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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学智


汤学智,男,河北省南皮县人。1942年生。幼年丧父,13岁前在家乡读小学。性温和,仁义好学,曾获乡试第二名。1955年,随母亲到上海姐姐家生活,受姐姐姐夫惠爱,得以继续读书。1956年,就读控江中学,学习勤奋,成绩优良。1959年,考取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预科,表现突出,1961年入党。期间,得语文课萧善芗老师精心指导,阅读和写作能力有较大提高。同年,免试升本科中文系,后获评“三好学生”。1965年毕业,留校任文学理论课助教,立志做一名优秀教师。

岂料,教鞭尚未执稳,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电闪雷鸣,席卷而来。十年荒废,不堪回首。

1976年末,“四人帮”被打倒,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初春伊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从此,跟这座神圣的学术殿堂结下不解之缘。43年过去,一路摸爬滚打,一路奋力拼搏。先后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秘书,文学所科研处长,外国文学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等职。后两职因“89”风波而被停止。1992年,回归文学所。无意间圆了专心研究的梦。只是时间晚了些,已进入退休倒计时。

以上经历说明,在几十年的学术道路上,有十多年(1978—1992)是在行政和科研管理主管工作中挤时间进行的。一面是自己的心爱,一面是组织的需要;既无法忍痛割爱,也不能拒绝组织。为了解决好这个难题,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工作,不折不扣完成;研究,化整为零,决不放弃。结果,虽历经坎坷,始终坚守了学术追求。

刚入所时,人事处长高智民建议我到人事处或科研处工作,我坚决要求到文艺理论室搞科研,最后组织批准了我的要求。我既兴奋,又惶恐,暗自发愿,一定要抓住机会,发愤图强,做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我知道,文学所有一个好传统,每位入所新同志,都要有一位老同志一对一帮助指导,便找到何文轩做老师。又从科研处借来所领导规定的100本全所研究人员必读书目。如获至宝,亢奋不已。读原著,做卡片,记笔记,写心得,不舍昼夜,刻苦攻读。正当初入门庭之际,“难题”迎面而来。

1977年下半年,我无可回避地被安排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秘书一职。这是一项复杂繁琐又无经验的“开创性”工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争取学术上的同步收获,我对工作做了认真设计:在筹备、招生阶段,把认识和熟悉各招生学科的导师,了解他们出题范围、答案标准、重点选题,以及面试内容设计、主要目标等,作为关注重心,收到很好的效果,不仅为后续工作做了很好准备,也丰富和拓展了对各学科的综合知识,开阔了学术视野,并很快熟悉了所里作为各科首席导师的大家们,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甚至直接登门拜访。这对一个渴望学习的晚生来说,真可谓天赐良机。他们的课程安排,授课方式,言谈举止,衣着行为,著述藏书,都凝聚着毕生涵养的学识,智慧,气质,个性,只要你胸怀真诚谦卑之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得从书本课堂学不到的东西,感悟他们为师为人为学之道。我提醒自己,要勤学善悟,倍加珍惜,少留遗憾。

正式开学以后,在抓好教学管理的同时,抓紧一切可能机会听课补缺。三年下来,无论专业知识的丰富和系统,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理论深度,还是试笔写作,都有所积累和提高,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只是因工作上的琐事较多、家中又新添幼子,没能兼攻外语,一直耿耿于怀。

这三年,从全国来看,正是揭批“四人帮”极左思想路线深入开展的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也是如此。当时文学研究所,在所长荒煤领导下,高举批判反思拨乱反正大旗,成为文学领域的排头兵,推出一批全国知名的新秀,声震九州。同时,还积极组织全国性大型专题研讨会,推波助澜。其中时间最早影响最甚的是,1980年夏,在庐山举行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研讨会。对于这个会议,荒煤所长十分重视,不仅自己准备了长篇发言,还亲自组织学界、思想界深有影响的老专家老学者重点发言,并在文学所成立专项资料编辑组。该组由资料室李凤林,理论室王淑秧和我组成,要求将建国以来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历史材料,尽量完整准确的摘录整理出来。我们历经三个月,从大量报刊杂志及书籍中,剪辑、摘录完毕,由我综合分类编撰成稿,共三万余字。荒煤审阅后决定打印分发全体与会代表,深受欢迎。会后,分别在上海《文艺理论研究》和全国文联《文艺界通讯》等多家刊物全文或摘要刊出,上下结合,影响很大。这次会议,结识了来自北京、上海及各地文艺界老领导、老专家,亲耳聆听他们发自肺腑、高屋建瓴、爱憎分明的发言,我的心灵受到巨大震动。尤其听到著名哲学家、思想理论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先生,在沉痛反思中,发出的一声巨问:

文艺为政治服务,请问如果政治错了怎么办?

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政治又为什么服务呢?

难道政治就是最终目的吗?

这一问犹如春雷过顶,振聋发聩。它使我明白:这是一种敢于打破沙锅的“天问精神”,一种不避风险的“献身精神”,一种忠贞不二的“信仰和坚守精神”,是以探求科学真理为宗旨的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从此,它注入进我的身躯,融入我的血液和灵魂,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驱除。

这几年,除上述收获,还根据所里需要和个人意愿,完成并发表各类文章10余篇,10余万字,大体可分两类:1,紧跟当时文坛讨论的热点问题,及时撰写纪要、述评,内容涉及文艺于政治关系,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等方面,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2,根据自己学习体会,撰写一些试笔之作。如关于文学的形象性现实主义与“暴露文学”、创作自由文艺创作表现人性美等诸多方面,都有文章发表。这些写作,使我关注和思考点,离现实贴得更近了,自觉性和责任感也更强了,直接影响到后来主攻方向的确定。

1981年秋,首届研究生毕业,我按事前约定,回到理论研究室。踏实不到半年,再被以“党委决定”指令接班科研处长。一干就是六七年。

由于前期经验,这次很快进入角色。决心以科研为中心,强化管理力度,突出学术内涵,努力作出新成绩。

首先加强自身对现代管理学的学习,结合实践感悟,提出管理是一门科学,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强调它不是一般的事务性的办事机构,而是在所长直接领导下,集办事(事务性基础管理)与咨询建言(创造性智慧管理)于一体的复杂性系统管理。因而它将不是一个机械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科研主体同步互动的动态过程。据此,将动态和静态作了具体的区划分工,并提出不同的要求,使二者携手更好地为科研服务。这些见解受到科研局和有关院领导的重视(胡绳批示),曾在院科研管理研讨班以“试谈科研处的性质和任务”为题做重点发言,有关内容和文章分别在《社会科学管理》、《科研管理》等院内外刊物发表。

其次,这一时期,正是改革开放热旺之际,国际上各种理论思潮,纷至沓来;国内学界也充满着求新求变的热情和期待。为了更好的推动和引导这一形势,向刘再复所长建议,以所的名义举办新理论、新学科、新方法系列讲座,由科研处组织实施。我们开门求材,不论门第,不分地域,邀请国内各地有专长的学者,前来演讲并答疑解惑,共同研讨。应邀者20余人,分别来自本院相关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作家协会、河南郑州大学、福建厦门大学、江苏淮阴师专等单位。他们大多都是在某一新领域得风气之先,并在实际研究和应用中取得喜人成绩的新秀。为了更好地组织好这项活动,我们规定在每位演讲者来所之前,凡有条件者一定要事先登门拜访,沟通演讲内容要点,凡有难点疑点,必当面请教指点。这样既能作到心中有数,自己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同期,还就上述内容举办多期全国性高级进修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同行的学术骨干,影响很好。

另外,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还规定对每位来访学者,都由科研处出面就有关学术问题访谈一次,内容包括来访者主要学术方向,当前研究课题,对我们的要求,其本国学界对中国文学(汉学)研究概况,代表性学者、著作,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思潮学派等。要有文字记录,专人专案,积累资料,以备后用。将被动的接待,变为主动的学术交流,提高了学术含金量。

这一时期,个人主要关注范围有所拓展,除继续为《文学研究年鉴》撰写年度文艺理论研究述评,还积极参加文学主体性理论论争(有概述和论文),关注文学研究方法论大讨论和思维变革问题(有论文)等等,相关文章分别由《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探索》、《文艺评论》、《学术月刊》、《文学研究年鉴》、《社会科学评论》、《文学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有了新的提高。

如果说此前所有的读、思、写、辩,都还是从史、论、识方向逐步向文学本体切近的话,自80年代中后期起,结合管理和研究实践,对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学术工作者有了更多的思考。要点如下:

1,要具有独立学术品格,包括史识、学识、时识。做一个有知识,有理论,有思想,有担当的时代学人。关键是思想:学术因思想而放光,思想因学术而深邃。

2,要积极创建属于自己的核心理论“主体”。这是立学之本,成学之要。有了坚实的“主体”,才有了压舱石和定盘星,才能在前进风浪中船稳航正,不断创新而不失自我。

3,要审慎选择研究目标。它既须是自己的深爱,也应是学术思想前沿。一旦选定,不弃不离,相伴终生。

在上述想法指导下,我开始谋划并实施未来的工作。

首先,将研究目标和主攻方向锁定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思潮。我以为,这段历史,从走出“文革”危机开始,经历解放-发展,到危机-调整,曲折的生命历程,经验教训真切深刻,对于探究、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特殊规律,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意义。而学界的研究尚不到位。对此,我们责无旁贷。当然,这会碰到敏感地带,敏感问题,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将激发你的思想活力,探索毅力,价值定力——或许,这正是求索者的必由之路。

其次,探索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主体”。这个“主体”,我定为“文学生命论”。对此,已追求多年。早在80年代,就有直观感悟:从前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人性人道主义、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等几场关乎文学生死存亡的激烈辩论中,清晰听到文学生命的强烈呼唤和抗争;在对新时期文学长期追踪、考察中,体认其基因、要素、结构、功能、系统、衍变等深层信息。响应这种呼唤,又从祖国传统美学,西方现代生态学、系统论、信息论、生命科学等,汲取有效思想理论资源,建立起初步架构形态。之后,在我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生命、生态、基因、生长点等词语,“文学生命论”作为一个正式命名的新概念,第一次完整出现是在1997年出版的《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 后记》中,这个《后记》写于1996年,原话是:“‘文学生命论’是它(指该书)的核心观念”。说明本书对此虽无专章论述,但它实际已成为统领全书的“核心观念”。两年后,初次专论以《文学生命谫话》为题,在《学术与探索》刊发,受到关注。很快被一个民间学术评估机构选为当年优秀论文。从此,生命理论一直扎根在我的学术生涯,并在学术进程中,不断修正,丰富,完善,最终以《生命理论与文学研究》为题,发表于2010年《文学评论丛刊 》第1期。

其三,依靠生命理论,进一步系统地对主攻目标进行研究,逐步形成系列成果。主要有:

1,主编《新世纪文丛》(合作,10卷,1991年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该“文丛”编辑出版于新时期文学生命行程最为困难的时期。那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意欲否定新时期(前十年)文学的左倾思潮,我们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组织专家学者,将有关领域的实际发展成就,分类成书,有力地回应了这种思潮。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先后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金钥匙奖、西南西北地区优秀图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10年科研成果荣誉奖等多种奖项。这套书的筹划和命名,有一个过程和变化。最初动念在1988年初夏。那时我还在文学所科研处主持工作,因有感于新时期十年文学领域有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的不同评价,为了实事求是科学地回顾和审视十年来的学术之路,进一步推进其健康发展,正筹划一套包括各个学科在内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十年丛书》。我的《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正是拟议中的一种。正当紧锣密鼓准备写作之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被调外文所任职,一是不久出现的“89”风波。不仅写作告停,计划也改成现在的模样。境遇突变,烦人烦心。我的书稿竟然拖到1996年才得以完成。这才有1997年出版,1998年《新世纪文丛》修订再版时,以“修订版”补入的悲喜剧。唯一高兴的是,这时我的文学生命论已经基本成型。

2,专著三种 :《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1997初版,1998修订版)、《生命的环链——新时期文学流程透视》(2003年出版,获河南优秀图书二等奖)、《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哀伤(2009年出版,实为对前书的修订、增补和深化)。三书均以生命论新视角,逐层深入地辨析新时期文学曲折衍变的深层轨迹,及其内含的理论契机,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究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科学之路。第一本,以改开前十年为对象,第二本时间增加了十年(1978—1999),第三本,时间段同前,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对生命理论的阐释也更为周全。

3,相关代表性论文有:《文学生命谫话》、《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生命理论与文学研究》、《从生命视角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未来》、《大众文学与文学生命链》、《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等近20篇。(参见论文目录)特点是,紧扣主题,直面现实,冷静分分析,力求在事实与理论上,有所发现,有所深入。其中大多被选入《人大复印资料》专集。

期间,还主编(合作)、编著文学类丛书、书籍等多种。1999年,应邀赴日本名古屋大学任客座研究员,著有《中国90年代文学概观》(该校内部出版)。2002年退休。2010年,基本完成积留任务。此后,鉴于健康(包括脑健康)原因,除实在无法推托的个别任务,一律停止写作。

当然,“心”不能闲着:能看则看,能听则听,能说则说,能想则想。不过,基本是,越看越模糊,越听越迷糊,越说越乱糊,越想越晕糊。天意不可违。还是顺其自然吧!

末了,我想摘录何西来先生读《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哀伤》后所写的两段评论为结:

他的这部新著,以新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直面当下,求真务实,意在探索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健康发展之路,显示了独特的学术个性和理论追求。

作者从生命之根、生命之本、生命之树、生命之魂、生态之场,论述文学生命理论,既有对我国传统文论的继承,也有对外国文论的吸取,又有自己对文学实践的观察、感悟与提炼,显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不仅坚持并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也为从生命角度认识文学的传统理论注入更为丰厚的内涵,从而使这一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具有了现代感。其中所强调的,文学健康发展必须与人性进化取同一方向,必须守持并强化审美本性,必须保持健全有序(内在统一)的生命机制,必须保持积极和谐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关于生命“三螺旋”必须实现良性互动的理论——触及并回答了我国文学发展的真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