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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明德
1965年,在我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刘先生,注意到我经常捧着文学名著阅读,也通过审度我的禀赋和其他因素,指导我说:“你就报考中文院系吧。将来你也努力去专事文学,最好不再从事第二个行业。”后来,我的经历验证了刘先生的预示。四十多年来,我的学习与工作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文学。从文学系学生、文学系教师、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直到文学研究所,我都与文学相伴。1977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毕业时,留中文系担任文艺理论教师。1980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高校青年教师马克思主义文论专修班学习。1987年5月至1989年5月,就读于北京大学中外比较文化研究班。1990年11月评聘为副研究员,1995年12月评聘为国家一级作家。从1995年春调进文学研究所以来,我曾担任和兼任的职务主要有:文学研究所与民族文学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副所长、学术委员、研究员职称评审委员、《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编委,《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名誉委员,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至2018年,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工作。
初始时,我所撰写的评论文章,总是从细读、精读作品出发,珍视自己鲜活的阅读体验,侧重于艺术鉴赏与技巧审视。例如,我于1980年7月写作发表于《光明日报》的文章《功于简洁妙在传神》,就是对鲁迅的短篇小说《在酒楼上》的反复阅读后所进行的艺术分析。语言与细节最能体现作品的魅力,是文学品味的首要标志。对吕纬甫这个经历跌宕、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鲁迅没有进行冗长的叙事与扁平的描写,而是通过吕纬甫七次掏烟、点烟和吸烟的细节,寥寥数笔便活现出他颓退法人精神与瘀滞的情态。我还有些批评文章也是从语言和细节切入写成的。如《字有百炼之金一篇有百尺之锦》、《赋到沧桑句便工》和《乡情以绮丽,寄意于遥深》等等。然而,从中国古代文论到当代文学批评所倡导的细读、精读,与所谓“新批评派”的指涉是迥然有别的。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读者与作者、与时代、与社会、与人生、与心灵等沟通知会的中介。细读、精读不是沉湎,不是封闭,而是经过语言、情节和人物而激发的审美张力,跳出文本,走向诗意的悠远,仰望精神的高地,收获启迪、力量与升华。由于鲁迅思想深刻,立意高远,因而使得他的《在酒楼上》,呈现的是吕纬甫,展示的是时代,呼唤的是进步革新。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的优秀成果,“在解决文学问题的同时,往往也与一个时代正在涌动着的各种潮流构成对话关系”,“越过文学的边界对社会发生影响,决定着它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位置,决定着一个社会对文学研究重视的程度”[ 泓俊:《文学研究成果评价的不同维度》。]。
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大历史节点,是思想解放、学术活跃、多元兼容的时代。方法论,做为学术热点在八十年代盛行一时,这方面的著述与译著丰富而斑驳。在九十年代,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蔓延,消解性的批评话语成为一种时尚。这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教材与理论批评都产生显著的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学术界和文学界开始整体性地反思、鉴别与清理国外思潮渗透带来的积极影响和负面效应。学界清醒地意识到各种外来的东西,“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来说,都只有借鉴、参照、补充和丰富的意义,不应从根本上取代中国特色的文化精神”[ 陆贵山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第4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西论中化的关键在‘化’,中国传统‘化’论提供了重要思路,即以一为本,转而化之,包括性一而体异,理一而境异,道一而势异。”[ 高楠:《文学理论西论中化的关键在“化”》。]
做为在场的亲历者,我在指导学生、职称评定、文学评奖等各项工作中,都必须积极面对与回应大环境的冲碰,调整好姿态,保持住定力。这些年里,我在国内、国外参加百场以上的学术对话、作品研讨与文学交流以及研究生开题、答辩等活动,包括“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文学奖”在内,总共参加十五届国家文学奖评审工作。我在这系列活动中得到学习与历炼,形成更加严整的文学思维与日益坚定的文学信念。文学的特质与作用,决定了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审美自律性、归定、边界、功效与品格。除了文学评论,没有什么能够阐明文学的所有问题。任何自然科学方法或文化批评方法都可以是一个视角,解读阐释一个局部。例如女权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对于《海的女儿》蕴含的开掘和阐扬,会产生迥异的审美功效。为追求理想爱情而奉献和牺牲什么,和追求男女平等是两个范畴的事。世俗功利的选择与判断,矮化了文学的境界,也拉低了读者的审美水准,造成阅读的障碍。再如,有论者以基督教文化的视角来评说莫言的作品,认为他某部作品的叙述模式暗含了从“原罪”走向“救赎”的内在结构。这显然是片面的、浅表的,难于走进莫言整个生命体验和作品内蕴的最深处。
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是个百年话题,也是我数十年思索研究的课题。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他还提示人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了解清楚"。我当年讲授过这方面问题,参加过这方面教材的编写。还担任过五年《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以及中国作协相关职务。所以,这方面文献资料触碰的多,积累的资料卡片较多。关涉文学民族性的文章也撰写发表有二十几篇。如《略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品格的张扬与世界视野的拓展》、《论〈满巴扎仓〉的本土叙事与现实品格》、《梦的灵光与美的潜流》、《艺术的折射与梦的潜流》、《论历史剧〈蔡文姬〉的主题》、《在传统和现代的幽径中探寻》和《个体记忆与时代情怀的交替演绎》等。概括提炼起来说,特殊的地域、特殊的历史文化、特殊的积累与特殊的体验,使得民族作家能够走进民族生活的最深处,能够写出族群记忆与审美心理的关键,能够艺术地再现本民族的自然、历史、文化、风俗与风景的画卷。文学的民族特点与风格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作家以他们创作的优秀作品,拓展与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增强了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另一方面说,文学的民族性不是静止的抽象物,不是凝固的符号,而是继续发展前进的依托和起点。民族文学审美内涵的创新性、丰富性与深刻性,和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紧密关联,与外界新鲜话语信息紧密关联。我国民族作家创作的重要经验,是增扩各兄弟民族的公共记忆。只有放开视野,在更开阔的参照系内审视本民族及其文化,才能开辟出更广阔的文学天地。只有把对往昔的回忆与现实的思考结合起来,把民族性书写与家国情怀乃至人类文明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让审美想象与民族叙事在学习、借鉴、互动、互促中得以升华,从而绽放出更加绚烂的色彩。也才能朝着文学经典化的方向前进!
文学的生命力是普遍的,独特的,永恒的。作为一个节点,四十年来我国文学理论范式的更新与拓进的脉络是语境化的,是清晰的,是显著的。完全可以期待文论的学科建设会有更新的推进。什么东西也替代不了文学评论,而且必将展示更强盛的阐释力与影响力,焕发出崭新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