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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中影》考论

欧阳健

  一、《镜中影》的成书年代

    黄小配小说的系年大半是清楚的,惟《镜中影》因现存铅印本目录页题“香港循环日报刊印”,无版权页,遂使刊印年代无法判明。

    柳存仁先生推测:“这书的出版岁月,虽然不易知道,但决不出一九零一到一九零七这六年。书上有收入英国博物院的图记是一九零七年七月六日,却是最好的证据。”[1]颜廷亮先生认为,这一推断“下限无误,而上限恐过早了些。因为,黄世仲正式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当在1902到1903年;他最初的小说,是大部头的《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以及《党人碑》、大约今已不存的《陈开演义》等。在从事小说创作的同时,黄世仲还从事革命的实际工作和报刊宣传活动。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再从事大部头的《镜中影》的创作。联系英国博物院收藏该小说的时间加以考虑,《镜中影》的创作恐怕要迟到1906年,而刊印则可能就在1907年上半年。”[2]颜廷亮先生是研究黄小配的专家,他以为黄小配1903年至1906年间难有馀暇从事《镜中影》的写作,是很有道理的。但不写于1903年至1906年间,却存在两种可能性:或写于1906年后,或写于1903年前。反复阅读本书以后,窃以为与其将它的写作推后,倒不如将它提前——《镜中影》可能是黄小配的早期作品,甚至是踏上文学之路的处女作。

    小说第一回“冷观时旅况谈世事”,实际上是全书的楔子,中曰:

    且说当日樾城地面,有个士人唤做黄家裔,也念过几年书。他却有一种奇性,常道人生倒不必求富贵,得阅遍环球,采些奇闻轶事,大的著成书本,小的留作佳话,这便人生的乐处了。故他半生来东西南北,也留多少足迹儿。

    这一段话,颇可看作黄小配的夫子自道。黄小配(1872-1912),广东番禺人,名世仲,号禺山世次郎,笔名黄帝嫡裔。小说中有地名“樾城”,樾,《玉篇》谓“两树交阴之下曰樾”,隐指广州,其城北有越秀山、越王台。明清时,广州府治即在番禺(民国时始将番禺迁至今地“市桥”)。黄小配为番禺大桥乡(今广州市芳村区)人,那位唤做“黄家裔”的士人,显然便是“黄帝嫡裔”黄小配自己了。关于黄小配的青少年时代,因原始材料的匮乏,人们至今所悉甚少,一般仅据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知其“弱冠后,以乡居不得志,偕乃兄伯耀先后渡南洋谋生,初至吉隆坡,充某赌馆书记,华侨各工商团体以其能文,多礼重之”[3]而已。颜廷亮先生据《〈辨康有为政见书〉弁言》“曩居异国,将越十年”一语,推测其时不迟于1894年春[4],正与此处之谓“弱冠后”合。但从《镜中影》一书的表白看,黄小配之出国飘洋,更是他“常道人生倒不必求富贵,得阅遍环球,采些奇闻轶事,大的著成书本,小的留作佳话,这便人生的乐处了”的“奇性”所致。由此可见,以文学为自己的崇高事业,完全出于黄小配自觉的意念,堪称他毕生追求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作品中隐寓作者本人身世志向的写法,在黄小配其他小说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一迹象似乎足以说明:《镜中影》应是他最早的小说,是他踏上文学之路时郑重宣告抱负志向的自白。反之,若《镜中影》是一部后期的小说,再在书中发出此番表白,就有些与理不顺了。

    楔子还交代了此书的材料来源与构思过程。冷观时道:“老汉向有厌世的性儿,因见祖国衰弱得很,没有立足的所在,没奈何,只得浮海往外国去了,算来也有五十年来。及年前才回祖国一遭,怎想隔了五十年,越发加一倍的荒凉了。这样,难道不令人感叹么?”身处海外的黄家裔,是听了“年前”才回祖国的冷观时的介绍,才写下这部小说的。与《红楼梦》“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不同,通部《镜中影》小说,实际上就是冷观时一个人的“演说”。小说结束于慈禧光绪之还京,其时当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故《镜中影》之动笔,当在次年即光绪二十八年(按公历仍为1902年)。因为时间隔得太近,加上又身处海外,才使作者怀有“事迹没处稽查,看来也像说谎”的心态,并一再表白道:“倘著者自言真有这等事,料看官也不能尽信;看官若说真没有这等事,著者又怎得心安?便真是镜中照面,也有个影儿,故就将这书起个‘镜中影’的名号,看官莫作没影楼台的一样看也罢了。”

    可见,黄小配所以题名《镜中影》,就是因为身在海外,许多事迹没处稽查的缘故,这在书中可以找出若干内证。对慈禧和光绪之关系缺乏了解,就是典型的一例。戊戌变政后,慈禧太后幽光绪皇帝于瀛台,《镜中影》第卅七回“据京城洋兵入宫殿”,叙洋兵兵官巡视宫殿,“忽远望见四面湖池,中间一台高耸。兵官便问是怎么所在。老监道:‘此是太后安置天子之地,托名养病的。’”就隐隐留下瀛台的痕迹。但通部作品所写,朝政的决策仍操在天子手中。如第卅三回“愤朝臣宣王枉法”,叙“许炳成怀着一肚子气,便把乱民如何做作,如何难靠,及如何欺弄大臣的一五一十陈出来,天子听罢,心上好生愤激……。许炳成又请天子独秉大权,休被这一班不识死活的大臣胡混做去,天子点头称是。”就是对真相不了解的表现。类似的内容,在黄小配写于1909年的《宦海升沉录》中就写得十分清楚:“即由皇帝发出一道谕旨,自称有病,不能亲理万机,复请太后垂帘。……那当时皇帝又最不能得各大臣之心的,个个倒知得有个太后,也不知有个皇帝。”(第七回“立阿哥天子入瀛台”)

    又如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态度,《镜中影》也多有误会之处。颜廷亮先生已经注意到,《镜中影》“压根儿未写及戊戌维新变法”,而“对义和团采取的是否定态度”。关于前一点,颜廷亮先生解释说:“一旦写及戊戌维新变法,就势必要写及慈禧太后(何珠儿)对维新变法的镇压;如果以否定态度写及戊戌维新变法,就会导致对慈禧太后(何珠儿)之流行径的肯定,而这是与创作主旨相悖的;如果以否定态度写及慈禧太后(何珠儿)之流的行径,则又可能导致对戊戌维新变法的肯定,从而可能导致对改良派以及保皇派的同情,而这又是与作家的思想感情有矛盾的。”分析得颇合情理。对后一点,颜廷亮先生却未作具体剖析。在《镜中影》中,何太后(慈禧太后)对外人的态度是亲和的,如陆贤就对宣王说:“以王爷威望素著,心腹又多,取大位倒是容易。但天子和老后倒和外人很好的。”当宣王命围住钦差衙门,粮食看看将尽,忽太后差人把瓜菜粮食送到,各钦差听得越加诧异:两国正在交兵,怎地却把粮食送来?差人道:“论起平日,那老后和天子,都不是把外人这般安侍的。想是一班没心肝的大臣,瞒着朝上,利用那班愚民,作此勾当,也未必干朝廷的事。”可见,在小说中何太后是作为邪教保护伞的宣王的对立面出现的,这本也是黄小配遇见的又一难题,可是由于情节的需要,又不能“采取压根儿不予提及”的方法,于是导致了对何太后一定程度的同情。如第卅九回叙车驾西行道:

    不一日,已到了彦门关。这地方是古来有名的雄镇,英雄名将留下足迹的不少了。太后到了此时,暗忖:这是古来边皮地方,今日自己因甚么事情来到此地?回头东望,不觉眼中流下泪来。天子见了,自然同一般的感动。还亏金安抚解得意思,就在路旁折一枝黄花,递过太后的手上,太后就拏来玩了一回,然后和天子再复起程。

    细节描写,颇为感人,对太后流露出一定程度的同情。对比黄小配《〈洪秀全演义〉例言》所表达的“惟是书全从种族着想”,在《镜中影》中完全看不到排满思想的痕迹,有的只是传统的“忠”“奸”之辨。这除了“事迹没处稽查”之外,还表明作者排满的种族革命立场,此时尚未确立。

    判断《镜中影》为黄小配的早期作品,在刊行方式上还有两条侧证:

    一,未在报刊连载。据颜廷亮先生《黄小配作品系年》,《洪秀全演义》1905年6月起在《有所谓》报连载;《廿载繁华梦》1905年9月起在《时事画报》连载;《党人碑》1905年10月起在《时事画报》连载;《宦海冤魂》1906年9月至10月在《少年报》连载;《黄粱梦》约1907年初开始在《粤东小说林》连载,5月移至《广东白话报》连载,约6月间又移至《中外小说林》连载;《宦海潮》约1907年6月间在《中外小说林》连载;《广东世家传》于1907年12月初在《社会公报》连载。报刊之连载,是晚清小说与报刊相互扶持相互适应的产物,一般的小说多是边写边登,一俟连载完毕,便出版单行本。《镜中影》未在报刊上连载,可推想它的写作始于他返归香港前的1902年,待他回到香港,此书已经基本成稿,遂交《循环日报》刊印。

    二,无名家题跋。黄小配的重要作品,都有名家的题跋,如《廿载繁华梦》于1907年出版单行本,有赖应钧、华亭过客学吕、曼殊庵主的序;《洪秀全演义》于1908年出版单行本,有章太炎的序;《宦海升沉录》于1909年出版单行本,有黄耀公的序。《镜中影》为黄小配早期作品,因其时作者尚无大名,遂未请人作序。

    《镜中影》的个别情节,含有黄小配其他作品的刍形,也可看出此书的早成。如第廿七回“惑邪教王爷酿乱”,写朝廷命袁炳赉(袁世凯)做安抚大臣,“办事很有点能耐,曾任过陆军大臣,也晓得兵机,又曾出使外国,因此外交事情,却又懂得一二。早知这种邪教,专与外人作难,将来必弄个不了,所以一意主剿。不消一二月,果然把省内邪教扫得干干净净。”《宦海升深录》第十一回则写袁世凯告荣禄道:“自古断无崇尚邪术能治国家的。今团党自称能弄法术,使刀枪不能伤,枪炮不能损,只能瞒得三岁孩童,焉能欺得智者?且看他们借扶清灭洋之名,专一残害外人,实在有违公法,破坏国际,又复大伤人道,将来各国必要兴师问罪。试问己国能对敌各国否呢?若不及早见机,必贻后来大祸。今端王、刚毅,反信团党可用,其中必有异谋,不得不要防他,免酿出大变。”后者显然写得更有深度。

    又如《镜中影》第卅九回“画兰花女侠仗义”,叙京城居民被难之后,要图个赈济。名妓金小宝带头捐题,又不分昼夜的来画兰花,或付到京城去,或在门前发卖,个个都道:“好个女子,有志气,我们如何不助他。”作者发议道:“因这个女子,说书人犹想起当时赈济的事。南方有一个富户,在关库里起家的,积赀不下四五百万。因这件赈济的事,仅签助了五十块洋钱,后来竟有个抄家的日子。俗话说得好:好事晤怕多。你道这一个富户,查抄在生前,怎此得金小宝一名妓女,留个芳名后世呢。”这个意念,种下了日后创作《廿载繁华梦》的契机。《廿载繁华梦》第二十八回写道:

    周庸祐道:“天津离这里还远得很,却要广东来赈济,却是何故?”姓梁的道:“我们善堂是不分畛域的,往时各省有了灾荒,没一处不去赈济,何况天津这场灾难,实在利害,所以各处都踊跃助款。试讲一件事耠大人听听:现在上海地面,有名妓女唤做金小宝,他生平琴棋诗画,件件着实使得。他听得天津有这场荒灾,把生平蓄积的,却有三五千银子不等,倒把来助款赈济去了。只是各处助赈虽多,天津荒灾太重,仍不时催促汇款。那金小宝为人,不特美貌如花,且十分侠气。因自忖平时积蓄的,早已出尽,还要想个法子,再续赈济才好。猛然想起自己生平的绝技,却善画兰花,往时有求他画兰花的,倒要出得重赀,才肯替人画来。今为赈济事情要紧,便出了一个招牌,与人画兰花。他又说明,凡画兰花所赚的钱财,都把来赈济天津去。所以上海一时风声传出,一来爱他的兰花画得好,二来又敬他为人这般义侠,倒到来求他画三二幅不等。你来我往,弄得其门如市,约计他每一天画兰花赚的不下三二百金之多,都尽行助往天津。各人见他如此,不免感动起来,纷纷捐助。这样看来,可见天津灾情的紧要,何况大人是广东有名的富户,怕拿了笔在手一题,将来管教千万人赶不上。”说了这一场话,在姓梁的本意,志在感动周庸祐,捐助多些。只周庸祐那有心来听这话?待姓梁的说完,就顺笔题起来写道:“周栋臣助银五十大元。”那姓梁的看了,暗忖他是大大的富户,视钱财如粪土的,如何这些好事,他仅助五十元?实在料不到。想了欲再说多几句,只是他仅助五十元,便说千言万语,也是没用。便愤然道:“今儿惊动大人,实不好意思。且又要大人捐了五十元之多,可算得慷慨两个字。但闻大人前助南非洲的饥荒,也捐了五千元。助外人的,尚且如此,何以助自己中国的,却区区数十,究竟何故,”周庸祐听了,心中怒道:“俺在香港的时候,多过在羊城的时候。我是向受外人保护的,难怪我要帮助外人。且南非洲与香港同是英国的属地,我自然捐助多些。若中国没什么是益我的。且捐多捐少,由我主意,你怎能强得我来?”说罢,拂袖转回后面去了。姓梁的冷笑了一会,对骆子棠道:“他前儿做过参赞,又升四品京堂,难道不是中国的不成?且问他有这几百万的家财,可是在中国得的,还是在外国得的?纵不说这话,哪有助外人还紧要过助自己本国的道理,也这般没思想,说多究亦何用?”便起身向骆子棠说一声“有罪”,竟自出门去了。正是:虏但守财挥霍易,人非任侠报施难。

    与《镜中影》前后遥相呼应而酣畅淋漓过之。

    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纪念黄世仲基金会联合主办的“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暨黄世仲投身革命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世仲与辛亥革命》,收有多伦多加港文献馆馆长杨国雄先生的《港台及海外图书馆所藏黄世仲著作初探》一文,介绍了香港从1888年开始实施的书籍登记法例:“每当出版者或印刷者制作一本书後,便有责任将他们的书刊送交香港政府登记。登记後,香港政府把每种刊物一本送往英国博物馆(现在收藏书籍的那部份改称英国图书馆)收藏。……香港政府每季便将这些登记的资料在《香港政府宪报》(Hong Kong government gazette,中文又称《香港辕门报》)公布。这个书籍登记表英文称作:Return of books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6 of Ordinance No.2of 1888,during the quarter ended……每种刊物列明:书名、何种语文撰写、著者或翻译者或编者、内容、印刷者或出版者地址、姓名、出版日期、页数、大小、版次、印数、排版或石印、价目、版权持有人及地址这几个项目。中文书用广州音音译书名,再加意译,有时会加上中文书名,著者名用广州音音译,其他资料就用英文说明。”[5]杨国雄先生已经查明《镜中影》的成书年代。及检读杨国雄先生的《港台及海外图书馆所藏黄世仲著作初探》一文,果然有:

    黄世仲最早的小说单行本送往登记的是《镜中影》,可能是柳存仁在英国博物馆见到的一种。据柳氏著录:“这是清末香港循环日报的排印本……作者署禺山世次郎……这书的出版岁月,虽然不易知道,但决不出一九零一到一九零七这六年”。在《宪报》内刊登的资料很清楚说明这本书是在1906年6月出版,全书427页、排印本、印数2,000、每本5角、出版者和印刷者是Chinese Prinfig and Publishing Co.Ltd.亦即是中华印务总局。这里刊载的出版者和柳氏著录的“循环日报社”不一样,可以臆测:中华印务总局是王韬集资创设,而循环日报社又是王韬创办,这两者业务非常密切。可能这本书刊印後,由中华印务总局往办登记,故有中华印务总局的名称在这个登记表上,而事实上,这本书是由循环日报社出版,故书内有“循环日报”字样出现。[6]

    《宪报》内刊登的资料,固然说明《镜中影》在1906年6月出版,但尚不能证明它就是黄小配的第一部小说作品。而《中外小说林》第一期封面,则有介绍《宦海潮》的文字。封面为:

    丁未五月拾壹日出版
    中 外 小 说 林
    第一期

    有关介绍为:

    广东近事小说宦海潮 世次郎

    世次郎向著小说,或署名小配,均为社会所欢迎。其已出版者,如《镜中影》,将次出版现在刊刷中者如《洪秀全演义》及《廿载繁华梦》,待刊者如《梨春梦》及《黄梁梦》类皆脍炙人口。现本社特聘为撰述员,所著《宦海潮》一书,其事迹未明何人,或以南海某显宦当之。然《石头记》贾雨村言,半多附会,阅者当作如是观可也。凡人生少年落拓,中年发达,晚年遭际凄惨,其轶事最为人所乐道。世次郎网罗旧事,一切某显宦少年之历史,及出洋之运动,与其姻娅亲属之轶闻,组织成书,内容丰富,如山阴道上,万派争流,令人目不暇给。至笔法之奇幻,起伏之迴环,章法线法之缜密,无美不备,爱阅者当以先睹为快也。

    有了以上两条证据,可以肯定《镜中影》是比《洪秀全演义》及《廿载繁华梦》更早成书出版的作品。再据现已确认为黄小配所作的《吴三桂演义》自序所云:“余近十年来喜从事于说部,尤喜从事于历史说部”,由1911年上推10年,黄小配的第一部小说《镜中影》确系写于1902年。

    二、《镜中影》的思想意蕴

    关于《镜中影》的主旨,柳存仁先生说:“它的主题是谈时事的,大约以热河西狩到庚子拳变议和做全书的纲领。”作为时事小说的《镜中影》,如果确是写于1902年的话,堪称是从最近距离反映庚子国变的长篇小说了。

    正是由于“贴近”,遂驯致本书两个互为依存的特点:一是时代氛围的真切,一是理性思考的不足。

    卷首词曰:

    半壁夕阳过,荆棘铜驼。不堪回首旧山河。豪杰几多忧世泪,总付长歌。 豪气半销磨,鬓影应皤。怎堪岁月又蹉跎。长剑有灵光未吐,将奈伊何。

    全书开头第一句便是:“罢了,罢了,世界变得很了,不知怎的原故,变到这样?著者血泪有限,怎哭得许多?便要把一枝枯笔敷衍出来,把那些变幻情形留个影子,给后人看着。”晚清时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一个“变”字;但不是变得好起来,而是变得坏下去。自然,这种“好”与“坏”,既是从往昔的纵的对比、更是从以外国为坐标的横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黄家裔“那日正到了南洋,但见海上的帆樯蔽日,岸上的车马如云,十好繁盛,不觉叹道:‘怪道外国富强得很,原来海外的荒芜地方,也辟得这般壮丽来,回想俺的祖国,那商场衰落到这样,真不免相形见拙了!’”一边是繁盛,一边是衰落,原因何在?和黄家裔一般情性的冷观时道:“论起敝国,本来土地是很广,人民是很众的,都是世界中数一数二的大国了,不想越弄越坏,反被外人轻视起来。奈国民没点性儿,胡胡混混就过了,岂不可恨。”最最可恨的是:多数中国人仍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既不懂得这个“变幻世界”的严峻性,也不想去弄清楚个中的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这对于有思想、有抱负的忧世豪杰来说,是何等的痛苦:“血泪有限,怎哭得许多”!作者因此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一切,都是由于人民缺乏国民性、君臣没有存亡的感念造成的。

    所谓“存亡的感念”,是一切正视世界大势的人必然要产生的忧患意识。《镜中影》着重叙写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咸丰皇帝逃奔热河和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仓惶逃往西安两大劫难,并试图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当时海禁初开,外国的商人往来贸易,渐渐多得很。自古道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自然性情难以相合,便往往要闹出事来了。往时也看外人不在眼内,自从那朝天子和外国搆兵,南广失陷,方知外人打仗端的利害。可奈枢帘院执政大臣,在梦里睡着,当南广失陷之后,既不备战,又不修盟,整整等了几年。外人忍耐不得,便有西方两国,会同兴动大兵,要来攻打京城去了。论起这两国,都是世界上有名强大的。他还有一种利害:在水上制定船舰,好似铜墙铁壁一般,藏着无数巨炮,要东击东,要西击西,等闲的抵他不住。”自从鸦片战争“和外国搆兵,南广失陷”以后,“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页)。作者长期身处海外,亲身感知西方列强的“利害”,意识到中国只有抛弃闭关自守的观念,在防御西方侵略的同时,认真学习西方的文明制度和科学技术,才能使自己强大起来。对于当道者之不能适应世界大势的变化,“忘了居安思危的心,武备不修,人才不讲”,“既不备战,又不修盟”,作者是深表忧虑的。

    但作者的思考,更集中于“邪教”问题。作者分析了邪教产生的社会背景,首先是“统计十年前后,被东西两国分次交攻,割取藩属,赔尽金钱,外人声气,益自强盛”,遂导致了“教案”的屡屡发生。由于地方官偏袒教民,因而激起了民变,从这一角度看,白莲教自有其反抗外来势力的正义性;但他们进行斗争的手段,却纯是反科学的邪术:“自称能潜形化身,能在空中取人性命,刀剑不能刺,水火不能伤。以故无知的愚民,一般迷信,纷纷求师练习。”加上民众的排外情绪,又被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分子利用来作为窃取权力的工具,问题就变得益加复杂起来。宣王要谋取“大位”,顾虑“天子和老后和外人很好”,怕取了大位外人要来干涉,便千方百计要想抵御外人。其心腹陆贤献策道:现在遍地都是义民,皆忠心爱国,而且拳术精通,水火不能伤,刀枪不能犯,可乘着民教冲突一事,勉以大义,给以粮械,拒尽外人,实如反掌。宣王有了异心,听信了陆贤说话,便力称那邪教的“皆是忠心爱国的人”,加以利用。

    那么,到底是邪教还是义民?黄小配的答案无疑是前者。第廿八回“奉祖师老人托梦”,写一老人自称梦见鸿钧老祖说称:“近日外国很强盛,攻伐我们的国,利害到了不得。现在世运将转,可望太平。特授老拙八门遁甲天书及灵符一道,世人服了,可以不死,便是刀枪水火,可以不惧。……方今我国弱得很,若不是有了法术,怎能够抵敌外人;若不能抵敌外人,便不能安身立命了。”他又道:“大凡引诱人心,必要假神权,且要题目正大,才易入手。”无论出发点如何正大,假神权以控制民众,总归是邪教的基本特征。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依恃盲目排外的邪教,是不可能真正抵敌外人的。为作者所认可的安抚大臣袁炳赉,早知这种邪教专与外人作难,将来必弄个不了。实践证明,这一判断是有道理的。第卅二回写提督叶有成奉命与外人开仗,兵败后致函制使,中曰:

    顷奉督责之文,某知罪矣。然某亲率三军,躬冒矢石,血战十馀次,身中六七伤,力尽旋师,此三军共见共闻者也。故以某为无功,则某无可辞;以某为有罪,则某诚不解。且以此大变,衅端自妖民谣言惑听,愚弄官民,致有今日。观平日坐谈,则神仙呵护;临时决战,则身首分张。其是否可靠,想在大人洞鉴之中矣。今者大局动摇,京城愈紧,累卵之势,急若然眉,后患不知如何收拾。实则洋兵不可不御,妖民不可不诛。不御洋兵,无以安目前;不诛妖民,无以维后祸。

    叶有成职司专阃,熟审情形,他说的话,是有根据有分寸的。他对三军沉痛地说:“本帅带兵数十年,不意今日有这个境地。若然尽力攻击外人,将来大局定了,朝廷不免见罪;若要攻击乱民,看眼前遍地干戈,没行七头八臂,怎地抵御得来?”终于壮烈殉国。

    除对“邪教”采取否定态度,理性思考的不足,还表现在如颜廷亮先生所指出的,“对几个外国联合发动战争时的侵略军似有回护之处”。这种“回护”,源于在中国人面前,西方列强既是先生、又是侵略者这种一而二任焉的角色。西方在当时是文明与进步的体现,中国只有向西方学习,才有前途和希望;在这种心理支配下,甚至让中国守旧的官僚去经受西方人的“教训”,似乎也是必要的、有好处的,这就不免导致对西方列强的某种“回护”甚至幻想的成分,确有其历史的规定性,一般不必绝然否定。

    有的则涉及对国际公法的理解。如第卅二回“守炮台何总镇捐躯”,叙黎大将(指联军统帅瓦德西)来见总镇何荣康光,说道:“方今京城纷乱,各国钦差衙门被困,贵国置诸不理。我们便当带兵进京,自行保护。”“保护外交使馆”,固是发动战争的外交借口,但毕竟有国际成法在;而提督统毓良主张“围住钦差衙门,拏住各国钦差,要他退兵,如若不然,便把各公使杀了”,却是绝对有背国际公法的,是应该予以谴责的。

    有的又涉及重武器的使用问题。余制使为镇守太平省,便将大炮架在城楼上。联军官员联名致书,说称在内地开仗,若用这些大炮,必连累无辜的不少,要他好好快些撤去,否则各国更将加倍的大炮攻将来,那时城池打破,玉石俱焚,休得反悔。作者评论道:“论起这一封书如此说来,本是一个和平的道理,叵耐余制使因心上愤恨外人……回书说道:‘事势至此,踞我口岸,杀我上将,已没得可说。各为其主,各自打点的罢了。’”作者一方面责备余制使“恃着孩子气一般,成个怎么体统”;但一旦越过了这个界线,外国人竟然使用起杀伤力更大、更为惨无人道的毒烟炮来,作者的态度就不易平和了:

    这种炮不放犹自可放时,任是怎么地方的宫墙屋宇,倒要扫为平地;便是气息到处,管教有嗅着他的倒登时毙命了。这是世界上有名的大毒物,寻常本用不得的。惟有那些败坏安宁、伤残人类的人,准合用着他。所以外人这会子见这班妖民没些道理,连许多大官员都附和一气,朝廷倒置之不理,便将那种大炮架起来,望城里轰去。果然霹雳一声,好似平地飞出一个轰天响的巨雷,如天倾地陷一般,把城垣和内外的民居,纷纷倒塌去了。……统通一夜,炮不绝声,把一座锦绣城池,扫得屋宇无存,尽成瓦砾,压死居民,倒不知几十万。外国兵士又分几路来攻,……但见城中成了一块空地,尸横塞道,……忽然见有些军人,手挺长枪,倚墙怒目而立,似个要放枪攻击的样子。外兵还自吃了一惊,不免先自还枪攻击。只见他们好半晌都寂然不动。急行近时一看,敢是死了。原来,这些人因嗅了毒烟,不知死了几时,因挨住墙壁,还未倒地的。

    作者虽然赞同对“败坏安宁、伤残人类”的人,准合用着毒烟炮,但对侵略者使用毒烟炮的暴行,还是客观进行了揭露的。

    对洋兵攻破京城后的种种罪行,小说也没有加以迴避,尽管有时不免将罪责推在下级官兵身上。如说:“叵耐各国兵丁,因前者外人被杀,心里怀着恨,又因各国钦差被这般凌辱,如何不愤?便立意要泄却这一点气。虽其中有几国的将帅,知道邪教煽祸,不干良民之事,因此约束军人的,却不敢过于放恣。究竟所过之地,受伤的已是不少了。”又说:“只有那些洋兵,虽然是经过约束之后,没有扰乱居民,只暗忖道:京城是一国的主脑地方,那宫殿已有千百年传下的,内中宝贝财物,定然不少。此来既为报仇起见,还说甚么仁义?不如跑到宫殿那里觅些财宝,不枉这回辛苦一场。……兵官随嘱咐军人,凡皇宫一草一木,休得妄动。谁想兵官转出之后,军人那里顾得许多?除了天子的皇宫,馀外一切金钱珠宝,都捆载而去。”

    出于民族的感情,对于中国守将的忠义英勇,小说也进行了彰扬。如第卅二回叙黎大将向总镇何荣康光“借”炮台权住水兵,何荣康拒绝道:“本帅奉皇命把守这几座炮台,是个紧要去处,如不得皇命,怎敢擅离职守,轻让他人?”黎大将威吓道:“若不允从,恐怕各船分道攻击,怕这一个孤悬海上的去处,守的不容易。这时不特没了将军的体面,又失了各国交情,也不是顽的。”何荣康道:“本帅在一天,守一天。若然是守的不牢,宁死是不敢轻去的了。”大义凛然,固不可以胜败论也。

    对于人民缺乏国民性、君臣没有存亡感念这两个症结点,本书更关注的是后者。如写两个老公公向兵官跪下碰头,说:“这场大祸,不是朝廷干下的,不过宣王怀者歹心,结党罔上,挟制天子,庇纵乱民,故至于此。望各国将军,把这个情节回报贵国,重敦和好,实为万幸。”那兵官叹道:“看你一个内监,还有这般思想,不料执政大臣,反相助为恶,实在可叹!”实可代表作者的见解。相比之下,最高统治当局的态度就麻木得多了。开议和局后,为被害西方钦差立碑,派大臣谢罪吊问,惩办从乱大臣,各国留兵保护钦差衙门,订定年限禁买军火,赔款几百兆等等,都议妥的了。天子道:“这般赔款,如何筹法?恐我国是办不来的。”太后则道:“李相说得来,料然做得去。但使我们宗绪无恙,也就罢了。”这种没有存亡感念的君臣,怎么能不自取灭亡?小说结末写吕登瀛得了一梦,见京城里旌旗纷起,忽然一阵大风,把宫殿摧塌了。诗曰:

    光阴茬苒莫虚闲,沧海桑田转瞬间。
    荆棘昔怜生帝座,烟麈今已遍人寰。
    百年雨露天将末,万顷波澜地欲翻。
    向有春雷起群梦,努眸争看旧江山。

    “百年雨露天将末,万顷波澜地欲翻”,这就是《镜中影》的思想意蕴。

    三、《镜中影》的艺术水准

    颜廷亮先生说:“从艺术上看,《镜中影》也是写得相当好的。黄世仲至少写过十六种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纯然小说写法之作,如《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等;其二,是虽名之曰小说而实则近乎报告文学或者竟是报告文学写法之作,如《五日风声》、《十日建国志》等。这两类中,后一类一般地说艺术上不怎么讲究,特别是缺乏小说特点;前一类则不同,一般地说艺术水平比较高,在整个晚清小说中也算得上是上乘之作。《镜中影》即属于前一类,其艺术水平在该类诸作中也并不为低。它结构严谨,情节曲折,善于刻画人物性格。有些章回,写得还十分精彩。诸如叙写何锐伦寿诞庆贺的第二回,描述李翠花玄坛庙杀死恶道士以救赵良子、李佩兰等人出离魔窟的第十一回,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小说,简单地说就是讲故事。和别的充当时代号筒的革命派作家不同,黄小配是懂得故事魅力的,《镜中影》的艺术水准就体现在善讲故事上。和写作历史小说相近,“时事小说”也要面对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所谓“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是《三国演义》的成功经验。而黄小配之写《镜中影》,则是为了将社会的变幻情形“留个影子,给后人看看”,所以,在处理实事与虚构的关系上,就更偏重于虚构,纯是小说家的路数。

    开卷时冷观时道:“有一位中涓,姓吕名唤思瀛,论起他的权势,就是中国古来的赵高张让,倒要让他七分。”吕思瀛影射李莲英。按李莲英(1848-1911),直隶河间人,一说他初为私贩,被捕入狱,释放后改业补鞋,咸丰间自阉入宫;又一说谓他九岁入宫,时当咸丰六年(1856),则所谓私贩、补鞋云云,都无可能。入宫后以善梳新髻得慈禧太后宠信,擢内廷总管,赐二品顶戴。依据李莲英入宫前的这点历史,显然难以构成曲折生动的故事,黄小配便将其统统舍去(或许是“事迹没处稽查,看来也像说谎”,为论述之便,姑不作此理解),编造了吕思瀛多舛离奇的发迹变泰史。

    小说写他的父亲曾做过一任州牧,因受得贿赂,留下许多家当。那吕思瀛生得如花似玉,勿论须眉男子没有这等娉婷,怕是“百美图”中也寻不得这般容貌,以故起一个绰号叫“锦少年”。到了十五六岁,父母先后没了,吕思瀛家财荡尽,只好流落到戏班学戏。小说议论道:“怎想敝国向来风俗,梨园子弟作下九流一般看待,与外国不同。就是梨园上的教师,都是作威作福,有时学徒稍懒,进步稍慢的,就把一班戏徒鞭挞得牛马一般。他人却不打紧,只那吕思瀛是向来娇养的,怎能受得?思前想后,回忆当初何等奢华,只是一旦手头上太松,便捱到这个光景。想到此情,到不免伤感起来。正是夜中流苦泪,早上拭啼痕。”作者写吕思瀛从小放浪,堕落到下九流的梨园子弟的地步,本是要贬低他的品德;但又提醒注意中外风俗的不同,客观上却为吕思瀛作了开脱。吕思瀛因为没处藏身,不得不认真苦练,加上他别有一种伶俐,故那教师反看上他,少不免尽心传授,竟学得有色有声,成了梨园史中一个驰名的小旦了。吕思瀛学艺有成,投京中菊部名班双福喜,艺名“艳朵儿”,声名大噪。小说作这样处理,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同何珠儿搭了关系。大学士陀城制置大臣何锐伦沉迷酒色,吸食洋膏,尤好观戏。为庆寿诞,特从京中请来双福喜班,见吕思瀛演唱得出神入化,何锐伦爱慕之至,吕思瀛便乘机要何为之赎身,遂留在制置衙里当了清客。吕思瀛待人十分圆通,施展其外交手段,勿论衙里使唤人员敬重他,就是制置属下的奔竞官儿,少不免向他巴结巴结。叙吕思瀛微时的命运,与《梼杌闲评》之叙魏忠贤幼时的偃蹇,颇为差近。

    光绪二十三年(1897)10月《国闻报》发表几道(严复)、别士(夏曾佑)执笔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提出了一种“公性情”的理论,说:“何谓公性情?一曰英雄,一曰男女。”又说:“若夫男女之感,若绝无与乎英雄;然而其事实与英雄相倚以俱生,而动浪万殊,深根亡极,则更较英雄而过之。”黄小配颇明乎此理,故在吕思瀛身边着意安排了三位女性,从而编织出缠绵悱恻而又可骇可愕的故事。

    第一位是何锐伦的爱妾胡氏。胡氏专权怙宠,对吕思瀛青眼有加;何锐伦任意糊涂,诸事都由胡氏、吕思瀛把持发落。

    第二位是胡氏的美婢何珠儿。何珠儿朱颜玉貌,伶俐风骚,被胡氏当作亲生女儿一般看待。何珠儿影射慈禧太后。按,慈禧太后(1835-1908)原籍山西长治,13岁被父卖与县太爷,转送知府惠徴为奴婢,以为义女,名玉兰。咸丰二年(1852)入宫,封兰贵人。历史上的慈禧,比李莲英大13岁。故《镜中影》之所写,纯属杜撰。

    胡氏与何珠儿母女都和吕思瀛有情,于是不免产生微妙之纠葛,吕思瀛之感情,自然更倾注在何珠儿身上。珠儿一日道:“若能常常与你谈叙,是最好的。只是女大不中留,我将来到有个去处,怕没有些记念,心儿很觉不安。”吕思瀛道:“小姐好多心。咱的蒙你一家抬举,恨不得犬马图报,怎敢忘恩。请放心罢。”珠儿摇首叹道:“这话都是逢人说得出。只怕眼前人去了,今时口对不得后来心。我今有金钗一对,向来头上只插着一枝,留下一枝,都没有用过,侭能把这一枝赠送过你,只要密地收藏,勿令旁人看见,便他日地角天涯,见这钗便如见我一般了。”随开箱取出光亮亮的一枚金钗,递与吕思瀛。那吕思瀛接过十分欢喜,千恩万感的领了。这类描写,也颇似《梼杌闲评》客印月之怜旧赠珠。

    不想这种卿卿我我的日子,却因钦差的参本而迅告结束。钦差参奏何锐伦“外信谮于戏旦,内受制于妖姬,军国大事,置若罔闻”,罪名是很重的。其姻亲枢密院大臣苏焜密函令其速选佳人入宫,以少解皇帝之怒。何锐伦猛然想着珠儿容貌可人,尽可进到官闱。胡氏向来锺爱珠儿,本不欲他离去,只自吕思瀛到了,都有些“不便”,便连声赞好;珠儿则坚决不愿选入宫闱,道:“儿自幼读《宫怨》的词,《长门》的赋,早上了心。你看杨妃、王嫱,有几个好结局?”吕思瀛内心更是矛盾异常,他偷看珠儿,见眼中两行珠泪像檐前滴雨一般,真是生离死别,未免有情,谁能遣此?忽插口道:“古道宫闱冷落,本没甚好处;只是大人的事情急了,却又怎好?小姐不如真个前往罢。看小姐这般伶俐,将来尽有个恩宠,这样留得后来打算罢。”

    不管何珠儿愿也好,不愿也好,去是非去不可的了。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派何人送行?吕思瀛于是自告奋勇,表示愿担此重任;这下可轮到胡氏不愿了。珠儿反驳道:“女儿既是一个女流,横竖不能独自成行,好歹要寻个男汉护送,路上才得安心。若放着吕思瀛一个心腹人不用,还用谁来?”反复斟酌之后,只好决定由吕思瀛陪送。

    途经大庾岭,一行人被绿林豪客“铁头虎”李大雄骗上小梁山,又杀退了进剿的官兵。这样一来,第三位女性——李大雄之女“小夜叉”李翠花出场了。李翠花头脑比较清醒,说:“兵有利钝,战无常胜”,这番官军败去,秉报上台,再兴几路大兵,怎能抵当?那夜便心绪焦烦,不能成寐。自念寄身绿林,终非长策,且一身年已长成,又不知将来托身何处。正在伤感的时候,忽闻东厢内一派悲咽之声,蹑足前行听来,认得是何珠儿及吕思瀛,心里不由不感动。及至问清情由,便与何珠儿商量,要其父放走何珠儿而留下吕思瀛。何珠儿言与吕思瀛虽有成约,若到了宫闱,便是今生永诀,故愿将姻缘让与李翠花。

    吕思瀛与李翠花结婚十天,虽领了翠花的爱情,却不忍背却何珠儿的敦嘱,便赶去追送何珠儿。因感冒误过会合之机,遇着强人,所有银物,抢劫一空。恰新任建康太守张道全经过怀仁寺,乃是吕思瀛的姑丈,便随至任所。后张道全升任太平京兆尹,吕思瀛乃得重返京师,与苏丞相结识。苏丞相知他出身,不特不厌,反说道:“自古道:英雄莫问出处。” 对其刮目相看。吕思瀛与太史陈鹤瀛策划科场舞弊,将当年一起学戏李应宗取为第六名举人,事为御史所参。何珠儿入宫后受天子宠幸,又有身孕,封为西宫贵妃,听说吕思瀛到了京来,料因中途确是失散,从前骂他无情,显然错怪了,便密示刑部大臣,以死罪犯人顶替,苏焜将吕思瀛送往炎河副将军文国瑞处藏身。

    李翠花因吕思瀛杳无音讯,便赴京寻找,在玄坛庙救下赵良子、贾佩兰等人,对凶徒说:“你们是强盗出身,我也是强盗出身,今儿却丧在咱的手里,也该有个兔死狐悲。只是咱的作强盗,还是劫那不义之财,不像你们不分好歹,只仗着杀人纵火的手段。你试想想,这个清平世界,怎容得谋财害命的凶徒?”又自念道:“昔武爷爷大闹鸳鸯楼,尚留下名字而去;咱的虽比不上武爷爷好汉,也该自作自受,怎好牵累别人。”遂振笔大书道:“害人者人亦害之,杀人者人亦杀之。不是仇,不是气,不是因财,只是仗义。死者道中盗,凶手人中仁。若问凶手何姓氏,木下十八子。志如男,身如女;方才自南来,而今已北去。”一副敢作敢当的巾帼英雄气概,跃然纸上。

    途中听说吕思瀛之事,动了儿女情态,不觉滴了几点泪,忖道:“千山万水,从死里逃到京城,只望夫妻相会。今听说这个消息,如何不感动。”忽又转念道:“他行时说许多话,说道到京城里,便即南回;偏到了京城,贪干这宗勾当,岂不负了我一场心血。”便投苏丞相府上,又踪迹赶至炎河。文国瑞见翠花容貌不俗,萌了歹念,欲强纳为妾,竟不教他和吕思瀛相见。一日,乘间对吕思瀛说:“闻足下在小梁山里,和李姑娘结了亲,听说这位姑娘,是一个如花似玉的。看来是足下的艳福了。”吕思瀛道:“晚生至今,还是梦寐不忘,奈身遭变故,暌离千里,说他则甚。”文国瑞道:“设使李姑娘到京里访寻足下,足下又怎么处置呢?”吕思瀛道:“晚生自念,义不可负他。他纵不来,我不久亦将自去。他若到来相会,正是万幸的,怎敢中道忘恩。”文国瑞竟援官场里送妾的例,要吕思瀛将李翠花让他,吕思瀛道:“送妾是有的,若是送妻,晚生还未有听得来。”

    然而,当李翠花遇到吕思瀛,劝他逃走时,吕思瀛反倒犹豫不决起来。李翠花大怒,道:“你好不中用,这样是我前儿错识了你!”即与之决绝。作者之所以不让吕思瀛随李翠花去,不过是“因文生事”,为的是要在京城失陷后,好让何珠儿随天子等走避炎河,与吕思瀛相会而已。吕思瀛躲在文将军衙里,倒不敢出头露面,何贵妃也不料吕恩瀛逃到这里。那日正打点先皇丧礼,吕思瀛乘这个机会,倒有意窥看何贵妃,何妃本属无心,只偏有一般凑巧,一眼早看着思瀛了。何妃窥着空儿,密召苏相,道:“他前儿那有甚么势力,能够舞弄科场?白地是冤枉他的。哀家进京时,仗他千里相送,至今犹未忘却。”苏相遂带吕思瀛回京,潜进宫里,混当个宫监执事。幼主登位,尊安皇后、何贵妃为太后。忽一日,想起前时吕思瀛千里跋涉,护送自己进京,今日掌执六宫,正是饮水思源,本该图报,便把吕思瀛荐到銮仪院当差去了。

    通过纯然虚构的故事,既写出了吕、何由至微至贱到变泰发迹的曲折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又展现了社会各个侧面的世情色相,表明他们日后之身居高位而祸国殃民,除了个人品质的恶劣之外,还应从社会历史的客观存在去寻找根源。刘知几说:“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就是说,爱它而晓得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因为具有这样的胆识,发迹前的吕思瀛,就一点也不脸谱化、概念化,他是富有实体感的活生生的坏人,做得了典型性与丰富性的统一。

吕、李的因缘遇合,更纯粹是小说家的艺术虚构,目的是为了显现吕思瀛性格心灵中的斑驳色调,使之更加丰满、真实。而李翠花的结局,恰成了太后抬举吕思瀛的借口。事情是这样的:李翠花后来在太行山白文彪处落草,坐了一把交椅,欲乘胜进取东都,以图大事,震动京城。太后和吕登瀛商酌,这李翠花本是旧来认识的,遂一面进兵,一面差人投书劝降。翠花不觉骂道:“他当初不撞着我手里,在大庾岭不知死了几时!今做了贵妃,又封太后,许多时不来招降;今日兵败将亡,才说这话。须知我在炎河和吕某决绝,世人有说过:好马不食回头草。便是人头到地,誓无降理。”结果因此无端受到猜疑,叹道:“我当初不合背了父亲,结交吕登瀛。只道栖身绿林,终非长策,谁想错在他的手里。”拔剑自刎而亡。何太后便假说吕登瀛用反间计,杀了翠花,有莫大之功,即着吕登瀛免在銮仪院当差,随升入内府掌理事务去。

    但是,随着翠花之死,吕登瀛之发迹,以三人为核心的故事便宣告结束。第廿三回之后,又以三回的篇幅,插入章文祥刺马的故事。此事与主人公可以说毫无干系,小说偏偏借着新主年幼,吕登瀛专权揽柄,门生羽翼,不能胜数的说词,将大宗伯马叔贻说成“本与吕登瀛有个师生情分”,以便插入那轰动一时的公案传奇,使小说增加可读性,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除了这个故事,剩下的就是琐碎的宫闱之争,何太后不论如何垂帘听政、独揽朝政,吕登瀛也不论如何专权揽柄、侵涉政事,都构不成真正的故事了。从第廿六回起,小说的笔锋转向邪教和联军,何太后和吕登瀛都退居次要地位,直到第四十回和约签订之后,各国要求大杀奸臣,拏了一张名单出来,内里有宣王、统毓良、英贤、陆贤等,领袖钦差又道:“宫内留下一个吕登瀛,他和宣王是互相作恶的,实在不可不除。”李相反驳道:“这是没凭证的。如何成得信谳?”方得以保全。吕登瀛自己心中,也自战战兢兢,那夜竟得了一梦,见一阵大风把宫殿摧塌了,隐隐有人对他骂道:“你罪恶贯盈了,还逃那里去?”说犹未了,见空中把利剑飞下来,正中他的额头,吓得吕登瀛浑身冷汗而醒。——小说至此结束。

    作者虽然懂得故事的重要,由于题材自身的限制和艺术技法在某些方面还显得稚嫩,使得全书结构不够匀称,不能使主线贯串始终,尤其故事的主体与思想的核心不能融为一体,这大约也是因为《镜中影》是黄小配早期作品的原因罢。

                                                    2002年10月4日

注:

[1]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第161页。
[2]颜廷亮《〈镜中影〉小议》,日本《清末小说》第15号第51页。以下引用此文,不另作注。
[3]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41页。
[4]颜廷亮《黄世仲小传》,《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三期。
[5]《黄世仲与辛亥革命》第263页,2001年8月第一版。
[6]《黄世仲与辛亥革命》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