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在我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刘先生，注意到我经常捧着文学名著阅读，也通过审度我的禀赋和其他因素，指导我说：“你就报考中文院系吧。将来你也努力去专事文学，最好不再从事第二个行业。”后来，我的经历验证了刘先生的预示。四十多年来，我的学习与工作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文学。从文学系学生、文学系教师、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直到文学研究所，我都与文学相伴。1977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时，留中文系担任文艺理论教师。1980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高校青年教师马克思主义文论专修班学习。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1990年11月评聘为副研究员，1995年12月评聘为国家一级作家。从1995年春调进文学研究所以来，我曾担任和兼任的职务主要有：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副所长、学术委员、研究员职称评审委员、《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编委，《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名誉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至2018年，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工作。

初始时，我所撰写的评论文章，总是从细读、精读作品出发，珍视自己鲜活的阅读体验，侧重于艺术鉴赏与技巧审视。例如，我于1980年7月写作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功于简洁妙在传神》，就是对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的反复阅读后所进行的艺术分析。语言与细节最能体现作品的魅力，是文学品味的首要标志。对吕纬甫这个经历跌宕、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鲁迅没有进行冗长的叙事与扁平的描写，而是通过吕纬甫七次掏烟、点烟和吸烟的细节，寥寥数笔便活现出他颓退法人精神与瘀滞的情态。我还有些批评文章也是从语言和细节切入写成的。如《字有百炼之金一篇有百尺之锦》、《赋到沧桑句便工》和《乡情以绮丽，寄意于遥深》等等。然而，从中国古代文论到当代文学批评所倡导的细读、精读，与所谓“新批评派”的指涉是迥然有别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读者与作者、与时代、与社会、与人生、与心灵等沟通知会的中介。细读、精读不是沉湎，不是封闭，而是经过语言、情节和人物而激发的审美张力，跳出文本，走向诗意的悠远，仰望精神的高地，收获启迪、力量与升华。由于鲁迅思想深刻，立意高远，因而使得他的《在酒楼上》，呈现的是吕纬甫，展示的是时代，呼唤的是进步革新。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的优秀成果，“在解决文学问题的同时，往往也与一个时代正在涌动着的各种潮流构成对话关系”，“越过文学的边界对社会发生影响，决定着它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着一个社会对文学研究重视的程度”[ 泓俊：《文学研究成果评价的不同维度》。]。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历史节点，是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多元兼容的时代。方法论，做为学术热点在八十年代盛行一时，这方面的著述与译著丰富而斑驳。在九十年代，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蔓延，消解性的批评话语成为一种时尚。这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教材与理论批评都产生显著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学术界和文学界开始整体性地反思、鉴别与清理国外思潮渗透带来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学界清醒地意识到各种外来的东西，“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都只有借鉴、参照、补充和丰富的意义，不应从根本上取代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 陆贵山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第4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西论中化的关键在‘化’，中国传统‘化’论提供了重要思路，即以一为本，转而化之，包括性一而体异，理一而境异，道一而势异。”[ 高楠：《文学理论西论中化的关键在“化”》。]

做为在场的亲历者，我在指导学生、职称评定、文学评奖等各项工作中，都必须积极面对与回应大环境的冲碰，调整好姿态，保持住定力。这些年里，我在国内、国外参加百场以上的学术对话、作品研讨与文学交流以及研究生开题、答辩等活动，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文学奖”在内，总共参加十五届国家文学奖评审工作。我在这系列活动中得到学习与历炼，形成更加严整的文学思维与日益坚定的文学信念。文学的特质与作用，决定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审美自律性、归定、边界、功效与品格。除了文学评论，没有什么能够阐明文学的所有问题。任何自然科学方法或文化批评方法都可以是一个视角，解读阐释一个局部。例如女权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对于《海的女儿》蕴含的开掘和阐扬，会产生迥异的审美功效。为追求理想爱情而奉献和牺牲什么，和追求男女平等是两个范畴的事。世俗功利的选择与判断，矮化了文学的境界，也拉低了读者的审美水准，造成阅读的障碍。再如，有论者以基督教文化的视角来评说莫言的作品，认为他某部作品的叙述模式暗含了从“原罪”走向“救赎”的内在结构。这显然是片面的、浅表的，难于走进莫言整个生命体验和作品内蕴的最深处。

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是个百年话题，也是我数十年思索研究的课题。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他还提示人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了解清楚"。我当年讲授过这方面问题，参加过这方面教材的编写。还担任过五年《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以及中国作协相关职务。所以，这方面文献资料触碰的多，积累的资料卡片较多。关涉文学民族性的文章也撰写发表有二十几篇。如《略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品格的张扬与世界视野的拓展》、《论〈满巴扎仓〉的本土叙事与现实品格》、《梦的灵光与美的潜流》、《艺术的折射与梦的潜流》、《论历史剧〈蔡文姬〉的主题》、《在传统和现代的幽径中探寻》和《个体记忆与时代情怀的交替演绎》等。概括提炼起来说，特殊的地域、特殊的历史文化、特殊的积累与特殊的体验，使得民族作家能够走进民族生活的最深处，能够写出族群记忆与审美心理的关键，能够艺术地再现本民族的自然、历史、文化、风俗与风景的画卷。文学的民族特点与风格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作家以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拓展与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增强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说，文学的民族性不是静止的抽象物，不是凝固的符号，而是继续发展前进的依托和起点。民族文学审美内涵的创新性、丰富性与深刻性，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紧密关联，与外界新鲜话语信息紧密关联。我国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经验，是增扩各兄弟民族的公共记忆。只有放开视野，在更开阔的参照系内审视本民族及其文化，才能开辟出更广阔的文学天地。只有把对往昔的回忆与现实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民族性书写与家国情怀乃至人类文明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让审美想象与民族叙事在学习、借鉴、互动、互促中得以升华，从而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色彩。也才能朝着文学经典化的方向前进！

文学的生命力是普遍的，独特的，永恒的。作为一个节点，四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范式的更新与拓进的脉络是语境化的，是清晰的，是显著的。完全可以期待文论的学科建设会有更新的推进。什么东西也替代不了文学评论，而且必将展示更强盛的阐释力与影响力，焕发出崭新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