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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绝望

蒋寅

 

    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黄景仁《杂感》)

    中国古代文人自幼读经书,通儒学,莫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及长无所遇,濩落失意,则或逃于习禅,或遁于修道,往释、道二教寻求安身立命之所,以为人生最后的无奈归栖。而黄仲则(名景仁,一字仲则)此诗起句即言“仙佛茫茫两未成”,等于从终局处宣告了人生的失败和绝望,这岂不是意味着人生所有追求的失落,甚至连学佛求仙也不得如愿?这样的诗句,实在很像是饱经人生忧患和失意的中年人所发,而其时诗人却只有十七岁,初入名利之场,还根本未经历世事的坎坷。可令人惊讶的是,他却仿佛已洞见自己与世俗不可调和的对立,更预感到自己日后路途的艰辛。于是“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两句就成了对自身与群体命运的终极体认,像是一个谶言,不仅预示了他的未来,也引发日后无数不遇才人的深深共鸣,成为他最早为人传诵的名篇。

    说起来,凡为文人者,无不觉得自己才华出众,飘然不群,是故也常怀无人可俦、无人可与的孤独感。这种感觉在其自身固然很真实,但在他人那里却很难得到认可。不是么,但凡有一点才能的人,都会觉得自己不同于常人。多数人知道,这种感觉无须表露出来,表露出来也没有意义。既然知道大家都觉得自己异于常人,这本身不就说明自己与众人没什么不同么?你觉得怀才不遇,别人也觉得怀才不遇哩!唯其如此,人们通常都觉得没有必要说出这种感觉。但有一种人不成,他们的感觉不仅过人地强烈,而且非表达出来不可。他们是典型的文人。尽管杜甫曾宣称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但没有迹象证明他有相应的政治才能。如果他不写诗,大概不太可能凭政治才能留名于唐史,这是很显然的事。可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怀才不遇之感虽无济于处世,却足以成就一个诗人。想想看,历史上有多少文人,不就是仅凭其作品,让我们相信他们有过人的才能,并为其未得施展而扼腕叹惜的么?

    黄仲则同样拥有文人传统的骄傲感觉,自信才华不可一世。生当乾隆盛世,更令他的不遇显得格外的不幸。他本也可尽情倾泄怀才不遇的悲慨和激愤,以傲视这个社会。但无奈时代毕竟不同了,现实处境带给他的是完全不同于前人的体验,所谓“千秋放逐同时命,一样牢愁有盛衰”(《屈贾祠》)。而最根本的是,现实已使他对文人的命运彻底绝望。事实上,“百无一用是书生”所表达的绝望是双重的。满清统治者初入中原,意识到自身与汉族士大夫文化上的差距,任用了大量著名汉族文人为高官,以便尽快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到乾隆时代,清廷凭借经学和科举已完全捏住汉族士大夫的文化命脉,不再需要文人来装点政治了。这时,像黄仲则一辈不治经学的文人,便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了。不仅在政治上毫无出路,在文坛上也难以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于是他们的人生意义就无处可找寻,人生价值也无处可以寄托。“百无一用是书生”实在是这一群人对政治前途和社会声望感到双重绝望的悲鸣啊!

    而一旦时过境迁,其特有的语境和特指的对象逐渐被淡忘,“百无一用”就被等同于文化人的一般境遇而为后人所普遍认同,并由对自身命运的体验产生深刻的共鸣。黄仲则诗后来最为人传诵的就是这两句,许多人甚至熟知此言而不知为谁所作。至于模仿此诗情调的,自然也不乏其人。蒋学坚《怀亭诗话》卷2载高级堂《书怀》一首云:“书剑飘零剩一身,华年深感鬓丝新。贫无可乐聊谋醉,诗不求工但写真。涉世漫嫌多冷眼,穷途犹幸作闲人。流光浪掷成何事,辜负莺花又一春。”这明显是学黄仲则的口吻,虽无警语新意,但末世文人的失意情态已得几分相似。蒋学坚自称最爱诵黄仲则《两当轩诗》,宜其欣赏这样的作品。

    自清代中叶以来,诗学《两当轩集》者甚多,但仲则诗中自有一种意气,后人却学不来。仲则作此诗时毕竟只是十七岁的少年,即便其天才的敏感已洞见自身及所属群体的共同命运,但终究未经历拼搏的失败,未切身体验才人末路的潦倒之感,一股惘惘不甘的意气,不只洋溢于首联“只知独夜不平鸣”一句,更在结联化用韩愈《送孟东野序》之意,而以“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两句慨然自励。如果单纯是慷慨自励,倒也不难摹仿。复杂的是,即便是意气的摅发,黄仲则也没有唐人那种豪迈和雄壮,而总摆脱不了一种乏力的感觉。

    这种乏力感很大程度上是由“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一联传达的。“风蓬”暗喻飘泊不定的青春岁月,“泥絮”暗喻沉湎于初恋而难以自拔的情怀。像仲则诗中许多出色的比喻一样,这两句以贴切的比喻、简洁的语言,极生动而有力地刻划出诗人过早地消磨功名志向、过早地咀嚼爱情失意的惫倦心态。这种心态化作一股忧郁气质,渗透到他孤傲性格的深处,定下了他日后生活和诗歌创作的基调,使他未来的生活和诗歌忧多于乐,愁过于喜,即便在慷慨高歌之际也抑制不住凄苦郁抑之情,而放旷隽逸中又总透出一丝苍凉悲哀之感。

    仲则最亲密的朋友洪亮吉形容他的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北江诗话》)。如果说在少年时代,他还能一任意气,忽而作春鸟之明媚,忽而作秋虫之幽抑,及经历岁月风霜的磨砺之后,他的诗就日少欢愉之情而渐多愁苦之音了,总让人联想到那秋虫的哀鸣和病鹤的伶俜。其十七岁写作的《杂感》,似乎已画好了诗人成年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