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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散论

陈美林
内容提要 就《歧路灯》本身特色,结合历来研究者对其主旨的评说,说明在教育事业深化改革和文化事业持续发展的形势下,进一步研究《歧路灯》有着现实意义。
关键词 《歧路灯》;李绿园;教育小说

  完成于清乾隆年间的长篇小说《歧路灯》,长期以来仅以抄本流传,直到1927年始有北京朴社的排印本面世,尽管只印出第一册而非全帙,但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郭绍虞在《文学周报》五卷二十五号 (1928.1.25)就发表《介绍〈歧路灯〉》(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中州书画社1982.8. )一文,予以高度评价,说:“我们假使撤除了他内质的作用与影响而单从他文艺方面作一质量的标准,则《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朱自清也于同年11月22日写有《歧路灯》一文,刊于《一般》 6卷4号(收入《歧路灯论丛一》),对郭氏之说表示认可,但亦略有差异,在文末写道:“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栾星整理的《歧路灯》,世人方得以见其全貌,从而引起更多学人的重视。为此,河南有关方面曾于1981年在郑州召开研讨会,1982年又在洛阳再次召开。洛阳之会我收到邀请,会前认真研读了这部小说,也仔细阅读了郭、朱二氏的评论文章,认为他们的分析一般说来还是中肯的,但评价未免过高,乃撰写了《〈歧路灯〉与〈儒林外史〉》一文提交大会(收入《歧路灯论丛二》,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3.)。会后又略加修改,文题改为《〈歧路灯〉不能与〈儒林外史〉等量齐观》,以突出一己之见,发表于《江淮论坛》1983年2期。文末说明之所以“较多地论及《歧路灯》的不足之处,这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也并不是以今日的是非观去求全责备二百年以前的作家李海观, 更不是对《歧路灯》的全面评论”,只是不同意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为第一流小说而已。但也不以一己之见为定论,文末还说,随着“整理本的大量刊行,必将促进对它的深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从而使它得到在文学史上应该得到的地位。”

  为了探讨《歧路灯》如何继承前人的艺术经验, 为其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定位做些前期准备,我又发表了《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一文[1],意在说明《歧路灯》虽不能归之于一流作品,但也自有其价值,不能忽视,因为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局面,不仅仅是几部一流小说所形成,也有赖于大量的二、三流作品的支撑,研究者不能只注意月亮的清光,而忽视群星的闪光。

  二

  栾星同志整理的《歧路灯》出版以后,又于1982 年7月在中州书画社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该资料有三部分内容:栾星撰写的《李绿园传》;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李绿园传》虽仅五十余页,但却包括了家世、生平、著述、交游、年谱等内容。这份“资料”的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不易见到的文献。

  为配合学术讨论会,中州书画社还于1982年8 月出版了《〈歧路灯〉论丛》第一辑,辑录了1928年以来有代表性的论文以及郑州会议的论文,计24 篇。1983年12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则出版了《论丛》第二辑,收录洛阳会议论文34篇。两次会议后到新世纪之初,发表的《歧路灯》论文,据李延年君统计亦有四十篇左右。

  1992年10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杜贵晨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约6万字。1996年4月台北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约36 万字。由此可见,研究《歧路灯》者,代不乏人,且从大陆延伸至台湾。

  笔者于上述二文发表后,未再对《歧路灯》作进一步的研究,并非以为它没有研究价值,而是另有课题,无暇顾及。但却鼓励弟子们对这部小说进行深入探讨。如上世纪80年代随我学习的研究生万建清,其学位论文就是作的《歧路灯》研究。其中主要章节已在《明清小说研究》上发表,如《论〈歧路灯〉反映的社会问题》(1989年3期)、《“运铅之役”·李绿园·〈歧路灯〉》(1990年2期)、《论清初统治策略对〈歧路灯〉的影响》(1990年3-4期)和《论清初学术思潮对〈歧路灯〉的影响》(1995年第2期)等。万君获得学位后,长期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现为省党史办副主任),不再专门做小说史的研究。

  1994年随我攻博的李延年君,曾在陕西师大霍松林先生处获得硕士学位,由霍松林、朱一玄、王利器三位先生推荐前来报考我的博士生。他曾在《河北师大学报》、《河北学刊》发表过有关李绿园和《歧路灯》的研究文章。三年攻博期间,重点研究《歧路灯》,其博士论文《歧路灯研究》答辩通过后又不断加工,再三打磨,于2002年7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30余万字,并由笔者与朱一玄先生为之作序。延年现为河北师大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从研究《歧路灯》起始,扩大范围,对教育小说进行全方位的研讨。

  从以上简单的排比中可以看出,自1980年出版《歧路灯》全本后,学界对它的研究就未曾中断。于 1982年洛阳之会后历经28年之久,河南有关单位又于2010年8月在平顶山召开有海峡两岸学者参加的《歧路灯》学术研讨会,较之前两次会议仅有大陆学者参加不同,规模和研究队伍均有所扩大。笔者以为在重视教育工作和文化工作的形势下,召开这样一部小说的研讨会,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三

  产生于清中叶的《歧路灯》反映了我国18世纪封建社会的生活实景,重点在于市井细民的生活,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起伏兴衰的人生际遇。它既不同于《儒林外史》,又不同于《红楼梦》,而是通过浪子回头故事全过程的描写,让我们认识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风俗民情的实况,同时,作者通过他所塑造的这一“失教”子弟回头的形象,着力提出了如何教育子弟这一重大问题,表明了他以小说创作“匡世济俗”的良苦用心,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在小说第一回,作者便开宗明义地表明:“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这就告诫世人,如果少年时代走错了路,终生便陷入“覆败”局面之中。小说中塑造的由“失教”而“回头”的谭绍闻的一生,便形象地体现出作者这一理念,而其所作又名之曰“歧路灯”,更是意图以谭绍闻为教训,使之做为观照青少年前程或 “成立”或“覆败”两条不同人生道路的明灯。

  作者李绿园这一创作意图,历来的研究者都做了正确的揭示,早在1928年发表的朱自清的文章中就说:“《歧路灯》的题材,简单地说,是‘浪子回头’。”(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些论文也都作如是观,如田璞在《〈歧路灯〉初探》(收入《歧路灯论丛一》)文中说这部小说的“第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为劝戒青少年而作”,“第二个显著的特点是以青少年失足者为中心人物”。向达翔的文章题目即是《封建社会的教子弟书》(收入《歧路灯论丛一》),认为李绿园“乃以斍世之心,自托于 ‘小说稗官’,试图从教育入手,挽教那些封建阶级的风流浪子,为那个即将坍倒的封建大厦加一根支柱”。王鸿芦的《歧路灯五谈》(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中第一节就说“《歧路灯》提出了‘怎样教育后代’的问题”。胡世厚的《试论〈歧路灯〉的思想倾向》(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也认为它是一部 “淑世书、教子弟书”。张国光的《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收入《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 第三节小标题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该文从小说类型的视角为其定性,提出无论从李绿园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还是从《歧路灯》作品本身的“主题思想、艺术风格”等方面来研析, “俱与其它古代小说不同,实应据实命名,称之为教育小说”。在此体认下,张文又进一步将其与法国思想家卢梭创作的《爱弥儿》和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所作的《教育诗》做了初步的比较,认为李绿园创作的《歧路灯》“填补了我国古代长篇教育小说的空白”。张文首次明确提出《歧路灯》实为“教育小说”。

  四

  世纪之初出版的李延年著《歧路灯研究》一书, 对《歧路灯》的丰富内涵作了细致分析,认为该书具有多项主题,因此将其划分为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两部分。而主部主题认定为“教育小说”,赞同张氏主张,并将这一主题概括为“形象化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形象化”,以较大的篇幅对这一主部主题进行了探析。

  首先在全书引论中,延年提出界定“教育小说” 必须同时具备三要素,即“教育者(教师、家长等); 受教育者(儿童或青少年学生);教育方法、内容、目的”。

  接着,延年又将历来文学作品中有关这一题材的情节予以梳理后举例说明,“教育小说”自有来历, 从唐传奇的《李娃传》说起,以至元杂剧中的《东堂老》,明人小说《觅灯因话》中的《姚公子传》,以及《二刻拍案惊奇》、《型世言》、《五色石》、《醒世恒言》、《豆棚闲话》、《西湖二集》、《醒世姻缘传》、《八洞天》、《照世杯》等等作品,将其中类似情节摘剔出来,说明它们在不同的层面上对《歧路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可谓是对教育小说的溯源。同时,又将《歧路灯》与国外的作品进行横向比较,延年选择了与《歧路灯》几乎同时面世的卢梭的《爱弥儿》这部教育哲理小说作对比,将二者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方面的异同作了精要的分析。这些探析工作,意在说明“教育小说”不仅在我国文艺史上早就产生,而且在国外文艺作品中也曾出现,因此,李绿园《歧路灯》的面世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根据“教育小说”同时出现的三要素,延年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方面对《歧路灯》所反映的现实作了深入研探,所述颇为中肯。

  如果有补充者,则应考虑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的影响,也就是自隋唐兴起发展至明代已十分成熟的科举制度的影响,这一制度其实是教育和选官制度的结合,《明史·选举志》即云“学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进之”。科举考试考什么,学校就教授什么, 考试用八股,学校就教时文,《歧路灯》中谭绍闻的塾师侯冠玉就主张“学生读书,只要保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他认为“时文有益”于考功名,所以他要求谭绍闻只把“新购的两部时文,千遍熟读、学套,不愁不得功名”。虽然绍闻之父谭孝移不以为然,但侯冠玉的识见在科举社会中却是被普遍认同的。因此,论及当时的家庭教育也好,社会教育也好,学校教育(私塾、社学等)也好,都不能不受封建朝廷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所左右,它的影响无所不在。《歧路灯》中正面叙及的笔墨虽不多,但当时的塾师大都是从这一制度中讨得秀才身份的士人,他们的言传身教不能不烙上这一制度的痕迹。

  五

  《歧路灯》是教育小说,是对“失教”少年的教育 “课本”,这已得到历来研究者的共识。当今,我们对青少年的教育十分重视,各地都有关心青少年工作的相关组织,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研读一下《歧路灯》也的确不为无益之举。例如《歧路灯》谭孝移临终前再三叮嘱其子绍闻要“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样的训诲,从抽象的意义来说也还是可以借鉴的, 在旧时代士人心目中,读“书”首先读四书、五经, “正人”自然是指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君子。在今日,好“书”与“正人”的标准自然不同于往昔,如果按照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准去选择“书”读,去亲近忠于国家、服务人民的“正人”, 又有什么不好呢?

  目前,举国上下都重视教育事业,都认识到全世界国力竞争,说到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而要提高民族素质,就必须重视和发展教育事业。而发展教育事业重要的一环就是师资。要以教师为本,要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近年来又大幅度地提高义务教育师资的待遇。《歧路灯》中,李绿园的笔下,对蒙师十分尊重,不仅束金丰厚,而且在多种场合待之以礼。

  当然,《歧路灯》中尊重、优待塾师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对教师也有所要求,那就是要“学问渊博”, 为人“端方正直”,敢于管教,绝不“纵惯学生”。我们要求为人师者也必须有丰厚的学养,高尚的师德, 能以先进的思想和科学的知识去培养、教育下一代。

  但是在封建时代常有衣冠禽兽厕身于教师队伍中,如同《歧路灯》中所言,这些为人师者不过是“聊存名目而已”。他们的施教实在是误人子弟,遗害无穷。如塾师侯冠玉之流,只知教读时文,全无学问, 这且不说,其行为也不端,“在家下弄出什么丑事” 来。返观今日之师资队伍,思想品德、学术修养符合要求者当然占据主流,但也不可否认良莠不齐现象的实际存在,报端不时有所披露,以学养而言,学历造假,学位来路不正,著作抄袭,或倩人代笔,或侵占他人成果,等等;以操守而言,有教授嫖娼被捉,有博导谈婚外情,老师打牌让女学生作陪,等等;以施教而言,导师与研究生很少见面,人都不识,哪里谈得上指导,《歧路灯》中所写:“有一日先生到,学生没来;有一日学生到,先生不在,彼此支吾躲闪,师徒们见面很少,何况读书”,岂料这种现象在今日之学校中也偶有出现,为师者之学问不足以指导学生,所以也尽量少见学生,偶尔一聚,彼此敬烟,老张老李乱哏一通,真是“师不师,生不生”,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这些情景,令人痛心。尽管它不成为今日教育事业的主流,但出现这种现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惊惕。在这种现实面前,读读《歧路灯》不也可以有所触动和引起我们的反思么!

  六

  李绿园从事文学创作是有所为的,不是一般文人为的自我愉悦,无论是作诗还是写小说,他都是为了宣传一种思想观念,在《绿园诗钞·自序》[2]中就表明“诗以道性情,禆名教”;在《歧路灯·自序》[2]中认为自己所作,完全符合朱子所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认为《歧路灯》一书为“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并且借友人之语称赞所作“于纲常彝伦间,煞有发明”。正如姚雪垠在此书的序言中所说,李绿园“所宣扬的是封建的宗法伦理、纲常名教,即维护封建社会的典型的正统思想,这是《歧路灯》的最大弱点”。栾星在序中也指出 “他宣传封建伦理思想”。这些分析都是正确的,笔者也赞同。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李绿园时代,由于生产发展的程度,还不可能有新的阶级出现,自然也就不可有新的意识形态产生,封建正统思想自然占据主流地位。《歧路灯》中反映这样的意识形态也不是奇怪的现象。

  笔者要说明的是文艺创作要不要表达某种思想,也就是“文”与“道”的老话题。昔贤有言:一切的文艺都是宣传,但并不是所有的宣传都是文艺,任何一部文艺作品,总得表述某种思想,不是积极的就是消极的,所产生的作用不是正面的就是负面的。唐人柳冕在《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3]中言“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祟替”。宋人苏轼在《祭欧阳文忠公文》[4]中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清人叶燮在《与友人论文书》[5]中更明确地说“文之为用,实以载道。”这些言论都表明为文者不能没有思想。李绿园在《歧路灯》中所宣扬的封建伦理思想自然是落后的,不必全然照搬。当然,也可以从中汲取可以借鉴的成份。姚雪垠序言中就说:“任何民族的文化,包括道德在内,都是遵照有因有果的规律向前发展;新道德与旧道德的关系,既有改革的一面, 也有继承的一面。继承的方式,有时是照搬,有时不是照搬,而是吸收某些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作为借鉴。”所言极是。

  但笔者所要指出的是当前充斥文坛、影坛的作品有不少是以低俗的情节去愉悦读者,而缺少启蒙、教育功能;阅读起来十分轻松,却引不起读者的深思。生活在二百余年前的李绿园能明确地以自己的创作去只有“禆名教”,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自己的创作,以先进的思想教化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从而有益于自己的民族、有益于自己家国呢?面对如今文艺界的一些负面现象(显然它不占据主流地位),我们再来寻思一下李绿园有所为的创作动机,不是也很有意义么?

  [参考文献] [1] 陈美林.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 [C]//金瓶梅研究(第3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2] 歧路灯研究资料[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3] 唐文粹(卷八十四)[M].四部丛刊本.

  [4] 东坡后集(卷十六)[M].四部备要本.

  [5] 已畦集(卷十一)[M].梦篆楼重刊本.

 

  [作者简介]陈美林(1932-),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