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中毕业十年后，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东北师大历史系非常著名，尤其是世界上古史研究，享誉国内外。入学后给我们78级上课的，恰恰是世界上古史的权威专家林志纯先生。林先生是福建人，讲有浓重口音的福州普通话。出生于1910年的林先生，1978年已经68岁了。他个头不高，但非常挺拔。上课时他没有讲义没有教案，只见他手里举着一支粉笔便走向了讲台。林先生讲的是亚述学。作为一个初中都没有毕业的学生，听一个顶级专家用福建普通话讲从未听说过的学问，其情形可想而知。

我觉得自己难以完成学业，于是便有了强烈的转到中文系学习的想法。那时的大学不允许随便转系，我也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转系过程。最终还是如愿转到了中文系。我这样叙述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的过程，说到底还不是遇到林先生“知难而退”——78级历史系的同学除了我都学得很好，而且有许多人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现在想来也真是对不起林老先生了。说到底，转系还是个人兴趣使然。一个初中生大概也只能对文学感兴趣——因为可供选择的兴趣实在太有限了。那时东北师大的中文系也是名系。著名学者杨公骥、蒋锡金、孙晓野、何善周、孙中田等都在那里任教。1982年在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任教，从那时起就成了当代文学的专业教师。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院校差别很大，教师基本是组织教学，聘请国内各学科造诣较高的学者做主讲教师，本校教师做的应该是教辅一类的工作。但这个工作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接触本学科最好的老师。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等，就是我在电大组织课程时开始接触的。在组织“当代作家谈创作”课程时——1983-1984年期间，我也有机会先后见到了晓雪、流沙河、周克芹、刘宾雁、刘绍棠、李国文、张弦、李准、叶文玲、汤吉夫、路遥、雷抒雁、张抗抗等著名作家的机会。使我对当代文学有了另外一种有趣和更加直观的的感受。

1989年，我到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然后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谢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谢先生以“批评家周末”的沙龙形式教学，既是上课也是讨论。洪子诚老师以及陈晓明、张颐武、王宁、韩毓海、旷新年等，都参加过这个沙龙。这个沙龙坚持了十年，在圈子里有很大的影响。谢先生被称为北大民主的象征，科学的象征是严家炎先生。谢先生民主、宽容，但做起事来极为认真。他除了组织学生上课讨论之外，还先后组织出版了大型丛书或书系多种，有的大型书系我以“跑龙套”的身份参与了部分组织工作。这些经历对来说非常重要。到北大学习，使我对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学术工作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客观地说，我的学术生涯是从进入北大开始的，或者说，是老师谢冕先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北大博士研究生毕业，我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工作。后来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并担任了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生导师。社科院文学所是国家最高文学研究机构，研究条件、学术气氛和研究水准在国内都堪称一流。我的主要学术著作和文章，大都是在文学所完成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时代的文学研究所。

张炯、樊骏、钱中文、杜书瀛、何西来、陈骏涛、赵园、董乃斌等学术前辈，既是各研究领域著名的学者，同时也是从事学术工作的榜样；汪晖、陈晓明、蒋寅、许明、吕微、刘跃进、高建平、李洁非、陈福民、靳大成、彭亚非等同事风华正茂，他们的学术热情和学术抱负，都曾极大地激励了我。在理论室其间，我先后完成了《众神狂欢》、《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三卷）、《传媒与文化领导权》、《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及多本文学评论集。我至今怀念这个研究室的学术气氛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就我而言，那是只能想象而难在经验的。

后来，我受聘于沈阳师范大学任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工作至今。沈阳师范大学不是名校，但它是一所充满朝气给人以希望和鼓舞的大学。学校给我的自由和特别支持，我深怀感激。

当代文学研究，一直是一个备受议论的学科，甚至是一个只可意会的受到“歧视”的学科。任何人都可以对当代文学说三道四，只因为它“没有学问”。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是否“有学问”不在于研究对象，而是对研究对象的见识和见解。不是说研究与历史有关的、越是古老的学科就越有学问，研究当下的就没有学问。事实上，研究与历史有关的学科，也一定要与当下建立联系。这就是克罗齐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理论、问题、知识等，都潜移默化地融进了对历史的阐释和处理之中；同样的道理，研究当代文学，如果没有“上游”学科的知识、没有西方的理论和创作知识，想做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屑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的人，显然是一种偏见，是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缺乏了解的表现。我这样说，并不是强调研究当代文学比研究其他学科更重要，而是说，客观地看待一个学科和它的研究者，可以免于我们少犯或者不犯常识性的无聊错误。

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三十多年，陆续发表了几百万字的文字。文集是从这些文字中编选出来的。我知道，纸质媒体虽然是全媒体的一部分，但它的弱势地位和边缘化趋势已无可避免。纸质媒体加上文学批评这个行当，二者合在一起，其命运不难想象。当然我也知道，学术活动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大红大紫，那也不是学者工作的目标。我们不必圣化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妄自菲薄。世事沉浮万物消长，在一切未果的时代，我们不妨将眼光稍稍放远一点，历史自会显示出事物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