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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嵌乡土》:“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

温铁军
内容提要 今人需要理解百年来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怎样努力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复杂的背景变化之下倾尽全力稳定乡土社会。《回嵌乡土》作为乡建人的自我书写,不希望是“辩护”,也不只是“同情之理解”,而是希望能达成某种“共情之理解”及宏观微观结合后的“脉络化”处理,愿此举能成为一种启发与邀请,引发出更多“顶天立地”的实践与书写,在大地上写下“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
关键词 《回嵌乡土》;乡村复兴;乡村建设

  01

    让时间机器穿越到11年前(2009年)的初夏,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

    我利用在中文大学开会的机会,把当时在香港上学的潘家恩(本书作者),还有袁月兴、薛翠、杜洁四个年轻人[1]找到我住的地方,做了乡建历史研究的讨论,那时对他们寄予的希望是:作为当代乡建人,我们要在大量的实践中“出真知”,必须注重提高思想自觉性,应该为续写百年乡建史做好准备。以乡建人的视角与关切写出一部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百年乡建史”。期待乡建一线实践者能在埋头苦干的同时,更要仰望星空,在迈步向前的同时,也需不断回望来路。

  再回放到8年前(2012年)的深秋,重庆北碚的西南大学紫藤苑。

  这时,我以“中国人民大学支援西部高校建设”的名义签署了人才引进的文件,配合西南大学恢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并受聘为首任“执行院长”。此时,曾经于2009年在香港受命的潘家恩、薛翠和杜洁等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加入创院初期的奋斗之中。我们提出的科研思想是“厚基础,广国际”,但拓展国际交流的难度之大超乎想象。于是,能干下去的只是“厚基础”——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被西南大学收录校史的乡建前辈的业绩和遗迹,特别是起于北碚的卢作孚配合外来的晏阳初和梁漱溟等人,在“抗战大后方”继续乡建试验区,以及开展乡村建设人才培养的客观经验——加强我们团队关于乡建历史的研究。[2]

  无论11年还是8年,在时间老人那里都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我们2009年讨论的加强乡建思想自觉性的提法被大家一直坚持着,业已成为当代乡村建设历经跌宕起伏而仍然负重前行的内在凝聚力。8年前在西南大学重建的“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也已开展了多个地方的制度和组织建设试验。这个看似不大的团队联系着国内外乡村建设的资源,承担了意义重大的项目。[3]尤其是此书作者潘家恩,以“乡建学术化、学术乡建化”为目标,坚持不懈地努力开拓,终于有了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沉甸甸的大书!

  诚然,重庆团队发表的著作很多,这本书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

  由于21世纪中国乡村建设发起者们是一批亲身经历了20世纪后半叶激进现代化大潮引发之复杂变化的研究者,故从下决心重启新世纪乡村建设的一开始,我们就认识到:要做的不仅是“硬件建设”(rural construction),更应是以包容性可持续为目标、内在具有文化批判性的“乡村复兴”(rural regeneration)。

  近20年来,愈益广泛开展着的当代乡建正在形成国际国内影响力。但考究其内在本质,还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勉力继承上一代乡建先贤张謇的“村落主义”和卢作孚的“兼善”思想,以及海归学者晏阳初的“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行动纲领,也深刻体现梁漱溟所揭示的“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的目标。

  实际上,中国特色的百年乡村建设,本来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在外部势力“冲击—反应”过程中所形成复杂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动心忍性”“克己复礼为仁”,而有所谓“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使参与者有着远比一般社会机构更深刻的思想定力,也就能够更为理性地开展区别于长期对立状态的激进主流并体现在“双向运动”中的建构性民间实践。这是一种接续历史的自觉努力与行动中的自觉反思。

  唯其如此,就更要接受前辈在下乡支农工作中早已领略到的本该做主体的“农民运动农民不动”。而无论内外主流们秉持何种西方新锐思想,只要进入乡土社会,哪怕再呕心沥血,其高大上的努力也如“铁钩穿豆腐”……虽然从那时起,以济世救民为己任的前辈就已经在接受大量教训之后,告诫大家务必放下“西洋眼镜”“都市眼镜”,还得符号化地“头戴破草帽、怀揣旱烟袋”,但因遭遇外力破坏而十倍不止地“自毁”着的二元结构社会之多重张力,远非一般学者背诵的“中学为体”或趸来的“西学(已经从借用演化成新的神学)”所能应对得了!这也正是包括民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越是加快现代化,越是滑向败亡之命运……

  实际上,新世纪的乡村建设甫一起步,就因明确提出提升思想自觉性的要求,所以在实践出真知的方向上一直在做不懈努力,并对已经发生的经验过程做客观分析。与一般主流做的经验总结相比,我们尤其不愿掩盖自身的教训而被人讴歌为新时期的“好人好事”……诚然,我们一直希望整个乡村建设团队愿意理解“让乡建成为自觉者的历史”的愿望。

  或可说,我们的研究遵循的方法,是要“把构建理论逻辑的起点建之于客观经验的起点之上”。据此,我们把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朝战败之后的张謇以“村落主义”为理念回去南通创办在地化的“大生”企业作为中国百年乡建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乡村建设起步于19—20世纪之交洋务运动所代表的官方工业化的失败及民族工商业的兴起。那么,新时期乡村建设则起于世纪之交,也有中国百年追求工业化的一系列困局——到1994年甲午“国耻”百年之际,我们遭遇CPI高达24.1%的通货膨胀打击、演化为数十万国企倒闭、数千万城市工人下岗,加之数亿农民负担过重的危困现象;接着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导致1998年遭遇第一次“生产过剩”大危机;再接着是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

  这些宏观背景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应对的挑战,也是乡村建设在国家确立生态文明新战略的时代得以重启之原因。由此可知,我们的研究试图把新世纪再次兴起的当代乡村建设,纳入整个百年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自觉改良既碰撞又结合的历史脉络之中,形成一个不同于两派激进对抗的、民众多元化参与的社会经济渐进演化史。

  竖看百年历史,中国人已经有过三波乡村建设的实际过程。作为一场本源于青之末凡20载乃得各派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的社会运动,作为回应跨世纪“三农”这一重大本土化现实问题的社会实践,虽然进入今日公众视野的乡村建设宏大叙事屈指可数,但据当年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调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试验区有1000多处,呈现“群体性”和“多样化”的特点。

  据此可知,近代史上与“民国黄金十年”经济高增长同步的乡村建设在全国的扩展,并非孤立个别现象,也不是偶然发生,而是由时代的需要与环境的刺激与文化的变动所引起,是民族自觉及文化自觉的心理所推迫而出,其充分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

  须知,标准化规范化是工业社会的要求,千差万别才是民众参与式的乡土中国复兴运动之常态。从整体来看,乡村建设的形式和内容十分多样,但基本内涵是相对于“脱嵌”中华文明的主流社会而刻意地“回嵌”乡土,因自知处于非主流,便自觉地更加充分体现着国情意识、乡土自觉与文化自信。因此,当代进行乡建研究的人们不应将都市导向思路在乡村中简单翻版,而需尊重乡土社会的内在机理与特点,重新面对并进一步认识真正的乡土社会对文明传承的基础作用,充分恢复乡土社会的能动机制,尽可能减少各种激进发展对乡土社会的成本转嫁。自然,其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乡村本身,所动员或依托的力量也不仅是农民,而需要包括市民、知识分子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深度融合。

  我们研究百年乡建历史,其实主要是为了与现实问题相结合。

  因为清末民初的主流社会皆以“救国于崩溃”为己任,遂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相对于主流的“救国”大任,乡建前辈常以“救民于水火”为己任。从乡村建设延续至少百余年的经验来看,是为了使大多数承载了巨大制度成本的那部分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可持续生存的条件,要让更多的青年学生、社会团体、知识分子等多种社会群体结构化地整合在一起,形成防范危机恶性爆发的三共(共生、共享、共治)条件,提高三自(自主、自助、自强)的能力。因为,只有自觉减少内外危机代价对“三农”的“成本转嫁”,才可以使人类社会与资源环境能够可持续共存,才能维持子孙后代长期发展的条件。

  读书生活有鉴于此,今天我们需要“跳出乡建看乡建”,以整体性视野重思内在于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乡村建设,同时用另外一种历史书写的方式,重新书写民间那些有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的历史,用人们自觉的、自我的回归自然、回归社会的方式及其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的延续,让大家来参与讨论,至少是使被忽略的那些没有进入正史的社会改良活动能够呈现出来。同时期望它能在中国话语体系的真正构建中做出贡献。

  

  02

    从2001年重启乡村建设算起,已经延续了20年,我们发扬“启迪民智,开发民力”的前辈精神,在新世纪海内外资本纵情饕餮、大快朵颐中勉力传承的“大乡建”,作为大众广泛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事业,已经是一代人用热血书写的历史。本书作者当年是高校大学生支农社团负责人,恰逢其时地参与了这完整20年,从大学时期的支农骨干到今天的高校教师,其自身经历就是波折起伏的乡建缩影。于是,此书中记述的既是波澜壮阔的百年乡建,更有他亲身经历的酸甜苦辣。

  作为且行且思的“十年磨一剑”,该书努力突破传统叙述框架,基于百年乡村建设中的史料和事实,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与视角,尝试跳出已有乡村建设认识框架与单一学科的研究方法,以“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建”为框架进行宏观历史梳理与微观经验反思,重新梳理了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并精心选配珍贵图片近百幅。视野广阔,角度独特,涉及脉络复杂,且自觉拒绝静态、简单和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路径与当事人书写中常见的“自我辩护”陷阱,有意识地挑战常见的“好人好事式”事实罗列与成果展示,在经验与时代、自我和他者的密切结合与互动中,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对话,打开了主流视野所遮蔽的多元角度与丰富空间。

  作者在书中指出:一方面,由于受外部冲击和直接侵略导致的资源外流与巨大压力,并由耻辱和焦虑所引发包括“自强、自毁、自救”等在内的客观效果,使得乡村建设内在于因中西碰撞而剧烈变动之近现代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乡村建设同时内在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及由文明类型、乡土特点、资源限制等构成的国情现实之中,其既是近代的专有名词,又超越近代而内在于中国更长时段的历史传统中,有着更为广泛的资源构成与影响因素。

  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及农民为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剧烈转型既产生着不同形式的“百年乡村破坏”(梁漱溟语),也孕育了以“自我保护”与“乡土重建”为双重定位的“百年乡村建设”,其不仅由农村“被落后”的现实促成,也是知识界对农村重要性自觉体认的产物。因此,乡村建设不限于技术层面上的单一回应,也不只为个案实践与微观做法,它直接关联着中国近现代的转型与剧变,其推动者是包括知识分子、农民、学生、市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内容形式也常因阶段和目标的不同而充满差异。由此,作者进一步认为,乡村建设作为“去乡土化”普遍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或作为波兰尼意义上与“脱嵌”相对应的“回嵌”实践,虽然在内容、形式和效果上充满差异,但有以下基本内涵:与乡土紧密结合并充分互动,促进各种发展要素向“三农”回流,努力改变乡土长期被当作“问题”和“对象”的状况,对乡村遭受破坏和不可持续困境进行积极应对与创新探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此前很多被意识形态化的定论所“遮蔽”的经验过程,提出了帮助读者提高“祛蔽”能力的分析。因为,该书作者努力以“实践—研究者”为独特视角,利用研究者长期参与当代乡村建设一线实践的经历,以整体性视野打破历史与当代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将20世纪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现代化、全球化等宏观背景融合起来,系统展现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形式乡村建设整体面貌,对其背景脉络、经验机制、困难张力等进行分析讨论。同时,作者创新性地提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和“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这两类常被遮蔽的实践,呈现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国家建设的缠绕与张力,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维度讨论乡村建设的深层内涵及其与一般技术层面上“建设乡村”之区别所在,进而指出乡村建设的实质是与现代中国革命史、现代化史平行共存,在乡土自觉和社会参与中不断形成的民众民间建设史。

  此外,在写作方法上,作者尝试融合人文与社科两种风格,通过“题词、小引、专栏、注释”等多元化形式,结合其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的鲜活案例与有生命力的感知体悟,让隐藏在字里行间和文本背后的“作者”出场,把书写者的事实在场、动态存在与话语权力还原为乡村建设独特脉络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打破“书写者—对象”“实践者—研究者”的对立与割裂,自觉区别于“对象化/客体化”的常见书写,既有利于“去意识形态”地呈现百年乡村建设复杂过程,同时对人文社科更好介入现实也有着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03

    乡村振兴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被提为新的国家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19年则强调乡村振兴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回溯历史,广泛存在于20世纪中国的百年乡村建设实践立足国情与乡土脉络,无数先贤前赴后继,通过回归乡土脉络、整合各种建设性力量并融合中西方优秀文明,在乡村基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21世纪启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积累了厚重的历史经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历史先声。

    大凡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在其关于近代历史的记忆中更多留存的是被写入教科书的激进发展主义主流历史。其实,和大多数中国人真实的生活过程相关,因而需要后人了解的,是没有被写入主流历史教科书中普通人参与的、渐进改良的社会生活及其文化变迁。后世子孙还是应该知道自己身处其中的大众历史对于主流的相对性:无论外部环境条件如何变化造成内部激进对抗,无论上层建筑发生如何巨大变化,无论哪一种党派偏好的政治形式在对国家实行管理,人们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及其多元文化表达始终是在不断调整之中延续着。对这种普通人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传承的自主调整、自我改善及其自觉叙事,我们将之称为渐进改良,百年乡村建设正是这样一个大众广泛参与、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息息相关、充满多样化的实践。

  也可以说,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打出的口号是“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而在中国,我们不习惯提口号,而是用乡建人的负重前行在大地上写下“另一个世界就在这里”(another world is here)。

  诚然,今人需要理解百年来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怎样努力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复杂的背景变化之下倾尽全力稳定乡土社会。如果没有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无论民国还是当代中国追求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都不可能维持得住。作为乡建人的自我书写,正如该书《后记》所说,不希望是“辩护”,也不只是“同情之理解”,而是希望能达成某种“共情之理解”及宏观微观结合后的“脉络化”处理,愿此举能成为一种启发与邀请,引发出更多“顶天立地”的实践与书写。 注释:[1]袁月兴(女,又名袁小仙)在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之后到内地参与乡村建设,2003年起任我们在河北定县(定州市)翟城村创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助理,后来跟我读博士,现在香港的一家慈善基金会工作。薛翠(女)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博士,后来跟我做博士后研究,现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潘家恩(男)当时刚从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毕业,现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杜洁(女)当时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的在读博士生,2012年还未完成学业即服从乡建事业的需要,被安排到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任办公室主任,现在学院各项工作相对稳定了,才又到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职读博。[2]中国乡村建设的前辈晏阳初先生1940年在重庆北碚歇马场创立了私立乡村建设学院。同时乡村建设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北碚创立“勉仁书院”。这两个乡村建设教育单位在新中国成立后都被移交给西南大学,成为校史的一部分。此外,被后人称为“北碚之父”的卢作孚先生则创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和“兼善中学”等科研和教育机构。他们力所能及地为延续乡村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晏阳初先生获得美国援华法案资金和物资,在璧山县为中心的重庆周边乡村创设“华西试验区”,留下几万卷档案资料。就在我们团队重建乡村建设学院的这一时期,这批档案资料陆续整理出版,是为我们“厚基础”建院思想得以实现的第一个历史性机遇。[3]曾经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工作多年、归国后担任多个国际组织负责人的张兰英老师曾经被聘任为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副院长;在意大利留学归国的钟芳博士和在香港获得文化研究博士学位的薛翠,也都在国际交流项目上做过很多努力;但除了发表10多篇英文文章外,我们试图开展的发展中国家交流和比较研究,实在难以突破高校对各种束缚创新的规章制度因循拘泥,使这个创新力很强的海归团队在拓展国际合作方面勉为其难……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9期。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