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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文学遗产》

孔凡礼

《文学遗产》专刊在《光明日报》创刊的那年,我正在北京市一所中学里教语文。我们这里的语文教师阵营很强大,其中一位老教师,解放前就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过书,而且教得很好,只是由于有点历史问题,才屈居于此。由于《文学遗产》一上来品味就很高,首先受到老教师的欢迎。老教师带动年轻教师。每周集体备课的时候,总要谈谈近期《文学遗产》有什么好文章。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受益非浅。那时,《文学遗产》每周出一次,邮局为了方便读者,可以单独订。我们语老师差不多都订了。

也许看《文学遗产》多了,我萌发了研究古典文学的念头。1957年,我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研究陆游。陆游的作品看得多了,看得熟了,值得研究的问题也就一个一个地出现了。于是,我开始集中力量.研究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陆放翁的卒年”。我作了充分的准备,论定陆游卒于宋宁宗嘉定二年除夕前(1210年1月)。我把稿子寄到《文学遗产》。那时,“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报纸上连篇累牍都是反对所谓右派的文章。我想,我这篇纯学术性质的文章,大约短期内发表不了,甚至有可能夭折。

事实证明,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文学遗产》并没有放弃学术,我的文章在寄出后半个月多一点就发表了。当然,《文学遗产》的编辑部也做了一点调查,据学校的一位年轻干部告诉我,编辑部也专门了解过我,没有什么问题,也就发表了。《文学遗产》在创办初期,对待稿件,就是这样认真负责。

《陆放翁的卒年》发表在《文学遗产》1958年2月9日的专刊上。这篇文章的发表,对我影响很大。我意识到,我大体上具备了独立研究的能力,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和信念。我今天能成为专门从事古代文史研究工作的人,其第一步就在此。

“反右”斗争结束以后,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学术界、知识界得到了一点喘息。《文学遗产》编辑部不失时机地开展了《胡笳十八拍》的大讨论。这次大讨论进行得有声有色,郭沫若同志一篇篇持有独到观点、笔锋犀利的文章,吸引了广大读者,讨论一步步深化。

这时,我对陆游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为了进一步了解陆游,我全面翻阅南宋人的所有著作。一天,我翻到南宋初李纲的《梁溪先生全集》;此书的卷引,有一首《胡笳十八拍》的集句诗。诗有小序,第一句即肯定《胡笳十八拍》为蔡琰所作,与郭老的论断一致。我把我的所得写信告诉郭老,很快,接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信上说:“您提到的李纲的《胡笳十八拍》集句,我从《梁溪全集》中也翻出来看了,这对于宋人肯定蔡琰的《胡笳》,又增加了一例。谢谢您。”信是1959年6月20日写的,我一直珍藏在箱底。我提供的资料,郭老用在《光明日报》1959年6月21日《四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中,载《文学遗产》专刊第266期。我写这段往事,想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这次讨论,都是平等参与,郭老不是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出现,他给人的形象只是一个学者,学术气氛浓烈。第二,这个讨论,影响很大,连我这样普通的中学教师也卷进去了。我虽然没有写文章,但我把我的所得奉献给郭老,也算是间接地参加了这次讨论。直到现在,我还引以为自豪。那段时间,《文学遗产》实在办得红火。我衷心感谢参与这一段工作的《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所有同志们。

万象更新。经过十年大动乱,到了1980年,《文学遗产》终于以期刊的面貌恢复出刊了。期刊较之专刊,篇幅增加了。这就是说,从事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同志,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利用这个园地,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问题,从容地进行学术探讨了。这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这时,我已提前办理退休手续,集中全部力量,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和宋代文学古籍的整理(兼及历史)的工作。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机遇,我决定好好把握这个机遇。

从1981年到1985年五年间,《文学遗产》发表了我七篇文章,其中期刊的6篇,专刊的篇。其中两篇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一篇是发表于1982年第2期的《关于汪元量的家世、生年和著述》一文。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较早地看到了这篇文章,说材料、观点均有新意,写得不错,约我于1982年6月25日下午到中央联络部相见。见面以后,他委托我整理汪元量的著作,并把他珍藏的清汪森本《湖山类稿》借给我。我接受了委托,并在这以后不久完成了任务。这便是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湖山类稿》。

另一篇是发表于1985年第3期的《艾子是苏轼的作品》。《艾子》是不是苏轼的作品,历来没有定论,宋代著名藏书家陈振孙就说过《艾子》“未必”为苏轼所作。我根据新发掘出来的资料,作了强有力的论证。此文发表以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靖华先生说我一锤定音,说此文是一枚重磅炸弹。从此遂成定论。

从1986年到现在的十年间,《文学遗产》发表了我四篇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见于《文学遗产增刊》第18辑的《郭祥正略考》一文。郭祥正现存诗1400多首,是北宋中、后期一个才华卓著的作家。长时间遭到歪曲,从来没有人进行深入研究。我对他的作品,初步作了全面考查,从他的生年到他和王安石的关系等等,第一次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墙里开花墙外红。我这篇文章,在大陆,似乎没有什么反响,却受到了日本青年学者内山精也的重视。原来,他正在对郭祥正的《青山集》进行研究。我的文章在中日学术交流活动上起了作用。还可以值得提的是1994第五期发表的《赵令畴的生年》那篇短文。此文发表以后,我接到一位研究古典文学同志的一封信,说该文在考据文章方面可称“典范”。说“典范”,我不敢当,但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把大量材料作了高度凝炼,这却是真的。《文学遗产》的篇幅太可贵了,我不能浪费。

应该说,我在宋代文学研究上、宋代文学古籍整理上,确实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海内外有了一点影响。出现目前这样的局面,与《文学遗产》的关怀、鼓舞是分不开的。

现在。再说几句与题目无关而又非说不可的心里话。

近些年来,《文学遗产》面临着经费不足等许多困难。《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同志们,以极大的努力,克服了这些困难,把刊物办得生气勃勃;不仅保持了高品位,而且不断创新。令人钦敬。

我觉得,有两点特别值得提出。

第一,《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同志们,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纯洁,敢于同诸如抄袭等不良现象旗帜鲜明地进行斗争。我说的是1993年第一期那篇《编者的话》。这篇文章,初读觉得笔锋凌厉,不大好接受;细想想,觉得合情合理;再读,不禁拍案叫好。在我看来,这需要很大的勇气,需要信心和决心。这就是我上面说到的“生气勃勃”的一种表现。

第二,近些年来,我注意到,《文学遗 产》连续地推出了一批年青作者。这样做,具有战略意义,是推进和发展我们的事业所必不可少的。中华古代文学,博大精深。到现在为止,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还没有认真研究过,还有很多领域没有接触到。就是研究得比较多的大家和他们的作品,也还有待深层次的发掘。弘扬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些宝贵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青年同志,思想敏锐,有强烈进取心,肯于学习,是我们的事业希望所在。他们是生力军。

祝愿《文学遗产》办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