何兆瀛巳初便点完考生，但到了戌正还不能封号，可知搜检考生竟占用了他们几乎整个白天的时间。个中原因便是“挟卷者太多，殊为可恶”，并且不少人企图利用考场座次舞弊，“或打重坐号，或以三场作头场或以二场作头场”。对此，何兆瀛在日记里写道：“此地人心刁滑之至、奸诈之至，中丞且不愿上至公堂，则其情可极已。”（丁卯、8、8）不仅如此，当晚上灯之后，仍有考生在贡院永道上游佚，甚至径直到公堂上喧呶索水喝，何兆瀛等只得好言遣之，并赶紧令水夫将所有水缸都灌至八分满。白天从浙地考生的舞弊伎俩中刚领教了他们对考试规则的挑战，晚上又见识到其对贡院考场秩序的淡漠与不顾。

考前如此，开考后更是“怪事”连连。初九日正式开考，所幸张之洞出题足够难，考生们被题目威慑而安坐构思，才不曾喧闹。初十日头场交卷后考生陆续出场，提调官负责打开贡院大门，即所谓“放牌”。何兆瀛等人从辰初开始放牌，生生到寅初才完成清场。漫长耗时的背后是日记未曾明言的其间之折腾烦扰，无怪何兆瀛称其为“平生第一苦境也”。（丁卯、8、10）十二日的二场考试中，上堂盖卷面，临时抽卷，何兆瀛发现考生的试卷乃“一团糟苍蝇也”。（丁卯、8、12）十四日三场进场完毕，更加荒唐的事情出现了。当晚浙西金华、衢州、严州三府数百人竟然闯入贡院二门，来求巡抚查问宾兴款项。当被告知此事归属藩司掌理后，这些人更闯上了贡院的至公堂。巡抚亲自与之剖析，仍然不服，且愈闹愈凶。何兆瀛和谭钟麟赶过去，也被围至其中，解释到口焦舌燥。直到巡抚开具谕帖，允其饬司查办，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去。

贡院在考试期间本应戒备森严，如何能闯过大门、二门，乃至冲进至公堂，本身即说明科场监守存在巨大的漏洞。尤值得玩味的是，来闯贡院的浙西金华、衢州、严州三府，号称浙地的“上三府”，自宋代以来即是学术重地。本次乃为宾兴款项来向巡抚讨要说法。这里的“宾兴”，指民间乡绅、商人等为资助当地或家族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而设立的社会公益基金。其发轫于宋代，至清代嘉道以后蔚为大观，颇具明清特色。[8]19-28宾兴主要利用田产、银钱、店房等资产的增值收入无偿资助士子，作为一种社会公益基金，清代的宾兴又往往遵循政府立案管理制度，地方官府直接参与着宾兴的主持管理等事宜。[9]可见，宾兴实际上牵涉着地方官、绅、商三方的关系与地位，是观察清代地方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控制以及社会变迁等方面有效的切入口。[10]75何兆瀛日记里这场浙西三府因宾兴款项而大闹贡院考场的记录，恰好说明晚清地方绅商独立意识的增强以及愈发强势的地位。可为近年来热度不断攀升的明清宾兴和中国古代公益组织等研究提供以往常用的地方志之外日记部分的线索。

正因这场浙江乡试纰漏百出，九月初二日，当誊录书手黎明即搥门大叫，何兆瀛放其出闱时，在他看来简直如同“眼前徙去一千有余厌物，亦快事也。”（丁卯、9、2）初四日，何兆瀛等还将一名被控告卖腰牌的人交出，押送钱塘审办，嫌疑犯竟能借贡院藏身半月。或许从帘内副主考张之洞的视角来看，丁卯浙闱是他日后漫长学官生涯的开始，从此积累了大量的政治人脉。但在帘外提调官何兆瀛的眼里，这却是一场从考前到考后无不充斥着混乱的糟糕科考。丁卯浙闱之后，何兆瀛在浙、粤两地还参与了多场文武乡试，但多是帮忙而未完整参与，科场消息常常得自耳闻，如乙亥浙闱：“闻闱内前日因打号戳，有人大肆咆哮，监临几被众人围困，大有丁卯年闹宾兴银光景。”（乙亥、8、13）“闻闱卷今日进三场二千本，然则尚少七千余。”（乙亥、9、2）如己卯粤闱：“学使之谣，大约非尽无因。……如接中丞时，手握条子一搭，向司道散送。”（己卯、8、26）考生大闹科场考官、考卷被带出、公然递条子打通关节等，想必对于地方科考中存在的诸般行为，何兆瀛后来已是见怪不怪。在日记里，他屡屡将科场问题归诸某地的人心士习，殊不知晚清王朝的系统性溃坏，地方也刚好只是它脆弱的一个缺口。

二、隐患伺伏的江浙塘务

在京师生活近五十载后，何兆瀛于同治五年（1866）十二月授浙江杭嘉湖道。虽是擢升，但年近花甲而将离京外宦，从此“巢痕顿改，清班言路，一扫而空”，不免略有怅怅。好在杭州离其家乡金陵不远，并有素甲天下的秀美湖山，还是予他安慰不少。何兆瀛于次年五月十八日抵达武林后，六月正式接任杭嘉湖道一职。清代道台类别一类为专司一事者，如粮道、河道、盐法道等，另一类则为分守分巡者，兼兵备、水利、驿传、关务等衔，辅助布政使和按察使，巡查辖区政事。[11]95何兆瀛所任浙江杭嘉湖道即属后者。道光朝以后，浙地海塘由杭嘉湖道统管，又因海塘的重要性和清廷的重视，监管海塘在事实上成为杭嘉湖道的主要职责。对于接任此职的忐忑，何兆瀛在年谱中记道：“此官海塘，是专责初任，诸未谙悉，譬夜行之无烛也。”不曾想此后这个杭嘉湖道他竟做了逾十年。

如前文所述，何兆瀛日记除《淛闱纪言》外，只保留了杭嘉湖道任上最后两年多的时光记录，即光绪元年、三年和四年的三、四月间（光绪二年何兆瀛返京述职并返回浙江，耗去百余日，此年日记阙如）。但这段时间刚好是清朝从同治中兴以后进入光绪的社会急剧变化期，何兆瀛日记对其时浙地海塘各项事务的详细记录，亦借由被誉为“海上长城”的海塘此一窗口呈示出这种变动。

唐宋以降，江浙尤其是太湖流域的经济地位上升，渐成为国家的财政渊薮，正如《元史》所载：“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12]2670而这些地区濒临大海，深受海患影响，海塘便是为防御海患而人工修筑的公共工程屏障。江浙的良田生产、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安定等皆有赖于海塘。正因如此，历代政府对海塘工程都非常重视，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唐宋至明清，在塘工的屡毁屡筑、前仆后继中，不仅建成规模宏大的江浙海塘，亦积累了有关海塘工程修筑、维护等多方面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塘务管理制度体系。何兆瀛去到杭州后，便深深得益于历史经验和这套管理系统。

由于杭嘉湖道以下设有东、西两防和乍浦防三个海防同知具体负责，防下又设七汛，有干总、把总率马步兵防守，所以在没有紧要塘工修筑之时，负责海塘统管的杭嘉湖道不必驻工督办，其日常重要事务主要是巡塘。何兆瀛日记便详细记录了光绪元年、三年和四年他每次巡塘的经过，包括出发返程和在各地停留的时间、天气变化、巡视塘工工段、潮汐状况、所见塘工负责人员等。巡塘又可分为例行巡塘和事务性巡塘，例行巡塘指杭嘉湖道平日对海塘工程的巡视查勘，以及在地方长官杭州巡抚督视海塘时陪同巡视。光绪元年、三年和四年，何兆瀛都从每年一月即上塘，特别是汛期内几乎连续几个月每月都会上塘巡查。事务性巡塘则包括因汛期突发险情、祭潮活动等上塘巡视，比如光绪三年五月初至六月初，何兆瀛就曾因大雨导致龙头处工程坍塌严重而三度上塘，加上例行上塘一次，一月内竟有劳劳四次。为更直观呈现何兆瀛每年的巡塘情况，我们以光绪元年为例制表如下：

此外，天气越是恶劣，大雨不断，便越需上塘巡查工程是否受损，导致何兆瀛的巡塘之路往往风雨交加和泥泞滑塌，七十老翁几日往返，每当回署总是疲乏不堪，亦常因此而生病，巡塘后不得不请假几日。这样的情况，何兆瀛在浙十年，年年经历。江浙海塘此期内能够在数次险情中得保平安，离不开如何兆瀛这般的塘防官员的负责勤勉。光绪元年，杭州巡抚杨昌浚针对念汛大口门处工段较长，且外围旧石塘几乎坍损殆尽，奏请将念汛大口门工段约计一千八百余丈分三限（初限、二限、三限）建修获准。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江浙海塘平常坍塌部分能够得以迅速修补，而新的念汛大口门等工程亦在推进，晚清的这道海上长城似乎依然稳固牢靠，但是何兆瀛日记既记录了“巡塘”的秩序井然，却也在经意与不经意间伏着另一条不安的墨线。

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早饭后，牙厘局唐某来见何兆瀛，告知局里存项无多，用项则有增无减，在支借款项中，以塘工岁修和科场垫款为大宗，“局中渐有不支之势云”。（乙亥、2、6）明清两代的塘工修筑资费皆主要由政府承担，清前中期江浙海塘建设得到大力发展，正是得益于政府不吝巨资，于财力等方面的坚实保障。太平天国乱后，国库空虚，塘工岁修曾一度停止，直到同治七年（1868），在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奏请下，塘工才恢复岁修岁筑。短短的七八年过去，政府财政支持又开始变得吃力。岁修和日常抢修，如果再加上杭州巡抚杨昌浚在本年奏请开始新修的念汛大口门工段，可以想见塘工接下来将面临更加沉重的资费压力。资费问题实际已经影响到了江浙海塘官吏的薪俸。光绪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何兆瀛巡塘外出，到达海宁后，当日掌管财务的官吏亦来到衙署，此人“仍不过平日之故态”，其余诸公却对他无不有怨辞。何兆瀛认为“然如扣委员薪水一层，亦无怪人心之不平也。”（乙亥、6、24）这位官吏向大家解释扣薪水实乃杭州巡抚杨昌浚之意，显然并不能得到理解，即便何兆瀛也认为他是在往巡抚身上泼脏水。然而掌管财务的官吏私自克扣其他官吏薪俸近乎荒谬，江浙海塘的经费吃紧却是事实。

既然光绪元年江浙海塘已出现资费问题，那么政府经费是否都用到了塘工修筑和维护等塘务之上呢？光绪三年一月十九日，何兆瀛获知杨昌浚要去巡塘，当月初二日他刚去巡塘完，此次又得陪同，他认为杨昌浚此行乃徒费奔驰：“看固无益，不看亦无害。不过三防及海宁一番供张，又要花去二百圆，只此为功德在地方而已。”（丁丑、1、19）借着胸中的一点“牢骚”，指出其巡塘实则形式远大于内容，还要花费地方二百圆的供张。可知，同样是“巡塘”，在何兆瀛处是巡查塘工，换了其他官员则又另有文章可做。何兆瀛于光绪四年擢两广盐运使，在他尚未离开浙江时，梁章钜之子梁恭辰便急急来接任杭嘉湖道。当年三月十九日，梁恭辰首次巡塘，有趣的是，他直接“预饬海宁州备二百圆，遂将供张、夫马，一概裁去，所谓折干也。”让地方将往常的供张、夫马花费折为二百圆现钱，赤裸裸的“折干”吃拿之法在其手中耍得顺畅而自然。对于“折干”，何兆瀛进一步揭露到：“但恐折干、供张，仍是并行不悖，则海昌杨牧苦矣。”实际上是供张不废，折干亦要，两头占便宜。后来又听说梁恭辰道署安衙，向两县索要一千圆，“仆人一成，三小子一成”，何兆瀛气得在日记里大骂：“此真畜生道中人，不意竟出自世家大族，乃翁开藩吴门，有‘量（梁）不满’之称，可谓是父是子。”

光绪三年三月，杭州巡抚杨昌浚因“杨乃武、小白菜案”被罢免，由任道镕接任。光绪四年三月，何兆瀛交卸杭嘉湖道道篆，梁恭辰接任。杨、何皆是管理江浙海塘多年的官员，而处理塘务问题，经验本就极为重要，生手并不容易掌握。特如梁恭辰者，不仅不熟悉江浙塘务，更俨然一蠹虫。不同于以往仅关注到此期内江浙塘工如念汛大口门工段等的建成，何兆瀛日记更从财政资费、官吏任命等细处，揭开江浙海塘伺伏的隐患。我们因此不仅能从地方科举这样的脆弱缺口，且亦能从看似坚固稳定的海上长城江浙海塘处窥见晚清。在光绪四年四月十四日，即赴粤前一日的日记里，何兆瀛还在为其时的江浙塘务担忧：“塘上之事，日渐其糟，吾不能不为众人忧也。”（戊寅、4、14）

三、积弊至深的两广盐务

光绪四年（1878）二月十七日，何兆瀛接到邸报，获知因浙江东塘防险之功于是月初被擢授两广盐运使。交卸杭嘉湖道后，其于四月十五日出发，六月廿一日抵达广州，并于七月初一接篆视事。何兆瀛此次赴任，具体主管两广地区盐务，而盐务本身关涉甚大，盐课岁入自古便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要财政来源，仅次于田赋。到了晚清，盐课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愈发上升。同时，盐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与百姓生计和社会秩序皆息息相关。或因深知其中干系重大，且对僻远的粤地甚为陌生，日记显示何兆瀛在未动身、尚在浙江时，就特地向在粤地做过官的果勒敏和许涑文等，打听粤东情形和盐政大概。在有了基本了解之后，还是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谨守规矩，不失本来面目，似亦无大剌谬处也。”（戊寅、6、21）何兆瀛不曾料到的是，两广盐运使不仅成为他仕途的最后一站，且竟是被弹劾而丢官，令他多年以后仍无法释怀。

七月初一受篆前日，何兆瀛向俞吉甫询问了盐务诸公事，为避免忙中出错，打算不操切而缓缓收拾。初五日，他已将相关公事大致摸清，但仍感到苦于头绪纷繁，预测一月后当有眉目。按照清代官制，盐运使是地方盐运使司的最高长官，听命于管理盐政之督抚，所掌事务包括督察盐场场民生计，盐商之行息，适时调控盐价；管理官盐的水陆运输，计其道里远近，稽察往来时间，定盐之价值贵贱等。[11]426可见，虽然盐运使下设有经历、知事、巡检及库大使等属员，但此职经管事务仍颇繁杂，包括盐斤的生产、运输和行销诸环节，牵带着民、官、商，已经年逾七十的何兆瀛在短时间内想要谙熟，确系困难重重。因此，除日常在盐运司官署处理公务外，何兆瀛也多次亲临盐务现场。如本年八月十四日，便赴太字码头，查验了由盐务所建造，李寿廷统带的镇东、执中和辑西三轮船。这些轮船大小得宜，极为适合在地形复杂、港汉纵横的两广行盐区行驶和停泊，平时可作巡视和保障盐斤运销之用，一旦有事，又可用于海防，配合陆地防御系统，是两广盐务司当时最重要的装备之一。[13]20十月十五日，何兆瀛又坐火船到东汇关，去盐船上细看了配盐、秤盐等各事，并皆略为考校一番，对东关公务有了进一步掌握。

以上诸项事务似乎主要围绕官盐，然而对于两广盐务而言，私盐始终是伴随其中更加严峻的问题。清政府食盐运销长期采用官督商销的专卖制，导致官盐和私盐价格悬殊，私盐有利可图，这就决定了私盐与官盐的并生共存。两广地区由于负责官盐销售的盐商相对淮商、芦商等豪富获利微薄，历史上甚至屡次欠课误饷，加之行盐区地形复杂，利于走私，以及官府管理存在某些权力真空等原因，导致私盐活动异常频繁，活跃程度远超其他省份。[14]在乾隆时期两广盐区就有“官三私七”之说，报获的私盐案件数量惊人，曾在一月内达五六十起，缴获私盐二十余万斤。[15]私盐盛行带来的危害巨大，最严重的即是导致两广商人不愿充当盐商，盐区的官盐销售困难，直接影响到清政府的盐课收入；此外贩盐的私枭横行，久之或发展成“强盗”，对社会治安造成危害等。

何兆瀛初任两广盐运使时，两广总督乃人称“岘帅”、此前主要靠军功一路晋升的刘坤一，为了在财政上开源，其致力于两广盐务改革，通过建造缉私船队等举措，加大缉私力度。从光绪二年（1876）至何兆瀛到任的光绪四年，刘坤一在两广地区加强缉私已两年有余，此番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呢？在上任两个月后，何兆瀛日记中记录了一次较大的走私案件：“李中协轮艇拿获私盐三船，又获洋盗十七人另一船，数年来火船获盗，此为仅见。”（戊寅、9、7）这次案件缴获的私盐达三船，一方面固然可称缉私委员之用力，但私盐数量大，多半说明此次走私参与者众多；能够将大量私盐运至海上，背后亦很可能有地方士绅或宗族势力等的支持、买通了盐务或巡缉官员。由于何兆瀛并未言明，此处不便论断。但是十月二十八日，日记中又记一案，总仪方曾在程船中查缴出私盐八包，特来向何兆瀛请示。此次缉获的私盐数量虽不算大，但是“程船”本为粤地负责将官盐由省河向各产场运配的船只，因每船领有运使颁发的运盐水程而得名。用运配官盐的程船偷运私盐，更显示出盐务管理系统内部存在的纰漏。对此，何兆瀛的态度是“告以照例办”，并说“其实此乃常有之事，说官话，只好薄惩之，不能听其自化也。”（戊寅、10、28）此类事情不仅经常发生，而且即便被查出，也只是略加惩戒罢了。何兆瀛面对私盐的态度和处理缉私案件的方式，自然并非率意，当是他在粤地几月来所闻所见并处理了众多大情小案后的反应。其中并不严厉较真的部分，实则映照出两广盐务背后难以撼动的积弊。到后来的光绪六年（1880），当柏庆在缉私过程从粤地官员孙楫的坐船里查出私盐，面红一次，最终私盐上交而坐船释放，“不科罪，公私两全”，（庚辰、3、15）何兆瀛甚至认为柏庆委属冒失，将此事当可笑。

何兆瀛未尝不明悉历代盐法和两广盐区当时的实际情形，光绪年《两广盐法志》即由刘坤一等总修，实由何兆瀛等纂修。此书在道光年阮元等总修、伍长华等纂修的《两广盐法志》基础上增补重修而成，从三十六卷扩充为五十五卷、卷首一卷。书中详述制诏、律令、历代盐法考、六省行盐表、引饷、价羡、转运、无引盐斤、缉私、场灶、经费、奏销、解饷、生息、捐输、职官、杂记、盐志等方面，可谓面面俱到。书前还编制了精细的两广行盐运道总图、商盐运道图、配盐图、辑私厂图等多幅，至今仍是研究两广盐业的重要参考文献。[16]387由于相关资料阙如，很难获知何兆瀛纂修此书时的心曲，但是日记中却提到他编写的《缉私章程》。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何兆瀛曾与王梧园商议《缉私章程》中的内容；光绪五年（1879）一月初八日记：“《缉私章程》略有眉目，此事闹了两个月，心中甫能了然。”接着，何兆瀛感叹道：“甚矣文章用曲笔良非易事，而亦煞费苦心。细思之，于我何干？乃必作此违心之论，行此求全之事，安得旷野人处所容我放声一哭耶？”（己卯、1、8）须用曲笔，多方求全顾及，作违心之论，其间的郁郁苦闷，素来谨慎的何兆瀛还是忍不住在日记中偶一倾吐。《缉私章程》编写的困难，个中缘由当和他在处理缉私案件时选择不深究和公私两全的态度类同，盐斤走私背后的纠葛非看不明，恰是看明后方知无可奈何、无从措手。

虽然两广盐务的复杂让何兆瀛叫苦不迭，但盐务官职自古就是人们心中的“肥缺”，尤其某些特殊职位被认为颇有油水而被争抢。何兆瀛作为两广盐运使司最高长官，因此又添一苦：在其任期内，不断有人因谋求职位亲自或托人向其说项。譬如上任后一月，何兆瀛曾在浙江的同僚旧友陆存陔便托前辈许瑶光写信来，希望他能帮忙“或荐馆席，或派优差”（戊寅、8、12）；还有光绪五年会试结束后，主考官周湖登门拜访，亦是趁机为人谋转修馆地；又如光绪六年南昌一位刘孝廉来，其为许辛叔视学江右时所拔之彦，又是被百姓誉为“许青天”的许应鑅之门生，二许皆有书信寄何兆瀛，盛赞刘孝廉工骈俪文，意在请托。但此人见面脱口就要盐埠例馆，毫不讳忌的目的性，令何兆瀛甚为反感。光绪六年三月，在刘坤一之后接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上《请将广东盐运使何兆瀛开缺片》，指何兆瀛年老力衰，无力视事，“委用非人，鹾务日坏，子弟在署，约束不严”，认为“盐务向为利薮，司其事者，无精覈之才，既易为人所欺饰，无洁清之守，又每自饱私囊，大率非老迈贪得者所宜充位”，提议另择廉明干练之员代之，如此粤地盐务方能有所转机。[17]22然而据何兆瀛日记，这次害他丢官蒙羞的弹劾，事实上也与两广盐务职位的委派有关。

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初六日，何兆瀛听闻许涑文当年八月卒于津门，而其次子身涉官司早间亦卒于京师寓所，不禁鼻酸，于是回忆起和这位在年轻时在京便相交的老友之间的恩怨：“然从前为临全招商一事，与我甚不合，刘岘庄亦因此齮龁我，直至张树声劾我，仍是为岘庄修怨，而涑兄所图不成，势必从而下石，此一定之理，不待蓍蔡而可知者。”（甲子、11、6）“临全”是广西地区设立的临桂、兴安、灵川等十一个盐埠的统称，[18]至于临全招商事件，日记中未有详细记载，已难确考，但日记还描述了另一则类似事件。刑部司员兼通商衙门之张赓颺因“小有才能，迹近招摇”为张佩纶参劾，何兆瀛遂提起赓颺之弟赓云在广东时的不良行径：“招摇撞骗，不在乃兄之下，刘岘庄极赏之，屡属委一盐务大差事，余始终不答。此与临全换商一事同，老岘视我如赘，所以属张树声劾我而使去也。”（癸未、6、25）既然与此事类同，可知临全招商事件亦和委派盐务差事相关。按何兆瀛所述，事件原委大致是两广总督刘坤一在临全招商过程中意图委任许涑文，但是何兆瀛并不赞同，导致许涑文所图失落，于是在刘坤一前进谗言，导致后来刘嘱其接任者张树声弹劾何兆瀛。诚然，这只是何兆瀛的一面之词，且多少带有臆测成分。但刘坤一对许涑文的“关照”，笔者无意间发现光绪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坤一复李鸿章的一封长信，从中或可略见端倪。长信里，刘坤一通篇向李鸿章汇报公务，却在信末额外交待：“许涑文可称能品，中堂因材而笃，或可仰赞高深。肃此申谢。”[13]378-379

所谓的真相已然难以分辨，通过何兆瀛日记，可知晚清时期盐务积弊至深，力图改革之士，如“纡徐”的刘坤一和“峻急”的张树声，他们在救弊方面都曾有过出色的成绩，但亦如日记显示，私盐等盐务相关问题一直存在。直到民国时期，随着盐业走向自由贸易才真正得以解决。

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何兆瀛以日记书写的“附近”，密切关联着当时的国情前沿，但这种书写又带有强烈的私人体验，摆脱了历史的宏大叙事。于是科举、海塘和盐务等攸关国家命脉的要项被放到微观和附近的世界中去重新观看。《何兆瀛日记》作为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日记文体特有的缝合力，将宏大化进微细的日常，为冰冷注入流动的情绪，把“远方”拉回“附近”。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士人们纷纷选择以日记的方式作为一种历史书写或生命表达，体量庞大的日记不断涌现。这类不约而同的选择，展现出在外部世界不确定的漂浮中，他们选择了退回与收缩，从周遭出发寻找生命的实感，重建新的“附近”的历史。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近代日记文献叙录、整理与研究”（18ZDA259）阶段性成果。

[1]本文所引何兆瀛日记文本，均来自王润英整理《何兆瀛日记》，凤凰出版社即出。

[2]谭献：《复堂词话》[M]，唐圭璋编：《词话丛编》[C]，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杨国强：《“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与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J]，《清史研究》，2021年第2期。

[4]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

[5]李鹏年等编：《清代六部成语词典》[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6]文中凡引《何兆瀛日记》原文皆使用随文括注形式标明日期，如（丁卯、8、5），指“同治六年丁卯8月初五日”。

[7]光绪四年（1878），礼部磨勘发现癸酉科江西乡试有考生与誊录书手通过暗中作记舞弊，祝庆祺、鲍书芸等编：《刑案汇览三编（第四册）》[C]，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8]毛晓阳：《清代科举宾兴史》[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毛晓阳：《论清代社会公益组织的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以科举宾兴为中心》[J]，《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10]邵鸿：《清代后期江西宾兴活动中的官、绅、商——清江县的个案》[J]，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4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1]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第95页。

[12]宋濂等撰：《元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3]刘坤一著，陈代湘校点：《刘坤一集（第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8.

[14]黄国信：《清代两广盐区私盐盛行现象初探》[J]，《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5]那苏图：《奏为据实奏明仰祈圣鉴事（乾隆九年十一月十六）》，乾隆朝《朱批奏折·财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6]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编：《广西文献名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

[17]张树声：《请将广东盐运使何兆瀛开缺片》，何嗣焜编：《张靖达公奏议》[C]，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18]徐国洪：《清点广西盐法及临全商埠考略》[J]，《广西金融研究》，2008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