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文（1932-），江苏无锡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等。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后赴苏联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1959年夏肄业。1959年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 

一、钱中文对文艺理论的初步反思与探索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和反思

改革开放之初，钱中文在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首先体现在其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论方面的相关学术工作中。他编选出版了《列宁论文学与艺术》，并撰写该书《后记》，提出将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改译为《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他撰文指出，文艺是作为“观念的上层建筑”而不同于政治、法律机构等社会实体存在的，“如果以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原理，或政治的主导地位的原理来代替文艺服务的对象——人民群众，那末，这实际上就以政治代替文艺，把文艺与政治关系庸俗化、简单化了”——这些论断顺应了当时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等方针政策，推动了文艺思想解放运动。

文艺与政治关系，在方法论上又涉及“美学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矫枉过正思维方式的体现是：当时许多人往往以“美学的”方法取代曾经被一度庸俗化的社会历史方法，而钱中文《论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一文则在方法论上贯彻着自己跳出非此即彼思维方式的思路，强调不能因为社会历史方法在苏联、中国一度被庸俗化，而走向完全抛弃社会历史方法的另一个极端。

（二）对俄国文论的探讨

钱中文有关俄国文论的研究也具有较强的反思性，隐含着他对中国当时文学状况的反思。其《论别林斯基的文学思想》勾勒了别林斯基由“与现实妥协”到否定现实的思想变化过程，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了他在“现实的诗”与“理想的诗”的关系上由排斥主观性、理想性、思想性到重视主观性、倾向性及激情的理论变化过程，揭示了现实主义文艺如何处理好主观与客观关系的基本原则。该文还指出，别林斯基“寓于形象的思维”说是第一次出现于俄文中，其“诗人用形象来思考”等说法皆揭示了文学反映生活方式具有形象化的特征。钱中文《通向现实主义高峰之路——托尔斯泰论真实性、客观性、主观性、真诚和分寸感的关系》描述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中围绕现实主义的种种不同观念，对于“生动活泼的局面”表示认可，但指出“其中有的观点是充满了虚无主义的气味”而彻底否定现实主义，强调“文艺中的创新与发展，都必须建立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此外他还发表了《托尔斯泰创作思想浅谈》等文，体现了在俄罗斯文学史研究方面很高的学术素养。

（三）基础理论初探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钱中文开始了初步的理论建构。其《艺术真实与艺术理想》一文的现实针对性较强，主要是针对“文学从谎言解放了出来”后所出现的所谓“写真实”的自然主义倾向及与之相关的缺乏审美理想的价值虚无主义倾向有感而发的。文章强调，“艺术真实”是一种高尔基所谓的“复杂的真实”，而非停留于事物现象表面的“事实的真实”，具有“事物和生命的精神、灵魂和特征”，同时艺术真实还具有生动性、丰富性等特征，并具有“理想品格”。这篇文章逻辑缜密，同时也颇能体现钱中文文艺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坚守人文理想和对价值虚无主义的拒斥，这一价值立场也同样贯穿于他后来对其它理论专题的研究之中。其《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形态》一文对文论尤其现实主义文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文学中感情与思想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这一论题同样具有现实针对性。对于文化大革命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倾向，矫枉过正，后来有人强调“艺术就是感情”，艺术创作离思想越远越好——钱中文认为这实际上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理论界有关人道主义、人性问题、形象思维的讨论是重要亮点，这在当时文化思想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一些学者从哲学方面撰文论述人道主义、人性问题，钱中文则从文艺理论的角度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探讨。其《论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一文已有对人性论的探讨，《文艺创作中的感情形态》也涉及共同人性问题。1982年他又撰写了专题长文《人性共同形态描写及其评价》《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对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在十年动乱中，我们只讲阶级性”，而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收获是“认为人除了阶级性，还具有共同人性”，“共同人性既然是现实的人的根本特征之一和现实关系的组成部分，那就不存在文学能不能描写共同人性的问题，而只是如何认识和描写的问题”。钱中文还辨析了当时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的一些错误倾向，如抽象的宗教说教、非历史主义观念等等，在总体思路上强调“加强美学分析，并不是要否定与美学分析密切相关的历史、社会分析”。他在对别林斯基文论研究中涉及到了形象思维，1978年发表的《论形象思维和艺术形象的特征》，探讨了“为什么艺术形象能够思维”、“艺术形象和科学中的形象”等问题，最终主旨也就在于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不尊重文艺自身规律的一种批判性反思，体现了当时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声音。

以上这些论题皆与现实主义文论密切相关，现实主义可以说是20世纪80年代初不断争论的问题，是影响当代文学创作的大问题。钱中文《艺术假定性的类型和文学的真实形态》等文对现实主义文论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由于独特的时代状况和政治传统，钱中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理论探讨，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尤其现实主义传统中展开的，而由于他自身独特的学术研究经历，又更多是在俄罗斯文艺学传统中进行的，反思性极强，这也是当时中国文论界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的思想定位和方法论特征

经过深刻的反思和初步的清理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钱中文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文艺理论观点，而其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一系列范畴及其理论的成型：大致以20世纪90年代为界，此前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等范畴及其理论，是其理论成熟发展第一阶段的标志，而此后的“交往对话主义”、“新理性精神”等范畴及其理论，则代表着其理论成熟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些成熟理论成果，有着非常深广的学术基础，并与钱中文对自己理论定位的不断探索密切相关。

（一）理论定位的寻求 

钱中文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寻求自身的理论定位，而他首先是在与当时文论界两种偏激倾向的批判性的对话中开始这种探寻的：第一种倾向是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对现实主义传统的激烈否定，钱中文不认可这种非此即彼的偏激倾向，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对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内容进行了比较，提出文学发展的实际过程并不是像现代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线性更迭过程，强调文学发展过程中更迭的是创作思潮，而非创作原则，而现实主义是一种不断综合、创新、发展着的创作原则。第二种理论倾向是提倡“西化”而轻视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价值，此期钱中文通过对巴赫金的初步研究，论述了对话思想，为探讨中西文化、文论关系问题，初步清理出了理论基础；而此后，钱中文持续关注这一重要问题，重视对文学民族文化精神的探讨，积极推动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等问题的研究。

（1）贯通的现代性与开放的自主性：交往对话中的探寻

钱中文对自己理论定位的探寻，是在他后来倡导的交往对话中进行的，而这种交往对话，既表现为他与当时文论界的批判性对话及通过文本与其他学者的理论对话，也表现为与其他学者的实际交往，而与外国当代理论家的直接的交往对话，使其理论具有国际化的视野。

钱中文与法国当代著名理论家托多罗夫等多位学者有过当面的直接对话，围绕巴赫金研究，他与美国等国当代学者多有交流与对话，他的有关巴赫金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在理论的基本定位上，钱中文坚守中国文论的“现代性”而又与传统相互贯通、坚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而又向外国尤其西方文论开放。钱中文是新时期以来较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文论的学者之一，征求钱锺书的意见，他与王春元一起组织、翻译外国文学理论著作，出版了一套力图反映20世纪国外文论研究新进展的丛书《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14种），后来组织翻译《巴赫金全集》——这些贡献当会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在坚守中国文论的自主性方面，钱中文一贯重视古代文论资源在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重要价值。1996年，他主持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组织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后来又在《文学评论》杂志上开设“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专栏，陆续登载了很多相关论文，在学术界形成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在钱中文看来，一部中国现代文论史，乃是中国文论“不断寻求自身现代化，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他也以此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定位，将自己的理论创新融入中国文论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同时，他还使中国文论的自主性与现代性、开放性统一起来，在对各种偏执倾向的持续的批判性反思中，寻求着自身的理论定位。 

（2）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创作原则与贯通的现代性认同 

贯通的现代性认同，体现了钱中文文艺思想的基本立场之一，这一立场贯穿于他对文艺创作原则尤其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的探讨中。现代主义思潮的引进，是20世纪80年代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亮点，钱中文也参与了相关讨论和探索，《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一书就体现了他这方面独特的融会贯通的研究思路。该书《前言》的第一句话是：“当我们的文学走出禁锢而获得解放的时候，它会向何处去”，当时文艺界一些人倡导以现代主义完全取代传统的现实主义，“纵观我国和世界文坛，我以为不存在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取代各种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趋势”，这显然是一种事实判断。现实主义“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文学创作原则，而不是具体的创作方法”——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对现实主义的基本认识。现代主义有利于“创作原则、写作方法多样化，显示着创作的真正自由”，其艺术技巧、手法及“艺术思维”等“也可给我们以借鉴，既可以丰富现实主义，甚至也可自成派别”，但对其中的价值虚无主义，他则一直采取批判的态度——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对现代主义的基本认识和判断。

钱中文《当前文艺理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所针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文艺界逐渐兴起的现代主义思潮，包括当时朦胧诗论争中著名的《崛起的诗群》等文中的现代主义理论，强调，“纵观文学的历史发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为创作原则和文学主导潮流，实际上是贯通古今的”，而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也并不是一种线性进步、相互取代的关系。《无意识自然本能创作动因说》等文还就影响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哲学、心理学思潮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等进行了探讨。其《引进与同化》强调引进现代主义文学时还应同化之。其《文学的诗情——现代主义文学的现实性》一文更是直接提出“我国有没有现代主义文学的土壤”这一问题，他基本上作了肯定的回答；而《民族文化精神与文学发展——当代文学与现代主义》强调“民族文化精神准备着作家的文化心理、创作潜能的选择”，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民族精神与现代意识等可以相互结合。

钱中文对现代主义的认识是逐渐得以深化的，与此同时，他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其《生命在于运动——现实主义是不断的综合和创新》指出，“20世纪现实主义的发展，是以多元化为其特征的”，在中国，“从思潮的角度来说，虽曾出现过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流派，但其主潮是现实主义，是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对于反思过去、推动思想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新时期现实主义的深化，也表现了创作题材的无限开阔”，并充分吸收包括现代主义在内的各种流派的艺术经验、技巧等等，并且也开始逐步重视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

钱中文在这方面的探索在其《文学发展论》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该书第八章就重点讨论了“20世纪文学创作原则多元化”的问题，在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创作原则系统分别论述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概括性的比较分析。“划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原则的原则是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现代主义“总的倾向是对现实的非理性化，使现实微观化、幻象化、绝对的心理化”等等。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流派可能发生更替，而创作原则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存在下去，可能会有变异现象发生，但不可能出现更替。建立在人文理性基础之上的创作，即使采用象征、变形、心理描写等种种手法，也依然是在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和原则，而非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往往建立在“非理性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基础上。

对现实主义基本创作原则的坚持，对其他文学原则认识的拓展，又与钱中文对现代性的贯通性的认同密切相关，其《文化与文论——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问题》指出：“现代性在其过去的历史进程中，往往走向绝对理性而酿成灾难，但它毕竟是个未竟的事业”，“对后现代文化也必须抱有分析、鉴别的态度，吸收其积极的、有用成分，排斥其盲目的解构一切价值、精神的虚无主义与极力建立自身的话语霸权的趋向”——综合起来看，在他看来，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理论乃至中国整个社会、文化等来说，“现代性”皆是未竟之业，因而中国整体发展应建立在现代性的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这后来也成为他“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组成部分之一。

（3）在中与外之间：历史意识与开放的文化认同

坚持现代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相统一的文化认同，历史性与现实性相统一的研究思路，是钱中文文艺思想的重要特征。钱中文高度重视中国文论的民族自主性，这表现为他对文论民族精神、本土化的持续追求，而在他看来，这种种自主性又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或者说只有在充分的开放状态中，中国文论才能真正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割裂传统与现代、古与今、中与外及民族性与现代性等等之间关系及种种文化虚无主义倾向的问题往往出在两个方面：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较强，尊重历史事实的意识较弱——有鉴于此，钱中文强调，中国当代文论的创新和进一步发展，必须建立在对三大基本传统的继承上，即外国尤其西方传统、中国现代传统及古代传统，而他自己对这些传统皆有比较详细的学术史清理和深入的理论辨析及总结，既从思维方式上也从历史事实上，对种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辩驳。

钱中文一直高度重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1993年《文学理论流派与民族文化精神》一书。2003年他发表了《让东方文化重铸辉煌》一文表达他自己的愿望，指出：“如果说，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我国更新文艺理论的第一阶段，它以大力介绍、吸收西方文论观念为特点，以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文论范围，整理、建构文化体系为特点；那么90年中期开始，将是进一步探索、普及、弘扬我国古代文论的新时期，融合多种文论传统的新时期，创造具有我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的新时期，形成我国文论发生革命性转折的新时期”。他自己也热情地推动这场“革命性转折”，围绕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话题，学术界形成了较长时间的争论，分歧不小，但是，在当代文论建设中积极吸取古代文论的文化资源这一总体发展态势已然形成而难以逆转。钱中文在自己体系性较强的专著《文学发展论》中专门讨论了“民族文化精神”，民族传统文化精神资源已成为他理论综合创新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钱中文倡导的交往对话主义，实际上为给民族传统文化以准确定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走向对话：误差、激活、融化与创新》一文，就利用巴赫金的“对话性”和“外位性”理论对中国文论如何在与外国文论不断的对话中发展自己，作了精到分析。其《让东方文化重铸辉煌》一文有同样精深的分析：“人的存在是一种交往对话的存在”，而“交往对话只有承认自我与他者自有价值，各自独立，愿意沟通，相互吸取，才能使对话成为可能”，而所谓中心主义往往与非对话性的“独白”密切相关。西方的独白、霸权固然无益于东方，但其实也无益于西方自身的发展。西方中心主义又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自我中心主义密切相关，因此，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在交往对话中使各自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也有待于超越西方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乃至哲学世界观。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钱中文所倡导的交往对话主义在当代又具有国际意义。

对于中国当代文论来说，现代文论是其所要继承的更直接的传统，钱中文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倾注了很大精力，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合著的《自律与他律——中国现当代文学论争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一书。中与西的关系又与古与今的关系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钱中文反对一切形式的虚无主义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他对中国百年文学理论作了回顾和梳理。新时期标志着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自主性意识的第二次觉醒”，而钱中文自己也是这第二次觉醒过程的亲历者、参与者、推动者。他的《在蜕变中：新时期文学理论十年》一文从马列文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文艺心理学、外国文论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研究等方面，对文论界所取得的理论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文章从单向学科、学科交叉（美学与文论的交叉、基础理论与古代文论的融合等）、中外文论融合研究等方面，描述了80年代以来形成的“多向性格局”，指出应在多样综合中使这种多向性格局进一步深入发展。这种多向性格局又表现为多种并存的文学观，钱中文《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一文把这些文学观概括为“认识论”、“以人类学本体论为基础的主体论”、“象征论”、“艺术生产论”等。钱中文自己则倡导“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文学观，试图对传统认识论有所超越，但可以说是一种综合式的超越，不同于完全抛弃反映论的割裂式的超越。由此可见他对自身理论建构的自觉定位：在综合创新中保持着与其他文学观念理解性的对话关系。

对当代文论的发展，钱中文有着持续的追踪和总结，他完成于2005年的《文化与文论——文学理论的反思与问题》一文概括了新时期至新世纪以来当代文论发展的脉络，揭示我国文论经历了三次冲击，对围绕文艺学学科反思中的反本质主义、学科边界等的有关论争作了梳理，而坚持文学理论学科及文学本身的自主性、反对以文化研究及宽泛的大众文化取而代之，是钱中文的基本理论立场。其《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前景》强调：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理论批评是不合适的。

（4）对中外文论发展“错位”现象的揭示

由于同时持续关注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发展，钱中文还发现和揭示了中西之间在理论发展上的“错位”现象。其《面向新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文学理论新变》一文有集中分析，《文学理论：走向交往与对话》一文更具体的讨论了“20世纪中外文学理论发展的两次错位问题”：第1次错位发生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此期，“中外（主要指西方）文学理论都面临着确立与充实实现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一阶段的西方文学理论批评，与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相比，在理论倾向上恰恰形成了一个‘错位’。所谓错位，主要指双方探讨的问题与兴趣方面，起着正好相反的方向而形成鲜明对照”，即西方“向内转”而中国“向外转”。20世纪80年代，西方重新“向外转”，而中国则在“向内转”，于是形成第2次错位。钱中文认为，这种“错位”是由中与西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文艺发展状况及各自理论发展的不同需要造成的。在两次错位尤其第2次错位中，可见中国文论界“跟着说”的疲于奔命的窘迫状况，而中国文论在“错位”中向西方开放、“跟着说”、“接着说”以至于“与国际接轨”也具有历史的必要性，但是如果仅仅停留于这种状况中而不向“对着说”迈进，则“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就无以自立”。当然，由此也可见钱中文所倡导的综合创新是建立在他开阔的文化视野、深厚的历史意识之上的。

（5）全球化、图像化等与文学、文论的命运

全球化与文学、文论的命运及其相关问题，也是钱中文高度关注的议题。其《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肯定了文化多元共存的意义和重建民族文化的必要性，即必须保留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独特性的异质，而不能让外国的强势文化、工业文化淹没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时，我国的文学也应积极寻求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平衡。与全球化相伴随的是现代传媒技术所导致的文化图像化，图像无节制地扩张和蔓延，威胁到文学的发展，甚至有人担心可能出现图像替代文学、文学消亡的后果。钱中文《文学的乡愁——谈文学与人的精神生态》指出，尽管图像艺术会得到大力发展，以致削弱文学的地位，使用文字写成的作品，可能改变其形式，甚至可以与图像相互结合，但难以互为替代，文学还将继续存在下去，文学理论也将继续发展下去。

（二）钱中文文学观与方法论的定位 

理论定位最终要落实为文学观和方法论的定位。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创作繁荣的背景下，更新文学观、方法论的呼声逐渐浮出水面，文学观念与方法论的更新，也就成为新时期文论发展中的两个亮点，而钱中文则是其中的亲历者和策动者：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4月，在扬州大学召开“全国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会后，钱中文参与主编、出版了《文艺理论方法论研究》一书。1986年被称为“观念年”，钱中文主持了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文学观念学术研讨会”并致开幕词。当时的中国文论界，出于对庸俗社会学的他律文艺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反感，矫枉过正，许多学者倡导纯粹的审美、彻底的自律和单纯的内部研究，这同样体现了思维方式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特点。而钱中文对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超越，在文学观上体现为对自律与他律相融合的不懈追求，在方法论上则体现为对主导与多样相统一的综合创新的执着探索。辩证圆融的文学观与综合创新的方法论，也就成为其文艺思想的两个基本特征。对历史事实的清理、反思与理论创新之间，往往是个循环往复的对话过程。一方面，在对具体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中外理论史的清理和反思之中，钱中文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方法论。另一方面，他也立于自己的文学观、运用自己的方法论，不断重新审视历史，并对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文艺、文化与理论现象作出自己的回应、分析与判断。

（1）在自律与他律之间：辩证圆融的文学观 

钱中文长文《自律与他律——20世纪30年代中期前文学观念之争》就颇能体现他自己倡导的学术理念，该文运用了大量详实的原始文献，并梳理了相关论争涉及的国内外社会历史状况、文化思潮等，具有较高的学术史价值。当然，在理论上，由此文可以看出钱中文辩证圆融的文学观变得更加清晰了，在他看来，自律与他律之间复杂的协调、错动，是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史中的一条重要脉络，并且也是影响、推动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变化的一种重要的结构性力量——尤其对现代文学及其理论来说更是如此。该文还分析了现代通俗文艺所体现出的文艺观，认为现代通俗文艺具有“消遣性、趣味性”与“商品性”两大基本特征——其《文学发展论》一书揭示“大宗文艺”的重要特性是“这类文化、文艺作为商品文化的重要特征是粗俗化，它以懒得思索、厌恶思考的平庸趣味为其准则”，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商业娱乐型文艺观。实际上，钱中文认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艺及其观念同样具有“现代性”，而“这一时期的文学观念也表现了现代性的悖论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文学的娱乐、游戏特性的绝对的排斥上，对通俗文学的否定上”。“更为失察之处是，王国维引进的文学游戏说，实为文学功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使文学独立于政治、哲学的文学自主性的表现，但由于与当时潮流不符，文学的自律说于是被搁置起来了，虽有其时代的合理性成分，但在理论上是偏颇的，有失误的，在后来几十年间发生了消极的影响。这是现代性在文学理论中表现出来的悖论”。

（2）在主导与多样之间：综合创新的方法论

“理论制约着方法，方法服务于理论”，文学观上的“自律与他律”的关系，又与方法论上的“内在研究与外在研究”的关系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反思中，钱中文就开始强调“审美的”与“历史的”文艺批评方法的统一，在当时“文学回归自身”的潮流中出现了极端唯美主义的倾向，他的文章《审美方法的选择与可能》对这种倾向进行了辩驳，指出这些倾向“都以文学创作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当成了文学的本体，制造了理论的片面性”。其《文学社会学的建设》一文分析指出：本来“审美的、历史的”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特色，“但是几十年来，我国文学研究实际上搞的是社会学的文学批评，审美的方法并未受到重视”，以至于后来出现极端的“庸俗社会学”。对此加以批判性反思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许多人又断然不分社会学方法与庸俗社会学的区别，往往把它们捆在一起加以挞伐。什么方法都好，就是不能容忍社会学方法”——针对此，该文实际上提出了重建“文学社会学”的构想。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一文分析和研究了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语言论转向”，然后又分析了新的“文化转向”，指出，西方当代文论的发展也绝非单线型的格局，“内在研究和外部研究都是文学研究，各有长处，都有局限。双方的交叉研究，将是一种取长补短的综合，可能真正会描绘出文学的‘独立’形态来”。

在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所谓“片面的深刻”的矫枉过正的做法受到推崇，而钱中文《文学理论：观念与方法》指出：“如何才能全面、深入了解文学现象，综合研究看来是必由之路”。其《主导·多样·综合：一种趋势——文学研究方法漫议》强调“不同方法所处层次不相同”，“总体方法论”与“专门性的学科方法”有所不同，文学研究方法是开放型的、多层次的，“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为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能，不过综合不是随意的凑合，而是在多样方法的基础上进行自觉的有主导的综合”，“综合可以形成方法的开放性结构”，“有主导地走向综合，也是国际上文艺理论研究中的一种趋向”。其《继承，鉴别，才有创新》分析指出，对我们所面临的三种传统即我国古代传统、现代的传统及西方传统，都要加以继承、鉴别，如此，才能走上真正的综合创新之路。

（3）文学观、方法论探索的结晶：《文学发展论》

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辩证圆融的文学观、主导与多样相统一的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在钱中文提出的“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论中有重要体现（当然也可以说这些理论体现了他对自律与他律融合不懈的追求），而在其体系性极强的《文学发展论》一书中也有集中体现——该书第三、四两章概括性地讨论了文学观念和方法论问题。第三章“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演变”梳理了中外文学观念的演变史，强调“无论在我国还是欧洲，在19世纪之前，可以说不存在现代人那种对文学的理解”，而“19世纪是欧洲文学观念急剧变化的时代，其特点是各种文学观念蜂起，形成了不同的学派”，“19世纪多种文学观念自成系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不同文学观念的分化、发展，恰恰标志着文学现代性的成熟，“说明了文艺学作为科学已开始觉醒”。钱中文又对这些纷繁复杂的文学观念作了概括：“如果我们大致把它们归纳一下，则可以看到，一类文学观注意的是文学与其他因素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的联结与分析，来理解文学；另一类文学观注意的是文学作品本身的构成因素的发掘，来理解文学”。钱中文以“对峙”描述了20世纪不同文学观念的进一步分化、发展的格局，不同的文学观念和思潮“形成了在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中有关文学本质的多种不同的理解”。该书对中国古代、现代的文学观念发展史也作了简要梳理。

文学观的多元化、方法论的多样化，已经成为既成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历史事实，尽管其中的一些观念、方法存在偏激、片面之处，但显然也都能昭示文学活动整体的一些侧面。《文学发展论》第四章在第三章历史梳理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总结，首先指出文学是多本质的，多元化的文学观念就揭示了这种多本质性，相应地，文学研究的方法也应是多样化的。同时，研究文学观念的系统方法也应是多层次的，钱中文认为可以从四个层次展开研究，在我们看来，这四个层次大致又可概括为逻辑（共时）与历史（历时）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讨论文学的本质、本体问题，第二大方面则考察这些本质、本体的历史演变。第一个层次使用的是“审美哲学方法”，在这个层次上，他提出了“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这一重要命题，其重要的方法论特点是超越了传统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简单化命题，只有通过“审美”这一不可或缺的中介，文学才能真正显示出自身的独特本质。第二层次则是运用多种方法探讨“文学本体的诸种特征”，即“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存在的形式”。在这一层次上，钱中文批判性地利用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方法提出“文学是语言结构的审美创造”的命题。综合运用反映论、主体论、艺术生产论等理论提出“文学是主体的审美创造与审美价值创造系统”。最后充分运用接受理论等提出“文学接受是文学审美价值的再创造系统”，这一层次的研究尤其可见其文艺思想综合创新的特征。如果从艾布拉姆斯提出的所谓文学四要素来看，第一层次的研究主要涉及文学与世界的关系（可以说是外部关系），第二个层次涉及的则是作者、作品、读者这些文学活动的内部要素——艾氏只是提出了四要素，文学活动大致也不外由这四要素构成，他并未对这四要素之间的关系作具体分析，而钱中文则从紧密联系的两个层次对这四要素作了系统性、贯通性的分析——打通这两个层次、四要素，尤可见钱中文文艺思想严密的逻辑性及其理论的系统性，当然也可见其对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等的融会贯通。

《文学发展论》一书的结构安排，也可见钱中文辩证圆融的文学观、综合创新的方法论，第一编“文学发生与文学本体观念”、第二编“文学本体的发展”大致属于内部研究，但已是经过他改造过的已远远不同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相对狭隘的“作品本体论”了，除了讨论体裁、风格等作品形式结构因素外，还讨论了创作个性等主体因素及流派、思潮、创作原则及其演变等历史因素，这似可概括为动态的发展的“文学活动本体论”。而第三编“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则相对而言是一种外部研究；第四编“文学史问题”则表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必须综合外部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内部的本体论研究——此亦可见清晰严密的逻辑脉络。钱中文《会当凌绝顶：回眸20世纪文学理论》一文讨论了“俄国、前苏联文艺理论思潮的演变”、“文学理论中的‘语言论转向’”、“主体性、‘内部的’‘外部的’研究问题”、“我国文学理论的几个特点与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换”等问题——由此可见其理论建构广阔而深厚的知识背景，也可见其对文论现代性、开放性与自主性相综融的不懈追求，更可见其作为理论家的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综合创新的文化气度。

三、钱中文在文艺理论建构上的主要贡献

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中文提出了“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交往对话主义”“新理性精神”等一系列理论范畴，这标志着他已逐步探求到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之路。

（一）审美反映论

“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基础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新思潮、新思想对于学界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主体论、象征论、本体论等文艺观被视为文艺观念的最新进展，“反映论”面临着新的危机。钱中文并不理会别人对反映论的曲解和批判，从正本清源式的清理中进行了冷静的还原、发掘和改造工作，既还原了“反映论”的本意，又阐发出了新意，建立起了自己的“审美反映”说。

（1）从反映论到审美反映

钱中文在写就于1982年2月、发表于1893年初的论文《论美学的、历史的文艺批评》中，提出了艺术“审美地反映生活”的问题；1984年在一篇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更新的文章里，提出文学创作是“审美反映”说；1986年发表的《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作了较为详细的阐发。

首先，钱中文认为哲学认识论和文艺反映论有共同之处，但是又有区别。在新时期文论中，反映论或者与认识论一起受到批判，或者被当作认识论给以批判，这种含混式的理解妨碍了对反映论、认识论的正确认识。承认文学的认识作用，但又不能说文艺就是认识，也不能说文艺创作要以认识作用为先；应该把认识与审美联系起来，审美是文艺的根本性质，如果不具备审美特征，那么它的认识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钱中文追根溯源，研究了“反映论”的本意和发展变化。实际上，“反映论”经历了从简单的反映论、机械的反映论向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变化，前者是旧的直观、机械唯物主义的产物，与17、18世纪的科学思维方式关系密切；后者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物，是能动的、革命的、科学的反映论。钱中文挖掘出了“反映”的本义：辩证唯物反映论承认事物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一旦进人的实践，它们也就进入了主体的把握之中；人决不是一面僵死的镜子，反映加入了主观因素，是曲折的、二重化的反映；主观因素中的十分突出的幻想，发生着积极的作用；反映是一种创造活动，等等。

总而言之，“审美反映是一种感性活动，又是一种理性活动，是一种感性的具象活动，同时也渗透着理性的思考；是一种感情活动，感情的愉悦活动，也是显示着哲学、政治、道德观念生动形态的认识活动、意志活动、实践的功能性活动。这是一种上述各种活动的综合。当然，在以具象的、显形的感情形态为存在语言形式的构架中，隐形的艺术思想，始终是它的血肉。”

（2）审美反映论的心理结构、三种现实

钱中文吸收了当时介绍进来的外国心理学成果，对“审美反映”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就创作主体来说，“审美反映”是一种有组织的心理结构，即审美反映心理结构，由四个层面构成：一，心理层，主要涉及文艺创作与接受的心理，其主要成分为感受、感知、感情、想象，它们构成了反映的审美过滤层，创作中的各种因素经过这一层的过滤和相互融合，才能成为审美反映的对象。二，感性的认识层，社会的、政治的、伦理的、哲学的因素都包括其中，并与感情结合在一起的认识，或被感情化了的现象所呈现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同于科学的认识，要比科学的认识、概念、结论丰富得多；三，语言、符号、形式层；四，实践功能层，审美反映类似于对世界的一种精神把握和实践把握，贯穿了感情与意志的评价，并指向实践。同时，这种把握并不要求把文艺的世界、文艺作品当作现实世界和实用的东西，就这方面来说，它具有无目的性。这种方式还决定了审美反映中感情和思想的融合，感性和理性的渗透，认识和评价的感受形式与语言、形式统一的审美本质特征。

钱中文把文艺视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通过前面所说的审美心理结构，使“审美反映”成为可能，这里所说的现实已经具有了新的形态，这就是现实生活、心理现实与审美心理现实三种形态。审美反映要求区别心理现实与作为反映源泉的生活现实；当进入艺术构思、实践时，作为审美反映对象的心理现实就开始转化，内化为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体，作家进一步赋予心理现实以更深刻的感情、思想与评价，将内化了的内容与形式的结合起来，外化为一种言语体裁。这时的现实已经具有了新质，变成了一种审美的心理现实和主体审美把握了的新现实。

（3）审美反映的动力源、审美心理定势 

在钱中文看来，审美反映的动力“来源于主体对世界的具体感受、感知与感动，这是进入审美反映、艺术实践的真正出发点。审美反映必须以主体的表现为主导，才能构成自身。”而审美反映动力源则来自于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定势，即“创作主体所拥有的审美趣味、个人气质、观察才能、创作经验、艺术修养以及广泛的文化素养的混合物。它们不断地流动着、发酵着，其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主体的感情、想象和认识。”作家的审美心理定势是固定的、相对稳定的，但是，这不是绝对的。主客观因素的积累、文化素养的提高，哲学、道德、政治、思想观念，都可能促使它有所变化。社会的自由和开放有助于审美心理定势的发展，相反，则会压抑作家的审美心理定势。审美反映主体的主观性的强烈程度决定了审美反映的成效，其最高要求是创作个性，创作个性也是创造性的最高表现，钱中文指出：“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命体的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变化。”

经过多方面的深入而系统的分析，钱中文终于形成了他对“审美反映”的独特解释。实际上，他所说的“审美反映”已经很难用原来的哲学认识论上的“反映”来规范了，这种审美反映已与审美表现或审美创造相融合、相贯通了。

（二）审美意识形态论

钱中文在继承传统特别是当代文艺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运用自己选择的综合创新的系统方法，提出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意识形态”是“审美反映”的逻辑的必然发展。这是一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屡屡提及的命题，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钱中文文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最大的收获。1984年，钱中文提出“文学艺术固然是一种意识形态，但这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其《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方法更新的迫切性》重申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创作是“审美反映”过程。1986年，他又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其重要的特性就在于它的审美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确定和重新阐释了“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反映”这两个基本观念之后，他以此为根基，形成了其文艺本质观，并构成了其专著《文学原理——发展论》的主旨和框架。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提出了多种有关文艺本质的说法，在科学分析诸种文艺本质观的得失之后，钱中文力图使用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方法来研究文艺的本质，前瞻性地提出了以“审美意识形态”来概括文艺本质的可能性：“从社会文化系统来观察文学，从审美的哲学的观点出发，把文学视为一种审美文化，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把文学的第一层次的本质特性界定为审美的意识形态性，是比较适宜的。”

钱中文把研究文学本质的目的定位于揭示文学把握现实特有的对象、创作主体的特征和独特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并从这些方面的分析中具体论证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特性。文学描写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个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和人的精神生活等文化现象，它既包括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等内容及其思考，又包括个人的命运和精神活动，但是，作为文学创作的来源和出发点，它们并不是都能够成为创作对象的。只有那些经历了创作主体的审美体验的现象，为作家感受到的具有审美特征的那部分现实生活才能作为审美对象进入作品。具备审美能力的人对于接触到的现实产生了审美反应，这时的现实已经变成了心理化了的现实，并引发了审美对象的变化。审美对象的进一步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现实生活的对象化和作家主体的本质特性的对象化，二者在同一过程中相互融合。在这种融合、克服中，主体把感受到的现实特征物化于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这种现实表现为一种审美意识的形式，随后逐渐演化为审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因其具有的主体的感情思想而成为审美的创造物，在整个审美文化之中，文学的意识形态特性比较突出。这样，文学的根本特性就在于审美的意识形态性。确实，文学是以情感为中心的，又与感知、想象和无意识活动等因素相互联系，没有情感就不成其为文学，但是感情与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具有实践特征的精神性活动，包含着自由想象和虚构性特征，但是，文学还需要真实性，它是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精神、特征的虚构的真实。同时，作家会在创作中展示其自由和创作个性，处于这种状态，作家不会考虑文学的其它意义与作用，也可以说，这时文学是无目的的；但是，悖论在于：作家的构思、谋篇和技巧的运用等等，又是有目的的，而且作品大都会进入流通与交往，影响社会与读者，并可提高作家声誉等。因此，无目的、非手段的特性，又是以有目的、是手段为前提的。这样看来，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是多层次的，它能够反映一定人群、集团、阶级的感情和思想倾向，其意识形态性显而易见。但是，文学又可以超越一定群体、集团、阶级的感情、思想倾向，表现出人的普遍思想、感情、愿望和共同人性的要求。此外，有些描写自然、咏物性的文学作品，也能获得各个时期、不同国度的读者的喜爱，其意识形态性显得难以分辨。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便意味着它既具有阶级性、倾向性的特征，但又具有全人类性，或者只是一般的审美意识的表现。这样，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本质特征被概括为：“文学作为审美的意识形态，以感情为中心，但它是感情和思想认识的结合；它是一种自由想象的虚构，但又具有特殊形态的多样的真实性；它是有目的的，但又具有不以实利为目的的无目的性；它具有社会性，但又是一种具有广泛的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的形态。”

同时，钱中文强调问题研究的历史主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阐明审美意识形态的生成，不仅只揭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共时结构，而且还强调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历史生成性，是钱中文审美意识形态论不同于其他论者的特点之一。作为人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审美意识是在人的长期劳动、生存实践中形成的：在原始社会中，虽然先民没有文学，但他们在其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思维能力，也就是神话思维。作为先民把握世界的方式，神话思维是一种混合性思维，它是人类自身本质特征的确证，而审美本性正是这种思维的根本特征。在先民的审美意识的形成过程中，其载体则是原始的歌谣舞蹈、仪式巫唱、先祖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它们先在口头流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文学的萌芽与文学的前形式。之后，神话思维逐渐分化，具有文学性的语言充分发展，从劳动、游戏、歌谣、巫唱中逐渐产生了韵律、节奏，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方式也不断丰富，对于中国来说，在前文学向文学的演进中，赋、比、兴承担着过渡性审美中介的生成作用。审美意识此时融入了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字中，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结构中，审美意识由此获得了书写、物化的形式。也就是说，随着文字的逐渐成熟和确立，文字与艺术表现的形式相结合的诗歌获得了发展，而这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的出现。文学通过文字的审美结构获得了存在的形态，并在其发展中逐渐完善、成熟，终于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意识形态”。钱中文同时从理论和文学史的角度科学地论证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并把它视为文学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和理解文学的关键词。这样的阐释使他在探讨文学本质特性和文学观念的形成、发展时获得了历史感，比较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也为其建构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核心的文艺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艺“审美意识形态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艺本质观的基础上，综合吸纳了情感论、审美论的研究成果，成为新时期以来具有巨大影响的一种文艺理论观。1989年，王元骧《文学原理》明确提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1992年，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提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钱中文、童庆炳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论及其广泛影响，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具有了学派的特性。

（三）交往对话主义

“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标志着钱中文文艺思想的成熟，他对这一理论不断加以完善，同时又不断加以更广、更高的哲学概括和整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又提出了“交往对话主义”“新理性精神”两个颇具哲学意味的概念。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准备由钱锺书主持召开“第一届中美双边比较文学讨论会”，在钱锺书建议下，钱中文撰写了有关前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的文章，后来刊登于美国学术杂志《新文学史》上，并受到该杂志主编拉尔夫·科恩、麦克尔·霍奎斯特等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1985年，钱中文在法国进行学术访问，与研究巴赫金的重要理论家托多罗夫进行了学术交流，获得不少相关信息。1988年，钱中文在莫斯科等地进行学术访问，附带地了解了巴赫金理论及其在苏联的研究状况。1996年，俄国揭开了出版巴赫金文集（7卷本）的序幕，几乎同时，钱中文与巴赫金遗产继承人鲍恰罗夫取得联系，并无条件地获得巴赫金著作翻译成中文的版权，后与白春仁等一起，主编并出版了中译6卷本《巴赫金全集》，其后又出版了第7卷。反思俄苏文论，是钱中文反思中国文论、寻求自身理论定位的出发点之一，而遭遇巴赫金无疑大大推进了他的反思及“发现自己”的进程。

（1）由“复调小说”而“交往对话主义”

钱中文接受巴赫金是从小说理论开始的，而这显然与他一直关注小说理论尤其关注俄苏小说有关，当然，从理论上来说这又与他始终关注文学及其理论的现代性与自主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发展等相关。

钱中文《小说：自由的形式》一文勾勒了20世纪以来小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思潮相消长的基本状况，他一直关注当代小说的发展，并且对当代小说作家作品有具体的研究，如对高晓声小说文体的研究等。其《长篇小说的命运》一文体现出了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及文学语言艺术自主性的信心。钱中文对俄苏作家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对果戈理创作的研究。他还与别人合译了俄国19世纪作家谢德林的重要作品《现代牧歌》，并在中译本前言中指出，《现代牧歌》“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类型的多样化，扩大了现实主义的审美领域”。他还编选、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精选集》，该书序言《瞬间、共时艺术中的现实：梦幻与荒诞——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其书》，对陀氏创作历程及文学观作了梳理，许多西方人将陀氏定位为现代主义的鼻祖之一，而在钱中文看来陀氏遵循的主导原则是现实主义。

钱中文《“复调小说”：理论与问题》指出，巴赫金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乃是一种“全面对话的小说”，其“复调小说”已难以纳入传统的“独白小说”的框架。钱中文对巴赫金理论的创新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但也指出其存在的问题。钱中文《“复调小说”：主人公与作者》一文又对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作了重点分析。复调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作家所议论的“客体”，而是“创立了自己充分完整思想观念的主体”，而“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要求平等对话，对话则表现各种意识的独立”，“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可以说，这是理解‘复调小说’的关键之点”。其《“复调小说”：误解与“误差”》实际上涉及到了人文科学中对话、理解的基本原则问题，指出，“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对话关系”，乃是“巴赫金艺术哲学的出发点”——而钱中文后来也正是越来越在艺术哲学及至哲学人类学的层面上展开对巴赫金的研究，同时进行着自己的理论建构。

（2）美学、语言哲学中的交往对话主义

对巴赫金的研究，使钱中文强调审美与历史、内在与外在、自律与他律等相统一的综合创新的思路变得更加清晰。钱中文也一直关注美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中，存在着一种过分强调审美自律性、独立性而忽视社会交往的倾向，钱中文《美学：面向原创精神，面向现实与人》一文指出，当我们热衷于西方人“曾经”鼓吹过的审美自律理论时，西方美学、文论却正在强调重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研究（所谓“文化研究”），这也是一种错位和滞后。其《文艺美学：文艺科学新的生长点》指出：我国古代，纯美学式、体系式的研究相对不很发达，“但是对创造主体的审美活动充满诗意、富有灵性的体悟、对于艺境的空灵的体认、并在这类活动中形成的文艺美学，却是特别发达的”。

从西方来看，康德美学的初衷是试图打通真（感性、知性）与善（纯粹理性），但其实际后果尤其对后世的实际影响却是使美（艺术）与善（道德伦理）产生了割裂的趋向。钱中文《交往对话主义的文学理论——论巴赫金的意义》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实证主义在哲学中的蔓延与科技发展中的机械论的影响，使得当时不少哲学家忧心忡忡。他们以为当时哲学中失去了人，美学排除了伦理、价值的要求”，而巴赫金《艺术与责任》等文可见出其试图建构“伦理哲学”的倾向。钱中文把巴赫金的美学思想概括为“交往美学”：巴赫金所强调的在人的行为中我与他人以及他们的相互依存关系，在审美活动中就体现为“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审美事件只能在两个参与者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它要求有两个各不相同的意识”，“超视”强调的是：我作为“自己眼中的之我”，是一个积极性的主体，“我所看到的、了解到的、掌握到的，总有一部分是超过任何他人的，这是由我在世界上唯一而不可替代的位置所决定的”，但这又绝不意味着与他人相割裂，“一个人在审美上绝对地需要一个他人，需要他人的观照、记忆、集中和整合的功能性”，“审美活动中的我与他人，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任何一方不可或缺的对应、潜在的对位、对话关系”。

在语言哲学上，钱中文探讨了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这种“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内的那些方面”，即“表述”、“话语”等而非抽象的语言体系，才是实际的语言活动真正的中心，“单个词语只有在它们处于交往的语境中，在富有表现力的语调中才能获得主体色彩，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从而渗透着对话的泛音，才能成为表述”，钱中文还进一步总结道：“语言的对话关系实际上深深地潜藏在表述之中，表述的指向性就表现了这种对话的潜在意向。表述参与对话，引起对话。不同表述的涵义本身，就要求对话。表述要求表达，让他人理解，得到应答，然后再就应答作出回答，来回往返，以至无穷”。对话就是这样一种无穷无尽的过程，而人就存在于这种对话过程中、于其中确证着自身人之为人的存在。钱中文认为，“超语言学”是巴赫金交往哲学的进一步实现，他也进一步在哲学人类学的层面展开着与巴赫金的思想对话。

（3）哲学人类学、诠释学中的交往对话主义

钱中文所谓的“走向交往与对话”实际上也是对他自己理论发展方向的一种勾勒，从对巴赫金理论的接受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相对而言他还主要从文论尤其小说理论的角度加以接受，而随着对巴赫金研究更全面深入地展开，同时也是随着他自己理论思考层面的逐渐提升，钱中文把接受的视角提到了哲学层面——交往对话主义是他提出“新理性精神”这一颇富哲学意味的概念的重要促成因素之一。如果说对巴赫金过分强调复调而有割裂与独白（叙述）关系之嫌的小说理论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人的生存哲学（人的存在、存在形式、活着的意义、人与他人的关系的人学等方面）、文化哲学（中外文化关系等）、人文哲学（不同于自然哲学的方法论等）等层面上，钱中文对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精神则可谓不遗余力地加以推扬，并将其融入自身的理论建构之中。

钱中文指出，巴赫金思考的出发点是“现代危机”，而“现代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现代行为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相互隔绝，行为与责任互不相关，而巴赫金试图“以伦理学为核心，建构他的‘第一哲学’，价值哲学。这种哲学叫作行为-伦理哲学，或者叫作存在哲学、人的哲学，而后通向了哲学人类学”。巴赫金的哲学存在论认为，“存在”首先与“我”相关，同时也与“他人”相关，“整个存在同等地包容着我们两人”。尽管巴赫金“写文学理论著作似乎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关于人的思想与对话思想的发展，却恰恰主要体现在《审美活动中作者与主人公》和稍后的《陀思妥耶夫基诗学问题》等文论著作上。“如果说，过去主要是谈人的行为、存在、事件、在场、应分，现在则进一步转向了人的存在方式。在这里，人、人的存在、存在的方式，更深入一层地提出来，进而建立了一种对话性的相互依存的方式”，其中“我”与“他人”的关系转换成了“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两者之间的性质，使原来的两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原来的两者的多种制约关系、两个个体的相互交往关系，现今被界定为两者之间的平等关系”。“交往的、对话的哲学、超语言学思想，使巴赫金发现了陀思妥耶夫基小说的复调特征，而这种复调小说又深化了巴赫金的交往、对话理论”，可以说，对话理论的成熟过程本身，就是发生于研究人的存在的哲学人类学家与文学艺术家之间的一场伟大的交往对话事件中的。

钱中文认为，巴赫金有着一种“有关人文科学的总体性的诠释学思考”，并因此专门撰写了长文《理解的欣悦——论巴赫金的诠释学思想》，“把巴赫金对诠释学的基本观点即‘理解’、‘解释’等所作的大量论述，结合他的交流对话思想，提到交往对话诠释学（或超语言学诠释学）的水平上来理解，并把它放到诠释学的各个流派思想的背景之上，加以探讨”。历史地看，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工业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种工具理性日趋盛行，并不断往人文科学领域渗透，“狄尔泰阐释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别，提出人文科学以体验性的心理学基础的理解与解释为其基本方法”；而巴赫金的诠释学则可以说是建立其强调交往对话的人的存在哲学的基础上的，并且还避免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对立的绝对性。狄尔泰之后，海德格尔提出了本体论诠释学，伽达默尔进一步提出“哲学诠释学”，将诠释学导向“语言本体论”，并对美学、文艺学产生较大影响，形成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等理论流派。巴赫金后期各种笔记中的有关“超语言学”的诠释学思想“完全显示了自身的独特性”，其语言本体论强调：“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使用领域（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种对话诠释学颇为接近哈贝马斯建立在“普遍语用学”基础上的批判诠释学，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的话语导向对话，对话导向对话双方的主体间性的出现，进而产生理解与普遍认同”。为此，钱中文还撰写《各具特色的交往对话：哲学与诗学——巴赫金与哈贝马斯》一文对两者作了比较和分析：“两人的交往对话理论，实际上都具有道德伦理色彩，但趋向不同”：巴赫金强调人的应分、责任及人的人格独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关系，显示出高度的人文精神；而哈贝马斯则以理性、现代性批判见长，显示的是强烈的批判精神——钱中文指出，他自己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无疑“受到了巴赫金与哈贝马斯交往对话思想的启迪”，巴赫金的对话思想，使他找到了排除极端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建立具有一定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思维更坚实的立足点。“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主张的理性中，现代性是个尚未完成的事业。交往理论就是现代性的实现”，坚守“现代性”、“理性”，也是钱中文“新理性精神”论的基本点。

（四）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提出和发展，标志着钱中文文艺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更为成熟的发展阶段。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全球化与本土化、经济与文化的矛盾迅速彰显。一方面，社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断涌现，商品拜物教的肆虐、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失落都令人触目惊心，它们影响了人的精神的全面的、正常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对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为了实现文学理论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现实关怀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特别是在价值多元的情况下，亟待文学理论家承担社会批判的功能，以发挥其价值引导的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钱中文思考文学艺术的新人文精神问题，展开其“新理性精神”建构。他结合文论界提出的各种问题，吸收了巴赫金的交往对话主义思想，对于自己有关文学理论现代性、文学传统、文化与感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合和提炼，初步完善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 

钱中文提出“新理性精神”这一理念具有中外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古希腊文化重视理性精神，而近代以来，理性极端发展到被神圣化、受到顶礼膜拜的程度，它终将面临危机四伏的困境。自19世纪中叶以来，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等各种非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它们从各个方面质疑、反思、批判、否定理性主义及其种种存在方式；20世纪初，卢卡契提出的“理性的毁灭”，形象地预示了理性的危机和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在20世纪，实证主义、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等科学主义哲学迅速发展，但人文精神却日益淡化，或被排除于其视野之外。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一方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试图消解价值与精神。作者之死、主体性之死、知识分子之死、人之死的呼声不绝于耳，人类自身的粗俗、卑琐、空虚、无聊、无奈被无限夸大，并得到了淋淋尽致的描绘。而赤裸裸的反理性主义，制造了多次重大的社会灾祸，也有以理性为号召的反理性主义，同样制造了社会的灾祸与动乱。20世纪的科技、信息技术获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它展示了人类的认识力量和创造力，但是，科技与不合理的经济、政治等制度设计的纠结，导致唯工具理性的泛滥，权力意志的横行，贫富悬殊的加剧，自然环境大面积遭到破坏，种种后果令人触目惊心。

钱中文指出，实际上，无论中西，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都相当普遍而严重。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逐渐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也由于受到国外的哲学、文化、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大众文化迅速崛起，它片面地追逐过度的娱乐，满足人们的文化消费欲望和感官享受，一些作品热衷于性的描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学艺术的贬值、堕落。之后，这些现象又影响到一些精英文学艺术家的创作：神圣的价值、信仰、理想被嘲讽；生存的平庸、无奈和粗俗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大肆地写作、渲染性主题——针对这种倾向，王晓明、陈思和等首先发起了人文精神的讨论。钱中文并没有介入当时的那场讨论，但他于1995年发表的长文《文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从文学理论的层面回应了自己对人文精神讨论的思考；2000年，钱中文在其出版的新著《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中，首次把新理性精神观照下的文学主张命名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新理性精神”甫一提出，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9年在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出版座谈会上，学界曾集中讨论过“新理性精神”；2001年，学界举办了“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研究方法论全国学术研讨会”；王元骧、许明、徐岱、张艺声、陈晓明等学者高度肯定了新理性精神论的意义。钱中文以“现代性”、“新人文精神”、“交往对话精神”、感性与文化等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界定“新理性精神”的内涵。

（1）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分歧、定位及其内涵

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把“现代性”作为建设文论的指导，而“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

首先，钱中文认为：现代性既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又是追求科学的、发展的、建设的思想。“现代性是一种建设的思想，对于我国文化、文学艺术的建设来说，我以为必须以现代性思想为指导原则。”同时现代性也是不断面向现代的、正在进行中的现代性，是个未完成的事业，而非后现代性，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后现代性的影响。

其次，新理性精神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同时重视它的两面性，也反对两种极端：或以唯理性主义排斥感性需求，或以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来阐释世界，特别要反对忽视人文需求的实用理论理性的横行。为此，应该正视、批判现代性自身的消极面。新理性精神既要反对隐瞒事实、随意打扮历史与现实的实用主义的话语霸权，又要反对否定历史与现实的虚无主义与怀疑主义。

再次，新理性精神重视传统及其与现代性的联系，现代性视野中的传统既有过去的优秀遗产，又有更新和创造。中国的现代性建设应该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基础，并广泛地吸收中国古代和外国文化的传统，从而建立起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的文化形态。这一问题在我国争论了一百多年，在社会实践中，始终未获真正解决。

最后，从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是一种包含了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具有历史指向性的现代性。各个历史时期的现代性的内涵既存在着相同、一致的地方，又有差异、不同，中国的现代性与外国的现代性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能以外国的现代性来要求、规范、替代中国的现代性。

文学理论现代性是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有其特殊性。研究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不能把它与现代性所要求的科学、人道、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及其历史精神与指向等量齐观，但又不能脱离现代性而孤立地探讨文论的现代性。因此，要根据现代性的普遍精神，结合中国文学、文论的实际与发展趋势，来确定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内涵。最终，钱中文将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概括为：“当今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的要求，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自身的科学化，使文学理论走向自身，走向自律，获得自主性；表现在文学理论走向开放、多元与对话；表现在促进文学人文精神化，使文学理论适度地走向文化理论批评，获得新的改造。”

（2）新人文精神，文学与人的精神家园

钱中文指出，20世纪的哲学、社会思潮、文学艺术都强烈地表现着一个主题，它们都因现实中的人的物质的和文化精神的危机而叩问人的生存与命运，现代性实际上表现了它们的取向与途径。文学艺术是人的精神的重要载体，其话语的表述具有强烈的人文因素，即文艺对人的价值、命运的关注，及其为生民立命的使命。因此，钱中文所谓的“新理性精神”把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视为自己的内涵与核心。新理性精神重视偶然性在历史、精神和文艺创造中的独特作用，但又反对把非理性绝对化，反对用以解释人、人的生存和世界的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同时，新理性精神也反对由理性主义而演化成的唯理性主义、甚至反理性主义，它们在绝对真理的幌子下，异化为实用主义的理论的工具理性、“绝对观念”、“绝对意志”，为此曾经导致了无数的社会的混乱、动荡、灾难，使人类多次陷入现实和精神的多重困境。

钱中文指出：“新理性精神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以批判的精神对抗人的生存的平庸与精神的堕落。”而从文学艺术现状看，“当今的文学艺术，要高扬人文精神。要使人所以为人的羞耻感，同情与怜悯，血性与良知，诚实与公正，不仅成为伦理学探讨的课题，同时也应成为文学艺术严重关注的方面。以审美的方式关心人的生存状态、人的发展，使人成为人，完善人的灵魂，这也许是那些有着宽阔胸怀的作家艺术家忧虑的焦点和立足点。”那么“新的人文精神”新在何处呢？在他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的合理因素，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之间的相互关系，融合成既有利于过去不被允许的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他把这些要求视为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的形态，首先要实现这些基本要求，然后还要向更高形态的人文精神发展。就文艺而言，新的人文精神影响着人的精神与价值的指向，并从一定程度上力图对现实生活的畸形与失衡有所调整。

另一方面，与文艺的粗俗化等倾向不同，一些文艺受到语言哲学、语言转向和形式主义的影响，一味地遁入语言游戏、叙事策略和形式的“陌生化”，结果表现形式是多样了，但审美被削弱了，而且还不断放逐作品的意义与价值，主动放弃了对人的精神的崇尚与坚守。钱中文强调，人文精神的委顿，忧患意识的缺失，对于人的生存处境的淡漠，使得创作难以深入时代海洋的深层，走向博大与精深。需要在强化人文精神的批判中，培植人的自信和崇高的感情。在文学艺术中，主体、作家并未死亡，他们不过是在换着方式说话，需要的是作家主体性的强化与弘扬。新理性精神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终极关怀，并把它视为其理论的核心。

（3）交往对话精神与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新理性精神奉行“交往对话精神”。钱中文综合吸收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成果，强调人的意识的独立性、价值性，把对话提升为人的生存的本质属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存在的基本方式，并把它作为新理性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改变近百年来习以为常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促进理论形态的多元化，扩大学术研究的自由度和独立性。

（4）感性与文化

在社会转型期中，文学中的感性日益受到鼓吹以至变成了“性感”，走向泛滥与低俗，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论提出了“感性与文化”的问题，以起到调节的作用。新理性精神批判旧理性、唯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工具理性，反对压制人的感性、个性、人性、创造性，在文艺创作中，通过感性与理性的整合，以重新建立起新的理性精神。

理性的过度张扬导致了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它们不遗余力地攻击理性，并以感性中的无序现象来对抗理性。钱中文认为，作为人的心理、精神和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非理性、反理性是客观而普遍的存在，它们有助于全面地认识人、把握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它们在促进思想和现实的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创造性作用，对文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而且，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对理性、理性主义、唯理性主义的抨击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以绝对的、极端的方式反对理性、排斥理性，甚至否认理性存在的合法性。同时，它们经常与悲观主义、虚无主义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的文艺创作中，反理性、反理性主义与无序的感性相结合，经常冲破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底线，极端地张扬人的感性、欲望、情绪等心理因素，特别是性情绪之类的、及时行乐的生理享乐的本能，导致生物性描写的泛滥。它们压制了正常的理性，丧失了叩问人的命运的精神追求的能力，放逐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更高形态的人文需求，并在放纵性欲的狂欢描绘中消解、糟蹋了感性本身的合法性。现在，许多大众文艺和某些所谓的“精英文艺”为了实现其市场价值，与媒体共谋，把性、暴力、欲望、隐私作为写作主题，把感官享乐绝对化，堕入了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歧路。当然，这些现象与所谓的“现实生活”正相对应，那些光华四射的社会角落，其实正是丧失诚信、充斥着无耻、堕落、委靡、谎言的“现实”。为此，钱中文强调，新理性精神倡导生活与文艺应该理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重新整合它们的力量，以达到重振人文精神和营造适合于人生存的精神家园的目的。

（5）新理性精神与人文科学方法论

钱中文的一些著述多次提到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并将新理性精神与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联系起来。钱中文《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刍议》说：“当人文社会科学不具真理品格，一时难以提供社会行为、规划生活准则，或是不能均衡重量、确定价值，以形成社会行为结构，而丧失人文评估系统，自然就会陷入不被信任的境地。正是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科学理性自上而下被激活了起来，而且驾轻就熟，与权力相结合，这是那时必然的选择，也可能是别无选择的唯一选择，因为生活不能停滞不前。于是从80年代开始，科学理性一路凯歌行进。”此后，不时有人欢呼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合流，这当然可以在特定的范围里进行试验。但是，钱中文认为，就目前来说，这两种科学的合流虽然可能已出现于一些领域，但是全面的合流还难有可能，新理性精神的介入有助于促进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建设。

综上所述，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具有丰富的涵义和价值：它提出新人文精神问题，这是新理性精神的主旨，它涉及人的生存、如何生存以及人自身的完善。它主张应以现代意识精神为指导，反对把一种观念、理论视为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这是一种具有不断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功能的现代性，一种要求具有继承性的现代性。新理性精神针对我国文艺发展的实际，希望通过感性与文化的相互平衡与制约等策略，促进文艺的良性发展。新理想精神不但适合文艺研究，也可以理解为人文知识分子对待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思想的立足点，一种学术立场和新的文化价值观。

（五)其他学术贡献

纵观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的发展状况，钱中文参与、直接或间接回应了新时期以来文论发展中的许多热点或焦点问题，他的丰富、扎实和厚重的学术研究成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他在学术研究之外又做了大量学术组织、理论文献引进与积累等工作，为文论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其一，他关注并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文艺理论现代性、重建新理性精神的文艺价值、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的前景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现实性，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中国文论界的关注，甚至还出现了各种观点的激烈交锋。他身体力行，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且，他还为讨论这些问题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讨论平台。他或者提议在《文学评论》上开辟讨论的专栏，或者把这些问题作为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的会议议题。这些举措都不同程度地推动和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其二，他主持了许多国际性、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主编了多部会议论文集和中外文论家丛书，促进了中国文论研究成果的出版和交流。

其三，1995年夏，钱中文与山东师范大学等大学发起并主持“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成立大会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策划了一系列国内与国际学术会议，为文艺理论的发展与交流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实际上，钱中文做的类似工作还很多，这些工作从整体上改善了中国文论研究的学术环境，打破了学术研究的封闭，推进了中国文论研究的国际交流和走向世界的步伐。钱中文见证、经历、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变革，他的研究是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最具典型性的个案，既浓缩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艰难探索、成就和困境，又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大国对文学的一种理解，这是钱中文作为学术存在的重要意义所在。

2008年，在四卷本《钱中文文集》的出版座谈会上，学界充分地肯定了钱中文的学术成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美学家汝信指出，钱中文“对文学动态把握很好，有广阔的学术眼界，有理论的创造性，这是他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重要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杨义高度评价了钱中文的“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新理性精神”论和巴赫金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童庆炳认为，“钱中文先生以他深厚的学术积累、艰苦认真的研究，赋予这些理论以历史的品格、实践的内涵和深厚的学理，从而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顺应时代的潮流，抓到了真理性的普遍性东西。他的理论现在仍然是鲜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因为它经得起时代的检验。同时他的理论建构充满了学术个性、学术积累和独特的文学理论创造，为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写上了鲜亮的一笔。”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认为，“钱中文先生就是新时期产生的中国自己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爱护、充分的肯定与应有的总结。”许明认为，“钱先生的以学术进步为目标的探索，为使文艺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提供了一种治学方法上的启示，从而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中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