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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柳如是 与复社文学

牛秋实

 

    陈子龙,字卧子,一字懋中,又字人中,号秩符。松江府华亭人。晚年自号大樽,易姓李。子龙幼承家教,奋志读书,博通经史,以风义自矢。十馀岁就有文誉,为父辈东林人士所器重。

    崇祯初,他参加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复社,又与夏允彝、徐孚远、周立勋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两社都是东林的后劲,既是文学团体,又是政治团体,以复兴绝学相勉,以文章气节相砥砺,坚持与阉党作斗争。张溥死后,陈氏成为事实上的领袖。

    陈子龙接纳了云间诸子的文学复古论,以汉魏盛唐、前后七子为指归,并在创作上实践了这种审美意趣。如果将陈子龙的《陈忠裕公全集》、柳如是的《戊寅草》、宋征舆的《林屋诗草》、李雯的《蓼斋集》、宋征壁的《抱真堂集》放在一起细加比勘,不难发现彼此消息暗通、情趣相投之处。

    陈子龙的词,清代王士禛、邹袛谟、沈雄等人,皆深为推许,其词以花间北宋的雅丽为归。当明代词学衰微之际,他和李雯、宋征壁、宋征舆、蒋平阶等几社名士皆致力于词之创作,形成云间词派,开清代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

    云间诗与云间词的发展得力于诗社和词社的建立。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说:“那时候太仓的张溥……就将张采等所成立的应社,与孙淳、吴曾所办的复社合并,第一步就提倡融经铸史的方法,来改革主张成、弘派的文章,不久他的社员皆中了高科,这是他的计划成功了。第二步就利用以群众作后盾去干涉政治。明崇祯间的宰相可以由民意去更换,这时候一般读书人的势力有这样的伟大。所以我们看吴应箕的《复社姓氏录》上,他联合全国的士子不下二三千人……所以结社这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不但读书的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成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中华书局,1982,8页)以下我们将分析复社诗人团体。

    社盟的成立既然这样繁盛,他们结社会朋,动辄千人,白下、吴中、松陵、淮阳,都是复社集会之所,秦淮河畔,浆声灯影,虎丘池边,桃叶问渡,小院留人,这种景况,我们读了王士禛的《秣陵新诗》“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残秋”的诗,仿佛依稀眼前。张天如的《国表序》说:“社集之间,胥阊之间,维舟六七里,平广可渡,一城出观,无不知有复社者。”陈去病的《五石脂》说得好:

    据父老传说,第就松陵下邑论,则垂虹桥畔,歌台舞榭相望焉,郡城则山塘尤极其盛。画船镫舫,必于虎丘是萃,而松陵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集会,辄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风波为苦也。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子之拏舟相赴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摇俊侣,经过赵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滨外,斟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倚阑骋望,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飞琼玉乔,吹瑶笙,击云璈,凭虚凌云以下集也。

    当时盛况每每使后人留恋,就连晚清的刘师培作一文集,也题名曰《松陵文集序》。可见历史留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回忆。

    崇祯五年(1632)十一月初七日,柳如是赴松江畲山,为陈继儒祝寿,席间与陈子龙等相识。陈子龙在柳如是《戊寅草》的序言中说:“……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陈子龙文集》,谷辉之辑《柳如是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这说明陈子龙以柳氏为同调,以汉魏盛唐为极则。陈子龙一派峻拒宋诗。这一派的云间宗风,高处适如陈子龙《〈戊寅草〉序》所说,“凌清而远,宏达而微恣”,“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

陈子龙有拟古诗十九首,其中两首如下:

 

    葛生何蔓蔓?中谷自参差。枝叶岂不荣?托根亦有宜。愿言事君子,义气永不移。悠悠路且长,仿佛心念之。浮云易以散,千载为一时。芙蓉扬其辉,将以媚所私。常恐秋节至,盛时不可追。努力爱迟暮,感君长相思。(《冉冉孤生竹》)

蜿蜿云间龙,濯濯月中兔。仙人携素手,渺然一相遇。灵药欲遗谁?遐哉悲往路!沉吟河汉西,常愁清景暮。眄眄希令颜,千秋谁能度?(《迢迢牵牛星》)

 

    下面是柳如是步趋原唱,而未能超迈原唱之作:

 

    逍遥感石腴,至神无常移。昔时缟带间,明月何陆离。迄今万馀里,不敢忘初时。双自翔侧,单鹄长凄靡。火浣织成素,青绫暮还丝。念君惟一身,形影谁执持?暧暧九灵璈,浥浥沧景辞。上下会有涯,岂能无相思!(《拟冉冉孤生竹》)

众星负石濑,河鼓压嘉林。甃粉触荣衣,玄翎蔽天孙。千秋鬯幽期,万事共灵心。怆然河桥下,乐度丰影森。瞻盼良不远,寤寐神优淫。(《拟迢迢牵牛星》)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谈到这一点时说:“……然则陈杨(即指柳如是)两人集中,同有此题,明是同时所作,即崇祯七年所作也。此外可决定两人乐府古诗皆在七年所作者,有《长歌行》与《剑术行》。”(三联书店,2001,126页)

    陈卧子《长歌行》云:

 

    绮绮庭中树,春至发华滋。迟我羲和驾,念子好容姿。秋风不能待,仍随众草衰。托身时运中,一往各成悲。亮怀千秋志,盛名我所师。

    仙人餐沆瀣,肌体何馨香。手持五岳行,下袭素霓裳。携手同一游,尘世三千霜。弱龄好辞翰,宛转不能忘。时诵鸿宝书,谐戏群真乡。忘言违至道,罚我守东厢。

    白云横仲秋。昭昭明月心。清光袭素衣,徘徊露已深。明灯鉴遥夜,宿鸟惊前林。所思日万里,临风为哀吟。河梁一闻之,在远不能寻。摘我琼瑶佩,绕以双南金。常恐馨香歇,无时寄清音。畴昔一常叹,使我悲至今。(《陈忠裕全集》肆《属玉堂集》)

 

    河东君《长歌行》云:

 

    变瀷谷中翮,霄房有馀依。念子秋岩际,炫炫西山微。绥鸟悲不回,毙草狎轻葳。盛时弄芳色,陷势无音徽。我思抱犊人,翻与幽虫微。

    仙人太皎练,华髻何翩然。混遁东濛文,光策招神渊。登此玄陇朔,读此秘宝篇。玄台拔嗜欲,握固丹陵坚。何心乘白麟,吹玅璚凤烟。灵飞在北烛,八琅弹我前。

    夙昔媚华盛,明月琅玕苍。麟枝发翠羽,双镜芙蓉光。自谓坚绸缪,翔协如笙簧。至今扬玉质,更逐秋云长。薙薙杂花凤,皎皎照绮鸯。朱弦勿复理,林鸟悲金塘。怅矣霜露逼,灵药无馨香。望望西南星,独我感乐方。

 

    陈子龙早年之追模古人之作,多为怀春迟暮之作,抒发怀人之情及离愁别绪。柳如是拟作用力颇多,语言锤炼但不够圆转。但柳氏笔有灵性,性情如男子一样,在拟作之中,能注入真情,因而亦有佳句。

    不过联系到陈子龙等几社三子最初本在与制义,即师法艾南英之制义,以取得科举功名。当时,艾南英与陈际泰以及章世纯、罗万藻同郡,深疾“场屋文腐烂”,“以兴起斯文为己任,乃刻四人所作行之世,世人翕然归之,称为章、罗、陈、艾”(《明史》卷288《艾南英传》)。这些人“借经义以道世事,发挥胸中之奇”,把制义推进到一个新境界。这些人中,尤其以艾氏对一代制义文风影响最大。他继承了“唐宋派”的文学观念,“以古文号召天下”,主张师法唐宋名家,由唐宋入秦汉。他试图“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为文”,付出很大心力编辑时文选本,“人以华,吾以朴,人以浮,吾以奥,人以俚语,吾以经术,人以补缀蹭蹬为篇法,吾以浅深开合、首尾呼应为篇法”(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8《礼闱示贡士》),希望藉此以振疲救弊,使时文归淳正典雅之道。与艾南英同时活跃于文坛的张溥及应社、复社诸子,陈子龙以及几社诸子,尽管在文学观念上与艾氏颇存差异并有所论辩,但他们同样深恶“驳而不纯之文”,在提倡复古以矫正时文卑靡之弊这一点上,大家并无分歧。

    陈子龙师承七子之体,诗中爱用专名取对,人名、地名,不一而足。借专名以传远神。这种专名取对之法,实乃唐人家数,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皆深好此道。前后七子遥承唐人,集中地名、人名层见错出,良楛不齐。

    弘光初立的时候,大臣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这种局面没有维持多久,姜曰广、高弘图、张慎言、刘宗周等人相继被排挤出朝。就东林、复社骨干人士而言,本意是从帮派利益出发反对迎立福王,福王既立,“天位已定”,东林——复社骨干人士希望破产。四镇和及时转舵的马士英以定策之功自诩,洋洋得意。东林——复社人士妒意倍增,他们既不敢把矛头指向“当今皇帝”,只好把马士英作为攻击的靶子。

    顾诚在《南明史》(中国青年版社,1997,68页)中认为,“马士英热衷于权势,这在明末官场上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在政治态度上,他原来倾向于东林——复社”。陈子龙自撰年谱云:“贵阳(指马士英),先君同籍也,遇到亦厚。其人傥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杜登春《社事始末》说:“南中建国,贵阳马士英为娄东(指复社首领张溥)好友,一时拥戴窃柄,甚引重东林,起用钱(谦益)、徐、陈(子龙)、夏(允彝)诸君子。……复社中失节者(指在北京投降大顺政权)贵阳阳加叹恨,阴为矜怜,悉欲置末减。及福藩恣用私人,搜罗珰孽,而阮大铖辈尽起而谋国是,外则附贵阳以招劝纳贿,内则实为珰人翻局之计。”东林——复社人士抨击马士英最激烈的是他起用阮大铖。由于阮大铖名列崇祯初魏忠贤逆案,于是东林人士把掀翻逆案作为马士英的一条主要罪状,全线出击。顾诚先生认为马士英建议起用阮大铖只是报知遇之恩。

    当时,朝廷内部的党争非常激烈,限制了对敌之专心。陈子龙曾建议朝廷:“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见,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崤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陈子龙等主张的自强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联络四镇,四镇既以“定策”封爵,已无进取之心,朝廷内部的纷争又造成文武大臣顾不上妥善经营北方事务。弘光既要对付农民军,又要对付满洲,再加上内讧,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但正是由于陈子龙参加了南明的抗清斗争,使得他的诗词风格高于其他人。

    夏允彝是子龙最密切的朋友。子龙出任绍兴推官的时候,允彝出任福建长乐县知县。数年后,吏部尚书郑三俊举天下廉能知县七人,以允彝为首。松江失守后,允彝赋绝命词,自投深渊以死。允彝之死,使得子龙在悲痛中猛醒。

    在国破家亡之际,死固然是一条保证自己不受侮辱、不遭诽谤的最安全的路,但是死不能保证正义的胜利,因此死只是对现实的逃避。真正坚强的斗士决不自杀。从这一点上看,生存就是胜利。并且陈子龙也舍不得八十馀岁的老祖母。所以他仍然坚持生存,坚持斗争。

    从隆武以后,陈子龙从志士更进一步而成为民族危亡中的战士,他的诗歌也更加表现出他那种与天斗的奋斗精神。鲁阳的挥戈,刑天的干戚,《国殇》的长剑、秦弓成为他诗歌中的意象:

 

    黑云隓颓南箕灭,钟陵碧染铜山血,殉国何妨死都市,乌鸢蝼蚁何分别?夏门秉锧是何人,安敢伸眉论名节。呜呼五歌兮愁夜猿,九巫何处招君魂。

    琼琚缟带诒所欢,予为蕙兮子作兰,黄舆欲裂九鼎没,彭咸浩浩湘水寒,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呜呼六歌兮歌哽咽,蛟螭流离海波竭。

    生平慷慨追贤豪,垂头屏气栖蓬蒿,固知杀身良不易,报韩复楚心徒劳,百年奄忽竟同尽,可怜七尺如鸿毛。呜呼七歌兮不息,青天为我无颜色。(《岁晏仿子美同谷七歌》)

 

    这里只选取其中最后三首,可见子龙模仿杜甫的《同谷七歌》,写出了国家丧乱、百姓流离的痛苦,同时更是把时代的悲哀全部写入。黄道周是子龙的老师。没有接触到道周之前,子龙只是一介文士;接触到道周以后,他认识到自己对于国家的责任。黄道周,福建漳浦铜山人,铜山在孤岛中,有石室,道周读书其中,门下士称为石斋先生。道周参加复明运动,在南京东华门被杀。子龙在五歌中所说的“殉国何妨死都市,乌鸢蝼蚁何分别”正是指的老师被杀那件事。

    六歌指的是夏允彝的自杀。“予为蕙兮子作兰”,正指他们二人早年的交谊。“彭咸湘水”指允彝的投水自杀。平生之知己已经以死报国,可是自己前途茫茫,所以子龙感叹:“我独何为化萧艾,拊膺顿足摧心肝。”

    七歌是叙述自己,凭着为国家、为百姓的意愿,子龙参加抗清的决心是坚定的,但是在没有为国捐躯之前,他不知道自己怎样能杀身成仁,“杀身良不易”,这是他如何报答国家的苦闷和思索。

    老师和挚友的死亡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因为有老祖母的关系,又不能速死,这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也成就了他悲剧式的壮美。

    在晚明,面对内乱和辽东的满洲宿敌,当时的松江人徐光启建议明廷采用西方制火器的方法,制造火炮,用以抗击满洲的不断进攻。由于崇祯帝之死,这一切都归于流产。而这时,外患日亟,陈子龙继承晚明的实学思想,编写《明经世文编》,以期挽救颓势。这时的陈子龙已经从一名文士成长为有气节的救国之臣。故这一时期的诗词壮怀激烈,表现出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文风。如《云中边词》:

 

    燕然山上拂云堆,北望胡天大漠开。碛里角声吹落日,单于千帐一时回。黄河三月未东风,白草连山野火红。虏马莫移青海帐,汉家飞将在云中。(其一)

    卜酋西保贺兰山,女直东连未肯还。寄语五原诸将帅,秋风莫闭雁门关。(其二)

    大同女儿颜如花,十五学得筝琵琶。莫向中萧弹一曲,清霜明月尽思家。(其三)

 

    又《宁前边词》其二云:

 

    将军醉舞古轮台,十队红装次第开。若忆辽阳旧风月,绮罗如雾锦成堆。昨夜宁前大点兵,金铛铁骑万人行。黄封敕使追骄虏,旗号遥分忠勇营。(施蛰存、马祖熙标校《陈子龙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78—582页)

 

    叶嘉莹先生说:陈氏的爱情对象既是如此一位不凡的女子,则此一爱情本事之可以对陈氏令词之创作激发起丰富的潜能自不待言。其次,陈氏在破国亡家的遭遇中,既曾亲自领导和参与了义军的起事,而且事败之后终以身殉,这自然也就与一般人所经历的忧患有了明显的不同,因此也就在他的词作中更加强了丰富的感发的潜能。而也正是这种因缘巧合的异数,遂使得陈子龙的词不仅重新振起了令词中这种潜能之特美,而且更以其感发之潜能中的真挚而鲜活的生命,开出了有清一代“词学中兴之盛”(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