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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十二年履痕

蒋寅

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不仅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多元化,学术观念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的态势当然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的后现代思潮来解释,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多元化的出版方式使学术观念的多元并存成了可能。1994年王德胜在《东方》第5期上发表《“民间的”学术景观——90年代大陆“学刊现象”》一文,劈头就说:

这是一个令人相当费解的现象:正当大陆学术界纷纷抱怨和叹息学术研究不大景气,学术著作出版愈加困难的时候,长江南北,从向来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到人文风气久积不衰的江浙,再到如今大面积商业化的南粤之地,短短二三年间,竟陆陆续续冒出了十数种钟情学问、追循理论建设的刊物(丛刊)。《学人》、《原学》、《中国文化》、《现代与传统》、《中华人文》、《东西方文化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文化研究》,以及《东方》、《战略与管理》、《今日先锋》、《文学研究》、《美学与文艺学研究》、《诗探索》等等;其中一些已联系出版一段时间,在大陆及海外拥有相当知名度;有的虽面世不久,但却不急不慌,步履稳重地走入形形色色人等的“阅读视野”之中。

这里所列举的出版物中,有些其实并不能说是“民间”性质,因为它们有“主管部门”;有些已似泥牛入海,杳无声息;有些似草蛇灰线,若有若无;也有少数历经波折,终于挺了过来,稳步发展。这的确是九十年代初期昂扬而又悲壮的一幕。不论是夭折还是生存,在经历九十年代初的思想、学术转型后,他们作为一种“边缘性”力量,显示出学术界规避主流意识形态、疏离主流学术话语的姿态。

王德胜的文章遗漏了一种非常专门的连续出版物——《中国诗学》,我想他是不知道。就我所知,《中国诗学》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以来民间出版物最早创办的一种,迄今仍然在稳定地出版,已印行了六辑,第七辑很快也要问世。十年来,虽然创办和出版总是不很顺利,但它毕竟以扎实的内容和良好的学风赢得了声誉,为中国大陆的诗学研究增添了一点印象分。作为创办和编辑者之一,回顾《中国诗学》十二年的履痕,感慨良多。

19883月,我从南京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当时文学所的所长是刘在复,古代室主任为沈玉成、陆永品两位先生,全室研究人员近四十名,人才济济,尤其以研究诗歌的学者为多。这个集体无论在学术上、日常工作上给我的感觉都是很好的。在南京大学我刚完成博士论文《大历诗风》,因时间仓促,题中之义未尽,于是一入所就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大历诗派和诗人》。这时我已立志,准备将中国古代诗学作为自己毕生钻研的学问。因此在做大历诗人研究的同时,我开始着手有计划地考察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文献,首先从清代做起。

1988年正是全国体制改革如火如荼的时期,所里的科研体制改革也在酝酿,其中一个很大胆的设想就是打破时代界限,而以文类划分重组研究室,诗归诗,文归文,戏剧、小说各自为阵。这种构想未必没有合理性,但对目前的组织形式冲击太大,一下子很难让人接受。结果出台了一个折衷的,也是试验性的课题组的方案,具体地说就是以专攻领域为主,加强纵向联系,将不同研究室的学者组合到一起,开展一些规模性的研究。作为试点之一,诗学研究组先行成立,由现任教于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博士、现任文学所比较文学室研究员陈圣生和我三人组成,聘友人阎华为特约研究员,没多久即锣鼓开张。当时我们雄心勃勃,拟以“中国诗学”为旗帜,展开一系列加强学术组织和建设的计划。初步计划是筹集资金,出版“当代诗词专辑”、“中国诗学研究资料”两套丛书;广泛联系海内外诗学研究者,成立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诗学研究社,甚至戏谈到开一间“诗人咖啡馆”,将它办成一个诗人沙龙,既可供同道雅集,又可解决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显然是施议对的近忧远虑,我当时还没家属。总之,1988年那阵好像还真是一个容易激发许多幻想的时代。

在诗学研究组创设伊始,我就倡议办一种不定期的研究论丛,名叫《中国诗学》。我一直觉得,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歌研究传统,诗学一直是古典文学中数量最庞大、内容最丰富的部门。进入本世纪以后,诗学研究仍然是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史中最重要的部分,集中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学术著作不用说以诗学居多,在学术期刊上诗学论文也明显多于其他文类的研究。有关诗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代表着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研究的趋势和水准。这样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令人遗憾地竟一直没有一种专门出版物。文学所曾办过一份丛刊《诗探索》,内容以新诗评论和理论研究为主,一般不登古典诗学论文,而且时断时续,出版很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一提出,就得到几位同仁的赞同。

商量的结果,由施议对负责丛书,我负责论丛。“当代诗词专辑”后来出版了美籍华裔词家李祁教授的诗词全集《海潮诗魂》(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和画家萧豹岑的词集《秋草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两种。《中国诗学》则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筹划,并在同道中约稿。栏目的设定,基于我对“中国诗学”的理解,包括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中外诗学比较四部分。我决心把《中国诗学》办成高水平的,能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理念的专业出版物。我心中所悬的目标是《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那样的品位,不怕题目冷僻,不怕内容专门,哪怕发表的论文题目现在没人感兴趣,但今后一旦有人研究那个题目,它就成为唯一的文献。《中国诗学》的装帧,决定采用16开版,这本是希望能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收入,结果这一设想落空——复印资料只收期刊。

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热衷于讨论“新方法”,直到八十年代末,各种议论犹很热烈。在我看来,这些讨论只是一味空谈而已,终未见诸实行。针对这一状况,我在19899月写下《中国诗学》的发刊辞——“中国诗学宣言”,提出“新、精、高、专、快”五字方针,即观点新、内容精、水平高、专门性强、出版快,同时表明我们的学术理念:

《中国诗学》高扬科学的旗帜,主张观点有新旧之分,方法无新旧之别,提倡运用各种方法进行广泛深入的新开拓。《中国诗学》青睐勇于探索、躬自实践的弄潮儿,鄙视隔岸鼓噪、专事提倡方法的呐喊家。

在论丛的形式上,我又说明:

《中国诗学》暂以不定期、不定篇幅的形式面世。文稿不限字数,长可至数万言,短或只千余字,力求内容翔实,文字洗炼,尤忌堆垛“新理论”。面向大方之家,无须炫耀常识!

这些话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感到不舒服,但朋友们都赞赏它的锐气。本来么,我们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都学有专攻,各有所成,可以说不愁发表论文的地方,办这份论丛的目的,就是想让这些学者的论文发表在一起,以凸显一个群体、一代学人的共同理念、共同追求。有苏世独立的追求,当然就有不同流俗的呐喊。

宗旨既定,我约稿时完全本着务实的原则,一不约名家,二不约老师,以志同道合的朋友为主,稿件去取唯凭质量,决不徇友情私谊。这么做的结果是,《中国诗学》的作者队伍使它立即给人同人刊物的印象,多年以后也没能改变,自然来稿很少。

第一辑的约稿相当顺利,到1989年底我已编定了创刊号。《中国诗学》的重点虽以古典诗学为主,但我希望能有一定篇幅的现代诗学研究,以见我们对学术传统的延续性的认识。现代诗学的文稿,我看中了两篇:一是徐敬亚发表在文学所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参考》上的《圭臬之死》,这篇分两期连载的长文,才华横溢,诗人的悟性加批评家的洞见,赋予此文以锐利的穿透力;一是吴晓东、谢凌岚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诗人之死》,这篇评说青年诗人海子之死的短论,在特定的时间背景下显出不寻常的冲击力,因而是删节登出的,我想将它全文重刊。然而,最终两篇论文都割爱了,徐敬亚是没联系上,吴晓东虽寄来了全文,却因此一时彼一时的不同,出版者婉转谢绝了。

如果第一辑编好能即使出版,那么《中国诗学》也许是八十年代以来第一份民办的学术丛刊。遗憾的是,出版费尽周折,竟使它的面世延宕了三年。起初我是先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商谈出版事宜的,当时的副总编辑陆国斌、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吴小平都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他们都很感兴趣,允诺出版,并称准备联系台湾的出版社在海峡两岸共同发行。我满心喜欢,庆幸这件事做得很顺利。可没想到,好事多磨,第一辑迟迟不能付印,每次询问都说还有一些环节没有落实,或是出版局这边,或是台湾那边,三拖四拖,眼看两年过去。而这时我从《文学遗产》编辑部得知,他们正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商谈联合出版《文学遗产》,我心知此事不谐,连忙与同学张伯伟商量。经伯伟联系,南京大学出版社慨然接受,很快第一辑就问世了。该辑的后期编辑工作也是由伯伟承担的,封面题签出自书法家丛文俊博士之手,为书品增色不少。经过这番曲折,《中国诗学》的降生已是199112月,比《学人》创刊晚了一个月。除《文学遗产》和《文论报》登载简单消息外,没有广告,没有宣传,《中国诗学》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学术界。因为专门性强,加上发行不很顺畅,它远不如《学人》引人注目。但即使如此,这份25万字的论丛在专业圈子里还是引起了关注,傅璇琮、罗宗强、陈伯海等前辈专家都一致肯定和赞赏它内容的充实和学风的平正。

《中国诗学》自第一辑推出就显示了自己求实和创新的特点。它的编辑宗旨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本着求实创新、团结开放的原则,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同时团结青年学者,关注学术动态,扎实地推动诗学研究和学术建设。从第二辑起,篇幅不断增加,到第六辑已达45万字,又在原有的四个栏目上增添了“诗学文献学”,使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明晰,更加完密。所刊文稿题下均注明收稿日期,以保护作者的发表权。编委会由学术界一批学有专攻的青年学者组成,分专业承担审稿工作,保证刊发稿件的学术水准。作者中既有李芒、王运熙、张少康这样的声望卓著的前辈专家,也有莫砺锋、陈尚君、王小盾、胡大雷这样的学术中坚以及张健、程章灿、汪春泓等年青一代的新锐,可以说集中了学术界的骨干力量。每期论文的编发既考虑到专题点,又照顾到覆盖面,相当一部分篇章选自优秀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保证了《中国诗学》学术上的专门性和高水准,同时推出了一批学术新人,有几位年轻学者就是由此步入学术界的。

为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为国内学者提供研究信息,每辑还有计划地刊登一些海外研究文献的目录,同时适当地发表一些海外学者的论文,作者包括日本的船津富彦、静永健,韩国的柳晟俊、金昌庆,台湾的黄景进,香港的陈国球、刘卫林、童若雯等。在这个电脑网络化的时代,国际化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之一。

《中国诗学》迄今已出版六辑,刊登论文近150篇,约200万字。作为一种专业出版物,《中国诗学》不仅承担了发表中外学者最新研究成果的任务,还密切关注学术动态和学科建设,积极参与和引导学术潮流。自九十年代以来,凡有关诗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如诗话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二十四诗品》真伪之争,《中国诗学》都曾开辟专栏,以笔谈的形式进行讨论,在学术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反响。第五辑的《二十四诗品》真伪问题讨论,就陈尚君、汪涌豪《二十四诗品辨伪》一文提出的结论,发表了一组由老中青三代学者参加的笔谈,谨慎持重,言之有物,国内报刊杂志纷纷报导转述,在海内外产生强烈反响。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门胁广文副教授专门来函要求翻译成日文,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又在自己撰著的《二十四诗品》译注中评介了有关论点。

目前,《中国诗学》已引起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学术界的重视。1996年我赴台湾参加学术会议,在参观中央图书馆时将《中国诗学》赠予汉学资料中心,刘显叔主任告诉我,中心早已购入。当时周勋初教授在场,他对周先生说这是他们见到的大陆少有的高水平学术出版物。日本京都大学川合康三教授在评述近年中国诗学研究的文章中,也强调了《中国诗学》的特殊意义。日本几家中国书籍专营店,如东方书店、中国书店、朋友书店都希望代理《中国诗学》,甚至希望重印已绝版的第二辑,无奈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却不经销《中国诗学》,日本学者仍难以买到。从第七辑起,《中国诗学》将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发行方面相信会有所善。

《中国诗学》创办至今,弹指已十二年。在新世纪的早春回眸过往,《中国诗学》毕竟留下了深深的履痕。几十年以后回首九十年代的学术,我相信它的意义会更加凸现出来。中国是个诗歌大国,中国诗学应该拥有一份专门的学术出版物。尽管目前我们经费尚不足,出版周期也较长,但我们有信心把《中国诗学》越办越好,使它在未来的岁月中成为与学术同进步,与学人共成长的学术园地,在新世纪的诗学研究中起一点推动作用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