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2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前所长张炯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发扬文学所的优秀传统”为题作了讲座。文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刘玉宏主持，纪委书记、副所长饶望京，副所长路育松、张重岗及全所人员参加。
讲座伊始，刘玉宏指出，为弘扬文学所的优秀传统、熔铸新时代文学所学人的精神品格、激发文学所的创新动力，所党委特邀请院荣誉学部委员、前所长张炯先生为大家作讲座。这个讲座是写好文学所所史、加强口述史工作的第一讲。刘玉宏重点介绍了张炯先生的基本生平、主要学术成就及其为文学所作出的贡献，对91岁高龄的老所长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开讲环节，张炯先生介绍了自己的报告思路，主要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就三位学术大家的优秀品质和文学研究需要处理好的三个关系展开报告。
在一个半小时的报告中，张炯先生首先回顾了以何其芳先生、蔡仪先生、钱钟书先生三位大家为代表的文学所前辈学者所表现出的优秀品质。
在他看来，何其芳所长不仅展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勤勉精神，还具备尊老爱幼、提携后进的模范作风。何所长除认真做好所内事务外，几乎每天从晚上九时开始写作，到下半夜三四时才搁笔休息。直至去世前，他还在校对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回忆录《毛泽东之歌》。何所长不仅对俞平伯先生、吴世昌先生、唐弢先生等老学者十分尊重，对年轻的后辈同志也很爱护，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提携。张先生讲了一件往事。自己刚到文学所不久，一篇评论历史剧的文章被《文学评论》采用，可拿到责任编辑张晓翠给的清样后，才发现被删去好几段，他认为如此删改导致文气不通，心中不悦。张编辑说，这是其芳所长亲自删改的，若有意见可以找所长反映。但他想，自己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面对一位著名学者，心有畏惧。编辑说，所长很平易近人，不用担心。而当自己到何所长家里时，所长因感冒发烧正躺在床上，见他到来，立即起身，握着自己的手到窗前书桌边，说稿子若有地方删得不妥，可以再商量。在听过自己的陈述后，何所长同意将几处文气不接的段落恢复，但也解释了有些段落需要删去的原因；并且教导自己，评论当代的作品须有分寸、不可过誉，把《甲午海战》这样的作品与世界名家席勒的剧作相比拟是不妥的。听罢，自己心悦诚服，对所长抱病仍亲自指导，既十分抱歉，也特别感动。
谈及自己的直接领导蔡仪先生，张炯先生认为，他是一位治学勤奋、学风严谨、学术民主的学者。直至晚年，蔡仪先生还带了一批博士生，写成《新美学》等多种著作。张炯先生也回顾了蔡先生给自己修改文章的故事。那时自己刚分配至文学所理论组，文学所的党支部书记王平凡同志让写一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短文。就是这篇仅三千字的短文，次日却收获了蔡先生的18条意见，令他汗颜，也着实令他敬服。在编写《文学概论》著作提纲的工作中，蔡先生总是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回来再召开编委会讨论，消化各方面的意见，多次修改写作提纲。经过三年，初稿完成后，蔡先生作为主编又花了一年时间修改补充润色，充分体现了博采众长的作风和严谨踏实的学风。
在张炯先生心中，钱钟书先生是博学多识的。据张先生回忆，钱先生精通多国文字。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领土四周与意大利接壤的一个小国圣马力诺共产党发来了贺电，找不到译者，最后请了钱先生才翻译出来。他晚年的著作《管锥编》引证的著作多达4800多种。在张先生看来，钱先生的博闻强记，一是与治学的勤奋分不开，二是与记笔记的方法密切相关。记得自己刚来所时，每周都会看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学者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来所，再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回家。一打听，原来那人就是钱先生。在张炯先生眼里，钱先生在“五七”干校那种环境下，烧开水、管农具、到邮局取全所的邮件等工作之余，还能手不释卷，坐在小马扎上读书，令人十分敬佩。后据钱先生告诉他，因家中藏书不够多，所以读的许多书都是从图书馆借的，每周来所里的图书馆借一大包书，读完就来所里再换一大包。他的阅读习惯，是在父亲的监督下从八岁起就开始养成的，每天读书时间不少于八小时。对钱钟书先生记笔记方法的发现，则是因为自己有一次向钱钟书先生请教问题。钱先生听罢就说在某本书上应该可以找到，并从书架上找出一本笔记本，告诉他问的问题就在那本书的某一页。他到图书馆一查，果然在那一页查到了。
在讲述完对何其芳先生、蔡仪先生、钱钟书先生三位前辈的回忆后，张先生总结道：“勤奋治学，这是文学所很重要的一个优秀传统；而治学严谨，博取众长，又实事求是，应该是又一个优秀传统；爱护后进，热情帮助后进，也是文学所老一辈学者的优秀传统。”
继而，张炯先生讲述了做好文学研究工作要处理的三个关系。
一是正确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张炯先生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社科院的学者正确认识学术研究与政治的关系非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文学所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从“文学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到普遍赞同邓小平同志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即“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首先是要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他倡导，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来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在当前，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文学研究的力量。
二是正确处理个人研究与集体协作的关系。张炯先生强调，研究工作固然要以个人研究为基础，但文学所作为国家的研究机构，在文化建设上承担着重要的任务，需将个人研究与集体协作相结合。这与周扬同志对文学所的指示是一致的，而文学所也一直贯彻着这个优良传统。例如，从何其芳当所长的时代，文学所就组织力量集体编写《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专著，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后来历任所长也都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坚持个人研究与参与集体重大项目相结合的优秀传统。
三是积极做好学术研究与学术交流的关系。张炯先生认为，积极开展学术界的广泛交流、相互协作，以促进学术发展，是文学所的宝贵传统。例如，无论是何其芳所长在60年代上马的《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后来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文学通史》10卷本和12卷本，均以文学所为核心，并借用了各高校和地方社科院的力量。除了学术项目的协作，学术成果、学术观点的交流也是很有必要的。张炯先生提醒，如今挂靠在文学所有多个学会，也是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应好好利用。
整场演讲，张炯先生激情澎湃，一如他当年作为游击队战士的风采。他与新中国、与文学所共同成长，积累了诸多的宝贵革命经验与文学经验；他所承载的刻在记忆与生命中的文学所传统，成为他倾心致力于文学事业与革命理想的精神力量，这一切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最后，他谦虚地表示以上只是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认识，不一定都正确，仅供大家参考和批判。至此，鲐背之年的张炯先生，全程脱稿完成了一场有情感与温度的生动报告，其精神风貌与报告内容令大家深感振奋，收获了在场所有人热烈的掌声。
讲座结束后，刘玉宏对张炯先生再次表达感谢，并对报告进行了总结。他认为，老所长用亲见亲闻的事迹，给我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所史课。老一辈学者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学术传统令人深受感动，老所长在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的提醒令人印象深刻。最后，刘玉宏希望全所人员要充分认识社科院是以科研工作为中心的政治机关的特质，努力做好有组织的科研，为文学所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张炯先生向文学所赠送自己的手稿。
全体人员与张炯先生热情交流并合影留念，讲座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文：孙林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