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文学网

独异性诗学的当代谱系

刘阳
内容提要 当代思想发展出一种独异性诗学谱系。这一谱系从起点上展开建构与转变两种不同取向,在对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主流语言论的不同态度中贯穿事件论,又以后一取向尤为显著。欧陆事件思想家围绕后一取向的论争,在两个关键分歧点上形成“独异”的内涵,并通过反思建立在主流语言论基础上的理论批评文化这一问题意识,自然延伸到英美学界。后者从非偶然、非唯一与非光晕等角度廓清“独异”的外延,辨析其康德主义渊源及自由观,引出其相互关联的晚近两条路径,即消除独异与日常的对立,进而驱动性地将之与主体日常当下的历史经验深度联结。与奇点技术的融合,代表着独异性诗学的最新进展。

 

   独异性诗学,指对艺术的独异性(singularity)产生敏感并展开深入探讨的诗学。这种敏感不乏传统渊源,在斯多噶哲学、近代斯宾诺莎以及康德思想中已有不同程度的浮现,但主要是当代诗学整体走出认识论思维后的一种取向。立足于当代视野,对独异性诗学作出思想史与概念考辨,图绘其涵盖面颇广的谱系,有助于在中国化语境中恰当地融入它。 

 

一、思想史定位与概念辨微 

  从发生背景看,在思想史场域中,独异性诗学至少具有三重相互关联的定位。其一,反思认识论。“事件的独异性,指不把事件变成一种预期的发生或‘预期来临’”[1],它作为“独异性阻力”,像阿伦特描述的那样冲击概念普遍性[2],形象地成为不同线的动态交织点中“正在发生的事情”[3],以至于虽已在古希腊萌芽,“对斯多噶主义者来说,语词表述的是事件而非概念”[4],维系于事件的独异性,却在漫长的本体论与认识论进程中未能有充分彰显的机会。其二,反思个体特殊性。2017年出版的德国学者莱克维茨所著《独异性社会》,在德文中区分了“独异”(Singularitäten)与“独特”(Idiosynkrasien),指出独异性“既不是普遍-特殊意义上的体系,也不是独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独异性位于二者之间”[5],不同于处在社会规则秩序外的独特性,独异性处于其内又不普适,是有别于质性思维的复杂体。其三,反思在排除权力之际变相包容权力基础、暗中加强着侵略性规范和制度性自由的晚近理论批评文化。对由此引出的独异性自由,下文将详论之。 

  就概念语义而言,将singularity译为“独异性”有如下理由。若译作“奇异性”“奇特性”或“独特性”,除了莱克维茨的上述辨析理由外,还容易引人往著名的“陌生化”概念方向附会,后者被明确等同为“奇异化”[6],强调陌生变化的一面,并不符合该词非偶然的完整涵义。保留“异”字,是鉴于它含有异在、他异性(alterity)之义,区别于海德格尔意义上“未知的”(unknown),更具列维纳斯意义上“不可知的”(unknowable)因素[7],较能全面传递列维纳斯与德里达等人在这一谱系中的身影。不译作“奇点”,则是考虑到该词的天体物理学内涵(由霍金提出的、既存在又不存在而令物理定律失效的点)与诗学的界限,属于被库兹威尔的《奇点临近》、索恩的《奇点来临》等技术思想著作指认的“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这一临界点”[8],以此为描述角度将缩小独异性诗学的容量,尽管这不妨碍独异性诗学高度关注奇点问题。 

  “独异性”一词最早由意大利哲学家路易吉·斯特凡尼尼在20世纪50年代的《作为普遍诗学的独异性》一文中提出。在欧陆著作的英译者与研究者那里,singularity有时也被译成相近的novelty(如拉康研究[9])、uniqueness(如保罗·利科著作英译本[10])等。十余年来,阿特里奇与莱克维茨等学者著书专论独异性问题,而且在西方学界已至少出现三部聚焦独异性诗学的著作,即英国杜伦大学教授蒂莫西·克拉克的《独异性诗学》(2005)、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教授本吉特·马拉·凯萨的《独异性与跨国诗学》(2015)与法国学者斯蒂芬妮·卡里安德罗的《美学中的形态动力学:艺术作品独异性论集》(2019)。2012年12月,杰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作了“奇异性美学”的演讲,探讨了其科学、哲学、社会与政治四种内涵[11]。这些论述涉及当代重要学理,值得我们今天在吸收中进一步完善,并结合新文献材料对此思想谱系作出深描。 

 

二、两种不同取向及事件论贯穿

  在欧陆起点上,独异性包含两种程度不同的取向:第一种以福柯为代表,从建构的角度理解独异性;第二种以德勒兹、德里达与巴迪欧为代表,从转变的角度理解独异性,相信“独异性属于另一个维度,而非表示、表现或意义的维度”[12]。我们的这一总体划分,接近阿甘本那张内在性/超验性的著名分类表[13],但在独异性问题上有保留地将德勒兹与福柯区分开[14],并可以首先获得三组较新证据的支持。 

  这三组证据如下。哈特与奈格里在2009年提出,福柯与巴迪欧分别在“前瞻”与“后顾”中谈论独异性:“对巴丢(巴迪欧)来说,事件……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而确立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他关注那些事后赋予事件以意义的介入行为,以及不断回归事件的忠实化和属性化过程。但福柯强调的却是事件的生产与生产性……事件内在于存在以及颠倒事件的战略之中。”[15]意思是,事件在福柯这里具有未决性,需要主体在实际的话语权力行动中去生成它;在巴迪欧那里则外在于主体而类似于神迹,主体只能在稍纵即逝的事件发生后,才忠实于它并将它实现出来。迈克尔·马德与圣地亚哥·扎巴拉2014年出版的《动摇:本体论与事件》指出,“存在的事件是一个机会而非一种威胁”[16],尽管后者是许多非理性主义者乐于采取的思路。这也表明了独异性有建构与转变的不同侧重。帕西菲奇出版于2017年的《什么是事件》,将独异性区分为构成性的(constitutive)与反应性的(reactive)两类[17],同样判明了独异性的两种取向。 

  为何有这两种不同取向?因为独异性同时来自对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主流语言论的两种不同态度:其一,从建构理解独异,虽用话语取代语言和言语,仍将独异性理解为可在话语中加以把握的和可能的、而非超出话语-语言序列与范畴的;其二,从转变理解独异,相信原初的独异性超出了语言,主张“让独异性穿过语言与真实的不稳定界限而发生出来,不归诸连贯结构”[18],还原其相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的不可能性。以下依次说明。 

  在从建构角度理解独异性的前一取向中,福柯围绕对象被各种话语条件所建构这个核心提出事件化思想,在《方法问题》中认为事件化“首先是对自明性的反抗。它意味着在一种激发历史常态的诱惑之处,或者一种具有直接的人类学特征之处,以及一种将自身影响显而易见地、一致性地加给全体之处,使独异性变得明显可见”[19]。对自明性的反抗是话语权力自身的建构,这意味着独异性没有超出而是来自话语,符号随机区分出的位置,始终内含着突破该位置以形成“突出部分”及“多边形”与“多面体”的改变倾向[20],突出也即独异性。 

  从转变角度理解独异性的后一取向,则相信“事件不能由名称(正确的或通用的)来包含”[21]。较早时,利奥塔即认定差别原则可能凝固为另一种形而上学的目的论实体而淡化了独异性,认为“索绪尔在符号意指而非价值方面的描述存在含糊不清的依附关系”,需要“通过暴力破坏这种安排,这是事件”[22],对符号区分关系这一总是安全存在着的语境前提的信任,忽视了暴力的复杂性,而那才是独异性。这得到了后继研究者的响应:“差异不等于单纯的对立,因为对立引入了一种减少,一种不那么深刻的关系,在一种简单的矛盾中压缩了复杂性。”[23]它也是我们在考察独异性时将德勒兹与福柯区分开的缘由。福柯不同意结构主义语言观,但仍走话语建构下的可能性路线。德勒兹也认为“事件本质上属于语言”[24],但如让-雅克·勒赛克勒所指出,他对结构主义语言观表现出微妙的态度,虽反对语言论转向而“总是把语言放在别的东西上”,却“总是执着地回到语言上来”[25],然而主要旨趣却是“在语言表面上打个‘无聊的洞’,以找出‘背后隐藏着什么’”[26],那个在他看来无法被语言再现的事件,是“将结构内的历史重写为一系列与结构独异性相关的事件”,在其中“结构的虚拟性转变为实际”[27],即在转变的意义上谈论独异。因此,德勒兹主张“最小的实体单位不是词语、观念、概念或能指,而是装置(agencement)”,前者引出结构,如果说“结构关涉的是一种同质化环境,而装置则并不如此”[28],也因此他认同语言的动词用法,认定伊壁鸠鲁哲学侧重依赖名词与形容词,斯多噶哲学却在强调动词性中使“不定式动词表达的是语言的事件——语言是一个独异事件”[29],将动词视为语言的整体表征,从而在诸如对斯宾诺莎的解读中赋予情动以肯定性力量。与之相应,同属语言论的分析哲学,其实也对独异性在语言中被消解的可能怀有警惕[30]。综合起来看,不少理论家虽从“饱溢”(saturate)与“负熵”(negentropy)[31]、逃逸与溢出以及更为形象的“闪电”等角度阐释事件及其独异性[32],和福柯所说的“突出”字面相似,实质取向却是不同的。 

   上述初步分析显示了两点:第一,两种独异性取向都结合事件来谈,在对主流语言论的不同态度中有事件论的贯穿;第二,总体上,后一种取向更为显著。分别问世于2018与2020年的两部新著,不约而同地证实了这两点:“事件是一种独异性,它是一种造成差异的差异,是一种情况的根本转变或变形。”[33]“事件的关键特征:独异性、不连续性与差异。”[34]这指引我们紧扣事件思想、尤其是后一取向来更深入考察独异性。德勒兹(延及德里达)、巴迪欧与齐泽克这三位欧陆事件理论家,提供了影响独异性诗学的两个关键分歧点。 

 

三、欧陆三家的两个关键分歧点 

  从德勒兹入手,不仅由于他最年长,也因为他较早用连字符将“事件”与“独异性”两词连接,认定“我们只能把事件说成是部署在有问题的领域中的独异性”[35]。事件在现实与虚拟相伴随的情况下“无限细分着那些纠缠着它却从未居住过的事物”[36],得到的是“已变得一致的虚拟,已成为一个实体”的“纯粹事件”(pure event)[37]。在达成纯粹事件这一方向上,德勒兹与德里达似有较一致的说法。德里达以签名为例,阐述其重复结构使严格的同一性变得不可能,其内部充满裂解,形成“签名之事件与签名之形式的完全独异性:一个纯粹事件的纯粹重现”[38],即同样在差异的重复中导向了纯粹事件。 

  这种纯粹事件论引起巴迪欧的怀疑。倡导“事件只是事件所产生的后果的整体”的巴迪欧[39],赋予事件绝对的超越性,相信人在事件面前不具主导地位。他认为,如果按德勒兹,一切都是事件,会出现如何区分事件与事实的问题,“以至于他根本无法解释事件或破裂的独异之处”[40],事件却是“连续性中的一种无法理解的‘断裂’”[41],它形成“不可确定性”[42]。勒赛克勒的《巴迪欧与德勒兹读文学》辨析道: 

  我们理解了为何德勒兹与巴迪欧在“事件”一词中不表达相同含义。巴迪欧的事件是以强调的复数形式构思的,它既真实(real)又是其自身(actual):或确切地说,巴迪欧完全拒绝德勒兹从柏格森那里继承而来的虚拟世界(the virtual)。[43] 

  勒赛克勒对比研究两人的独异性思想在文学阐释方面的效用,观察并得出一些有趣结论。他发现,不止于对柏拉图的态度截然相反,德勒兹的独异性思想适合阐释战争文学,巴迪欧的独异性思想则适合阐释奇幻文学。前者对充满了各种未知意向与不确定因素的奇幻现象不感兴趣,而将阐释重心放在战争主题上,因为战争是为了相对的和平,最能体现上述从抗拒走向和解的纯粹事件形态,“战争是纯粹事件的最佳形象”,托尔斯泰、司汤达与斯蒂芬·克兰等作家的战争题材小说堪当此任。相比之下,奇幻性文本“关注的是根本上全新的事件,而非伴随每一次事故的事件的虚幻本质”[44],更适合巴迪欧聚焦各种不同的异质程序之间随时出乎意料、打破常规的独异,后者走深受阿尔都塞影响的科学主义运思道路,拒绝(“硬生生扯离”)德勒兹有关事件源于虚拟之说[45],而宣称只存在实际情况。这是欧陆对独异性理解的一大关键分歧点。 

  德勒兹与巴迪欧的独异观引发了齐泽克的进一步歧见。巴迪欧视事件为绝对异质的存在,指出它不与他者相融并拉开距离[46]。齐泽克总结道:“在巴迪欧看来,事件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的相遇或发生),就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于新秩序的忠诚与努力。”[47]这是齐泽克所不同意的。他不止一次表示,事件“不处理任何预先的本体论承诺”[48],却导向“一种激进而彻底的变形,不可能‘回到未变形的世界中去’”[49],以致成为理想化的稳定形态。2015年,在为弗兰克·路达《关于巴迪欧:非理想主义的唯心主义》所作的《序》中,齐泽克主张发展一种新的唯物主义思想形式,既与传统注重物质现实归化的庸俗唯物主义决裂,又充分防范滑向唯心主义这一对立面,他从巴迪欧继续往前走,赋予“非物质”(immaterial)以积极的存在,认为那不等于主观,而是包含了非物质成分的客观。正是在这点上,“与海德格尔相反,德勒兹与巴迪欧都以唯物主义者的身份,作出了同样自相矛盾的哲学姿态,来捍卫‘非物质’秩序的自主性”[50]。此即认为,两者把“非物质”主观化甚或神秘化了。在齐泽克看来,巴迪欧在独异性论述中残存的东西,是一种以唯物主义为名义的进化实证主义框架。联系其“黑格尔化的德勒兹故事是永远讲不完的”这一阐释来看[51],他指的就是巴迪欧事件论中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转化倾向,以及由此对公理性假设的某种默许[52]。它导致后者在运用事件超越形而上学时仍未摆脱对“非物质”的理想主义预设,因而削弱了唯物主义的主张[53]。这与德勒兹的纯粹事件论如出一辙。得到了重审的唯物主义是“非物质”化的客观。这是又一关键分歧点:肯定独异性在非物质方面的充分潜能,但不把它理想化从而再度庸俗唯物主义化。 

  把上述两点结合起来,可以得到独异性从纯粹事件到绝对超越的事件、又避免在超越中再度沦入理想化逻辑的欧陆形象。这种形象是如何进而向英美学界延伸的呢? 

四、《独异性诗学》:康德主义溯源与自由观辨析 

   独异性由表及里地逐渐延伸至英美。在表层上,欧陆原创理论是当代多数英美理论批评的直接资源,前者的独异性理论虽已涉及文学艺术,毕竟主要在哲学层面上展开,很自然地会引发后者将其具体运用于诗学中。在深层上,既然如前所述,独异性在欧陆主要表现为对主流语言论的背反,当同时期的英美学界开始关注“理论之后”时,由于理论就建立在主流语言论基础上,英美学者们考虑引入与主流文化主义及其语言论基础有区别(“语言不是一种符号系统”[54])、从而“与当前主流文学和文化批评观念有惊人的临界距离”[55]的、包括但不限于上述欧陆理论家的“独异学派”(school of singularity)[56]作为更新的突破口,便是很自然的选择。英国学者克拉克出版于2005年的《独异性诗学》,集中标示了这种选择取得的成果。 

  独异性源于康德美学。这个出发点指引克拉克留意到,康德相信精确的感觉是不可翻译的,把成功艺术作品的独异之处与人们认知前的秩序与和谐感联系在一起,这所暗示的不可判定性使康德继续以某种方式恢复这种独异性,形成了众所周知的美学理想主义。康德的困难在于,“独异性”是个空洞、纯粹的术语,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东西都是不规则而独异的,哪怕桌上的一个小污点,然而除了说它具有独异性,就什么都无从说了。为了仍能说,康德引入了判断行为的反思性,最终把论点归结为自然与人类的超越的目的性,推出了一种思辨性的形而上学。这是用反思性取代独异性。克拉克主张摆脱上述路线,从四位当代欧陆理论家所共同代表的“后存在主义”角度来看待独异性[57]:海德格尔揭示出独异性的两个特征——循环性与拒绝概念定义[58];伽达默尔将独异性“与令人熟悉的诗学思维联系起来”[59];布朗肖视独异性为不可能性的一个方面[60];德里达作为独异学派的最新代表,则用不可译、单个与差异描述不同于相对主义的独异性[61]。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启发克拉克沿此将当代文化主义范式与康德联结起来,令他意识到,鉴于永远无法确定一个文学文本的意义,文化主义者会认为,文学必然总是超越任何一种语境的阅读,这就强加给读者无休止重读文本的任务,逐渐形成了魔术般的批评文化阵营,类似康德对独异性的反思化处理。一般都认为文化主义的基础是语言论而非康德,克拉克何以如此溯源呢? 

原来,他是在对两种自由观的辨析中将文化主义溯源至康德的。克拉克借助阿伦特的“自由”概念,引入两种自由观的对比并指出,目前主导性的文化政治范式虽建立在“自由”概念上,但这种概念隐在地与康德所持的传统自由话语一致。与此相反,“汉娜·阿伦特的‘起源’概念所固有的更令人不安但也不那么局限的自由观念,即在确定身份、道德与立法规范之前或之外的一种极端空虚状态”才是独异性自由[62]。克拉克借助政治哲学家保罗·帕顿所说的“批判性自由”(critic freedom)概念表明,独异性所具有的批判性自由不是施行批判的制度,而是指危机或转折点,即事物某状态或条件转移至另一状态或条件。他引述帕顿的分析:“批判自由不同于标准自由主义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概念,它关注的是主体的变化与转变的条件,以及对主体的个人或集体性质的漠不关心。相比之下,传统的自由主义方法倾向于把自由视为一个特定的主体,并把自由定义为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不受阻碍地行动的能力或满足自己最重要愿望的能力。”[63]后者正是康德式启蒙自由,也是当代文化主义所崇奉并行使着的自由:揭露对象被压抑的本质,视文本为实现自我主张的冲动的一部分,把自由理解为身份的自我实现,不知不觉地将这个过程的政治性确认为一种人类规范理想,其人格和自我概念实际上是特权化的。 

  确实,人们容易产生对独异性自由观的上述误解,仿佛理论批评的自由就在于不受阻碍地、唯一地去发现问题,继而确立自己。它引发了不止一位英美学者的反思。比克拉克早一年,生于南非的英国文学理论家德里克·阿特里奇已经指出独异性不同于偶然性、唯一性与“光晕”[64],与同时期让-吕克·南希等欧陆理论家们有关基于惊奇的独异性“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存在的存在”[65]以及莱克维茨的独特/独异之分一致。杰姆逊在北大演讲中也以美国女性主义论争为例,认为“即使新的共同体承认自我的独一无二和奇异性,但由于他们把自己的胜利赋予过多宗教救赎的色彩,结果便是削弱了奇异性的理想,将之变为了个体的事情”[66]。这与克拉克对康德美学将独异性处理为反思性、目的论意义上的超越模式的批判颇有相似之处。克拉克论证道,对于自由的这种康德式要求,引出建立在不受约束的判断基础上的普遍性理想,进而与新兴政府理想相合拍,康德由此与后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倾向趋同,并一直影响到包括文化主义范式在内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理论以征服对象为前提,以制度化自由方式持续存在,延续了自由作为自我合法化与自我肯定的启蒙理想,暗中强化了自己的侵略性规范,这不是独异性诗学所愿意重蹈的。依据克拉克的描述,文学阅读获得一个空间,在此空间里人们感到文本具体投射出来,使任何解释方式都显得不充分,独异性将读者置入反思的对立面、即反转情境中,令其唯有撤回所有预设才能接近对象,保持对象的开放性,并由此产生各种非同寻常的、抵制文化主义反思性的思想事件,走上批判性自由之路,在对同质化的批判中持续引发转变的自由。 

  当克拉克指出独异性将读者置入反转情境并超越预设时,某种程度上他已触及独异与其反转——日常的关系。对不同于日常的独异性的强调,也可能形成另一种同质化惯性,而引发独异性诗学在张力反转中回归日常的进一步深化进程。 

 

五、回归日常并驱动主体历史经验:独异的深化 

  从独异性的同质化回归日常,这项工作发端于英国伦敦大学教授迈克尔·索亚问世于2013年的《反事件:日常生活与现代主义叙事革命》。索亚揭示出巴迪欧独异性思想的一个内在矛盾:一方面主张独异事件的发生不依赖先在的主体性意图,而是在自身“空虚”过程中的即时生成;另一方面把独异性建立在集合论的基本公理、即空集合公理上,罔顾任何给定的集合中都存在空隙,从而无法建立起具备定义与序列的实数连续体,只能采取归纳法,而使集合论依赖于公理,以便从确定的命题出发建构独异性,在现成性上与前一点的生成性形成了龃龉。索亚由此认为,以加速性理解为常态的独异性诗学预设了原因的神秘性,没有科学地阐明独异的发生机制,其将独异置于日常之上的做法因而失效,未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人、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一直被一种终极停滞的幽灵所困扰”[67]。这种终极停滞感其实在尼采对黑格尔主义的挑战中已露端倪。尼采认为重大事件不是喧闹而是步履蹒跚的,“在那些‘最寂静的时刻’会发生真正的重大事件”[68],最寂静的时刻无非是日常时刻。被从日常性中分化出去的独异性,将独异与日常对立起来,遮蔽了日常本身的独异元素。 

  这种日常性独异是什么呢?破除独异性与日常性相对立的理解,在更深层次上引出了独异经验主体在日常当下与历史经验的转化性融合问题,这就是已被索亚触及、又为当代加拿大政治哲学家布莱恩·马苏米着力拈出的独异性的政治维度问题。马苏米认为“独异性指这个事件的‘恰到好处’”[69],即把活力的过度影响所带出的生命力强度转换为可重新计算、可编码或可形式化的内容,使之不再过度,成为审美与政治的有机统一。对此的展开,是由德勒兹与巴迪欧已开先河的驱动影像论来完成的,它以关键词“震惊”击中了独异性不再反日常的推进方向:驱动出主体对历史而非仅对作品的日常当下经验。 

  “驱动”作为精神分析学视角,将症候的病因归于有机体的“偶然性与独异性”[70],较早时已被利奥塔引入对剧场装置与事件源头的阐释中[71]。在此背景下,德勒兹以《电影1》等著作深入探讨了事件与“驱动影像”(drive-image)的渊源关系,认为1945年后,影像受到战争创伤的影响而产生危机,观众的认知与电影的感官运动的联系急剧减弱,对电影的观看引入了基于色情诱惑力的认知机制,即行使小说或诗歌那样的阅读,由此形成了“事件作为粉碎效果的阈值,事件来自‘驱动影像’”[72]。阅读在观看电影过程中的积极介入及其对连续性时间的反思,使图像的感官运动体验到视听觉成分的连续分离与转变,唤醒观众对真实历史经验的震惊感,而这是最具价值的独异,就像看到影片中的“颜色不是对象的常规属性,而是事件或与事件相关的属性”[73],由此深度证实了透视的不可靠。巴迪欧出版于2010年的《论电影》接续了这一主题,认为电影是不纯的[74],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和无限延伸着杂质化趋向。倘若满足于安德烈·巴赞所说的“恩典性”,电影就是观众被动卷入其间而不得其真谛的。驱动性地穿透恩典,直击作为事件的电影,再度证明“影像正是因为在影像以外之物的基础上被构建,才有机会真正成为美丽而又有力的影像”[75],这种基础即政治。 

  从影像到剧场,加拿大学者约瑟特·费拉与莱斯利·威克斯在2011年联袂发表了《从事件到极端现实:震惊的美学》,指出戏剧中暴力与极端场景的呈现将戏剧艺术带出了戏剧框架,通过暴力的表演行为以及与这种暴力面对面时所体验到的极端临场感,创造出“一个真实的事件”[76]。他们借用保罗·阿登纳出版于2006年的《极端:突破界限的美学》的措辞,称这种事件创造过程为“震惊美学”,认为戏剧唤起的激烈的暴力拥有超出戏剧本身的额外存在,冲破虚构性而以其充满震惊的敏感力量击中观众,消除审美距离而只留下事件,使事件现实化。把事件说成超出戏剧框架的现实,多少有将事件实体化的嫌疑,不如将事件理解成突破戏剧框架而外射的动词性瞬间更为合理。阿德里安·基尔在出版于2013年的《剧场与事件:欧洲世纪的上演》中,主张建构对“当代历史的主体经验”[77],在戏剧事件的展示中使人们理解自己正处于其中的历史事件。他“请出”德勒兹与巴迪欧这两位对话者,认为戏剧对20世纪事件的演绎使人们遭遇一种当代性的观察体验,美学领域扩展至政治与历史领域,人们由此标示出本雅明所说的艺术作品的历史内容,实现了杰姆逊所谓的历史中非常形式与结构的轨迹的主体化。作为对这些思想的展开,基尔结合阿甘本的论述,解释了某些图像如何以及为何只在历史的某个确定时刻获得易读性,据此把“戏剧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其思维的具体形式是对事件的思考”作为主要论点[78]。这使戏剧事件依然在震惊中形成创造性政治,人们从中独异地体验到历史。 

  影像与剧场所依托的各种现代技术,很自然地伴随着发展迅捷的图像、信息传媒乃至人工智能等新手段,进一步带出了独异性诗学在进入21世纪二十年后的新生长点。 

 

六、幽灵性独异:与新技术的关联

  在与新技术的关联中,独异性诗学正呈现出欧陆与英美合流的态势。立陶宛学者路易斯·阿曼德2007年出版的《事件状态:话语、时间、形态》,较早“将连接性结构和可重复的机器特征与事件独异性结合”[79],从前文所述的主流语言论及其背反这两种取向上,为新技术视野下的独异性诗学提供了范型。 

  阿曼德并不否认,因果论思路屈服于可辨别的规律性,现代技术的勃兴,意味着不连续性从此与技术的语法更为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他同意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的预判,即不连续的时刻与虚拟性概念联系在一起对应着全球化的到来,摄影术与留声机定义了虚拟的、模拟真实的模式,数码时代的真人秀、网络战争游戏则导致历史不再是真实的记忆,而成为鲍德里亚所说的“过剩”。由此出场的事件与未来保持着开放关系。阿曼德援引德里达1993年对斯蒂格勒的一系列电视采访,即出版于2002年的《电视回声机》,展示德里达如何通过技术过程勾画事件状态的矛盾性轮廓。这种矛盾性轮廓伴随着对德里达之问的引出:我们能否同时思考正在发生的事情(事件)与可计算的自动重复编程(机器)?因为既然是纠缠,两者的相互影响便是非中介的。在这里,阿曼德通过与量子力学的勾连,将技术机器因素引入对事件结构的分析,研究了机器语言在独异性诗学中的作用,证明量子力学将测不准的根源归于观测目标始终离不开观测手段的介入,这与机器语言在独异性发生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同样性质,后者首先也正是在必然测不准目标却因此创造出真实的意义上消解了将自身中介化的做法。 

  若仅止于此,当代技术便成了与主流语言论一致之物,难免被简单化了。对主流语言论在稳固结构中淡化了事件及独异性的体察,使阿曼德进而将语言与技术-物理系统联系起来,在分析德里达所谈论的“一般写作的可能性”时指出其不仅是差异性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幽灵性(spectral)的:作为与‘技术’的其他‘公开’行为相伴随的效果”[80]。幽灵性即超出了结构主义稳定性的复杂性。斯蒂格勒已看到,当今模拟与数字传媒技术在传播速度上的巨大进展,使事件不再有转播与直播之别,看似刚过去的事件是当下实时直播直接制造而非回溯的结果。模拟与数字仪器不断制造事件,消除事后延迟的距离,记忆并非对已发生之事的报道,而是经历了选择、整理与保留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滞留同时敞开着前摄状态:已发生的事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尚未完全发生。记忆必然伴随着遗忘与删除,后两者总是积极或消极地构成着领先于自身的、超前的摄取,以致滞留从来都是前摄,这在当下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媒体生产中尤显突出,因为“时间的工业制造特有的前摄力”以“接近光速”的性能导致“不再可能区分‘事件’和事件的‘输入’,或者区分事件的‘输入’和‘接收’或读取”[81],从而取消了事件因与叙述相分离而必然形成区域性的传统看法。因此,减少可记忆之事,克制对语言记忆能力的信念以便懂得遗忘,才能获得记忆的真实性,进而在超越语言记忆的前摄中产生看似幻影的事件。阿曼德沿此指出,事件水平与时间演化状态的过渡与临界点,在机器技术中联结起了由实例化与表征组成的矛盾系统,复杂的情境流变及其例外尽在其中。这从技术角度再次确证了独异性对主流语言论的超出。 

  后一取向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的迅速发展,是独异性诗学的必然发展逻辑,它受斯蒂格勒与阿曼德等所借用的量子物理学以及更晚兴起的电脑、纳米、生物医学影响,与面向后人类时代的未来学的各种展望联系在一起。人工智能在超越人类智能的临界点上催生出人机艺术,人机之间充满负熵效应的反转点或曰奇点,使独异性在新艺术浪潮中持续嬗变。诗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尝试还不是很多,但“奇点艺术”概念在2012年的正式提出者、旅美华人艺术家谭力勤梓行于2018年与2019年的《奇点艺术》与《奇点:颠覆性的生物艺术》两书值得重视。它们演绎了强人工智能对艺术家创造力的挑战与重构、未来无界面虚拟现实艺术与人类的博弈前景、纳米技术架构下的新艺术创作实践及生物艺术等独异性诗学新议题,提供了或许会引发一定争议却足以启发当代艺术界推陈出新的颠覆性未来艺术范例,也在某种意义上展示了独异性诗学接下来立足于新的机器语言的进展方向。独异还是面朝已有的语言格局的胜利,那将有可能迎来建立于另一种全新语言基础上的幽灵性独异。 

 

结语 

  总括以析,独异性问题在起点上具有建构与转变这两种不同取向,它们以对主流语言论的不同态度为理据,在不同中贯穿着事件论,又以后一种取向尤显突出。围绕后一取向,三位重要的欧陆思想家在两个关键分歧点中进一步形成“独异”的内涵,并通过对建立在主流语言论基础上的当代理论批评文化的自由观的反思这一问题意识,自然地延伸到了英美学界。后者对独异进行康德主义溯源,揭示其自由观根基,引出其晚近相互关联的两条路径,即消除独异与日常的对立,进而驱动性地将之与主体日常当下的历史经验深度联结。与奇点技术的最新融合,则使独异性诗学在今天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跨学科性。深描这一谱系,成为当代诗学转型的重要论题。 

  值得追问的是,这是否也为独异性诗学的中国化进路指出了某些要点?我们也已看到,独异性诗学在动变与转化过程中既超越、又防范超越的再度理想化,允诺异质力量生发出来,但这种力量又在深层次上回归常态,构成了折返。如德勒兹阐明从现实到反现实的战争是中性的,反现实的身体力量又在个体的独异化中被接受为公共性,写作制造的逃逸线不是逃遁,而是生产着现实与创造出意义;南希廓清了独异性与偶然及神秘状态的区别,指出其积极返归着事物自身脉络;齐泽克在捍卫“非物质”的客观性中重建唯物主义;索亚发起以日常性为落脚点的反事件转向;马苏米也强调独异事件具有不同于客观同一性的一般性。这类折返思维,是否让人想到道家的“反者道之动”,进而相信独异性已经具备某种汉语发生因缘呢? 

  径直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做法是轻率的。细察上述人物,会发现他们主要是从对主流语言论的背反即不可能性的角度立论的,这与道家诗性思维运作于可能性中的折返呈现出学理异趣。可能性是语言论主流学理的逻辑,它忽视但不能阻止主流之外的不可能性情形,按本文的考察,后者才是独异性更倚重的基点。要弄明白独异思想能否践行于汉语诗学,需先探究与主流语言论构成了异质张力的反语言论主张,后者甚至是21世纪以来包括诗学在内的各种人文思想的深层结构,而这又牵涉对语言的代理性的调整,以及如何在更为宏通的视阈内看待语言与物、思辨及实在的关系。它们将构成自今而后的诗学思考新途。可见,一个富含活力的思想谱系在引领主心问题的同时,始终能激发多维度的生长性。 

注释 

[1] Birgit Mara Kaiser (ed.), Singularity and Transnational Poetic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5, p. 88. 

[2] Hannah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Formation, Exile, and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94, p. 187. 

[3] Ann Hamilton, “The Event of a Thread”, PAJ: 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and Art, Vol. 35, No. 2 (May 2013): 70-76. 此即鲍德里亚所言“大家不知道,在开始的时候,一个对象是否会变得独异”(让·鲍德里亚、让·努维尔:《独异之物:建筑与哲学》,周莽译,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2020年版,第128页)之意。 

[4] Carlo Diano, Forma Ed Evento: Principi Per Una Interpretazione Del Mondo Greco, Venice: Saggi Marsilio, 1993, p. 25. 

[5]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巩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35页。 

[6] 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7] Emmanuel Levinas, Time and the Other and Additional Essays, trans. Robert A. Cohen,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75. 

[8] 谭力勤:《奇点艺术:未来艺术在科技奇点冲击下的蜕变》,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9][70] A. J. Bartlett, Justin Clemens and Jon Roffe, Lacan Deleuze Badiou,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22, p. 123. 

[10] Paul Ricœur, Time and Narrative, Vol. 3, trans. Kathleen Blamey &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 188. 

[11][66]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奇异性美学》,蒋晖译,《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年第1期。 

[12] Charles R. Garoian, “In ‘the Event’ That Art and Teaching Encounter”, Studies in Art Education, Vol. 56, No. 1 (Fall 2014): 384-396. 

[13] 阿甘本:《绝对的内在性》,尹晶译,汪民安主编:《生产》第五辑《德勒兹机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页。 

[14] 阿甘本将德勒兹与福柯同置入内在性思想范式,似易遮蔽两者在内在性取向下的醒目差别。杨凯麟指出“对内在性的坚持在德勒兹哲学中展现为‘激进经验论’的进路,在福柯则是‘确切反科学’的实证论”(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越界、褶曲与布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它们伴随本文下述对主流语言论的不同态度,在探讨独异性时宜区别对待。 

[15]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49页。原文“之后”二字为黑体字。 

[16] Michael Marder and Santiago Zabala (eds.), Being Shaken: Ontology and the Ev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78. 

[17] Robin Wagner-Pacifici, What is an Even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 26. 

[18] Ilai Rowner, 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 p. 38. 

[19][20] Graham Burchell, Colin Gordon and Peter Miller,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With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76, p. 77. 福柯此文题为“方法问题”,已由笔者完整译出并刊于《中外文论》2020年第2期。 

[21] John D. Caputo, The Weakness of God: A Theology of the Ev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 

[22] Geoffrey Bennington, Lyotard: Writing the Even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8-69. 亦可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话语,图形》,谢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23] Stefania Caliandro, Morphodynamics in Aesthetics: Essays on the Singularity of the Work of Art, Cham: Springer, 2019, p. 4. 20世纪后期思想多不认同主流语言论,其分歧态度延及当今正在崛起的思辨实在论。 

[24] 雷诺·博格:《德勒兹论文学》,李育霖译,(台湾)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25][26][27] Jean-Jacques Lecercle, Deleuze and Languag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2, p. 6, p. 106. 

[28] 吉尔·德勒兹:《逃逸的文学》,张凯译,白轻编:《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198页。 

[29][35][36] Gilles Deleuze, The Logic of Sense, trans. Mark Lester and Charles Stival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84-185, p. 56, p. 64.  

[30] 从自然语言的因果角度对事件的分析,忽视了“事件作为异物侵入”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Cf. W. V. Quine, Quine in Dialogu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5. 

[31] Jean-Luc Marion, Being Given: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Givenness, trans. Jeffrey L. Kosk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65. 

[32] Claude Romano, Event and World, trans. Shane Mackinlay,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  

[33] Clayton Crockett, Derrida After the End of Writing: Political Theology and New Materialis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00. 

[34] François Raffoul, Thinking the Ev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7. 

[37][43][44] Jean-Jacques Lecercle, Badiou and Deleuze Read 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77, p. 177, p. 178. 

[38]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lan Bass, Harvard: The Harvester Press, 1982, p. 328.  

[39][53] Frank Ruda, For Badiou: Idealism Without Idealism,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03, p. 59. 

[40] Mariam Fraser, “Even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23 (2006): 131. 

[41] 凯斯·罗宾逊:《在个体、相关者和空之间——怀特海、德勒兹和巴迪欧的事件思维》,蒋洪生译,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12辑《事件哲学》,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42] 阿兰·巴迪欧:《存在与事件》,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1页。并参见Alain Badiou, Being and Event, trans. Oliver Feltham, New York: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6, pp. 193-194。 

[45] 阿兰·巴迪欧:《德勒兹:存在的喧嚣》,杨凯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46] 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trans. Peter Hallward, London: Verso, 2001, pp. 18-29. 

[47] 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 

[48] John Milbank, Slavoj Žižek, and Creston Davis, Paul’s New Moment: Continental Philosophy and the Future of Christian Theology, Grand Rapids: Brazos Press, 2010, p. 83. 

[49] Slavoj Žižek, On Belief,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 10-11. 

[50] Slavoj Žižek, “The Book We Are All Waiting For”, in Frank Ruda, For Badiou: Idealism Without Idealism, pp. xvi-xvii. 

[51] 斯拉沃热·齐泽克:《无身体的器官:论德勒兹及其推论》,吴静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2页。 

[52] 这一点被研究者们指认为巴迪欧思想矛盾的一个来源。可参阅拙文《反事件:迈克尔·索亚的现代叙事阐释及其推演》(《外国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的详细分析。 

[54][55][56][57][58][59][60][61][62][63] Timothy Clark, The Poetics of Singularity: The Counter-culturalist Turn in Heidegger, Derrida, Blanchot and Later Gadamer,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9, p. 158, p. 125, p. 30, p. 40, p. 61, p. 94, p. 126, p. 12, p. 13. 

[64] Derek Attridge,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 63-64. 

[65] Jean-Luc Nancy, Being Singular Plural, trans. Robert Richardson and Anne O’Byr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63. 

[67] Michael Sayeau, Against the Event: The Everyday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ist Narra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3. 

[68] Gary Shapiro, Nietzsche’s Earth: Great Events, Great Poli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p. 81. 

[69] Brian Massumi, Semblance and Event: Activist Philosophy and the Occurrent Arts, London: The MIT Press, 2011, p. 112.  

[71] Geoffrey Bennington, Lyotard: Writing the Even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7. 

[72] Tom Conley, “From Image to Event: Reading Genet through Deleuz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91 (1997): 49-63. 

[73] Robert Pasnau, “The Event of Color”, Philosophical Stud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Philosophy in the Analytic Tradition, Vol. 142, No. 3 (Feb. 2009): 353-369. 

[74] Alain Badiou, Cinema, trans. Susan Spitzer, Cambridge: Polity, 2013, p. 124. 

[75] 阿兰·巴迪欧:《追寻消失的真实》,宋德超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3页。 

[76] Josette Féral, “From Event to Extreme Reality: The Aesthetic of Shock”, trans. Leslie Wickes, TDR, Vol. 55, No. 4 (Winter 2011): 51-63. 

[77][78] Adrian Kear, Theatre and Event: Staging the European Centur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p. 2, p. 21. 

[79][80] Louis Armand, Event States: Discourse, Time, Mediality, Prague: Litteraria Pragensia, 2007, p. viii, pp. 274-275. 

[81]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 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本文原载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