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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版寄语

 《文学遗产》自1954年创刊以来,曾经历过两次改版。第一次是在1980年,由《光明日报》的副刊改为学术季刊。第二次是在1986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而今年则是第三次改版,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扩版,扩大版式,增加容量。这是新形势的迫切要求,更是新世纪的重要举措。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正悄然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们已经走出了过去那种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封疆划界的狭隘心态,以务实求真的态度拓展研究领域,在古典文学的时间研究方面、在古典文学的空间研究方面、在20世纪学术史研究方面以及中国历代文体研究方面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譬如文学研究所已将“中国历代文学资料编年数据库”建设列入“十一五”规划中,希望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电子文献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先秦至公元2000年间中国历朝历代与文学有关的作家生平、作品系年、文学流派、文学社团及相关评论等文字资料和碑石拓片、善本书影、作家手稿及书法绘画等方面的图片资料,逐年编排,贯通古今,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文学文献系统编排起来,以多媒体的方式全景式地展现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又譬如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区域横向比较研究,文学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以及不同时期文学集团研究等,涉及到广袤的文学空间。此外,历代作家的生存环境研究也已成为学界的热点。
  最大的变化还是学者的研究意识的强化,文学本位意识、文献基础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关注。所谓文学本位意识,核心问题是回归文学,回归文学的审美特性,回归中国文学的传统。由此,传统的文献基础意识也得以凸现。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以及历代职官、历史地理等传统文献学自不必说,就是新兴的文献研究领域,如电子文献、出土文献、国外文献等也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深刻地表明我们的学术研究更加注重“学术”二字,原原本本,老老实实,从实证上下工夫。当然,仅有文学本位意识和文献积累意识还远远不够,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显然又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个层面,我们还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拓展研究的视野,不断强化理论创新意识,这才是推动学术研究深化的根本动因。
  1904年春,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随后,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著先后问世。某些坚守传统学术领域的学者对此似乎不以为然,认为王国维在汉唐注疏方面功力不够。而趋新学者则认为王国维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半成品,其评价也有所保留。但是20世纪的学术发展实践证明,王国维的“预流”之作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传入,特别是占据了中国思想界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学术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实践证明,凡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如果说文献基础是骨肉的话,那么文学观念就是血液,理论创新就是灵魂,一个有骨有肉有灵魂的研究才是最高的境界。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也不必讳言存在的问题。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变化,以论带史等理念先行观念似乎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主流意识。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就是依据某种或某些理论主张去梳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其结果必然是自主创新意识的日益淡漠。在经历了“东倒西歪”的震荡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失去了理论方向,过去似乎所熟知的东西又变得隔膜起来,过去很明晰的观念也变得模糊起来。于是,我们在反思,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难道仅仅是为某种现成理论作注疏吗?事实上,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史家在细心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会努力从中归纳出新的理论。因此,很多理论家往往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理论家。譬如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钟嵘和他的《诗品》,就是一身而兼二任的典型代表。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造中国文学研究格局,就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亟待突破的理论问题了。
  我们既面临着挑战,也不乏机遇。2004年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作为一份专业刊物,《文学遗产》在扩版之际,将借此东风,一如既往地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以学术为中心,以积极的态度广泛团结各界研究力量,以博大的胸襟容纳各种研究方法,为繁荣发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