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学智，男，河北省南皮县人。1942年生。幼年丧父，13岁前在家乡读小学。性温和，仁义好学，曾获乡试第二名。1955年，随母亲到上海姐姐家生活，受姐姐姐夫惠爱，得以继续读书。1956年，就读控江中学，学习勤奋，成绩优良。1959年，考取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预科，表现突出，1961年入党。期间，得语文课萧善芗老师精心指导，阅读和写作能力有较大提高。同年，免试升本科中文系，后获评“三好学生”。1965年毕业，留校任文学理论课助教，立志做一名优秀教师。

岂料，教鞭尚未执稳，1966年，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电闪雷鸣，席卷而来。十年荒废，不堪回首。

1976年末，“四人帮”被打倒，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初春伊始，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从此，跟这座神圣的学术殿堂结下不解之缘。43年过去，一路摸爬滚打，一路奋力拼搏。先后被评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秘书，文学所科研处长，外国文学研究所机关党委书记、副所长等职。后两职因“89”风波而被停止。1992年，回归文学所。无意间圆了专心研究的梦。只是时间晚了些，已进入退休倒计时。

以上经历说明，在几十年的学术道路上，有十多年（1978—1992）是在行政和科研管理主管工作中挤时间进行的。一面是自己的心爱，一面是组织的需要；既无法忍痛割爱，也不能拒绝组织。为了解决好这个难题，我给自己立下规矩：工作，不折不扣完成；研究，化整为零，决不放弃。结果，虽历经坎坷，始终坚守了学术追求。

刚入所时，人事处长高智民建议我到人事处或科研处工作，我坚决要求到文艺理论室搞科研，最后组织批准了我的要求。我既兴奋，又惶恐，暗自发愿，一定要抓住机会，发愤图强，做一个合格的研究者。我知道，文学所有一个好传统，每位入所新同志，都要有一位老同志一对一帮助指导，便找到何文轩做老师。又从科研处借来所领导规定的100本全所研究人员必读书目。如获至宝，亢奋不已。读原著，做卡片，记笔记，写心得，不舍昼夜，刻苦攻读。正当初入门庭之际，“难题”迎面而来。

1977年下半年，我无可回避地被安排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秘书一职。这是一项复杂繁琐又无经验的“开创性”工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争取学术上的同步收获，我对工作做了认真设计：在筹备、招生阶段，把认识和熟悉各招生学科的导师，了解他们出题范围、答案标准、重点选题，以及面试内容设计、主要目标等，作为关注重心，收到很好的效果，不仅为后续工作做了很好准备，也丰富和拓展了对各学科的综合知识，开阔了学术视野，并很快熟悉了所里作为各科首席导师的大家们，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甚至直接登门拜访。这对一个渴望学习的晚生来说，真可谓天赐良机。他们的课程安排，授课方式，言谈举止，衣着行为，著述藏书，都凝聚着毕生涵养的学识，智慧，气质，个性，只要你胸怀真诚谦卑之心，随时随地都可以学得从书本课堂学不到的东西，感悟他们为师为人为学之道。我提醒自己，要勤学善悟，倍加珍惜，少留遗憾。

正式开学以后，在抓好教学管理的同时，抓紧一切可能机会听课补缺。三年下来，无论专业知识的丰富和系统，思考问题的方法和理论深度，还是试笔写作，都有所积累和提高，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只是因工作上的琐事较多、家中又新添幼子，没能兼攻外语，一直耿耿于怀。

这三年，从全国来看，正是揭批“四人帮”极左思想路线深入开展的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也是如此。当时文学研究所，在所长荒煤领导下，高举批判反思拨乱反正大旗，成为文学领域的排头兵，推出一批全国知名的新秀，声震九州。同时，还积极组织全国性大型专题研讨会，推波助澜。其中时间最早影响最甚的是，1980年夏，在庐山举行的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研讨会。对于这个会议，荒煤所长十分重视，不仅自己准备了长篇发言，还亲自组织学界、思想界深有影响的老专家老学者重点发言，并在文学所成立专项资料编辑组。该组由资料室李凤林，理论室王淑秧和我组成，要求将建国以来有关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的历史材料，尽量完整准确的摘录整理出来。我们历经三个月，从大量报刊杂志及书籍中，剪辑、摘录完毕，由我综合分类编撰成稿，共三万余字。荒煤审阅后决定打印分发全体与会代表，深受欢迎。会后，分别在上海《文艺理论研究》和全国文联《文艺界通讯》等多家刊物全文或摘要刊出，上下结合，影响很大。这次会议，结识了来自北京、上海及各地文艺界老领导、老专家，亲耳聆听他们发自肺腑、高屋建瓴、爱憎分明的发言，我的心灵受到巨大震动。尤其听到著名哲学家、思想理论家、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先生，在沉痛反思中，发出的一声巨问：

文艺为政治服务，请问如果政治错了怎么办？

文艺为政治服务，那么政治又为什么服务呢？

难道政治就是最终目的吗？

这一问犹如春雷过顶，振聋发聩。它使我明白：这是一种敢于打破沙锅的“天问精神”，一种不避风险的“献身精神”，一种忠贞不二的“信仰和坚守精神”，是以探求科学真理为宗旨的学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从此，它注入进我的身躯，融入我的血液和灵魂，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驱除。

这几年，除上述收获，还根据所里需要和个人意愿，完成并发表各类文章10余篇，10余万字，大体可分两类：1，紧跟当时文坛讨论的热点问题，及时撰写纪要、述评，内容涉及文艺于政治关系，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等方面，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2，根据自己学习体会，撰写一些试笔之作。如关于文学的形象性、现实主义与“暴露文学”、创作自由、文艺创作表现人性美等诸多方面，都有文章发表。这些写作，使我关注和思考点，离现实贴得更近了，自觉性和责任感也更强了，直接影响到后来主攻方向的确定。

1981年秋，首届研究生毕业，我按事前约定，回到理论研究室。踏实不到半年，再被以“党委决定”指令接班科研处长。一干就是六七年。

由于前期经验，这次很快进入角色。决心以科研为中心，强化管理力度，突出学术内涵，努力作出新成绩。

首先加强自身对现代管理学的学习，结合实践感悟，提出管理是一门科学，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强调它不是一般的事务性的办事机构，而是在所长直接领导下，集办事（事务性基础管理）与咨询建言（创造性智慧管理）于一体的复杂性系统管理。因而它将不是一个机械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与科研主体同步互动的动态过程。据此，将动态和静态作了具体的区划分工，并提出不同的要求，使二者携手更好地为科研服务。这些见解受到科研局和有关院领导的重视（胡绳批示），曾在院科研管理研讨班以“试谈科研处的性质和任务”为题做重点发言，有关内容和文章分别在《社会科学管理》、《科研管理》等院内外刊物发表。

其次，这一时期，正是改革开放热旺之际，国际上各种理论思潮，纷至沓来；国内学界也充满着求新求变的热情和期待。为了更好的推动和引导这一形势，向刘再复所长建议，以所的名义举办新理论、新学科、新方法系列讲座，由科研处组织实施。我们开门求材，不论门第，不分地域，邀请国内各地有专长的学者，前来演讲并答疑解惑，共同研讨。应邀者20余人，分别来自本院相关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作家协会、河南郑州大学、福建厦门大学、江苏淮阴师专等单位。他们大多都是在某一新领域得风气之先，并在实际研究和应用中取得喜人成绩的新秀。为了更好地组织好这项活动，我们规定在每位演讲者来所之前，凡有条件者一定要事先登门拜访，沟通演讲内容要点，凡有难点疑点，必当面请教指点。这样既能作到心中有数，自己也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同期，还就上述内容举办多期全国性高级进修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同行的学术骨干，影响很好。

另外，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还规定对每位来访学者，都由科研处出面就有关学术问题访谈一次，内容包括来访者主要学术方向，当前研究课题，对我们的要求，其本国学界对中国文学（汉学）研究概况，代表性学者、著作，以及其他影响较大的思潮学派等。要有文字记录，专人专案，积累资料，以备后用。将被动的接待，变为主动的学术交流，提高了学术含金量。

这一时期，个人主要关注范围有所拓展，除继续为《文学研究年鉴》撰写年度文艺理论研究述评，还积极参加文学主体性理论论争（有概述和论文），关注文学研究方法论大讨论和思维变革问题（有论文）等等，相关文章分别由《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探索》、《文艺评论》、《学术月刊》、《文学研究年鉴》、《社会科学评论》、《文学研究动态》等刊物发表，有了新的提高。

如果说此前所有的读、思、写、辩，都还是从史、论、识方向逐步向文学本体切近的话，自80年代中后期起，结合管理和研究实践，对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学术工作者有了更多的思考。要点如下：

1，要具有独立学术品格，包括史识、学识、时识。做一个有知识，有理论，有思想，有担当的时代学人。关键是思想：学术因思想而放光，思想因学术而深邃。

2，要积极创建属于自己的核心理论“主体”。这是立学之本，成学之要。有了坚实的“主体”，才有了压舱石和定盘星，才能在前进风浪中船稳航正，不断创新而不失自我。

3，要审慎选择研究目标。它既须是自己的深爱，也应是学术思想前沿。一旦选定，不弃不离，相伴终生。

在上述想法指导下，我开始谋划并实施未来的工作。

首先，将研究目标和主攻方向锁定在：新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及创作思潮。我以为，这段历史，从走出“文革”危机开始，经历解放-发展，到危机-调整，曲折的生命历程，经验教训真切深刻，对于探究、破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的特殊规律，具有无可替代的典型意义。而学界的研究尚不到位。对此，我们责无旁贷。当然，这会碰到敏感地带，敏感问题，甚至会有一定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将激发你的思想活力，探索毅力，价值定力——或许，这正是求索者的必由之路。

其次，探索建构属于自己的理论“主体”。这个“主体”，我定为“文学生命论”。对此，已追求多年。早在80年代，就有直观感悟：从前期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文艺与人性人道主义、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等几场关乎文学生死存亡的激烈辩论中，清晰听到文学生命的强烈呼唤和抗争；在对新时期文学长期追踪、考察中，体认其基因、要素、结构、功能、系统、衍变等深层信息。响应这种呼唤，又从祖国传统美学，西方现代生态学、系统论、信息论、生命科学等，汲取有效思想理论资源，建立起初步架构形态。之后，在我的文章中，经常出现生命、生态、基因、生长点等词语，“文学生命论”作为一个正式命名的新概念，第一次完整出现是在1997年出版的《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 后记》中，这个《后记》写于1996年，原话是：“‘文学生命论’是它（指该书）的核心观念”。说明本书对此虽无专章论述，但它实际已成为统领全书的“核心观念”。两年后，初次专论以《文学生命谫话》为题，在《学术与探索》刊发，受到关注。很快被一个民间学术评估机构选为当年优秀论文。从此，生命理论一直扎根在我的学术生涯，并在学术进程中，不断修正，丰富，完善，最终以《生命理论与文学研究》为题，发表于2010年《文学评论丛刊 》第1期。

其三，依靠生命理论，进一步系统地对主攻目标进行研究，逐步形成系列成果。主要有：

1，主编《新世纪文丛》（合作，10卷，1991年出版，1998年修订再版）。该“文丛”编辑出版于新时期文学生命行程最为困难的时期。那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意欲否定新时期（前十年）文学的左倾思潮，我们以积极建设性的姿态，组织专家学者，将有关领域的实际发展成就，分类成书，有力地回应了这种思潮。出版后受到学界好评，先后荣获中国国家图书奖、金钥匙奖、西南西北地区优秀图书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中国社科院文学所10年科研成果荣誉奖等多种奖项。这套书的筹划和命名，有一个过程和变化。最初动念在1988年初夏。那时我还在文学所科研处主持工作，因有感于新时期十年文学领域有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对这种变化的不同评价，为了实事求是科学地回顾和审视十年来的学术之路，进一步推进其健康发展，正筹划一套包括各个学科在内的《新时期文学研究十年丛书》。我的《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正是拟议中的一种。正当紧锣密鼓准备写作之时，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被调外文所任职，一是不久出现的“89”风波。不仅写作告停，计划也改成现在的模样。境遇突变，烦人烦心。我的书稿竟然拖到1996年才得以完成。这才有1997年出版，1998年《新世纪文丛》修订再版时，以“修订版”补入的悲喜剧。唯一高兴的是，这时我的文学生命论已经基本成型。

2，专著三种 ：《新时期文学热门话题》（1997初版，1998修订版）、《生命的环链——新时期文学流程透视》（2003年出版，获河南优秀图书二等奖）、《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哀伤（2009年出版，实为对前书的修订、增补和深化）。三书均以生命论新视角，逐层深入地辨析新时期文学曲折衍变的深层轨迹，及其内含的理论契机，进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探究中国文学健康发展的科学之路。第一本，以改开前十年为对象，第二本时间增加了十年（1978—1999），第三本，时间段同前，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对生命理论的阐释也更为周全。

3，相关代表性论文有：《文学生命谫话》、《文学研究的生命视角》、《生命理论与文学研究》、《从生命视角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未来》、《大众文学与文学生命链》、《影响未来的历史性变革——新时期文学深层透视》《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等近20篇。（参见论文目录）特点是，紧扣主题，直面现实，冷静分分析，力求在事实与理论上，有所发现，有所深入。其中大多被选入《人大复印资料》专集。

期间，还主编（合作）、编著文学类丛书、书籍等多种。1999年，应邀赴日本名古屋大学任客座研究员，著有《中国90年代文学概观》（该校内部出版）。2002年退休。2010年，基本完成积留任务。此后，鉴于健康（包括脑健康）原因，除实在无法推托的个别任务，一律停止写作。

当然，“心”不能闲着：能看则看，能听则听，能说则说，能想则想。不过，基本是，越看越模糊，越听越迷糊，越说越乱糊，越想越晕糊。天意不可违。还是顺其自然吧！

末了，我想摘录何西来先生读《新时期文学的欢乐与哀伤》后所写的两段评论为结：

他的这部新著，以新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着眼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直面当下，求真务实，意在探索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健康发展之路，显示了独特的学术个性和理论追求。

作者从生命之根、生命之本、生命之树、生命之魂、生态之场，论述文学生命理论，既有对我国传统文论的继承，也有对外国文论的吸取，又有自己对文学实践的观察、感悟与提炼，显示了独到的理论见解，不仅坚持并深化了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也为从生命角度认识文学的传统理论注入更为丰厚的内涵，从而使这一理论焕发出新的生机，具有了现代感。其中所强调的，文学健康发展必须与人性进化取同一方向，必须守持并强化审美本性，必须保持健全有序（内在统一）的生命机制，必须保持积极和谐的生态环境，尤其是关于生命“三螺旋”必须实现良性互动的理论——触及并回答了我国文学发展的真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和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