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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探《隋唐两朝志传》的渊源

 程毅中

  《隋唐两朝志传通俗演义》一百二十二回(又补一回),原题贯中罗本编辑,有日本尊经阁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龚绍山刊本,原书多处题作“镌杨升庵批点隋唐两朝史传”,今人多按孙楷第先生书目定名。又有日本横山弘教授藏永寿堂重印本[1],另有上海图书馆藏覆刻本。孙先生《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卷三据尊经阁藏本著录,并有提要云:“似所据为罗氏旧本,而书成远在正德之际,先于熊钟谷《唐书志传》者且四十馀年。而细观全书,则似与熊书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今有明诸圣邻重订本),熊据史书补,故文平而近实。此多仍罗氏旧文,故语浅而可喜。”[2]孙先生相信有“罗氏旧本”,而熊书已据史书作了订补,此龚刊本则大多仍罗氏旧文。柳存仁先生的《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大体上也支持此说[3]。

  近年来学者继续考证,多认为罗贯中编辑此书之说不可信,而且书出于熊钟谷(大木)《唐书志传》之后,林瀚的序言是假托的。第九至九十回的情节与熊书大体相同,但有很多差异,孙楷第先生也曾举例说明其异同和史实的正误。但孙先生说它与熊书同出于《小秦王词话》,又说“此书于九十二回后增补高宗以下事至僖宗而止”,使人误认为中间八十三回的故事与《唐书志传》同出罗氏旧本,只加出了前八回和后三十二回,则未免疏略。实际上只有伪托徐渭序的一百十四节的《隋唐演义》才是在《唐书志传》前后嫁接了《隋唐两朝志传》的前八回和后三十二回。有人认为后出者有所修改,因而较为近实。罗贯中编辑之说,虽不可信,但《隋唐两朝志传》(以下简称“隋唐志传”)编辑者有无旧本为依据却仍有待研究。现在试作一些探讨。

  一、薛仁贵故事的插增

  《隋唐志传》第八十九回之后,又补了一个八十九回《薛仁贵箭射飞刀》,叙述盖苏文中箭伤臂,意欲退兵,萧地虎建议向扶桑国求救,盖苏文听从其计。扶桑国派出三员猛将,名元龙、元虎、元凤。这三将都被薛仁贵射死。书中引“宋范菊轩赞仁贵”诗云:

  凛凛身材盖世雄,扶持唐主定辽东。

  能降海外烟尘路,尽在天山三箭中。

  按:这一段承袭自《永乐大典》本《薛仁贵征辽事略》平话,元龙、元虎、元凤三将的名字全同,但细节略异。话本引诗曰:

  凛凛威风冠世雄,扶持唐世定辽东。

  能交海外烟尘静,皆在天山三箭中。

  成化辛卯(1471)永顺堂刻本《薛仁贵跨海征东》词话结尾也有这首诗,又略有差异:

  凛凛身躯胆气雄,扶持唐世定辽东。

  能降海外烟尘静,因在天山三箭中。

  只要看这一首诗,就可以断定这一回是根据元(或金)代平话系统的话本插入的,因为成化词话里并没有三箭定天山的具体叙说。

  《隋唐志传》本有《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见于第九十三回,放在后面唐高宗时期是符合史实的,所以孙楷第先生指出:“有熊书纪事误而此书不误者:如破铁勒九姓及薛仁贵三箭定天山本高宗时事;熊书本以秦王为主,而艳羡其事强属之太宗,大是谬误。兹于太宗征辽,改铁勒为扶桑,太宗征高丽本无功而还,熊书尚不背子史,兹以高丽王舆榇出降,则亦误也。仍以薛仁贵事属之高宗。”

  这样一来《隋唐志传》就把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讲了两遍,高宗时破铁勒的事本来见于九十三回,大概编成后又见到平话里有三箭破天山射雕王颉利可汗援军的故事,舍不得抛弃,又把它改写后插入第八十九回之后。编者在书成之后才加进去的,所以回目上没有来得及改正次序。但后来增加的这段并非抄自《唐书志传》。《唐书志传》第八十九节"薛仁贵三箭定天山"的故事,讲的是三箭射死铁勒援军万留公、万济公、万通公三兄弟。可见两书的底本不同。

  唐太宗征辽的故事,《隋唐志传》从第八十一回就开始讲起,到第九十回《高丽王舆榇出降》,用了十回多(加上补的又八十九回)的篇幅,以薛仁贵为中心人物。这一部分比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内容更加丰富,有不少新奇的情节,如薛仁贵追杀毒蛇,得到兵书、盔甲、方天戟;降伏火龙马,得到坐骑;五箭取榆林;箭射飞刀,战胜盖苏文等等。其馀情节与平话大同小异,可能编者作了较多的增订,也可能别有所本,只有“三箭定天山”这一节像是根据平话改编的。元人杂剧里有张国宾的《薛仁贵衣锦还乡》和无名氏的《摩利支飞刀对箭》,都说到了三箭定天山,把它作为太宗征辽时的事。成化词话《薛仁贵跨海征东》也讲到“三箭定下烟尘”,结尾诗也说:“能降海外烟尘静,因在天山三箭中。”可是词话里并没有讲三箭定天山的具体情节,只有用箭射落五口飞刀的事,和《隋唐志传》第八十六回《薛仁贵五箭取榆林》相似。大概薛仁贵的故事在传说中不断演化,先是把三箭定天山的史实提前到了征辽时,随后又铺衍出摩利支(即莫利支)飞刀对箭的情节,三箭又增加为五箭。《隋唐志传》为了扩充篇幅,兼收并蓄,既有破铁勒时的三箭定天山,也有征辽时的三箭破扶桑;既有五箭取榆林,又有五箭射飞刀。

  《唐书志传》也有薛仁贵的故事,从七十七回到八十九回,都是讲唐太宗征辽的战役。这十三回书,情节和《薛仁贵征辽事略》平话、《薛仁贵跨海征东》词话大不相同。除了薛仁贵屡建奇功之外,还有其他将领的战绩。第八十九回也说“薛仁贵三箭定天山”,只是把破铁勒的三箭定天山移到了征辽时,而元龙三兄弟则改成万留公三兄弟。最突出的一点是没有张士贵冒功谋害薛仁贵等情节,刘君卯(不作昂或昴)也不是反面人物,而是战死疆场的阵亡副将。显然《唐书志传》的底本与《隋唐志传》不是一个系统,与元代以来戏曲、话本里的薛仁贵故事差异很大,也不像是熊大木“参采史鉴”而彻底改造的。因为这些故事也远离史实,虚构的情节太多,熊大木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手术。于此可以看出《隋唐志传》和《唐书志传》完全不是同一系统的传承。

  这里还需要对上引那首诗作一点考察,平话里的那首诗被托名为范菊轩撰,这应该是《隋唐志传》编者的改笔。除了补的又八十九回,书中第七十八回、第七十九回也有“宋贤范菊轩”的两首诗,当出于同一人之手。看来这补入的第八十九回不是另一个人插增的。

  二、孙甫史评的佚文

  《隋唐志传》第九十四回讲到唐高宗驾崩时,引“宋孙甫评曰”:

  高宗为人沉静寡默,足有可称。然溺爱祍席,不戒履霜之渐。卒使妖后研丧唐室,贻祸邦家。可叹也夫!

  第九十八回讲到武则天病死时,又引“宋孙甫评曰”:

  武后乘唐中衰,攘窃神器,任用酷吏,屠害宗支,毒流络绅,其祸惨矣。

  这个孙甫应指《唐史论断》的作者。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编年类著录《唐史论断》三卷:

  天章阁待制阳翟孙甫之翰撰。甫以《唐书》烦冗遗略,多失体法,乃修为《唐史》,用编年体。自康定元年逮嘉祐元年,成七十五卷,为论九十二首。甫没,朝廷取其书留禁中,其从子察录以遗温公,而世亦罕见。闻蜀有刻本,偶未得之,今惟诸论存焉。

  孙甫的《唐史论断》,在南宋时就只存三卷了,至今流传于世的就是这三卷。《隋唐志传》所引的两条,不见于今本。《唐史论断》不是很常见的书,《隋唐志传》的编者居然能引用南宋时已经散佚的原文,实在令人惊讶。如果说是编者伪造的话,孙甫又不是什么大名人,为什么要借用他的名义呢?

  可以作为旁证的是,同样是署名为罗贯中编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一回就是《按宋待制孙甫史记》,正文只有两首诗,叙事极少,也没有论断。同书第二十五回又引孙甫的评语说:

  僖宗为人,荒淫幕虐,昏庸相继,祸乱相仍,民愁盗起,不可复支。盖亦天人之所愤欤!

  两部都题为罗贯中编的演义,都引用了孙甫的评论,其中是不是有一定的联系呢?《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故事和风格比《隋唐志传》更为浅俗,有如三鞭换两锏那样“粗鄙”的故事,近似民间话本,可能年代较早。所以赵景深先生曾说:

  我疑心这部《五代残唐》是元人的著作,因为:一、每回的回目只有一句,不是对偶的,颇像《三国志平话》。二、第十三回《李晋王河中会兵》云:“醒而复醉,醉而复醒”,这样的话正是元人散曲所常用的。三、戏剧多根据小说改作,但根据戏剧而改编小说的却极少。戏剧所写每只是小说中的一段,很是注重结构,而中国小说却是一向不大注重结构的。元人所作杂剧,都可以从《五代残唐》里找到它的来源。我想,大约是元人杂剧根据《五代残唐》改作的。从这推测,《五代残唐》也有为元人作品之可能。[4]

  赵景深先生的意见只是推测,并无确证,但是第三点说元人杂剧里的五代故事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有渊源关系,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与《五代史平话》体例不同,性质有异,然而元人杂剧的情节却近于前者而远于后者,说明应有一个较早的共同来源。其中引用宋人孙甫《唐史论断》的佚文,可能出于某一较古的祖本,不是杨丽泉或龚绍山所能伪托的。

  三、李白故事的“旧小说”

  《隋唐志传》第九十九回叙翰林学士贺内翰向玄宗推荐李白说:

  近有一人姓李名白,西川绵州人也。先因绵竹县令贺知章家一使女名曰秀春,尝在绵江洗菜,忽然跳一鲤鱼入篮。其女取鱼归家食之,因而有孕,后生一子,容貌希奇,身体端严。知章异之,取名李白。及长,颖悟绝人,才学无敌。

  下面《李太白立扫番书》、《华阴李白倒骑骡》两回,与《警世通言》第九卷《李谪仙醉草吓蛮书》故事相似,但情节差异很多。可一主人眉批说:“旧小说谓李白为贺家婢出,得此正之。”可见可一主人曾见过有李白出身故事的“旧小说”,似即指《隋唐志传》。他称之为“旧小说”,年代应该较早,那么书中的李白故事当有更早的来源,未必是刻印者的新创。

  四、与《大唐秦王词话》的异同

  《隋唐志传》龚刻本的末页有木记曰:“继此以后则有《残唐五代志传》详而载焉,读者不可不并为涉猎以睹全书云。”(永寿堂后印本也有这段广告)可知龚绍山是把此书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作为同一系列的丛书编印的。《残唐五代史演义传》有题“李卓吾批点”的明刻本和“汤显祖批评”的清刻本,前者有可能即龚绍山刻本。《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六十回结尾又说:“馀见《宋传》,此编不多录也。”可见还有一个衔接赵匡胤登基之后的《宋传》,又与现存的《南北两宋志传》不同。研究者多认为《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可能即钱希言《桐薪》所说的正德年间传世的《金统残唐记》。按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李唐五代通俗演义》一书,或即同书异名。

  《隋唐志传》和《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都有不少丽泉的诗,丽泉应即清白堂的主人杨丽泉,他的诗也见于余象斗刻本《列国志传》。清白堂和刻《唐书志传》的清江堂都属杨氏,似为一家,但年代较晚。熊大木编的《全汉志传》中东汉部分,书末也题“清白堂杨氏梓行”,印于万历十六年(1588)。所以有丽泉诗的版本应晚于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隋唐志传》的编者有可能看到《唐书志传》,但没有抄袭的证据,两书的情节、文字出入很大,如果逐回对比,可以看出许多不同的地方。讲唐代历史的宋元平话,现存的只有《薛仁贵征辽事略》一种。从元人杂剧和明刻的演义小说考察,宋元时一定有不少唐史平话的话本,惜已佚失。唐代著名的英雄人物,除了薛仁贵以外,还有尉迟敬德和秦琼(叔宝),秦王李世民也是一个重要人物。《唐书志传》里的薛仁贵故事,把三箭定天山说是打铁勒九姓的战役是正确的,而移置于唐太宗征辽时期却错了;《隋唐志传》把三箭定天山放在唐高宗时是正确的,而重出于唐太宗征辽时则回避了破铁勒的矛盾,改说是扶桑国齐天可汗助高丽的援军,就圆了平话《薛仁贵征辽事略》以来就流传的谎。这一回作为增补部分放在八十九回之后,显然是《唐书志传》之外的新材料。原本目录还有第一百二十四回《郑败大战收朱温》,有目无文,大概是编者看到《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六回有《郑败大战朱全忠》故事,就删掉了。现在第一百二十二回,写到曾元裕杀了王仙芝之后班师回长安,没讲到唐僖宗和昭宗以后的事,不像是全书的结局。就因为这部分故事都留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里讲了。看来编者有一个全盘整合的计划,惜并未完成。

  《唐书志传》不是全部唐代历史的演义,只讲唐太宗的事迹,到九十回《长孙臣劝回奕驾,唐太宗坐享太平》为止,只比《大唐秦王词话》多了一大段征辽故事,所以又名“秦王演义”,孙楷第先生说它与《隋唐志传》“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但无论《唐书志传》或《隋唐志传》,都不是简单地照搬和直接传承《大唐秦王词话》,而是同源异流的演化。于此可以再一次考察明代前期小说的世代累积过程。

  《隋唐志传》与二书不同,除回目为单句外,如第九回叙裴寂鼓动李渊起事,孙楷第先生曾指出:“有与熊书微异者:如裴寂以晋阳宫人私侍李渊,熊书与《通鉴》同,兹则竟指为张尹二妃。”

  《隋唐志传》叙事很详,有裴寂鼓动张尹二妃,教她们劝李渊饮酒,醉后扶向龙床,与之共宿等情节,大约有一千来字。可是在《唐书志传》里,仅有一句话:“因选晋阳宫人有美色者私侍渊。”(第一节)

  按:这一情节亦见于《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

  一日,裴寂设宴于晋阳宫内,邀李渊入宫饮酒,私以张尹二妃侍陪。李渊平素贪恋酒色,肆无忌惮,尽欢而散。

  就和《隋唐志传》比较接近了。

  接着,有一段李世民劝说李渊的话:

  世民乃乘间屏开左右,说于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第九回)

  这番话也见于《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可是在《唐书志传》里却只有“世民牖下闻之,因进说之甚力”十二个字。

  再往后,《隋唐志传》又有一段:

  酒半酣,寂又从容言于渊曰:“二郎阴养士马,朝夕训练,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官人侍公,恐此事觉,得罪见戮,故为此急计耳。公意如何?”(第十回)

  《大唐秦王词话》第一回也有这一段,只有几个字不同,在“公意如何”之前多出“众情已协”一句。在《唐书志传》里则只是十二个字:

  裴寂亦曰:“众情已协,公当从之。”

  三种书有相似的文字,似乎同出一源。但究其根源,实际只是《资治通鉴》一书而已。按《资治通鉴》卷一八三载:

  世民乘间屏人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先是,裴寂私以晋阳宫人侍渊,渊从寂饮,酒酣,寂从容言曰:“二郎阴养士马,欲举大事,正为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觉并诛,为此急计耳。众情已协,公意如何?”[5]

  由此看来,孙楷第先生所说“同出于罗贯中《小秦王词话》”的话,恐怕有待考虑。因为他去日本看书时间非常局促,不可能同时取三种书进行对比。三种书取舍不同,相似的地方实在不多,且《小秦王词话》也说是罗贯中的原著,和《隋唐志传》一样,都是后人托名,至少是经过后人改编的再创作。如果真是罗贯中一人所作,那么就应该基本相同了。

  说唐故事中最著名、最精彩的一段是秦叔宝与尉迟敬德大战,在《隋唐志传》里是《柏壁关唐刘大战》、《美良川秦王跳涧》、《敬德三鞭换两锏》三回

  《大唐秦王词话》第二十九至三十回,《秦王私窥柏壁关,叔宝夜战秋风岭》、《秦王三跳虹霓涧,叔宝大战落叶坡》,就是讲这一故事。《隋唐志传》的故事大致相同,但加了不少情节,人物姓名也改过了。如《大唐秦王词话》里随同秦王夜探柏壁关的是程咬金、马三保、段志玄,《隋唐志传》里则是丘师利、向善志、马三宝、武士虐(应作“彟”)四人。这一次尉迟敬德打败了四将,秦叔宝没有出场,第二天秦王听从程咬金之计,偷渡柏壁关,才有尉迟敬德追赶秦王,秦叔宝救驾,两人交战;李世民、尉迟敬德、秦叔宝三人马跳虹霓涧。两人大战,不分胜负。第二天再战,又加进了“三鞭换两锏”情节,说两人斗“并力法”,尉迟敬德卸了盔甲让秦叔宝先打两锏,然后秦叔宝让尉迟敬德打三鞭。敬德还说:“吾受四锏,汝早还我四鞭之债。”而叔宝则说:“论数算来果少一鞭,以轻重较之,四锏约有二百斤之力,三鞭还有二百四十斤之重。汝尚欠吾四十斤的气力,何足为奇!”这是《隋唐志传》的独特之处。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并没有此说,只有这样的说法:

  ……这个是三跳虹霓涧。还有三鞭不及二简,这是怎么说?尉迟在柏壁关下,鞭打马三保、段志玄、程咬金,中伤不损其命。秦叔宝在清风岭下,简打魏鵰儿、张赛虎。所以三鞭不及二简。

  《隋唐志传》则作秦叔宝打死了一个韩哙,《唐书志传》里根本没有这段情节,只有秦叔宝锏打魏刁(不作鵰)儿一人,都没有张赛虎其人[6]。

  三部书各有特色,《隋唐志传》增加的枝叶最多,正如孙楷第先生所说:"惟此书三鞭换两锏事则尤粗鄙。"三部书各有繁简和差异,可能有同出一源而各有增改的关系;更可能是各有传承,来自不同说话人的编创,而其共同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史书。三部书里相同的文字,大多可以在《资治通鉴》里找到来源。当然,还有两《唐书》等更早的史源。

  尉迟恭是隋唐故事里的著名人物,《大唐秦王词话》第二十一至二十六回讲他的出身,有许多神奇的故事,《隋唐志传》就没有采取。尉迟恭三夺槊的故事,和三鞭换两锏一样是唐史演义的重要关目,当然不会放弃。《大唐秦王词话》里有两回讲到了李元吉与尉迟敬德比武夺槊的故事(三十八、三十九回),《唐书志传》却没有采用。《隋唐志传》第六十二回《尉迟恭榆窠救主》之后,也有李元吉要与尉迟敬德比武的情节,仍请李世民扮演榆窠园逃走之状,让尉迟敬德单鞭来夺槊。李元吉持槊追赶世民,意图把他刺死。尉迟敬德急来救主,用木槊刺倒元吉,夺过其架。继而李元吉又派部将黄太岁(《词话》作黄庄,绰号立地太岁)在南御园再次重演追刺李世民,又是尉迟敬德夺槊救主,打死了黄庄。元人尚仲贤有《尉迟恭单鞭夺槊》和《尉迟恭三夺槊》两个杂剧,就演这两个故事,但元刻本《三夺槊》杂剧文字有缺误,不易读通,第四折唱词有"谢吾皇把罪愆免,打元吉丧黄泉"的话,大致可以解读出尉迟敬德三次夺槊后竟打死了元吉。这是元杂剧的虚构,离史实太远了,《词话》也没有采取。《隋唐志传》则又有变化,第六十二回叙元吉与尉迟敬德比武,被敬德夺槊刺倒,只有一次。次日黄太岁扮演单雄信追秦王,真要下手时,还是敬德夺槊一下刺死了黄太岁,就没有“三夺”的情节了。

  《隋唐志传》的情节与《大唐秦王词话》较为接近,与《唐书志传》则差异很大,所以很难说二书同出于《小秦王词话》。再说,《隋唐志传》与《词话》也有很多出入,并不是直线传承。《唐书志传》则与《词话》很少相同之处,或许另有所本,或许熊大木已经“参采史鉴”,作了彻底的改造了。

  五、与元明杂剧的异同

  《隋唐志传》与元人杂剧有相同的故事,上面已提到尚仲贤的《单鞭夺架》、《三夺槊》,张国宾的《衣锦还乡》和无名氏的《飞刀对箭》,情节大同小异,不再赘述。

  元杂剧还有郑德辉的《程咬金斧劈老君堂》,即《隋唐志传》第三十一回《秦王北邙山射猎》故事,特点是从斧劈老君堂一直演到程咬金归顺大唐。在中间加了一个楔子,演李世民消灭萧铣的故事。第三折又由正末扮探子,用唱词描述了李世民和萧铣的战斗场面。第四折由李靖向秦王报告李密降将内有程咬金,秦王不念前仇,亲释其缚。与《隋唐志传》不同的是预言李世民有百日之难的是袁天里,把李孝恭、李靖征服萧铣的功劳放在秦王身上,又把时间提前了。

  杨梓的《功臣宴敬德不伏老》,演尉迟恭在功臣宴上争论打了李道宗,被贬到职田庄耕地。后来高丽国兴兵挑战,徐茂功奉命来召他起用。尉迟恭装疯病不去,徐茂功命军校装作下高丽的小军,上他门来骚扰,激怒尉迟恭动手打人,徐茂功抓住他没病,逼他出马应战,打败了高丽大将铁勒金牙,又还朝复职。这个故事不见于《隋唐志传》,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则把尉迟恭被贬的原因说是齐王元吉的陷害。第五十五回《诏皇庄敬德诈病》说徐茂功带着医生去给他扎针,激怒尉迟恭举鞭要打,才被骗复出。敬德装疯成为流传甚广的折子戏,保存在南戏《金貂记》里,演唱不衰。

  无名氏的《小尉迟将斗将认父归朝》,演尉迟恭与儿子尉迟保林相遇的故事,这也是《隋唐志传》里没有的。但《词话》第二十三回尉迟恭参军时与怀孕的妻子梅凤英分别,嘱咐说,如生下孩子,取名宝林,留下一条竹节钢鞭为记。可见这是早就有的传承故事,只是后文却没有呼应。

  脉望馆所藏钞校元明杂剧里有好几本演唐史故事的,与《大唐秦王词话》有同有异。现在再拿它和《隋唐志传》比较一下。

  《魏徽改诏风云会》杂剧头折李世民上场有一大段念白,叙述了十八处烟尘的形势,最后说到:“别处军兵也不打紧,则有这江南萧铣、洛阳王世充、金墉城李密。某今先要收伏洛阳王世充,后破李密。”剧中演军师李靖看出李世民面色不好,不可远行。李世民决意去探看金墉,被程咬金抓住。幸而李密打败了孟海公,大赦一应罪人,惟独不赦李世民、刘文静,魏徴改“不”字为“本”字,放了两人。《隋唐志传》与之基本相同,只是说李淳风预言:“殿下面带青色,可保过百日之灾。一忌走马,二忌开弓,三忌玩景。犯此三者,其灾难躲。”李淳风与李靖不同,孟海公则讹为“凯公”。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则说是李靖与李淳风先后劝阻李世民出游,被李密打败的却是梁师都,不是凯公,与杂剧差别较大。《魏徽改诏》与《斧劈老君堂》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情节,各有重点不同。

  《长安城四马投唐》杂剧开头有一个很长的楔子,演述王世充和李密交战之前,先向李密借粮,随后背信下书挑战。单雄信打破金墉城,李密与王伯当、柳周臣、贾润甫四马投唐。唐公李渊封李密为邢山公,并赐他独孤夫人。第二折演李世民西征薛举得胜回来,唐公命李密去迎接,李世民有意羞辱李密。又出题命他作诗,互相讽嘲,激怒了李密,就决意出逃叛唐。第三折演盛彦师于断密涧射死李密,李世民又下令射死了王伯当。这些情节与《隋唐志传》有所不同,却和《词话》相合。如《隋唐志传》第三十六回《魏徴四马自投唐》,随李密投唐的有魏徴和祖君彦、王伯当、王珪、徐世勤等,也与史籍不合。第三十八回《秦王十计羞李密》,与杂剧第二折情节一致,但十将里只有殷开山、马三宝两人出场,另八人未见,却换了一个段志玄;也没有吟诗讽嘲的情节。《词话》则更近似杂剧,随李密投唐的是王伯当、柳周臣、贾闰甫,剧中李密吟《竹》诗云:“老竹苍苍节大坚,等闲小辈莫摧残。潇潇雨洒深秋月,惊的邪魔心胆寒。”《词话》第十四回李密的《竹》诗则作:“拂云苍玉手亲栽,饱历风霜足干才。寄语时人莫轻弄,曾从葛水化龙回。”还有李世民和李密咏鸡的两首诗,也完全不同。可是都有两人吟诗相嘲的情节,应有共同的渊源。

  《徐懋公智降秦叔宝》杂剧演徐懋公拿着李世民的信去说降秦叔宝和陆德明、程知节、李君实、田留安等,一起归唐。最后由殿头官念诵断语韵白,宜读圣旨,可见剧情大意:

  您听者:隋室乱天下荒荒,四海内各占封疆。太原城先朝旧业,王世充搅乱村坊。仗手下文强武胜,秦叔宝双锏高强。徐懋公施谋用智,一封书拱手来降。各罢兵干戈宁静,众将军武艺非常。秦叔宝封胡壮公之职,陆德明加紫绶金章。李君实田留安二将,取家小直到洛阳。今日个加官踢赏,一齐的拜谢吾皇。

  《隋唐志传》第四十七、四十八回《世勣云游访叔宝》、《秦叔宝弃郑投唐》,讲到秦叔宝、程知节两人阵前倒戈,李君实、田留安搬来五家(连同陆德明)老小等,与杂剧大体相同,应出自同一系统。《大唐秦王词话》则讲得更细,细节更多,说徐茂功扮作道人,潜入河南,遇见秦叔宝命家懂出卖双简(锏),就跟着到秦家游说秦琼,又拿出敬德的画像,激发秦琼的好胜心,决意归唐。共事者只有牛进达、牛进雄、程咬金三人,没有李君实、田留安、陆德明。看来与《隋唐志传》不是同一来源。

  《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演的是唐史故事里的著名情节。单雄信追赶李世民,徐懋功扯住他的袍袖,单雄信割袍断义。尉迟恭来救,剷马单鞭,打伤了单雄信,立了大功。《隋唐志传》也大体相同,但没有说到夺塑,与尚仲贤的杂剧《单鞭夺槊》有所不同。杂剧末尾唐元帅李世民的断语,综述了整个剧情,可知大意:

  某不合私观洛阳,到城边惹起刀枪。北邙山闲游玩赏,驰战骑才到山旁。单雄信猛然相遇,起恶心要把吾伤。见军师苦苦哀告,断银袍结义相忘。俺军师投唐取救,不承望遇见忠良。尉迟恭单鞭剷马,催征宛保驾勤王。到垓心奋勇交战,将雄信鞭举着伤。打得他吐血数里,回洛阳胆碎身亡。这一场奇功当赏,回朝中保奏吾皇。封国公赤心辅佑,立清名万载称扬。

  《唐李靖阴山破虏》杂剧演李靖率军打败领利可汗,立功受赏,剧末由魏徴宣布:

  你本是立国功臣,建大唐多有功勋。因北番虏寇作乱,遣天兵挣剿番军。加李靖卫国公之职,李世勣封英国公权衡。张公谨封为殿前太尉,柴绍封武略将军。薛万彻升掌军总管,有功官各赏分明。

  这个故事与《隋唐志传》第七十八回《李靖阴山破突厥》相同,而情节较简,似出其后。这是太宗登位之后的事,在《词话》和《唐书志传》里就没有了

  《贤达妇龙门隐秀》杂剧演柳迎春看到薛仁贵寒冷,把一件红锦袄儿盖在他身上,被父亲赶出家门,跟薛仁贵甘贫守分。薛仁贵投军在张士贵部下,屡被赖功。第四折演薛仁贵三枝箭对了盖苏文三口飞刀,息平高丽国,累建大功,封为平辽公,衣锦还乡。这是一个旦本剧,与元杂剧《衣锦还乡》主题不同,但也演到了薛仁贵飞刀对箭的情节。《隋唐志传》第八十三回也有一段薛仁贵投军故事,比杂剧简单多了。

  脉望馆抄校本元明杂剧的年代没有确切记载,只知赵琦美校订于万历四十二至四十五年,这几种杂剧大致编写于明代前期。《鞭打单雄信》剧中李世民点将,先后有二十四人出场,可见这个戏班子阵容庞大,剧本大概是皇家内府专用的。故事的来源不一定只有一个,如《四马投唐》里李世民记旧仇曾要杀程咬金,《智降秦叔宝》里就没有这一情节,而且程咬金作程知节,名字不同。《隋唐志传》编写的年代与杂剧谁先谁后,很难确定,但必有互为影响的关系。从现存的刻本看,《隋唐志传》当然晚于脉望馆藏本杂剧,故事情节往往比《词话》更接近于杂剧。各本杂剧的作者和年代可能各不相同,《隋唐志传》与杂剧及《词话》又各有一些差异,恐怕还是同源而分流的结果。

  元明杂剧一般是取材于说唱话本,又有所增饰。从多数情况说,编写往往是晚于小说,但不一定晚于今本《隋唐志传》。各个剧本的情节不统一,与《词话》也不一致,很可能是有一个更早的共同祖本,而在流传中又有变异,这是俗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

  六、旧本“小说”的痕迹

  在三种唐史演义里,《唐书志传》刻本的年代最早。《隋唐志传》有林瀚的序,龚绍山刻本的林序没有年代,但是褚人获《隋唐演义》前也有林瀚的序,文字较《隋唐志传》所载的更繁,而且还有正德戊辰(1508)的纪年。虽然林瀚序像是伪托的,然而伪托者不会是褚人获。褚人获所见到的可能是一个早于龚绍山的旧本。龚本已是一个经过修订的版本,因而林瀚的序也经过了删改。褚人获没有必要对林瀚的序再加增补。孙楷第先生非常谨慎,一方面说了“书成远在正德之际”,另一方面又指出:“所载瀚序,盖依托耳。”从现存版本看,龚刻本在万历四十七年,已经很晚,并非载有正德戊辰林序的旧本原貌。有没有它的祖本,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

  再说,熊大木的《唐书志传》题作“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确认它有更早的“的本”。书中第四十二节有一条夹注说:“小说言割袍断义,即此事也。”熊大木所见的“小说”,当即出于民间说唱的话本,确有单雄信割袍断义的情节。这在《大唐秦王词话》里就有叙述,《隋唐志传》第六十一回回目正作《单雄信割袍断义》,还是源出旧本。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一)《隋唐志传》中有许多丽泉的诗(上文第四节),丽泉即清白堂主人杨丽泉,刻过《达摩出身传灯传》。清白堂刻的《西游记》,又署名杨闽斋,可能即杨丽泉的别号。(清白堂重印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是利用清江堂嘉靖壬子年的旧版。)《残唐五代史演义传》里也有他的诗,现存明刻本可能也出自龚绍山之手。杨丽泉大概就是《隋唐志传》编辑者,可能曾有清白堂的初刻本,龚绍山则是翻印者。有没有再加修订,无从判断。再后还有永寿堂的后印本,即利用龚本旧版重印,较现存龚刻本多图版四十四幅。

  (二)《大唐秦王词话》传为罗贯中撰,实不可信。现在且不加考证,只说现存的明刻本,题作“澹圃主人编次,清修居士参订”,至少是已经过两个人加工的了。书前有陆世科写的序,说到:“吾友诸圣邻氏以风流命世,狎剑术纵横,雅意投戈,游情讲艺,羡秦封之雄烈,挥霍遗编,汇成钜丽。”陆世科名下有一方“丁未进士”的印,诸圣邻的年代也可由此略知一二。陆世科其人见于《明史》卷二四二《董应举传》,说到天启五年(1625)陆世科为巡盐御史,因知他中进士的丁未应为万历三十五年(1617)。《大唐秦王词话》第五十九回前有一首诗是赞叹于谦的,后面接着说“诗谈肃愍褒封日,词整秦王受谮时”。“肃愍”是弘治二年(1489)追赠于谦的谥号,后来在万历(1573一1629)中又改谥“忠肃”[7],所以《大唐秦王词话》当编成于弘治二年与“万历中”之间,而刻印应在万历三十五年之后。杨丽泉未必有条件参照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进行增订。当然,《大唐秦王词话》必有诸圣邻之前的祖本,并不妨碍杨丽泉能够见到。

  (三)《隋唐志传》与《大唐秦王词话》、《唐书志传》的情节、文字差异都很大。如果确有传承关系的话,编辑者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劳心费力地去大加修改呢?一种可能是编辑者有意要超越前人,作了夺胎换骨的改造。杨丽泉很爱写诗,诗虽然写得不好,但他的文化水平还是可以“参采史鉴”来进行一些修订的。另一种可能是编辑者另有所本,如熊大木所据的“薛居士的本”的“小说”。编者只增加了《薛仁贵征辽事略》等新材料。《隋唐志传》的前八回和后三十二回的情节都未见他书(李白故事可能有较早的“旧小说”),可能确有一个更早的祖本。隋唐故事是一个活在说唱艺术中的节目,明末的著名说书家柳敬亭也能说隋唐演义,到八十多岁还在说《秦叔宝见姑娘》(见余怀《板桥杂记》),那就只能留给后出的《隋唐演义》去收编了。

  (四)如果属于后一种情况,那么《隋唐志传》的历史价值还值得重新评估。它的文采虽不如《大唐秦王词话》,但比《大唐秦王词话》及《唐书志传》多了不少内容,还保存了一些较早的民间故事的成分,对褚人获的《隋唐演义》也有一定贡献。不能因为它不是罗贯中的作品而不加重视,甚至一笔抹煞。《隋唐志传》给我们提供了又一个明代前期小说世代演化史的例证。[8]这就是它的历史文献价值。

  注释:

  [1]横山弘:《〈隋唐志传〉版本小考》,《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三十一号,1988年。

  [2]《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第60-63页。以下引孙说同此。

  [3]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4-104页。

  [4]《残唐五代史演传》,《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第122页。

  [5]以上一段在《旧唐书·裴寂传》中作:“二郎密绩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州导天位。众情已协,公竟如何?”与《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小有不同。《隋唐志传》似据《通鉴》。

  [6]魏鵰儿或魏刁儿,应即指魏刀儿,见《旧唐书》卷二《太宗纪》、卷五四《窦建德传》、卷五五《刘武周传》,后为窦建德所灭,不是秦琼所杀,不知《大唐秦王词话》所据为何。

  [7]《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8]参看拙作《简述明代前期的几种历史演义》、《从〈前汉书平话〉到〈东西汉演义〉》,收入《明代小说丛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8-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