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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林外史》中危素的形象及其意义

刘庆华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中的危素既非清官,又非德高行洁的学者, 与正史中的危素的形象有很大区别。吴敬梓之所以这样塑造危素,使之与王冕的形象构成一正一反的对比,反映了吴敬梓对士人的深刻的反省意识,也显现了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的匠心独具。
关键词 危素 反省意识
学术界对《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名士王冕的形象及其意义。其实,我认为吴敬梓的回目“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中的名流除王冕外,危素这一历史名人的出现,其意义也不可低估。
 
一、历史上的危素
 
危素(1295-1372),字太朴,金豀人(今属江西),出生于寒苦之家,年轻时读书应试均不顺利,不惑之年始步入仕途。元至正元年 (1341年), 40岁的危素被荐经筵检讨,尔后耗费了24年的时间终于缓缓升迁到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的一品官,其荣耀在元末汉族士人中是少有的。据《元史·百官》记载,在这24年之间, 危素在各个部门担任过多种职务:任国子助教、国史院编修;任太常礼仪院博士,执掌“礼乐、祭享、宗庙、社稷、封赠、谥号”等等;在大司农参预“农桑、水利、学校、饥荒”之事;在兵部做员外郎经理“天下郡县邮驿、屯牧、政令”;在礼部经管“天下礼乐祭祀、朝会、燕享、贡举政令”等等①。为官期间的危素也能忠心事上,宵衣旰食,勤俭认真。如在经筵进讲时,曾因进言“峭直”而受到领臣的责难;参预修史时“纂后妃等传,事逸无据,素买饧饼馈宦寺,叩之得实,乃笔诸书,卒为全史”②;在太常寺主管祭祀时,“谨谥法,严祀典以祛谬妄”,均严谨认真;在兵部时“奉诏垦田于雄霸二州,相地受略,薙除荆棘,辟地几千万亩,使民有道,民德之”③;又曾主持发粟赈饥,救万民于兵祸之中,受到百姓的赞誉。但不幸的是,危素从政的年代正是元蒙社会经济危机、民族危机频仍之时,危素无论如何勤勉事上也终究无力补天。1368年,朱元璋攻入大都,元朝灭亡,曾忠心事元的危素慨叹“国家遇我至矣,国亡吾敢不死”,于是“趋所居报恩寺,脱帽井旁,两手据井口,俯身就沉”④。么书仪先生曾幽默地讽刺说:“也许他动作太慢、程序太多,惊动了寺僧大梓和鄱阳徐彦礼”,“二人力挽之”⑤。危素没有死成。没有“死节” 的危素以护史大臣自居,“兵入府藏,垂及史库,公言于镇抚吴勉,辇而出之,由是累朝实录无遗阙者”⑥,幸运地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翰林侍讲学士,与大学士宋濂一同纂修元史,并兼弘文馆学士,备皇上顾问,论说经史,分析元朝兴亡之故。仕途上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并小有政绩的危素,著述上也颇为丰富,《辽史》、《元史》、《明史》之“艺文志”载其著有《张文正公年谱》、《临川危氏家谱》、《宋史稿》、《吴文正公年谱》、《史馆购书目录》、《尔雅略义》、《学士集》等,谭正璧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载危素著有《说学斋稿》、《云林集》二卷及《草庐年谱》,王国维先生甚至怀疑《太和正音谱》中的《危太仆后庭花》杂剧为危素所作。这样看来,危素为官为学为文都可说是非常风光的了。然而,命运却恰恰与危素开了一个可悲的玩笑。
 
危素没有能够像传统的道德标准所要求的那样杀身成仁,却终究因求生而害仁。洪武三年,危素在一年之内两度无故遭弹劾,其中一次是王著等论其为亡国之臣,不应列侍臣,因而危素被诏谪和州,为元末因抗击陈友谅而城陷自刎、忠心仕元的余阙守墓。朱元璋为忠心仕元的敌将立庙奖掖,又发配变节仕于二朝的危素去守庙,这对危素来说, 该是怎样一个让他无地自容的羞辱性的惩罚,故本来没有疾病的危素旋即而亡。在仕途上追逐了一辈子的危素最终得到的是一个可悲的结局。
 
二、《儒林外史》中危素的形象
 
《明史》传叙危素时几乎全是肯定之辞,但吴敬梓笔下的危素却几乎全是负面形象。
 
在《儒林外史》中,危素第一次出场是胖子、胡子和瘦子三人的议论。胖子说:“危老先生回来了,新买了住宅,比京里钟楼街的房子还大些,花了二千两银子……前月初十搬家,太尊、县父母都亲自到门来贺。街上的那一个不敬。”那瘦子道:“县尊是壬午举人,乃危老先生门生,这是该来贺的。”那胖子道:“敝亲家也是危老先生门生,而今在河南做知县……这一回小婿再去,托敝亲家写一封字来,去晋谒晋谒危老先生。他若肯下乡回拜,也免得这些乡下人家放了驴和猪在你我田里吃粮食。”那瘦子道:“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那胡子说道:“听见前日出京时,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着手走了十几步;危老先生再三打躬辞了,方才上轿去。看这光景,莫不是就要做官?”这段对话透露了几个信息:一是危素也不是个什么清官,不仅新买的住宅比京城钟楼街的房子还大,而且与县尊、知县等皆是裙带关系,用人惟亲;二是瘦子说 “危老先生要算一个学者了”,似乎是承认了危素的学者身份,但吴敬梓为何偏偏要用“要算”二字?大概在推崇原儒、真儒的吴敬梓看来, 危素不是一个纯粹的德高行洁的学者,更不是一个好官吏。接下来,危素与时知县的一番对话便使危素之为人现出原形:“此兄(指王冕)不但才高,胸中见识,大是不同,将来名位不在你我之下。”危素要去探访王冕这样一介农人,原来看重的不过是他将来的名位。还有后面王冕的责备:“时知县倚着危素的势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与其说是在责骂时知县,不如说是责骂危素的纵容恶人或仗势欺人。所以王冕(也是吴敬梓本人)对危素的被发往和州守余阙庙也终未置任何同情和惋惜之辞,反而还有那么一点看到危素终于倒台的兴奋和欣慰。
 
吴敬梓笔下的危素的形象与正史中的危素形象可谓迥然不同,显然,以著“外史”自居的吴敬梓更多的是采用明清人的笔记或稗史。如《明史·危素传》里说“危素为人侃直,数有建白,敢任重”,而明清人的笔记如明人刘绩的《霏雪斋》却载有这样一件事:“危素为翰林学士,居钟楼街。有会稽王山农冕游大都,常见其文而不相识。一日危骑而过山农所,与之坐,不问其名,徐曰:‘君非钟楼街住耶?’危曰:‘然。’不出他语而罢。人问之,山农曰:‘吾观其文有诡气,因其人举止亦然,料知必危太朴也。’”⑦意指危素为人为文皆诡诈不实。其实,在元朝这样一个打击汉族士人的时代,危素要想爬上高官,仅仅靠“侃直”是不够的, 他必须胸有城府、老谋深算并且极具忍耐力,才能达到他所要到达的高度。至于危素的仕于明,正史并无谴责之辞,倒是明清笔记趋于一致地指责他为贰臣,言行不一,缺乏德行。如《列朝诗集小传》载:“上(指明太祖朱元璋)一日闻履声,问为谁,对曰:老臣危素。上不怿曰:我道是文天祥来。”⑧朱元璋对危素不能像文天祥那样为国而死却降于明朝且又自命不凡极为反感,并一再讥嘲危素。明人黄溥的《闲中今古录摘抄》也载:“元顺帝有一象,宴群臣时,拜舞为仪,象伏不起,杀之。次日,作二木牌:一书危不如象,一书素不如象,挂于危素左右肩。”⑨这样的轻蔑、侮辱恐非常人所能承受。古代士人素有可杀不可辱的气节传统,但危素却隐忍了这种极度的侮辱。不管这一传说是否可信,但它至少说明了在明清文人看来,危素早已丧失了一个士人应有的品格,甚至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无非是为了保住个人的名位富贵。对于这样一个为了功名富贵而隐忍苟活、恬不知耻的人,在同样是阴险毒辣的朱元璋看来,也许该给危素一个更为严厉和侮辱的惩罚,那就是把他发配和州,为余阙守墓。么书仪先生曾分析道:这是一个非常过分的、异乎寻常的惩罚。过分之点有二:一是罚一个翰林二品官去守祠,旷古未有;二是守的是余阙祠。朱元璋为一个死国的元朝大臣立庙,奖掖他为君国牺牲,又叫一个投降的元朝大臣去看守这庙, 让他时时不忘自己降敌的旧伤疤,用意十分尖刻。⑩直到清朝,人们仍然不能原谅危素的失节,清人圣遗的《危素诗跋》云:“学生曾受业于《草庐》,及子读《胡仲子集》,乃知其又为祝先生蕃远高弟。则学士(指危素)之于槐堂,其统绪固不自一家也。仲子称蕃远遇事不顾利害,与人开心见诚,所至以讲学为己任,指受有师法,尤属意学士,与之语或终夕不寐,去辄目送之,以为兴吾教者必若人也。盖学士为其师友所期许如此。吾观学士撰李生仲公集序,亦称学生,呜呼!学士遍请业于其乡之硕儒,而大卒节不克自持,得无言有余而行不足乎?蕃远之所期于学士者,虚矣!”○11这样一个遍求名师、谦虚谨慎、为师友期许甚高的危素, 却“言有余而行不足”,临大节而亏,一再遭到后人的耻笑、讥刺。
 
历史上的危素在仕途上摸爬滚打了20多年,虽然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政绩,但至少不是一个坏官,居其位也能尽其职,对参预修宋、辽、金三世及本朝实录也算是有功之人,但吴敬梓却采用明清笔记或稗史, 借瘦子、王冕之口和危素自己的不打自招全然否定了危素的文章、政绩,使之以一个负面的形象出现。
 
三、《儒林外史》中危素形象的意义
 
吴敬梓之所以要写危素,并放弃正史关于危素的传叙而采用稗史及明清文人的笔记文集中的材料,是极有深意的。
 
首先,在元末汉族文人中仕途最达者为危素,尽管位极权臣这一名位的得来于危素是如此之艰难,但危素毕竟以他超乎寻常的忍耐力执着地甚至不惜性命地在荣身之路上奔竞,从而如王冕所说:“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第一回)从儒家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的角度看,身处末世的危素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如他在65岁(1364年)出为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由京官贬为外任,官阶也从翰林学士承旨的从一品降为行中书省左丞的正二品时,他本可回归故里,买山构园怡养天年了,但他借口“言事不报,弃官居房山”,在京城住下,目的是等待东山再起。居房山四年后,“明师将抵燕,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起为承旨如故”○12,他终于等到了官复原职的那一天。可是仅仅过了一天,明朝军队就攻入了大都城。这时的危素除了投降明朝外,其实也还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即使是不愿以身殉元朝的话,至少可以像任何一个朝代易替之际的佯狂之士或隐士那样隐居以全名节。但危素太眷恋他那得之不易的名位了,终于不顾文行出处而仕明, 乃至连身家性命也无法自保。在汉族儒士中,危素在仕途上达到了巅峰,但结局也是最悲惨的一个。吴敬梓选取危素这一历史人物,正是以他的仕途之达与结局之悲惨进行对比,从而否定功名富贵。
 
其次,吴敬梓放弃正史而采用稗史及笔记文集的材料,可看出作者对危素追逐功名富贵的鄙视与厌恶以及对于官场世相的批判。如小说中借危素之口说出危素自己对名位的看重,于是就有了危素上对皇上 “再三打躬”,下收受时知县等人的礼物,使时知县等一帮小人倚着危素的权势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写来,危素不仅没有德行,不是一个好官,而且还能让人看到元末官场官官相护、裙带相连、胡作非为的世相。
 
第三,吴敬梓将危素的问罪发往和州守余阙墓一事与礼部议定取士之法这两件本不相干的事放在一块儿来写,也是极具巧心的。清· 张文虎在《儒林外史评》中分析道:“借危素事搭入八股取士,便捷。”即吴敬梓意在用危素的悲惨的结局使王冕的议论有可靠的依据和稳定的落脚点:“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在王冕(其实是吴敬梓本人)看来,正是因危素痴迷于荣身之路,从而看轻文行出处,临大节而亏,终究导致身败名裂。反过来亦然。因危素身败名裂的悲惨结局,让王冕(也是吴敬梓)可以振振有辞地否定功名富贵的意义———“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机,总把流光误”(卷首词)。从而也便捷地过渡到全书对功名富贵的否定。
 
第四,采用对比映衬的手法本来就是《儒林外史》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大特色。第一回中危素与王冕的同时出现,构成了一反一正的对比映衬:危素隐忍执着地奔竞于功名之途,而王冕却逃官避官、宁愿隐居于山青水秀的乡村;危素为功名而煞费苦心,而王冕却在诸暨乡下安贫乐道、箪食瓢饮而不觉其苦;王冕读诗卖画日子过得悠闲自在,危素却恭前迎后乐此不疲;王冕于乱世中透彻了悟得以善终,危素却不能审时度势从而身败名裂;王冕为那些“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或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或假托无意于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13树立起了一个主张德治仁政、恪守儒家孝悌且经史天文地理皆通的士人的榜样,而危素却成了那些追逐功名富贵而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人的反面典型。
 
第五,寄寓了作者对历史反省和人生的反省:个人的荣辱得失与朝代的兴替盛衰密不可分,士人忠孝仁义廉耻丧尽,国也就将亡;一旦国亡,个人的功名富贵甚至身家性命又于何处觅寻?何况,与短暂的人生相比,功名富贵毕竟是身外之物,“舍了性命去追求它,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第一回)王冕是个明白人,经历了科场辛酸和人生沧桑后的吴敬梓是个明白人,但危素恐怕至死都不曾觉悟,那些所有在拿道德、拿人格、拿性命去赌功名富贵的古今人士也仍然不曾觉悟。
 
因而,只有理解了危素在小说中的作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儒林外史》第一回回目“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的真正含义。这一名流不仅指王冕,同时也指危素。危素这一长期被人忽视的人物形象在小说中其实与王冕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注: ①[明]宋濓《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136、2188、2140、2136页。
 
 ②○12[清]张廷玉《明史·危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41页。
 
 ③④⑥[明]宋濓《宋濓集·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卷59),参见《传世藏书》,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455、 457、458页。
 
 ⑤⑩○11么书仪《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277、 278页。
 
⑦刘绩《霏雪录》(卷上),参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 675页。
 
 ⑧[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参见《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第二辑),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3页。
 
 ⑨○13[明]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清]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参见朱一玄、刘毓忱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 255页。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