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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南开大学中文系部分教师座谈

19941224,《文学遗产》编辑部与南开大学中文系部分教师举行座谈会,就当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以及《文学遗产》的办刊宗旨等问题展开了有益的讨论。与会者普遍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入,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也日益呈现多样化,这都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当前也出现了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浮游无根,急功近利,缺乏一种严谨求实的研究心态。郝世峰说,现在的问题主要不是理论如何滞后,也不是某些考证是否有价值,而是浮躁。我相信物极必反,到时候风气会转。作为国家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刊物,《文学遗产》应当有意识地在扭转学风方面多作一些更实在的工作,真正提高质量,尽量少发或者不发平庸的文章。李剑国就此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现在的选题多数大而无当,许多是时过境迁的东西。古代文学研究很难,方法问题的讨论所以引起同行的共鸣,就因为大家都意识了进一步拓展的难度,所以才希望在理论上寻找出路。但是,理论毕竟不是万能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者还是应当落到实处,脚踏实地地从事自己的研究,而不能总是跟着别人指挥棒转。第二,文化研究不能替代文学本体研究。事实上,文化讨论热潮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往往爱从文化中找题目,而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许多题目往往是从文化思想史的一般到文学研究的一般,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恐怕不能作太乐观的评价。当然也不能走极端,排斥文化研究。宁稼雨认为,文化研究是否会影响到文学本体研究,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应当倡导一种宽容的态度,允许作新的探索,只要不是无的放矢,只要是实事求是,就应给予肯定。考据是学问,从事理论研究同样是学间。有的领域,材料有限,不妨允许人们更多地做些理论的探讨;有些领域新的材料不断出现,也不妨有些学者就材料作研究。当然,最好是能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作精深的专题研究,比如陈寅格、顾颉刚等就是很好的榜样。文学的文化研究刚刚起步,有不足之处,但也许方兴未艾,不能因为其不成熟而轻易否定。第三,与上面的话题相联系,大家还就如何造就宽容平实的学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上,有学者以“红学”作为例证,就当前围绕着“脂批”真伪争论的一边倒现象提出了非议。否定传统的说法,认为“脂批”不可信,学术界对此可以展开讨论,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异议,这本应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像我们的新老权威那样,竟群起而攻之,乃至作人身攻击,缺乏应有的宽容,这就不正常了。学术研究应当心平气和,本着平等的原则进行商榷,应当允许不同的观点、方法并存,不能非此即彼,更不能轻易打棍子,扣帽子。第四,应特别注意研究信息的沟通,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罗宗强认为,我们的信息工作实在大有可为,同行的研究我们不知道,且不说国外的研究情况,就是许多地方性的出版社、杂志社出版的东西.有许多我们也看不到,甚至一点都不知道。这些都给研究者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他希望《文学遗产》在这方面能起点作用,“新书架”是个很好的窗口,能否搞些论文要点摘编工作?本来,这方面的问题,可以借助于学术讨论会得到某些解决。可是.令人感到失望的是,现在的学术讨论会往往没有起到沟通学术信息的作用。卢盛江在会上介绍了日本学者最近到南开大学中文系访学,讲授《文镜秘府论》的研究情况、说明信息研究之于学者的重要意义。第五,呼吁学术研究的现代意识。宁宗一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流动体,关键是看它流到何人手中。不同的人必然会有不同的阐释,不同的时代必然会有不同的理解。强调现代意识,不是搞影射,不是古为今用,而是要激发我们的灵感,给我们智慧。鲁德才认为,现代所谓宏观、微观研究,其实都缺乏现代思维特点。这是当前普遍存在的问题。当前的意识形态颇为混乱,使人无所适从。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研究者应当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即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而不是其它。应站在今天的立场给予新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宏观文学史观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在当前这样一个特定的经济文化背景下,如何办好《文学遗产》也是与会者热烈讨论的话题。最后,《文学遗产》主编徐公持作了总结发言,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乐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