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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明清家将小说

黄宇新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及明末清初,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的交互影响下,产生了不少描写家将英雄及其后代的小说,清人俞樾曾评:“衍义家所称名将,在唐曰薛家,皆薛仁贵子孙也;在宋曰杨家,皆杨业子孙也。”(蒋瑞藻《小说考证》,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233页)可见,此类小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系列:说唐系列,以薛家将、罗家将为代表,包括敷演薛家将的《说唐后传》、《说唐薛家府传》,再到《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敷演罗家将的《说唐小英雄传》、《粉妆楼》;说宋系列,敷演杨家将的《北宋志传》和《杨家府演义》,敷演呼家将的《说呼全传》,敷演岳家将的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到《大宋中兴岳王传》、《武穆精忠传》再到《说岳全传》,敷演狄家将的《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谭邦和先生在其专著《明清小说史》中将其命名为“家将小说”,颇为恰当,本文借用之。明清家将小说论者较少,本文从五个角度介绍,以期抛砖引玉。

一 模式化的情节

    家将小说是一种模式化、公式化的类型小说。故事情节虽纷繁复杂、头绪众多,但主要情节往往离不开两大模式:

    “忠奸斗争”和“马背奇缘”。“忠奸斗争”是贯穿任何一部家将小说的情节模式,也是家将小说永恒的主题。这种千篇一律的模式就是:不断强化和渲染忠奸之间的矛盾,开始是忠奸不和,然后忠良被害,最后经过明君圣主的裁决,忠臣平反昭雪,加官进爵,奸佞被铲除,大快人心。一方面,这是作者在有意地加强教化意味;另一方面,作者创作水平并非很高,思维单一。

    这些小说中所描写的“忠奸斗争”,实际上是家族间的恩怨争斗。例如:《反唐演义传》中的张家和薛家;《杨家府演义》中的杨家和潘家;《说岳全传》中的岳家和秦家;《粉妆楼全传》中的沈家和罗家;《说呼全传》中的庞家和呼家;《五虎平西前传》中的庞家和狄家等。

    “马背奇缘”有一个共同的情节模式:阵前迎敌——女将招亲(提亲或逼婚)——小将应允(抗拒或屈从)——成亲破关。家将小说成功吸收了世情小说中才子佳人小说叙事体裁的特点,让少年英雄在铁马金戈的战场上与巾帼英雄比武而结成“欢喜冤家”,创建了一种“朝廷武将+巾帼英雄”完美结合的“马背奇缘”模式,如杨宗保与穆桂英,杨文广先后与杜月英、窦锦姑、鲍飞云;《五虎征西》狄青和单单国八宝公主,《五虎平南》狄青的两个孪生子狄龙、狄虎在出征中与敌方女将段红玉、王兰英;薛家将小说中薛丁山与樊梨花,薛云与飞镜公主等。此外,为了迎合读者的尚奇猎趣审美心理,一反英雄合配佳人的套路,塑造了俊男配丑女和丑男配美女的形象。俊男丑女型有薛丁山与“面如黑漆,丑陋不堪”的陈金定的搭配,丑男美女型有“身长三尺”的秦汉、窦一虎与“天姿国色”的刁月娥、薛金莲的搭配。

    虽然“马背奇缘”是模式化的情节,但却具有深厚的文化蕴涵。首先,“英雄气”加“儿女情”更贴近世俗生活,颇具人情味,大团圆的婚配符合传统文化心理;其次,阵前和亲,化干戈为玉帛,反映民众反对征战厮杀、追求和平的愿望;最后,反映了明清出现的比较进步的妇女观,知识分子阶层主张妇女自由恋爱者大有人在。“家将小说中这些女英雄冲破封建礼教,走出闺房,横枪立马,与男儿们共同保家卫国,对传统性别文化也是一种反叛”(谭邦和《明清小说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45页)。

二 浓郁的神异色彩

    明代中叶以后,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在读者尚奇猎趣、好怪喜新的心理需求的有力推动下,通俗小说呈现多重主题合流的态势。家将小说兼容杂糅了神魔小说中天命因果、百灵相助、神魔斗法的情节因子。正如徐朔方先生所说:“它远离史实,带有《封神演义》那样布阵斗法的神魔故事情节。”(徐朔方《说唐三传·序》,《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前生今世,因果轮回。由于家将英雄们已被尊为民族力量、民族气节的象征,成为一种偶像崇拜,所以他们大多是天神下降、星宿投胎,并且被赋予了特殊超凡的能力。如杨六郎是“白虎”降生;薛仁贵也是“白虎”下凡;岳飞是被贬谪的“大鹏金翅鸟”;狄青则是“武曲星”降生。此外,众多奸臣也遭到了恶报,《说岳全传》中的张邦昌、王铎的谶语应验,被金兀术当猪羊宰了祭帅旗,秦桧及历代奸臣都在地狱受酷刑,来世还要变牛羊猪犬。

    百灵相助,建功立业。岳飞母子在“陈抟老祖”的指点下避祸水缸,漂流时还有“许多鹰鸟搭着翎翅,好像凉棚一般的盖在半空”;狄青则在水难中为“王禅老祖”所救,并传授兵法武艺;薛仁贵探地穴,误入仙境,服了仙食,脱胎换骨,并得到九天玄女亲赠白虎鞭和无字天书,助其征辽。甚至在《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中,女娲娘娘、太白金星、王敖老祖、李靖、孙膑、唐僧师徒、红孩儿、狐仙、蛇精、龟仙等都粉墨登场、各助一方。

    神魔斗法,人间投影。《杨家府演义》在“萧后张榜募贤”和“真宗派兵征辽”两个情节之间有意插入“钟吕二仙奕棋斗气”一节,将宋辽之战诠释为“二仙争斗”,偌大的天门阵战场也由两军对垒的阵地转变为二仙较量法术、发泄个人怨气、解决私人恩怨的场所。

    可见,家将小说愈发乖离史实,繁乱驳杂、不伦不类,充满玄诞的虚构与离奇的幻想,像《说唐三传》,事实上已由英雄传奇小说蜕变为神魔小说。很多学者对这种写作套路大为不满,赵景深先生斥之为“满纸妖言,不知所云”(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216页),余嘉锡先生也认为《杨家府演义》“自大破天门阵以下,牛鬼蛇神,无理取闹,阅之令人作三日呕”(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岳麓书社,1997,402页)。尽管如此,家将小说却繁夥日盛,原因就在于浓郁的神异色彩照顾了市井读者的多样化阅读口味,满足了“愚夫愚妇”好怪喜新的阅读心理。

三 鲜明的家族文化特征

    首先,家将小说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特征。作为“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51页)。国与家在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催生出“家国同构”的特殊现象,即“家天下”格局。家族意识经世代相传且不断演化更成为民族性格中的一部分,对传统中国广大百姓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打下了深刻的烙痕。家将小说选择几个家族进行描写,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流露出了对家族的尊重,反映了小说编者和接受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心理,恰恰是中国家族文化传统中“家国同构”文化特征的映射。

    其次,家将小说中的英雄们大多奉行家族荣誉至上的信条。作者虚构出来的家将英雄后代,大都改用激烈的方式来洗雪家族的冤屈。如《杨家府演义》中的杨怀玉,《说岳全传》中的岳雷兄弟,《反唐演义传》中的薛刚兄弟等。当他们的家族被奸臣陷害,遭受到灭顶之灾时,为了延续家族血脉,他们或逃亡,或占山为王,甚至借调番兵,围城兵谏,这无异于忤逆、造反。《说岳全传》中周侗想收岳飞为义子,岳母流泪说道:“只有这一点骨血,指望接续岳氏一脉。”待周侗表明岳飞不须改名之后,岳母才“半悲半喜”。可见,在家将后代心目中,保证家族延续英雄后代、维护家族的生存和荣誉超过“盲目忠君”。

    最后,“忠奸斗争”和“英雄祭坟”等情节也蕴含着家族文化特征,“忠奸斗争”实则是两个家族维护家族荣誉和利益的体现。奸臣或后妃常常为家族一己私利,不惜弄乱朝纲,陷害忠良,甚至叛国通敌。如《五虎平西》的庞氏家族,《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中的武氏家族。小说结尾大多惩奸除恶,加封功勋子弟,恢复忠臣家族的荣誉。此外,“英雄祭坟”等情节在《说岳全传》、《说呼全传》、《说唐三传》反复出现,情节固然老套雷同,却体现了中国传统孝义纲常中尊亲重孝的美德,是家族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 “补恨”的理想寄托

    明中叶边患日益频繁,正统、嘉靖年间瓦剌、鞑靼奴隶主贵族连连进犯边境,明政府在严嵩等投降派统治下,始终无力抵抗,甚至于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东南沿海倭患不息,海盗猖狂,明政府一味妥协,奸宦擅权,忠臣良将蒙冤;后清兵入关,满清入主中原,这一切不亚于宋朝契丹、女真人入侵时的情景。汉民族一直处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与民族危机之中,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长期困扰着汉人的心理。残酷的现实使人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历史,狄家将抗西夏,杨家将、呼家将抗辽,岳家将抗金等家将小说,契合了文人和市民心理,对英雄的崇敬和渴慕之情全部投射在家将身上,托言历史以寄寓今情。

    为了达到目的,文人和民间艺人往往虚构故事情节。《杨家府演义》根本不提“澶渊之盟”,还虚构了杨六郎袭破幽州、一举灭辽以及杨文广平定西夏、十二寡妇征西、克敌凯旋等情节。历史上,岳飞蒙恨而死,奸臣秦桧善终封王。而《说岳全传》则虚构了岳飞后代小英雄扫北抗金,完成岳飞“痛饮黄龙”的遗愿,并且虚构了秦桧在阴司里遭受油煎火烹的冥报,借此替饱受民族侵略和不平之气的作者与读者泄愤。作者甚至通过赤裸裸的咒骂一吐为快,如家将英雄对番邦女将的主动示爱,常以“贱人”、“淫乱”、“无耻”等恶语辱骂之,把敌将丑化为“妖魔鬼怪”之流,并斥之为“番狗”、“胡儿”、“丑贼”,极力渲染他们的无能与丑陋。

五 屡遭禁毁却“盛行于里巷”

    家将小说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已危及封建政权的政治统治及其对思想领域的控制,故而多次遭禁毁。

    敖堃的《清代禁毁小说述略》将清代禁毁小说的步骤大致统计为二十二次,平均十年一次。禁毁小说政策在清代得到了有力的实施,是整个清王朝执行了二百馀年未变的一项长期性文化政策。家将小说也难逃禁毁噩运。以《说岳全传》为例,小说中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加之岳飞抗击金兵及其后代直捣黄龙、大败金兵的结局,让作为金人后裔的满清统治者大为不满,因而被查缴、销毁。江西巡抚郝硕以“有指斥金人语,词多涉荒诞”为由奏缴,乾隆四十七年(1782)奏准禁毁(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396页)。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先后开列了两批禁毁书目,其中包括《说岳全传》,还有薛家将小说《反唐演义传》。

    那么,家将小说为何屡遭禁毁却能“盛行于里巷”呢?

    除了上文提到的满足了市井读者好怪喜新的阅读心理,并寄托了“补恨”理想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坊主对丰厚利润的追逐。家将小说颇为畅销,在巨大利益驱动下,续书自然延绵不绝,官刻、私刻都偷偷地参与到其中。如《说唐演义》的畅销带动了《说唐后传》、《说唐三传》、《反唐演义传》等情节一脉相承的薛家将续书的大量刊印。

    此外,书坊主为了获利,在编撰和传播过程中运用商业炒作、包装等手段。例如在小说书名上做文章,《说岳全传》的文本就有五种冠以“绘图”、“绣像”的字样;建阳三台馆刊行的《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书名强调“新刻”、“全像”、“按鉴”三大特色;《万花楼杨包狄演义》通过书名明确告诉读者小说包含杨家将、包公、狄青三类故事,既凭借家喻户晓的杨家将故事吸引读者,又满足了读者阅读英雄传奇和公案小说的综合口味。

    还有,将一部书分刊出版也很常见,《南北宋志传》分刊成《南宋志传》和《北宋志传》,甚至抽取精彩情节刊印,例如《杨文广平南全传》、《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等,都有很好的市场销路。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很多书坊主急于刊刻新书,甚至“越俎代庖”亲自编写,福建建阳书坊主熊大木就编写了《南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引领了一时的创作潮流,形成了所谓的“熊大木现象”(陈大康《熊大木现象: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可见,书坊主成了家将小说繁盛的背后推动者。因此,封建统治者既无法消灭广大群众喜爱的文学样式,也无法消灭能给书坊主带来丰厚利润的特殊商品,因此家将小说虽然屡遭禁毁却“盛行于里巷”。

    鲁迅先生曾言简意赅地评价家将小说:“文意并拙,然盛行于里巷。”后世学者也大多持此意见。虽然如此,家将小说却在小说史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名噪一时,不容忽视。有关家将小说的民间故事和由此衍生出来的文艺作品,千年以来,一直在里巷间、在舞台上、在说书场,流传敷演,灿若繁星,其流传的地域之广也几乎遍及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