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八四级硕士生，师从钱中文先生学习文艺理论。八七年毕业时，提交的论文《文化批评的理论基础——艺术人类学》获得肯定与好评。一九八七年留所，在文艺理论研究室，直到2015年退休。

八十年代曾试图引进国外的艺术人类学理论来丰富国内的文艺理论知识体系。当时的想法是，利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分析上古的陶器、青铜器的器形与纹饰，上古神话传说母题，结合先秦的文献，对当时的艺术形态的政治结构作点分析。应该说，这是受了海外张光直的工作和李泽厚《美的历程》思路的影响。经过了六、七年深入研究后，特别是八八年参加了中央讲师团在河南汲县教师进修学校讲课一学期和八九年的社会风波之后，反复思考后才意识到：

第一，我所理解和从事研究的艺术人类学，某种意义上仍是一种形上学的文化理论，它的实证与个案研究的风格与方法论特点，在我这里并未得到充分发展；对艺术品个案的分析虽有其长，但试图达到的思想史解释的目的却并不一定能如我所愿，而且这里边的工作量实在大得惊人，绝非数年能够完成。

第二，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风起云涌，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而我借助的理论工具不能有效地回应这个时代的思想难题，解决个人思想上的困惑。所谓君子不器，或者所谓有机知识分子的说法，都影响当时的思考，认为不能简单地驾轻就熟地从事某一具体课题的研究而满足，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所遭遇的历史困境和问题，寻找新的思想出路。

因此之故，虽然按惯性仍然继续发表了几篇有关文化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并组织翻译出版了两本艺术人类学的国外译著，罗伯特-莱顿的《艺术人类学》（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该书的第一个国外译本）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之道》，包括咒语和神秘数字的文章，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下决心转向，着力于与文学理论相关的思想史研究，并以当时亦曾涉猎的西方哲学经典和科学哲学的视野，重新审视中国思想史与当下的社会、理论问题。

九十年代开始，做了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探索，例如清初北方儒学重镇孙奇逢的个案研究，以清代今文经学理路中的“义例”问题为切入口，利用结构主义方法作一点新的解释，并提出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学术史问题。后一个工作，于九十年代中期由杜书瀛先生为主编、钱竞为副主编，申请了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和辛晓征完成了其中的第二部分第一册，主要梳理清末民初知识谱系变化，与现代文学理论的萌芽、诞生。陆续发表了系列文章。在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过程中，始终被一个知识论的问题纠结着，最终认识到自己的治学路径与方向，方法论，基本的理论价值观，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在长期困惑与反省中，写作了《在剌猬与狐狸之间：出自中道观的思想方案之预案》，纪录了这个反省苦恼和折磨自己的思想历程。这个思考方向的延伸，到了世纪之交前后，进一步认识到，纯形上学的努力，知识论的解决，其实并不是问题的真正解决。必须要让理论思考与感同身受的个人生命体验与社会生活进程之间，寻找新的方式，在这个张力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去重新思考思想理论问题。

21世纪之初，为了解决常年困扰的思想理论问题，开始尝试作了一些改变：

方案之一：在单位申请了所重点项目《“壬辰之役”汉文献研究》，对四百二十年前东域地区的一场涉及三国的七年战争做了研究，也申请了日本学振和韩国学振的项目，前后八九次赴韩国，一次朝鲜，一次日本，作资料收集，专家访谈，历史现场堪察，发表了系列文章，2004年在台湾，第七届环太平洋韩国学会议上发表了论文。项目最后结项时，提交的文本中包括国内第一部李舜臣传，以及对历史人物柳成龙、小西行长、沈惟敬的研究。对于这个三国共同的历史，三国学者看法相当不同。正是在与各种异见和对立的历史解释的冲撞中，让我感觉选择这个题目的好处，恰恰就是在批判地对待史料和史实的同时，克服束缚我们的种种民族主义与意识形态的羁绊，达到对历史真相与真理的认知。

方案之二：05年申请了亚洲文化论坛项目，作为项目主持人，举办了涉及中日韩东亚各国和不同地区学者的交流讲座，并举办了零五年、零七年两次涉及东亚文化历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特别是零七年的会议，“亚洲地区的文化交流与冲突”，参与会议的涉及亚洲七个国家，六种语言，会议成果被院外事局科研局给予充分肯定。几十场学术讲座极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意识到，二十世纪还没有过去，历史问题与认识问题的不同，其实正是历史仍在延续，二十世纪的问题和遗产仍然左右着我们，产生后续的影响。而所谓纯粹的人文学研究并不能脱离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纯粹的社会科学研究其实处处彰显着历史中活动的人的感情倾向和立场冲突。

方案之三：带所内年轻同事和学生，作社会调研，游学采风。先是利用亚洲文化论坛的平台，在东北做了三次游学采风，与当地学者交流，听了各种报告，参观了各地展馆陈列，档案馆调查。2011年以后，自费带学生和同道游学采风，包括在黑龙江穆陵档案馆，查阅了八千卷清末民初档案。同时，从2011年起，参与了“毅恒挚友全国大学生志愿服务中心”的支教活动，每年数次参与夏令营或冬令营的西部支教和教师培训工作，深入跑了几十个西部县域中学，职中，同时作当地的档案调查，文化母题研究，采风。在这项工作中，我推动了“以戏剧呈现为方法的经典阅读活动”，在近十年的支教采风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了当前中国文化重建中所遇到的问题之关键所在，特别是对当前整个教育改革的难题、难点，也形成了相对系统的应对方法和策略。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也是因为所里来了许多七零后的年轻学者，我自己也开始带研究生，特别是在人大百家廊晨读不断接触各个专业的九零后的学生们，让我意识到当前教育体系中表现出来的某些知识问题，其实也正是当下文化矛盾的具体体现，因此，如何教，教法为何，恰恰反映了我们自己面对文化冲突中的自觉选择。在与传统经典的批判性对话中，教学相长，事实上现代性的种种困惑得到了不同的解决，也让我看到激活传统文化精神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进行创造的新的可能。

2018年，与“得到”APP音频教学平台合作，做了《论语通读》上、下部共九十八讲，文稿三十五万字，截止目前授众已超五万五千人（“得到”是精品付费教育平台，这里指的订课数字）。2019月三月，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做了《从礼刑并重到崇法唯刑：法家的流变》的视频讲座。目前也在和网络媒体平台合作：《东海三国演义——四百二十年前的战争史与文化交流史》项目。

从2000年到今天，近二十年，由于有了不同的视野和社会调研与实践活动，对过去困扰自己的思想理论问题获得了全新的方向与解决路径，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关键点：古今之变，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有了全新的不同看法。对于我们五零后一代学者来说，经历了文革前十七年，文革中，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历，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不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中解决这个“断裂与延续”的问题，作为学者，知识分子，我们就没有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要想解决这个难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语言问题。自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个语言问题（广义的和狭义的）制约着我们几代中国人的思想和表达能力，认识能力。作为当代中国人，身处当下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如何说话，“接着说”还是“下一转语”，是不自觉地被动地被西方语言所说，还是真正“我说语言”，将决定和影响中国未来文化建设与创新的能力与可能，我们不能不予以极大的重视并做出最大的努力。

这个探索，才刚刚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