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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李良玉

  在历史学当中,思想史是一门需要更多地进行理论思辨的学科。思想史就是思想的历史,因此,它对研究人员的思想方法、整理与总结的技术具有某些特别的要求。
  
  历史上的思想问题,或者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成果,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般说来,我们所面对的历史上的思想著作,都是作者经过理论思维而得出的结论,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而且也不可能重视他的理论思维过程。思想就是求知。一个思想家可能充分占有信息,作出比较全面的、可靠的结论;可能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地接近事物的本质,从而使他的看法,包含许多需要继续调整的内容;可能经过多次反复,仍无法接近真理;甚至可能从正确的立场上倒退,重新陷入谬误。这些情况的出现,有的由于客观假象,有的由于思想方法问题,有的由于种种外在压力。当我们对这些至关重要的条件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而仅仅面对他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已经站在了也许会走向迷宫的十字路口。前人的思想,又往往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如同历史一样,思想史也是一个不断延伸,不断有新发现的认识领域。有时候,会有偶然出现的种种文字的、口述的、实物的材料丰富或者修正过去的确认,从而导致有关原意的变化。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生活,永远滋润着人们的观念。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种种心得、体验和灵感,或许具有全新的价值,当然也可能与某些遥远的“曾经”重合,如果及时记取这种心灵的机缘,会十分有益于反思过去的认识,实现思想的追溯与对话。所有这些,都要求思想史研究必须讲究一些基本的方法。
  
  一
  
  前人对研究思想史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意见,这是一笔十分珍贵的学术财富。
  
  梁启超比较重视史学方法,在思想史的研究方面也下过一定功夫。他曾提出过两个问题,即“学者的人格”和“学问之价值”。他指出,所谓学者的人格,就是“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而所谓学问之价值,则“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1]他又提出了治国学的三个标准,即求真、求博、求通。所谓求真是讲“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要知道他‘的确是如此’,才能断判他为什么如此”;所谓求博是指“我们要明白一件物的真相,不能靠单文孤征便下武断。所以要将同类或有关系的事情网罗起来贯串比较,愈多愈妙”;所谓求通是说我们虽然专门一种学问,却切不要忘记别门学问和这门学问的关系。在本门中,也常要注意各方面相互之关系。”[2]在这里,梁启超所提出的善疑、求真、求博、求通、创获等一系列原则,对于研究思想史具有相当的参考意义。
  
  胡适对研究思想史的方法,提出了更为详细的见解,他说:“我的理想中,以为要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做到这个地位,方才做到‘述学’两个字。然后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顺序:这便叫做‘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兴废沿革变迁的事故:这叫做‘求因’。然后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这便叫做‘评判’。”[3]
  
  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和它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但是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思想史,却是一门年青的学科。以上梁启超、胡适对思想和国故的研究方法,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但是由于他们的研究尚处于起步的阶段,因此,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表现在,第一,由于当时正是中国新史学的诞生期,思想史的学科特征不太明显,因此,其研究手法与整理国故的手法,还有互借的性质;第二,无论是国故整理,还是思想史研究,当时碰到的突出困难都来源于史料的收集、校勘、考订,而经近几十来年来的努力,史料方面过去存在的某些困难,已经不是主要的障碍;第三,当时人们对思想史的意义的认识比较单一,人们还只是认识到须要用一种现代科学精神和方法,梳理和诠释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建立其当代文本,进而言之,人们还没有认识到,生生不息的生活实际,会不断发生文本演绎的问题;第四,他们当时提出的某些问题和方法,还带有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互相混淆的性质,如果不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便会感到难以捉摸。
  
  二
  
  笔者认为,我们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时候,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验证。所谓验证,是指考实思想资料,这是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最起码的步骤。我们研究某种思想,如果它的内容不真实,当然无从实现所谓求真。由于辗转传抄,版本流变,文字衍变,甚至纸张霉蛀等等原因,某些思想的本来面貌,常常会有较大出入。看不到这些差异,弄不清真相,就容易导致误解,比如张冠李戴,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指鹿为马等等。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清代考据学表示深深的敬意,梁启超曾经十分准确地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释,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绝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4]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本质上是清代考据学之后的一个文化层,它所代表的是此前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以近代交通、通讯、印刷、教育和观念为标志的新的信息时代。整理这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也许对成为清代考据学拿手好戏的关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素养,不会有太多的要求,但是丝毫不是说,考据学的基本方法已经过时,更不是说可以淡化其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近代学术与考据学时代学术具有不可割裂的承继关系,而考据学所悉心整理的悠久的历史典籍,又从更加深远更加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了近代学术的传统资源。今天,面对近代学人,如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罗振玉诸辈的学术遗产,必须承认考据学的有关知识与方法不可或缺。除了这一层意思以外,即使对那些近代学术与思想中已经开始超越传统而相对浅薄的成果,我们也仍然无法放弃传统的校勘、考订方法。比如,康有为戊戌奏稿原折的发现,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早期内容的发现,都十分有益于人们了解他们的思想真相,了解其原本内容与后来通行版本的差异。还要看到,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把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随着近代社会的政治革新和文化蜕变,不可避免地出现传统意识形态的断层或空洞,于是,就引发了某种程度的意识形态饥渴。近代中国的统治者常常会主动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的饥渴,用满足这种饥渴的办法开发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资源,这就造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道风景线,即有些人故显神通或者附庸风雅地玩理论、玩哲学。用验证的方法研究近代思想史,研究某些理论者的本色话语与其理论包装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认识传统社会尚不多见的另一种政治噱头。
  
  验证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进行,比如,版本的互校,报刊文集的互对,人名笔名的考订,档案日记的核实等等。近代出版事业的发展是文化进步的重要条件,但同一作品的版本不一,编辑校对水平参差不齐,常常会留下许多内容的遗漏脱落,文字的差错,语义的含混不清、人名地名的模糊难解等等问题。这类问题,可以通过搜集不同的版本,通过搜集作者的手稿,通过查阅原发期刊等等办法进行核对。许多作者的思想资料,除了曾经发表于报刊,收录于各类文集外,往往还能在有关档案中得到印证,因此应当注意档案的利用。对作者笔名和著作时间的考订,也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问题。使用笔名化名,甚至一人有几十个笔名化名,是近代出现的特有现象。不知道这些笔名化名的笔主,常常会造成许多至关重要的疏忽。近代新闻报刊的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某些作品的完稿时间与正式发表时间并不一致,多数情况下有发表时间无完稿时间,这就为研究某些作者的某种想法所形成的准确时间留下了困难。我们往往还会碰到某些共同署名发表的文稿,或者某些集体决议,如果要弄清该稿的提议者、执笔者或主要论点主张的提出者,往往也要耗尽心思查阅有关日记、回忆录甚至档案。验证的根本作用是确认,只有被肯定为确实的理论、论点,才能进入研究的下一个程序,才能保证不被误读,才能使思想史研究具有科学的价值而不成为虚妄的宣传。
  
  第二,对比。所谓对比,是指把某些理论、论点、主张的具体内容,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类似内容进行对照。它包括与作者本人以往历史上的相应内容的对照,与同时代其它任何人的相应内容的对照,与历史上其他任何人的相应内容的对照。思想的活力在于和实际生活的联系,其中包括传统思想以及当前人们的共同思想倾向或互相启发。对比的第一个作用是弄清楚我们的研究对象,即某种思想是否具有原创的价值。某种具有原创价值的思想常常代表新生事物或者新的社会条件,标志着思想的发展,对比是衡量这种发展的最好方法。对比的第二个作用是在时间与空间方面弄清楚某种思想与“其他”的联系。这里的对比,不是通常所说的“比较研究”,而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字内容的对照。因为只有肯定了它的真实起源,才能认识是历史启发了它,是其他人启发了它,还是它启发了其他人。对比的第三个作用是,通过这种貌似机械的互验,弄清楚思想运动的完整过程,并且认识其中必然会发生的继承、取舍和扬弃。对比的根本目的是揭示思想的性质,检测某种思想究竟处于何种状态,是发展的、停滞的、还是倒退的,从而取得评定其历史地位和客观价值的基本依据。当然,思想之影响于社会,其实际后果往往具有多样的性质,甚至包含动机与效果完全逆向运动的可能,应当注意到这种状况,但不论怎么说,任何纯粹的社会实际之恶,肯定伴生于影响支配它的思想之恶。如果暂时撇开社会客观条件的正负效应,那么思想的善恶首先与它的性质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真正拥有思想的主权,而不至于被任何伪善所欺蒙。
  
  第三,解读。所谓解读,是指说明所研究的思想的意义。
  
  解读是思想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环,只有通过说明历史上的思想的意义,思想史的研究才有意义,换句话说,思想史研究正是通过思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线索的叙述,通过思想遗产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的叙述,来实现文化的积累和思想的增值。
  
  人类对思想遗产的解读永无止境,这是因为,(一)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表达方式和内容会有变化,实际生活绵绵泉涌的新的语言和文字符号,总是附载着当代生活的诸多信息,它们与思想遗产的语言信息会有一定差异。因此,每经过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就需要运用当代语言,重新解释过去的某些思想成果,也就是使它们的内容当代化,成为当代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东西。(二)思想的遗产,尤其是某些思想中的特定理论成果,是作者根据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特定事物的运动过程与规律,并且遵循特定的思维方式和心路历程,进行思想的抽象和提升的结果。当所有这一切“特定”均已不可再现的时候,这些理论的成果本来就包容着十分丰富的未知的内涵,因而有反复探讨的必要。(三)人类生活之树长青,人类思想之树也常青。为了从历史获得智慧,后人有必要研究前人走过的道路。当代人接受的第一笔遗产,肯定来源于他们的父辈,因此,整理、批判和继承父辈的思想和学术,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决定了对思想遗产的解读,代代相承,源源不断。(四)现实生活总是能够为人们提供新鲜经验和当代价值,它们当然会鼓舞人们奋勇颠覆传统价值,从而萌生历史进步的强大动力,当然,它们也可能提醒人们,某些当代生活所孕育的灵感,是否湮没在司空见惯的某些传统典籍之中。从思想遗产中发现智慧,接受规劝和警告,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
  
  解读思想必须遵守原始文本。它是使用当代语言转述因时代阻隔而仍然保留在艰深文字中的历史认识,但是不可因为使用了当代流行语言而发生对这种认识的意义上的损害或添加;它是通过对知识逻辑的心灵体验去探寻前人走过的幽径曲途,但是不能随意为前人重修知识的坦途;它是依据对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而实现对前人的精神追求的善恶的分析与评价,但是不许因为这种析评对自我生存的善恶性意义而丝毫削弱其应当体现的社会正义;它是受惠于当代生活的教谕积极寻找人类智慧的源头活水,但是不必在当代社会理想中造成望梅止渴或者刻舟求剑。
  
  以上笔者把验证、对比、解读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不是说人们常常使用的其他一些方法不重要,比如,搜集史料。搜集史料是思想研究的硬功夫。对任何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仔细了解作者的出身、家庭背景、生平事业,仔细了解他的思想的全部内容和细节,仔细了解当时的风俗人情、社会矛盾和政治趋向。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史料来说明。而任何新的重要的史实或史料的发现,都可能导致某种结论的改变,甚至可能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些足以证明搜集史料的关键作用。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方法是历史学的最基本的方法,是一切史学研究的共同前提。另一方面,笔者也绝不是说,只要掌握了以上三种方法,谁都能率尔从事,并且得心应手,操作自如。思想史研究更多地具有精神创造的性质,它须要作者拥有美善的精神情操,丰富的人生阅历,广阔的知识背景和深遽的思辩能力,因此,它对于作者的学养和思想方法,还有更多的要求。这些要求,与以上所说几种方法,构成思想史研究的全面的灵动的方法论系统。
  
  第四,多思。所谓多思,是指按照知识的逻辑和思想的规律,对所研究的问题反复进行精密细致的推敲、比较、分析、判断和证明,以求得最佳的结论。
  
  多思的本质是运用不同的思想方法从不同的侧面考察研究对象,充分揭示它的所有特征和内部矛盾,完全凸现它与周边因素和条件的联系和区别,达到正确认识其内容和性质的目的。这里的问题是,怎样“多思”才能实现上述目的?笔者认为,它是批判的意识、求异的方法与求实的精神的统一。
  
  批判的意识是对研究对象始终恪守中立者的审慎立场,而决不滥用对它的好感;是始终保持独立的学术精神,而决不典当自己的学术良知;是只承认知识的痛苦逻辑,而决不承认时尚的欢乐结论;是宁可挑战权威头破血流,而决不迷信权威人云亦云。坚持批判的意识必须保持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是科学的起跑线,放弃怀疑是接受思想奴役的开始。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尤其需要大胆的怀疑。怀疑是否还有其他版本,怀疑是否还有其他动机,怀疑是否还有其他解释,怀疑是否还有其他隐秘,一句话,怀疑某种思想是否是一个编织得天衣无缝的理论神话。求异的方法是批判意识的逻辑补充。只有通过苛刻的求异,独立的学术精神才能丰收在望。求异就是揭露逻辑的矛盾,检查某种理论从范畴到概念,从问题到答案,逻辑上是否通顺。找到了逻辑方面的问题,就发现了现行结论的可疑,这常常是打破学术陈见的突破口。求异就是寻找事实的反证。某种结论如果找不到事实的证明,或者只有个别的响应而遭到多数的否决,那么就要怀疑此种结论的动机是否纯正。求异就是提出新的假设。面对任何思想,面对任何定见,都可以提出新的假设,甚至不止一种假设,通过反复论证,寻找最佳答案。求实的精神是求异的方法的根本依托。理论的任何逻辑矛盾,事实与理论规定的任何间距,挑战固有结论的任何假设,都必须以坚韧不拔的证据作证明。在这里,实际高于一切,证据高于一切,其余微不足道。笔者还要指出,在怀疑、求异、求实三者关系上,它们是互相联系、互相统一、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思想史研究的特别重要的思想方法。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在实际研究中,怀疑的态度和求异的方法尤其珍贵。一般说来,中国人缺少的不是注解、诠释、考据的能力,缺少的是对权威、经典、传统、习惯不相信的能力,是对它们提出不同看法的能力,因此,笔者认为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还可以改善,因为只有发生了怀疑,只有发现了问题,你才会想到要去“假设”一个新的结论。所以,我的口号是“大胆怀疑,小心求异”。
  
  第五,多读。所谓多读是指通过多读书扩大自己的知识含量以提高研究的能力。
  
  读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先秦以来,所谓读书并非读“书”,而是读简和帛。书是纸发明并且多量以后才出现的,特别是印刷业诞生后才会普遍。就近代而言,龚自珍、魏源时期真正是读书,因为这时一般人还很少有其他读物。康有为以来广泛出现报纸和期刊,所以就有了读报的概念。二三十年代以来,有了电台、广播、收音机之类,又多了接受信息的渠道。这种通过收听接受知识的学习,姑且称为读广播。五六十年代以来有了电视,七十年代以来逐渐普及。电视具有传播知识的强大功能,这种通过收视的学习,姑且称为读电视。九十年代以来电脑渐渐流行,电子书籍、电子报刊、电子信箱开始涌现,这类学习也许可以称为读电脑、读光盘、读互联网等等。为了叙述的方便,在这里,笔者把所有读书、读报、读期刊、读广播、读电视、读电脑、读光盘、读互联网等等仍然统称为“读书”。另一方面,读书的功用也有变化。人们现在读书,有应试型、应付型、休闲型和研究型四类。为了通过各类升学考试、职称考试、证书考试的读书是应试型读书。为了提高业务能力,解决本部门工作的问题而进行的各类专业培训和学习,是应付型读书。为了休息和精神调剂而进行的各类欣赏娱乐性阅读是休闲型读书。为了从事某项专门的研究而进行的比较系统深入的有所侧重的学习和阅读是为研究型读书。笔者所讲的多读书,是指研究型读书。
  
  繁荣学术的根本办法是提倡和鼓励多读书。读书艺术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应当提倡四个三七开的读书方法。第一,七分读书,三分研究。这是指把主要精力用于积累,使收入远远大于支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厚积薄发,才能避免言之无物,避免肤浅、轻佻和装腔作势。第二,七分专业,三分他业。这是指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学科的不断发展,有拒绝“通才”的意义,然而知识的狭隘永远是科学的天敌。我们提倡专一,以主要精力用于专业学习,但是要强调专而博,反对专而窄,因此要分出一定精力读一点“杂书”,不断从其他学科和相关边缘学科汲取知识和方法,形成开阔的眼光和宏观把握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高屋建瓴,触类旁通。第三,三分史论,七分史料。这是指花主要精力阅读第一手资料。史论著作是前人研究的心得,它为我们提供入门的线索和理解的成果。这是一种参考,但不能代替阅读史料。只有通过搜集和检阅史料,才能发现前人认识的偏差,才能发现新的意义和新的领域。一般说来,后人发现的史料总要多于前人,这是推动学术进步的机会。所以,不读史料,株守史论,只能永远墨守陈见。第四,三分精读,七分粗读。这是指正确处理读书的质量和数量的关系。读书的质量在于理解,它不可能一次完成,所以,有些名著要仔细读。读书的根本作用是积累,因此,要花主要精力读没有读过的东西,最大限度地扩大信息量。为了提高读书的速度,应以主要的精力用于粗读,即浏览式读书。另外,为了使读书有更大的收获,还应注意其他方法,比如,随时作卡片,记录某些重要论点和资料;随时作札记,记录读书过程中产生的心得;掌握必要的检索方法,以便有目的地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书籍等等。还要指出的是,读书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就象牛吃草,先吃进去,然后反刍。对于研究型读书来说,它的最大意义,是使书所代表的某种知识,成为自己通过研究建立的某种新的知识系统的材料,成为自己的思想的元素。所以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不论精读还是粗读,都是一种“吃进”。当你需要研究某个问题的时候,仍然需要把过去读过的有关书籍找来重新消化、引证,使其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成为自己研究成果的有机成分。这种“二次阅读”,就是“反刍”。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指通过长期的读书积累,得天地之精,日月之华,山水之秀,人文之灵,于是就有了雄辩,就有了才气,就有了聪颖,就有了神来之笔。这些,正是笔者提倡“多读”的旨趣之所在。
  
  第六,求是。所谓求是,是指对思想的价值评判坚持理性的标准。一般说来,思想史研究有两个意义:(一)说明思想的原始文本的含义;(二)指出思想的价值。笔者所谓求是,所谓对思想的价值评判坚持理性的标准,主要是针对上述第二个意义而言的。
  
  对思想的价值评判没有共同的标准,这是因为,(一)历史上的思想,都是作者根据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分析、研究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而得出的结论。对这些结论,一般很难有统一的衡量标准;(二)就某一位作者而言,在他的全部研究和著作生涯中,可能会碰到许多问题,因而可能会留下关于许多问题的主张;即使对某一问题,不同时期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论倾向。这些都会使他的理论,对于实际社会生活,发生多方面的影响;(三)对于研究者来说,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修养、社会经历和价值倾向,他们对历史上的思想理论,会有不同的选择和肯定;(四)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变动的,变动的社会生活可能会使人们厌倦和批判某种传统的价值或思想,也可能会使人们重新认识某种传统价值或思想的有益作用。同样处于某种相同的变动的社会条件下,由于这种社会变动对人们的地位和实际利益的不同影响,他们对某种社会价值或思想,尤其是它们所体现的政策的立场和态度也会大不相同。这就是说,社会对思想和理论,总是会有多样的需求,这会影响到人们对思想的价值评判;(五)思想研究应当鼓励人们通过对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的研究,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锻炼自己的科学精神,鼓舞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在学术研究中,真理很可能只是一个微小的进步,这需要执着,需要锲而不舍,有时候甚至需要一点偏激和片面。因此,为了善待真理,永远需要保护少数,需要百花齐放,需要百家争鸣,需要耐心等待时间的证明,而不是由某个统一的标准马上实行粗暴的裁决。
  
  对思想的价值评判应当是一种多样化的选择,然而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比较,没有理性的区别。对思想的价值评判的理性的内容,体现在被评判者的合理性、评判的公正性和现实生活的时代性的统一。
  
  被评判者的合理性,是指评价对象拥有存在的理由。某种理论的存在理由是否充分,取决于它被创造出来的机会和自身生命力。某种理论越是深刻地触及社会主要矛盾,越是大胆地直面社会重大问题,越是透彻地洞照人的本质和心灵,它获得社会支持的信度越高。在这里,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人的本质与心灵,与理论关怀它们的深刻、直面、透彻的程度,决定理论的质量和能量。同时,应当强调,任何理论,所谓深刻,所谓全面,所谓正确,以它对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人的本质与心灵的正确测验和预设为坚实基础,如果这些测验和预设的根据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而已经改变甚至完全改变,那么肯定意味着这种理论的根据已经动摇,也就是说,它已经过时。评判的公正性,是指评判者的立场和态度的公正,它不强调结论的公正。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位研究者宣称他追求结论的不公正。思想的评判允许各抒己见,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它的本质。所以,如果强调结论的公正,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立场和态度的公正,是指站在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立场,是指保持批判的态度。我们不能站在某种理论的立场上来研究该理论,如果这样,那就是站在某种既定的价值体系之内了解这个体系,于是就很难发现它的缺陷。倘若我们抱着质询和批评的态度,站在这个理论的既定的价值体系之外,严格审查它与生活实际是否协调,于是就会比较容易地发现它的有益之处或者破绽所在。现实生活的时代性,是指实际社会生a活中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新鲜因素、新生事物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发展趋势。任何时代的社会运动,都是一个新陈代谢的客观过程。陈旧事物和腐败势力不肯退出历史的舞台,新鲜因素和新生事物不会自甘沉默。没有万古长新,没有自动更新,只有推陈出新。思想史研究应当为新事物、新趋向、新时代引吭高歌,而不应当唯唯诺诺,为庸俗、腐败和黑暗辩护。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实现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就能获得公道、正派和基本的学术良知。
  
  坚持思想史研究的理性标准,是这门学科的最重要的科学规范。捍卫这个规范,是每个研究者的崇高职责。
  
  注释:
  [1][4]《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96、44—45页。
  [2]《治国学的两条大道》,《梁启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02—303页。
  [3]《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