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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学》十年

蒋寅

九十年代的学术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不仅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多元化,学术观念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多元化的态势当然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的后现代思潮来解释,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多元化的出版方式使学术观念的多元并存成了可能。1994年王德胜在《东方》第5期上发表《“民间的”学术景观———90年代大陆“学刊现象”》一文,劈头就说:

这是一个令人相当费解的现象:正当大陆学术界纷纷抱怨和叹息学术研究不大景气,学术著作出版愈加困难的时候,长江南北,从向来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到人文风气久积不衰的江浙,再到如今大面积商业化的南粤之地,短短二三年间,竟陆陆续续冒出了十数种钟情学问、追循理论建设的刊物(丛刊)。《学人》、《原学》、《中国文化》、《现代与传统》、《中华人文》、《东西方文化评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文化研究》,以及《东方》、《战略与管理》、《今日先锋》、《文学研究》、《美学与文艺学研究》、《诗探索》等等;其中一些已连续出版一段时间,在大陆及海外拥有相当知名度;有的虽面世不久,但却不急不慌,步履稳重地走入形形色色人等的“阅读视野”之中。

这里所列举的出版物中,有些其实并不能说是“民间”性质,因为它们有“主管部门”;有些已告停刊,寿终正寝;有些似泥牛入海,杳无声息;有些则似草蛇灰线,若有若无;更有些“城头变换大王旗”,今非昔比;只有少数历经波折,终于挺了过来,稳步发展。这的确是九十年代初期昂扬而又悲壮的一幕;不论是夭折还是生存,在经历九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转型后,他们作为一种“边缘性”力量,显示出学术界规避主流意识形态、疏离主流学术话语的姿态。

王德胜的文章遗漏了一种非常专门的连续出版物———《中国诗学》,我想他是不知道它的存在。就我所知,《中国诗学》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以来民间出版物最早创办的一种,迄今仍然在稳定地出版,已印行了六辑,第七辑很快就要问世。十年来,虽然创办和出版总是不很顺利,但它毕竟以扎实的内容和良好的学风赢得了声誉,为中国大陆的诗学研究增添了一点印象分。作为创办和编辑者之一,回顾《中国诗学》的十年履痕,感慨良多。

1988年我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古代室工作。当时所里正酝酿科研体制改革,曾有打破时代界限而代之以课题组形式的动议,具体地说就是以专攻领域为主,加强纵向联系。作为试点之一,诗学研究组先行成立,由现任教于澳门大学的施议对博士、现任文学所比较文学室研究员陈圣生和我三人组成,聘友人阎华为特约研究员。当时我们雄心勃勃,拟以“中国诗学”为旗帜,展开一系列学术组织和建设的计划。我建议出一种研究论丛,名字就叫《中国诗学》。我觉得,中国是个诗的国度,有着悠久的诗歌研究传统,诗学一直是古典文学中数量最庞大、内容最丰富的部门。本世纪以来,诗学研究仍然是古典文学和文学批评史中最重要的部分,集中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在学术期刊上,诗学论文也明显多于其他文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趋势和水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建国以来竟然没有一种中国诗学的专门出版物。文学所曾办过一份《诗探索》,内容以新诗评论和理论研究为主,一般不登古典诗学论文,且时断时续,出版很不正常。所以我的建议提出,就得到一致赞同。又商议出版两套丛书,成立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诗学研究社,甚至戏谈到开一间“诗人咖啡馆”。那个时候好像真是一个还有许多幻想的年代。

商量的结果,由我负责论丛,施议对负责丛书。我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筹划《中国诗学》。决定采用16开的版式,是希望能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收入,结果这一设想落空———复印资料只收期刊。论丛栏目的设定,基于我对“中国诗学”的理解,包括诗歌原理、诗歌史、诗学史、中外诗学比较四部分,第一辑正是按这四个部分约稿的。我决心把《中国诗学》办成高水平的,能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理念的专业出版物。我的目标是达到《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那样的品位,不怕题目冷僻,不怕内容专门,哪怕发表的论文题目现在没人感兴趣,但今后一旦有人研究那个题目,它就成为唯一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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