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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是《文学遗产》的通讯员

牛仰山

《文学遗产》(周刊)从1954年3月作为《光明日报》的学术副刊出版,除“文革”中被迫停办,到1980年复刊,变为独立的定期杂志,已经过了四十个春秋。四十年来它虽然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但在几代学人的艰苦奋斗与鼎力支持下,始终保持着严肃纯正的学术品性,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唯一古代文学研究的专门刊物,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中外学者的称赞。我作为它早期的通讯员,虽然没有成绩可言,却也为它的发展贡献了一点力量,并受到该刊编委谭丕模和主编陈翔鹤的亲切关怀与热情指导。那么,我是怎样当上了《文学遗产》通讯员的,又为它做了哪些工作呢?

一、丕模师推荐当通讯员

《文学遗产》创刊伊始,为了加强和广大读者的联系,听取学术界对它的意见和建议,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动向,向刊物推荐文章,决定在重点大学征聘通讯员,以适应工作的需要。我就是首批被征聘的通讯员之一。

我被《文学遗产》征聘为通讯员,不是按照报名、考核等程序来确定的,而是通过组织关系由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谭丕模教授推荐的。谭丕模先生从1953年秋天由湖南大学调到北师大后,虽然没有给我们1955届学生上过课,可是我们对他在三十年代初用唯物辩证法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是很熟悉的。因为它是从我们在北师大开始学中国古代文学史起就被指定为参考书的。作为正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大学生,尽管还无力对谭丕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做出科学的评价,但从李何林先生在1947年《文艺春秋》上发表《读中国文学史纲》的评论文章知道,谭著《中国文学史纲》是当时“用科学唯物论的方法和观点从事中国文学史写作的第一部”,“事属创举”(李何林语)。李何林的文章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寿裳在他主编的《台湾文化》、朱自清在他主编的《语言与文学》等刊物上,相继转载。自然,北师大人对谭丕模先生很早就用“新兴社会科学的方法”(谭著《中国文学史纲·序》)撰写文学史怀有敬佩之情。因此,我们这一届学生总为没有聆听过谭先生讲授中国文学史,深感遗憾,很想找机会拜访先生,以一睹其风采,接受其教诲。但是,从先生调到北师大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也许是苍天有眼,也许是命运的安排,1954年春季的一天,北师大中文系办公室通知我,要我在当天下午四时到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去见谭丕模主任,有事相商。

那天下午四时整,我准时到了,古代文学教研室。谭先生面带笑容,招呼我坐下。我刚落座,他便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向我说:“中国作家协会借《光明日报》的一个版面,创办《文学遗产》,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为了办好这个刊物,由重点大学的中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负责推荐通讯员。我征求过教研室几位先生的意见,查过你的学习成绩,看过你的书面作业,认为你对古代文学的学习较好,文字表达能力也可以,决定推荐你做《文学遗产》通讯员,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这真是一个从天上飞来的喜讯,我高兴还来不及,岂敢推辞。谭丕模先生见我同意后,又向我说:“我只是负责推荐,能否成功,还要由《文学遗产》定夺。”

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谭丕模先生自始至终是一种既严肃认真又和蔼可亲的态度,表现出一个长者对年轻人诚恳与亲切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数日后,我接到《文学遗产》编辑部的信。一是同意谭丕模的推荐,正式聘我为通讯员;二是希望我常和谭先生联系、请教,向编辑反映意见;三是让我到东总布胡同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与主编陈翔鹤见面谈话。我非常高兴。立即如约来到作协古典文学部拜会主编陈翔鹤先生。陈先生个子不高,随和自然,操着四川口音向我谈了《文学遗产》的性质、任务,并着重谈了刊物所需要的文章。他说:“我们提倡用科学的观点研究古代文学。只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都欢迎。你自己也可以给我们写文章,只要有可取之处,我们优先发表。”他又说:“通讯员以论文的形式给刊物写研究古代文学的综述性文章,既可反映学者们对古代文学中的某个问题的观点,又锻炼你捕捉问题、辨别问题及写作方面的能力,不妨在这方面下点功夫。”整个谈话具体、实在,使我顿时觉得已摸到了做通讯员的门径。临别之时,翔鹤先生和金玲先生送我到门口,还再三叮嘱:北师大谭先生在文学史的研究上有其独特之处,对《文学遗产》也很支持,可以多向他请教。

二、发表李煜词讨论的综述性文章

我马上就到谭先生寓所去拜访。一来告诉他《文学遗产》正式聘我为通讯员的消息;二来转告他陈翔鹤先生叮嘱我多向他请教的意思,以便得到他的指导。当时,谭丕模先生住在城内原辅仁大学后花园内。居室虽然不甚宽大,但周围环境幽雅,也是个读书研究的好地方。先生已经知道,紧握我手,连声祝贺。然后坦率地向我说:“做《文学遗产》的通讯员,对提高你的理论水平与写作能力,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要抓住这个机会努力学习。”谈话之时,保姆端来熬好的中药,我立刻意识到先生有病在身(胃溃疡),不便打扰,起身告辞。而谭丕模先生却说:“没有关系,这是老毛病了。”坚持要和我“再谈五分钟”。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现在还是学习,不必急于写文章,先认真读书,积累知识,若有讨论古代文学问题的座谈会,可根据讨论情况,写综述性的文章。这样,既可增长知识,又能练习写作,还能完成一个通讯员应尽的义务。”谭先生与陈先生的话有相同之处,句句实在,如戥称出,使我既可完成还有一年的学习任务,又能肩负起通讯员工作。我那篇综述李煜词讨论的文章,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撰写发表的。

那是1955年8月,我已被留校当助教。在暑假期间,有时间对每期赠送的《文学遗产》格外认真阅读。《文学遗产》发表了陈培治不同意詹安泰关于李煜《虞美人》〉词的看法,同时也发表了詹安泰的答辩。这两篇文章引起我强烈的兴趣,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便去请教谭先生。谭先生说:“现在正是暑期,老师们不来学校,你也不好了解他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他略加思索后又说:“这个向题,我们教研室一定要讨论。”9月开学之后,谭先生在古代文学教研室的会议上,便提出了讨论李煜词的问题。他说:“《文学遗产》已刊登了陈培治和詹安泰的文章,各持己见,意见分歧,值得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要参与讨论。但讨论李煜的词,首先要看材料,进行充分的准备。现在已经刻印李煜的词,印好后发给大家,认真阅读,然后讨论。”他的意见得到全室同志的赞同,建议扩大范围,组织全系教师和研究生参加讨论。

过了一段时间,谭丕模先生让我分别了解老师们准备的情况后,认为条件已经成熟,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次全系性的李煜及其词的评价问题的讨论会。会议气氛热烈,发言踊跃。针对人们对李煜词发表的意见,按照李煜所处的时代及其创作的实际,提出了许多值得继续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参加讨论会的除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同志及古代文学研究班的研究生外,著名学者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等,都出席讨论,有人还在会上发了言。谭丕模主持的李煜词的讨论会,被誉为是建国后中文系开展的一次规模大、学术性强的讨论会。

在讨论会召开之前,谭丕模先生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会议开始后,要做好详细记录。不仅要记录参加会议的人数及主要教授的姓名,更要记下发言者的内容。”因此,先后两次会议,我都遵照谭先生的嘱咐,做了认真而详细的记录。会后我用一周时间,以论文形式写成一篇学术综述报道,送谭丕模先生审阅。丕模先生看过以后.觉得引述别人的发言,必须核实。万一有误,不但影响发言者的名声,而且这篇综述性的文章,也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我又拿着整理好的文章,凡是引述了发言的,都一一请本人过目。然后,我又经过补充增删,才寄给《文学遗产》。

文章寄出去一个星期,《文学遗产》便答复:准备很快就采用发表,引起讨论。但希望按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加上小标题,重新整理,使问题更加显豁明了,便于掌握。我立即重新改写了一次,寄给《文学遗产》。1955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第84期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后来又收入《李煜词讨论集》。这篇文章的发表,开启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集体探讨李煜词的先河,推动李煜词讨论的发展。就我个人而言,它是我担任《文学遗产》通讯员一年来发表的一篇有学术史料价值的文章。

三、荣获“优良通讯员”称号

通过对李煜词讨论的整理成文,我已基本上掌握了做一个学术性刊物的通讯员如何写综述报道的窍门,也增强了我做好通讯员工作的信心。从1956年开始,我既及时向《文学遗产》反映我所知道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动向,也给它推荐文章和撰写文章,还协助它们进行座谈会的组织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是:

1956年初及同年夏,教育部委托北京师大主持和组织了两次中国文学教学大纲的讨论会。第一次会为预备会,没有讨论。第二次在西苑饭店举办。参加这次讨论会的代表,除北师大的谭丕模、李长之外,东北师大的杨公骥、华东师大的施蛰存、浙江师院的夏承焘、陕西师大的霍松林、开封师院的李嘉言等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都在会上对大纲提出了修改意见。这些意见,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受史学界关于历史分期的影响,无法确定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古代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史与作品如何结合,对某些流派(如清代桐城派)如何评价等问题。这是些不仅编写中国文学教学大纲必须明确,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经常困扰着人们而必须探讨的问题。与会的同志中有研究某个问题的专家,对大纲提出了精辟的修改意见。我意识到,把这些意见整理归纳成文,公布于世,对读者有益,也会对古代文学的研究起促进作用。我先反映给了《文学遗产》编辑部,白鸿同志答复同意,并提醒我请教谭丕模先生。经与谭先生商量,他觉得有两大困难:一是会议是按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分组讨论,有些记录又似是而非,并不准确;二是即使勉强整理出来,万一找发言者核实时本人又不愿意,岂不徒劳无益。最后商定,根据大会的总结,由我执笔就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很概括地写了一篇综述性报道送《文学遗产》。不久,便发表了。

翔鹤先生首次与我谈话时,就希望我也给刊物写文章。我的专业方向确定为晚清文学后,我就注意搜集这个时期的文学资料,阅读晚清时期的作品。我发现《文明小史》与《老残游记》在某些回目章节上,内容与文字完全相同,一次,正好遇到李长之先生,我便向他请教。李先生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你可以做些研究考证,写篇文章。”事后,我写了一篇二千字的短文,交给《文学遗产》。数日后,编辑部给我一封信,一方面表扬我在学习和写作上很有进步,说这篇文章论据扎实,短小简明,很有价值;另一方面则为我感到遗憾。因为,魏绍昌已早于我那篇文章一个月,寄来了一篇内容相同的文章。我的文章虽然没有发表,但我很赞赏和支持编辑部秉公处理稿件的态度。

《文学遗产》创刊不久,就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征求意见,改进工作。有时为了集中了解某个重点大学的师生的意见,陈翔鹤和白鸿等先生,便亲自到那个学校开座谈会。有一次,编辑部分别给谭先生和我写信,说他们近期内决定到北师大召开一次座谈会,请我们帮助安排。当时,北师大正在建设中,几乎找不出一间可供一二十人开会的会议室,又是个寒冷的冬季。谭先生断然决定,在他的书房兼客厅里召开座谈会。会议开了整整一下午,与会者畅所欲言,谈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会后,陈翔鹤先生很感谢谭先生对《文学遗产》的热情支持。事隔三十多年,白鸿先生还记得这件事,谈话间流露出对谭先生的一片怀念与感激之情。

此外,北师大的老师或研究生写了文章,如果我发现了觉得有一定的价值,就会征得作者同意,推荐给《文学遗产》,请编辑部研究处理。

当然,我认为所做的这些工作都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别。不料,在1957年1月于文学研究所召开的通讯员座谈会上,却获得“工作成绩优良”的表彰,奖励鲁迅手钞《嵇康集》影印本等几本书,以资鼓励。无功受禄,令我赧颜。但从书橱里翻开《嵇康集》看见用楷书写的“赠给一九五六年工作成绩优良的通讯员牛仰山同志”字样时,又感到它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种纪念。

四、翔老鼓励我写文章

1958年3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别处工作。当时组织的决定是必须服从的。我就到谭丕模先生寓所向他话别。先生能理解我此时复杂的心情,虽然从道理上谈了一些稳定我情绪的话,但我也觉察到先生的心情并不平静。我只是关心有什么办法来使我在离开师大后还与他保持联系,并成为他的一个助手呢?他对我说:“你到新的工作岗位后,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仍然可以继续研究晚清文学,将来可以与我合作编著《晚清文学史》。”先生这番既是安慰又是信任、扶植我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的话,顿时使我觉得好像有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我不知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出对先生的感激之情。

那年10月,先生已经决定出访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在他出访前,托人带给我一件用牛皮纸特大信封装着的东西。我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是他拟好的《晚清文学史》提纲。在提纲上附着一封短笺,告诉我将在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率领下出国访问,不必来送;而要我按照《晚清文学史》提纲,准备材料,等他出访回来再研究如何合作编写。我读着那张短笺,回头又翻了几页那份提纲,从内心深处生发出对先生的感激之情。然而,万没想到他出访途中,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从此,《文学遗产》失去了一位热心的编委,我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的导师。

我陷入了迷惘与彷徨之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幸而,我和《文学遗产》还保持着联系。而《文学遗产》也同过去一样关心着我的成长。在一次座谈会将结束的时候,翔老特意郑重地向我说:“丕模同志生前对你帮助很大,如今他不幸遇难,你在研究晚清文学方面,可能会遇到困难而无人指导。没有关系,天无绝人之路。你还是坚持研究晚清文学,写了有关研究晚清文学的文章,可以寄给我们,我们会帮助你的。”翔老的这番话,直率而诚恳,是谭丕模先生之后对我关心与鼓励的又一位前辈作家兼学者,使我在迷惘中清醒起来,在彷徨中又一次看清了前进的方向,继续在晚清文学的研究上迈步前进。

1959年,我试着写了一篇谈梁启超散文艺术特色的文章,寄给了《文学遗产》。初审阅后,觉得可以考虑发表,便送翔老定夺。翔老作了修改后,也准备发表。可是,后来竟没有消息了,我只得径去向翔老询问究竟。翔老对我说:“你那篇文章,为慎重起见,送某编委审阅。他觉得梁启超在政治上是改良派,暂时不宜发表研究他的文章。”这样,这篇文章就搁浅了。在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极“左”思潮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环境下,我能理解那位编委处理这篇文章的思想状况,也能理解翔老迟迟不退稿的苦衷。但我并不因此而灰心丧气,仍然继续研究。等到拨乱反正政治清明的八十年代,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补充,扩展为近二万字的长文,依旧以论梁启超散文的艺术特色为题,在中山大学主办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了。如果翔老地下有知,他会感到欣慰的。

翔老还怕我因此而丧失信心又鼓励我:“晚清文学的范围很广,内容很丰富,可研究的东西不少。鲁迅先生因为要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所以对晚清小说的研究下厂一番功夫,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阿英在研究晚清小说上也是专家,你是否可以吸取前辈的成果,先研究晚清小说。”

第二年,我就开始研究晚清小说,并写了一篇评介《苦社会》的文章。它的内容恰好与当时反对美国排华有关,《文学遗产》就很快发表了。1961年以后我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鲁迅与晚清文学上,也没有再给《文学遗产》写文章,但在谭先生逝世无人指导我的状况下,翔老援之以手,鼓励我继续研究写文章,令我终生难忘。

在我担任《文学遗产》通讯员的岁月里,编辑部的同志们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始终如一,从未中断。1962年文学所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三卷)出版了,还送我一部,供我阅读。然而,1963年的夏天,这个曾经从各方面帮助过我的刊物却停止出版了。人说往事如烟,不堪回首,而我却以无限眷恋的心情,写下我做通讯员所走过的道路,以感念谭、陈二位先生对我的培育之恩,也对《文学遗产》光明的未来表示良好的祝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