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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的人生三境界

李汉秋

 

 

 

    在文化的三层面中,吴敬梓的杰作《儒林外史》不经意于物态文化层,不停留于制度文化层,而是着意于精神文化层,这就深入到人心人性的深层,从而超越时空给人良多启迪。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如此。境界就是一种精神状态。《儒林外史》着重展现了三种人生境界:功利境界、觉醒境界、天怀境界。

 

一 功利境界

 

    或潜或显地按功利的驱使而动,这是芸芸众生的常态。如果可以把等级制度看作一种体制,那么就可以把“利益驱动”看作一种机制。利益驱动无孔不入地渗透在社会生活和人的意识中,不仅驱动人去攀登等级制的金字塔,而且广泛地支配人的日常欲念,把芸芸众生驱到功利境界。

    《儒林外史》涉及的社会层面虽然很广,但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吴敬梓根据自己长期的体察和分析,描绘了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可以称为士林百态的浮世绘。功利,在士林就是功名富贵。“功名”的概念在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考察明清文士的试金石,也是烛照他们灵魂的聚焦点,由此烛幽索隐,足以使其灵魂最深处的纹理都纤毫毕露,无所遁形。

    中国的传统统治者积累了运用利益驱动机制的经验,特别注意把读书与功名富贵联结在一起,“诱以官、禄、德”,通过科举制度使读书人“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马二先生就是这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正宗产品”。他说,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哪个给你官做?他以拙朴的本性毫无讳饰地讲出老实话: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举业,就做什么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合理,那他根本不去想,能做官就合理!他把做官看作人生的惟一价值,而按朝廷功令做举业,就是做官的惟一正途。他成了应试教育的虔诚鼓吹手。封建统治者正是充分发挥权力的魔法,使读书人乖乖地做自己的顺民。《儒林外史》没有停留在科举制度这个层面,而是继续深入下去,写到读书人的精神层面:思想如何被戕害,智能如何被斫伤,人格如何被奴化,结果形成了依附性和奴性,把读书和做学问限制在为官方的制度、政策、功令进行诠释、宣传和鼓吹的范围之内,失去了“士”作为人类理性和“社会良知”之代表的独立思考能力。

    马克思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第六届莱茵省等级会议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187页)。可以说,利益驱动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不仅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它起作用,就是在人类历史可以预见的未来,它仍将起作用。它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巨大的正面激励效应;但也有极大的负面效应,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就会产生心态的扭曲。周进、范进就是明显的例子。沿着马二先生所鼓吹的科举正路—考秀才、中举人、进士,然后做官—一头钻进去走到极端,思想发生偏执,非此不可,就会产生周进、范进。周进考到六十几岁连秀才都没进,还是个童生,所以没资格进贡院考举人,他有一回到南京贡院,看到号板就撞号板痛哭。范进考到五十几岁,突然中举了,高兴得发了疯。这都是由热衷发展到偏执,从精神学上说是一种偏执症。这种功名热弥漫社会殃及妇孺,被称为“女马二”的鲁小姐,按马二的应试教育思想培养才四岁大的儿子,每天“课子到三四更鼓,或一天遇着那小儿子书背不熟,小姐就要督责他念到天亮”。利益驱动的负面效应产生了很多人性的弊端,这些人可以叫做功利的沉迷者。还有一些更糟糕的人,可以叫做“陷溺者”,他们的人格扭曲、分裂、堕落,被异化成“非人”,表现了更坏的根性。沉迷者和陷溺者造成的世风是什么样的呢?吴敬梓对“势利”和“伪妄”特别敏感、痛恨,因此揭露讽刺得特别尖锐、深刻。

    什么叫势利?势,就是权势,利,就是财利、金钱。势利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权钱,自古以来就是这两个东西。势利作为观念形态是传统社会中等级结构的丑陋投影。势利眼们以权势和财利的高低多寡为标准来对待人,不是看人本身的价值,而是由权财来支配人,使人格贬值,人的尊严贬值,最终造成人的畸形和堕落。这就是异化。

    鲁迅塑造的阿Q是“精神胜利法”的精神现象典型,吴敬梓塑造的胡屠户则是势利精神现象的典型。范进是他女婿,中举前是范进,中举后还是范进,但因“势”和“利”大变,他的态度也就大变。中举前他骂范进说:人家中过举的张府、周府上老爷都是“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举凡轻蔑人时,一般说“你该拿镜子照照”,而胡屠户却说“你该撒泡尿照照”,轻蔑至极,刻薄至极!奚落人时一般说“癞虾蟆想吃天鹅肉”,而胡屠户说“想天鹅屁吃”,这又是极尽鄙薄挖苦之能事,癞虾蟆还能想吃天鹅肉,而范进只能想吃天鹅屁,连癞虾蟆的资格都没有,根本就不把范进当作人。范进中举后他却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如此尖锐鲜明的对照。

    中举前他对范进动不动“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一个狗血喷头”;中举后“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贤婿老爷”。“贤婿”是老丈人称女婿,“老爷”是奴才对主子的称呼,把这两样称呼不伦不类地加在一起,本身就极不和谐,把胡屠户的奴性、势利讽刺得体无完肤。

    前倨后恭是势利的突出表现。为什么“倨”、为什么“恭”呢?范进什么变了呢?是地位。而胡屠户衡量人的惟一标准就是对方的地位。待人处事只以势利作标准,这就把自己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不是一般的“倨”和“恭”,要“倨”得可恶,“恭”得肉麻,前后才能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对照越鲜明,不和谐就越尖锐,讽刺就越有力、深刻。“恭”得肉麻就表现出一种奴性,所以奴性便成了势利的影子,在有权有财的人面前,势利小人会把奴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丑态百出,充分表现出人格的低贱。势利小人缺少对大写的“人”的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是一副贱骨头,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所以在舞台上这种角色总是丑角、小丑。

    接着,他还有绝妙的表演:他毕恭毕敬地跟在范进背后,表现得特别机灵,服务特别周到,“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这是神来之笔。范进发疯后破麻布长衫在泥潭里一滚,湿淋淋脏兮兮,何止是皱?扯几十回又怎能扯平?即使不皱了又怎能改变又脏又湿的狼狈相?写他这样做正是表现他千方百计地讨好、巴结、谄媚取宠。就像哈巴狗,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就摇头晃脑拼命邀宠。这是一种人性被扭曲的现象,带有普遍性,不仅清代有,以前也有,外国照样有,俄国契柯夫的《变色龙》就是个例子。

    对于理想、信念、道德,自古就有真信仰还是假信仰、真服膺还是假服膺的问题。包括进步的理想、信仰、道德精神在内,其追随者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一些“乖人”、“巧人”、“聪明人”,品性儇薄,佻达善变,以利为趋,不讲操守,他们不准备为信仰作什么牺牲或付出什么代价,只是利用它作牟利钓名的敲门砖,什么理论时兴,就打出什么招牌;等而下之者,则打着官方理论的旗号售奸,以冠冕堂皇的词藻文饰个人的私欲和卑鄙。理学官学化并被著为功令之后,士子便以修持理学为进身之阶。而那些儇薄奸诈之士,口头上高谈纲常伦理,背地里狗苟蝇营。明中叶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更出现一大批“假道学”,败坏了理学的名声。《儒林外史》勾画了这种伪君子假道学人物如王德、王仁。

    还有一些品性恶劣的官僚乡绅,打着儒家纲常伦理仁义道德的旗号,却弃道而嗜势、忘义而贪利。南海县的张静斋用“礼有经亦有权”做幌子,教唆新中举的范进悖礼,唆使汤奉知县用酷刑枷死回民代表。五河县的方乡绅、彭乡绅、唐二棒椎、唐三痰之辈,像蛆虫一样张皇,“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把这号人的恶德恶行表现得最充分的是严贡生。他运用乡绅的势力、讼棍的狡诈、无赖的手段,一门心思作恶,每个毛孔都渗出罪恶的毒汁。他们是儒林中最腐朽的一部分,吴敬梓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满怀憎恶地向他们喷射严冷辛辣的讽刺烈焰。

    人被变成“非人”(如“鬼”、“兽”),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不仅封建社会有,在资本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时代也有,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在存在等级、存在贫富、存在权势的时候,作为客观现实的反映,都难免产生正常人性被异化的精神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将来理想的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一个人全面自由地发展,那就是不受势利的支配,不受利益的驱动,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地发展,这是新的社会形态的标志。这目标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标准—“人”。一切看是否对“人”的生存、发展有利,是否以人为本,是否将人向着人之为人的普遍性提升,是否向着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前进。

    我们也要以此为指归和方向来衡量古今的文学,包括《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对人的精神现象作深刻解剖,竭力批判一些使人变成非人的否定性精神现象,同时又努力探索如何把人“解放成为人”(马克思语)。既然利益驱动的机制还无法废止,人们只好靠自己的精神调节、精神超越。《儒林外史》在这方面做了多方面的、可贵的探索,吴敬梓写了很多具有肯定性的精神现象。

 

二 觉醒境界

 

    在功利世界里,人们的目标是功利、功名,而不是学问、涵养、人格,这就使文化变味,社会精神出现偏差。正是痛心疾首于只讲功名,吴敬梓让迟衡山斩钉截铁地说:“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这两句话是在呼唤文化回归、精神回归,只有明白了前述朝廷正是靠“功名”、“做官”羁縻读书人的大背景,才能拈出它的分量。“马二精神”所体现的朝廷功令,就是要用“功名”、“做官”统驭一切“学问”,窒息一切思想生机,使读书人尽日“揣摩”如何统一于官方哲学。如果在朝廷功令之外再讲什么“学问”,那岂不是越轨出格?

    实践这种出格的,首先是以作者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当时解读《诗经》,官方以朱熹注的《诗集传》为准,而杜少卿却批评“而今”“只依朱注”是“固陋”。他也像现实中的吴敬梓一样,写了一部《诗说》,常翻朱说。如朱熹说《溱洧》是“淫奔者自叙之词”,他反驳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他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说出自己的话。从学术上说,他是在提倡学术中的知性主体精神,具有学术启蒙的意义。从前述背景看,他是在实践“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要摆脱朝廷功令的羁绊,挣脱名缰利锁,冲破“泥定”朱学的文化专制主义,通过独立的学术,培育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待学问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首先形成对照。

    在对待朝廷功令的态度上,杜少卿与马二也形成对照。马二是八股举业的虔诚信徒和传教士,几十年科场不利,他非但毫无怨尤之心,而且弥久弥笃,自觉自愿地让功名的笼头越套越牢。离乎此,他不知道人生还有什么境界、还有什么别的价值。杜少卿则鄙弃八股举业,一提到县里的秀才,他就骂他们是奴才。臧荼像马二一样,对他说举业的好处是可以做官。他嘻笑怒骂地说:“你这匪类,下流无耻极矣!”当马二之辈把受朝廷征辟去做官视为无上荣宠时,他却冒着欺君之罪,“装病辞征辟”,执意不受朝廷的牢笼,声称自己是“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辞征辟后他索性连秀才籍都抛弃掉,再不参加科举的各类考试。挣脱各种“爵禄之縻”后,他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是挣脱名缰利锁、精神获得解放之后的高兴。“做些自己的事”,反映了个体人格的觉醒和追求。“逍遥自在”,表现了一种不为外物所囿的超拔情怀,一种以主体为本体的人生境界。他热衷于在逍遥自在的人生境界中体验着自己的真实生命。他妻子问他:为什么装病不应征辟?他道:“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玩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只有从摆脱封建统治的羁縻、追求独立人格的角度,才能理解这段话的积极意义。他虽不是那种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和英勇行为揭开新时代序幕的完整意义上的“新人”,但他是敢于逸出文士“正途”、傲视礼俗庸议、走自己的路的探索者。在南京游览姚园,他“竟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可见他对妻子说的“同你出去看花吃酒”不是单纯的玩乐,而是带有明显挑战意味的举动。“五四”时代女作家冯沅君写她与丈夫同行都被世人侧目讥笑,何况在吴敬梓时代。杜少卿的挑战行为冒渎了那个时代行之已久的“体统”,悖离了“从来如此”的生活方式。“竟”敢如此?就是敢如此!他颇有一股“豪杰”情怀,夷然不顾窃窃私语,昂起头走自己的路。

    冲出功名富贵的体制和机制,他也就冲出势利的世俗风气。县太爷是“父母官”,又直接管秀才。杜少卿所在县的王知县传话给杜少卿,想见见他。这是势利者巴不得的好事,可杜少卿偏偏不理睬。不久,这位县太爷出事了,被“双规”赶出衙门没地方住。杜少卿一听这消息,马上去把前知县接到自己府上,待为上宾。人家问他为什么前倨后恭?他说,当县太爷有权势时我去见他,就有巴结之嫌,现在他落拓了,我就应当照顾他—这跟胡屠户之类势利眼的“倨”、“恭”恰恰相反,反其道而行之。他待人平等,不要人称他“老爷”,他家里的老仆人娄老爹生病了,杜少卿亲自照顾老爹,早晚请安,家仆王胡子很不能理解,说:“我家这位少爷(指杜少卿)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既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什么养在家里当做祖宗看待,还要一早一晚自己服侍?”这就是杜少卿的为人。摆脱了势利才有人间真情,第31回杜少卿找出埋在地下九年半的老酒招待父执,人情的温馨直扑人面。

    人是人类社会的自觉主体,马克思把“人的自由的自觉活动”视为人的最高本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人要获得自由发展,精神就要从依附性和奴性中解放出来。这是思想启蒙的重要任务。朱自清先生说新知识分子是“五四”之后才有的。“五四”之前一百多年出现的杜少卿,虽然还不是新知识分子,他的社会政治理想还没有从传统中蜕变出来,但他已经表现出摆脱依附性和奴性、争取精神解放的历史要求,这与当时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杜少卿之外,小说中还有一批奇人的剪影。“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的清规、妇道的戒律、人言的围攻、官府的迫害,她都夷然不顾。她的出现像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放射出叛逆思想的光芒。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他们身份微贱,被世俗所轻,因而激为狂狷。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得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着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傲岸狂狷实是一种扭曲的反抗性格。他们还以恣情任性为特征,季遐年写字“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了去”;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这些方面与“楔子”里的王冕同调,都表现了历史上的“狂”人徐渭、郑板桥的某些特征。荆元要做同自己“性情相近”的事,认为裁缝职业并不玷污读书写字,他很以自己的职业自得:“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话?”这种生活情趣具有反对封建束缚、反对权财异化、要求个性自由发展的积极因素。

    杜少卿以及“市井四奇人”、女奇人沈琼枝的形象,都是《儒林外史》奏出的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前进音符。

 

三 天怀境界

 

    《儒林外史》在精神探索上不仅是呐喊冲破,而且要寻找精神安顿,到底精神归宿何处?吴敬梓通过一系列形象进行探索,其中最重要的形象是虞博士。

    虞博士是传统文化的人物标本,每个细胞都充盈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他备受尊崇,被称为“书中第一人”,是“上上人物”。在传统文化被批判的年代,他也挨批判或遭冷落。如今,以上两种年代都过去了,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公允地评价他。这里仅从他的乐天乐道和执中贵和之斑,以窥全豹。

    1.乐天乐道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茫茫宇宙、茫茫人海中,“我”在什么位置,需要有个体系、有个坐标,给自己找个定位,精神才有地方安顿。作为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有自己的体系,儒家不是宗教,但也有某些准宗教的东西:最高主宰是“天”,人间要奉行“道”,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人跟天是相通的,孔子说自己“五十知天命”,天命需要人去体察,孔子到五十才能体察到天命。天命还包含着宇宙人生的一种规律,接近于无法抗拒、无法回避的客观必然性,人在这种客观必然性前,既要顺应它,又不能完全消极无所作为。孔子所说的知天命,不是要你消极地听天由命,而是要“尽人事听天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首先要“尽人事”,竭力“谋事”,把应当做和可能做的都做了,至于结果达到何种程度,那就“成事在天”,只有听凭客观必然性—“天命”的许可了。这是对客观条件的限制持一种旷达的态度,在这里,与道家的顺乎自然相通互补了。

    虞博士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的,既然等级结构包括科举制度改变不了,为避免其负面效应,就要调节好自62文史知识2011.11己的心态。他也考童生、秀才,坐馆教书,到三十二岁那年没馆可坐了,他妻子就问怎么办,虞博士说不要紧,我自十四岁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假使那年正月里说定了,只得二十几两,我心里焦不足。到了四五月的时候,少不得又添两个学生,或是来看文章,又有几两银子来补足这个数。假使那年正月多加得几两银子,我心里欢喜,今年多一些了吧,偏偏家里遇到什么事情,把这几两银子用完了,可见有个一定,不必管它。

    虞博士的乐天精神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落实到心态上的一种表现,所以虞博士被评论为“天怀淡定”。这里强调“天怀”是有讲究的。在中国的传统宇宙观里,包括人在内的整个宇宙是一整个有机的生命过程,人的生命是构成宇宙生命过程的一个有机部分,是天地生身为人,不是像西方讲的上帝造人。人跟天应当契合、谐调、融通。沟通天和人中间的桥梁是诚。心诚则灵。诚,既是君子追求的道德境界,又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天怀境界,是虞博士的重要禀性。虞博士先在山东巡抚衙门做幕僚,这时候正好天子求贤,就是“征辟”,要有人推荐。有个同僚劝他请巡抚推荐,这在古今的士人中是很常见的。虞博士认为求人举荐是没有品行,不愿意做。同僚又劝他,就算你不想做官,推荐上去以后,或者去见皇帝,很荣耀;或者你不去见皇帝,辞了官不做回来,也是你的高明。虞博士很严肃地说:这样一来,要他推荐我,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呢?他还是不愿意做。

    虞博士五十岁时中了进士,别的年岁偏大的人都少报年龄,只有虞博士如实填写。他明知填写五十岁会得不到重用,也在所不惜,结果真被派到南京的国子监当教授。到了国子监,他的两个助手劝他做个生日,收几份礼,好过春天。当时这种风气很盛,习以为常。虞博士回答说,我的生日是八月,这时怎么做啊。那个助手就说这个不要紧啊,你现在二月做了,八月再做一次嘛。虞博士说岂有此理,这就是笑话了。可见虞博士以诚待人,以诚律己,光明正大,绝不弄虚作假、耍乖作巧。

    古代的人很推崇“孔颜乐处”:孔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于贫者,独何心哉”?周敦颐说,因为他心中有至高的“大”,也就是“道”,人生有这个大目标,就会达到与道为一、包罗万象的和谐,所谓“孔颜乐处”就是乐在处于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所带来的内心充实,尽管生活清贫,但内心是平静快乐的。这不是感性的愉悦,而是内心享有的精神上的和乐,物质上相对的困顿不足以影响这种高级享受,这已经是一种准宗教式的体验了—虽然清贫,但是在奉行自己的“道”。虞博士就是这样,他四十来岁中举,中举以前,虞博士也是过着像周进那样乡村塾师的清苦日子,妻子有病,他无钱买药,每天只吃三顿白粥,但他安贫乐道、安祥和乐的心态,跟周进完全不一样。这是作者为超越世俗功名、超拔世人的灵魂而探求的一片精神家园。如果士人都能像虞博士这样人格自足,就不会为了追求功名富贵而发疯痛哭,也不会因趋炎附势而寡廉鲜耻。

    2.执中贵和

    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乐天乐道的世界观的框架里,虞博士的处世态度是执中贵和。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已成为人生准则。虞博士既不像范进、周进那样受利益驱动热衷于功名富贵,又不像杜少卿那样对科举制度中举之人嫉恶如仇。他不对功名富贵耿耿于怀,也始终不放弃举业,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做。他不追慕做官,但也不拒绝做官,他以仕代农—以做官代替务农,活着总得吃饭啊;欲而不贪—有欲望而不贪婪。他既不是追权谋利的禄蠹,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是个平凡人物,他只是天怀淡定,真实本色,做到儒道互补。

    儒家要入世,道家讲超脱,这二者看起来是对立的,实际上是人生的两种需要,所以儒道互补是必然的。一个人要干事业、做事情,必须要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但是作为一个自然人,要求人相对独立和自由,要求超越社会的繁琐事务,以求得心态平衡,这就有道家的因素。这不仅是得意失意两种境况下的各取一面,还是人生的两个方面,人的两个精神方面的需要。人在世上总得做事,但也要有超越,能进得去也要能出得来,钻进去而跳不出,执而迂,就会像范进、周进那样了。要能跳出生活,站在更高的境界俯瞰生活,这样才有馀暇来品味美好的人生,这时才有艺术。虞博士以儒道互补,求得了心态的平衡、平和。

    虞博士有一次看见一个农民跳水自杀,如果要写虞博士英雄行为的话,这是个好机会。可是虞博士嘱咐船家去救人。救起后问其自杀原因,农民说父亲死了,没钱下葬。虞博士悯其孝心,就资助他葬了父亲。面对这情况,如果是吝啬汉,一毛不拔,我救了你了,你自己走吧;如果是杜少卿,又会倾囊相助。虞博士都不是,他没有一毛不拔,也没有倾囊豪举,是量力行善,老老实实地告诉被救的农民说:我这里有十二两银子,是坐馆的酬金,但是我不能都给你,我还要留作几个月的家用开支,我送你四两银子,你回家买棺木下葬父亲。虞博士的做法很适中,无过无不及。后来人家问他姓名,他也如实回答,压根儿也没有施恩不望报做无名英雄的想法,一切都很自然,仿佛是性之所至,天性的流露,毫不留意。这是一种清醒冷静、天人合一、灵肉合一的中庸心态,不重欲、不狂暴、不分裂、不惨厉,但也没有崇高精神,缺乏冲破平衡宁静、发愤追求的内在动力,一切是平淡、平和的,连写虞博士的文笔也是平平淡淡的叙述。

    中庸追求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引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的状态。虞博士也中举了,但其反应和范进截然不同,他听到报喜后很平静,和娘子商议拿几件衣服去当点钱,托邻居打发报喜的人。他没有像杜少卿那样不屑一顾,也没有欢喜得失去平衡。遇到最可气的事情,他不动气;遇到最可喜的事情,他也不大喜。以理节情,如同深澈明净的井水,没有波澜。要保持心理的平衡,就需要保持人际的和谐,保持人与外在自然的和谐、人内在身心的和谐(也就是自我的和谐)。

    从表征的文化精神说,虞博士的执中贵和,让人把心中的块垒搓碎揉平,自我节制,一切都消融在安宁的超越之中,保持情与理、灵与肉、身心与自然的中和、统一、稳定、和谐,这是好的一面;但也有缺陷,它缺乏内在的冲击力、爆破力和崇高感。年轻人会觉得这里老人气太多,缺乏刚气、锐气、猛气。就像传统文化很复杂一样,作为传统文化表征的虞博士也是复杂的,他体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许多优点,也有许多弱点,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因素,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盲目肯定。针对功利境界,虞博士的天怀淡定,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性、平衡身心等方面,有可以汲取的合理因素。吴敬梓把他悬为一面镜子,来照射等级结构中争权逐利、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这个形象植根在传统文化土壤中,在传统社会中容易被体认,但现在的人对他已经很生疏了。过去研究《儒林外史》只重视批判性内容,对正面的、肯定性的现象不重视,现在应该扭转这种局面,应该有新的觉解。吴敬梓是从传统文化寻求精神家园,他难于超越他的时代局限,建设精神家园的努力将一代代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