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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司马相如的本名

〔加拿大〕陈三平

 

    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赋家,他不仅是汉赋的奠基者,更被视为屈原之后最杰出的文学家。清季名臣左宗棠将其与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并列为“文章西汉两司马”,可见司马相如的历史地位。他的“琴挑卓文君”故事,更成为文人骚客歌咏和贩夫走卒闲话的千古风流。

    司马相如至今留下不少谜团,最突出的是后文提到的生年疑案。本文的主题是他未被广泛注意的本名问题。《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

    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所以司马相如的大名和字长卿,都是他“既学”之后,因为羡慕战国时代赵国上卿蔺相如之行事,自己取的。而父母原先的取名则是十分费解的“犬子”。《史记》明文记载这一原名的缘起,是“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后人却随意发挥,增加出各种主观的解释。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引用三国曹魏作者孟康称此为“爱而字之也”,开其先河。颜师古则进一步演绎:“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为此名也。”这样的解释,不仅需要创造太史公并没有给出的言外之意,也因“爱之”而引起“犬子”为司马相如“小字”或小名的说法,流行至今。然而《汉书·司马相如传》径载: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

    所以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中引证其他资料后评说:“犬子当为司马相如之初名,后代……多以为是相如小字,非也。”

    一代汉赋大师居然有这么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本名或“初名”,从中国文化传统角度实在有点“离谱”。颜师古的祖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风操》篇便对此名大加揶揄:“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也有近代作者将“犬子”解释为“父母怕他有灾”而起的“贱名”。这一解释有明显的时代悖论:避免神祇忌妒惩罚的“贱名”(opprobrious name)在中国古代无考,是随着佛教进入中土的印度文化现象。

    钱锺书等前辈学者引证《隋书》和《史通》等资料指出,司马相如本人著有《自叙》,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采用的个人资料或蓝本。从《史记》到《汉书》的文字变异显示,“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之间的逻辑,司马迁已经含糊其辞,班固愈加不甚了了,干脆在相如本传中略去了这一因果关系。

    这一行文演变提示,司马相如的本名及其缘起,是与华夏中原传统不同的文化现象。孟康和颜师古的演绎,是基于中原文化的想当然。

    这里有个更大的题目——战国末年方被秦国吞并的巴蜀地区,其原有文化传统与中原文化之间具有相当大的距离,尤其是中原上层文化的输入和确立,是要等到西汉中期才出现的现象。这一事实得到近世三星堆和金沙江地区丰富考古结果的充分支持,在典籍中也不乏记载。例如《隋书·经籍志》著录为西汉扬雄撰著的《蜀王本纪》称:

    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这是直到春秋中后期的情况,这里“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自然是“中原本位主义”的偏见,无视早就相当发达的巴蜀原始文化。但是蜀人此时不通中原文化,自不待言。还可以引用李白的名篇《蜀道难》:“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人夸张之外,巴蜀地区与关陇和中原的长期地理隔绝,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到了西汉,《汉书·地理志》如此描述巴蜀地区: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泆,柔弱褊阨。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三国志·蜀志·秦宓传》: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于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无论这里“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的说法是否属实(见后),“蜀本无学士”,中原上层文化(high culture)直到西汉景帝、武帝时代,随着蜀守文翁的教化和“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而名满天下,才逐渐在蜀地普及光大,非常清楚。近人新著《盛世文豪:司马相如传》把相如的父亲描述为满腹诗书经籍的绅士,实在是不符上述历史的向壁虚造。

    另外,“司马”是由官职演变而来的华夏著姓,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叙》中不厌其烦,从传说的颛顼帝开始罗列先祖的官职功绩,并且为班固在《汉书·叙传》中仿效。可是刘知几《史通·序传》却点出唐代尚未佚失的司马相如《自叙》在这方面的异常例外: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阎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馀波,自叙之篇,实烦于代。

    在古代文人自传中,唯有司马相如的祖辈行状“蔑尔无闻”,不能不使人怀疑连这个姓氏也是在蜀地的汉化过程中冒认的。

    至于巴蜀地区的原始文化,不妨引用白剑先生新著《释读金沙:重建巴蜀先秦史》的总结:

    无论是传统观点,还是现代观点。考古学发现的事实和学者们的研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蜀地最原始的文明源起氐羌文明,……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94页)。

    这一氐羌文明可以为司马相如的本名提供完美简洁的解释,但是此前我们必须讨论两个至今罕见注意的重要文化现象。

    第一是人类文化史和人类学上重要的神事名(theophoric name)。这是表示与神祇的关系或祈求神祇赐福、保佑和干预的姓名,见于欧亚大陆除了中国黄河流域之外所有主要古代文明,尤其是中近东地区。举例来说,名字“约翰(若望)”的本义是“上帝(耶和华)之赐”,“耶稣”的本义是“上帝之助”,“阿布杜勒”的本义是“上帝(安拉)的奴仆”,诸如此类。中国的西邻伊朗-粟特文化,和南邻印度文化都有非常悠久丰富的神事名传统,例如佛陀释迦牟尼的死敌提婆达多,名字的本义便是“天赐”,而粟特人最常见的取名方式是“神祇之名+奴仆”。总之,神事名牵涉到所谓“个人神”的观念,是宗教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重要题目。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殷商直到两汉,除了周人引进的“天子”,中原文明中却从未见到神事名的踪影。这是黄河流域文明独立起源的一个重要实证,也是中外汉学研究的一大空白。例如两汉时代,人名中常见“千秋”、“延年”、“去病”等主观愿望,但是并不牵涉到任何神祇的干预或“天意”。神事名最早见于中土载籍的,是十六国时代的前凉末主张天锡,同时也日益出现于敦煌和吐鲁番出土文献,尤其是“佛奴”和“神子”之类,充分显示这是从西部东渐的印度-伊朗(粟特)文化影响。

    神事名一旦进入华夏,便迅速本土化,以至到了两宋,人们根本不会再觉得写下《正气歌》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汉族英雄文天祥的名字,说到底也是“舶来品”(参照天祥堂弟天佑之名)。这是题外话了。

    第二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在古代中国,大致按照地域东西分布,长期并存着贱狗和崇狗两种文化体系。贱狗文化主要见于东部,反映了以犬类为肉食来源的传统。这从殷商卜骨将犬与牛羊并列,到历史上的“狗屠”聂政、高渐离、樊哙等全在东部沿海,一脉相承。崇狗文化则反映在“犬戎”、“戎狄”等族称,和春秋时代中原内陆的狼、狐、狗等犬类姓名等等。

    这里一个重要事实,便是文献和其他资料足征:氐羌文明属于崇狗文化圈,特别是具有以狗为宗祖神的犬图腾。最直接的证据是《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鱼豢《魏略》:

    西戎传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

    鱼豢《魏略》早于关于盘瓠今存的最早记载——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和《后汉书·南蛮传》,所提氐人崇拜的盘瓠也并非一定是他书描述的盘瓠故事,但是氐羌族的犬图腾信仰还有其他许多旁证。例如《晋书·载记》记氐族前秦君主苻坚的母后和皇后均姓苟氏,可见苟为氐族著姓。而苟字为狗的委婉语的例证不胜枚举,最有力的是《魏书·官氏志》:“若干氏,后改为苟氏”——这里“若干”明显与蒙古语同源。另外还有《晋书·载记第三刘曜》记录前赵政权忠臣田崧叱骂氐族领袖杨难敌:“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也是氐羌族崇狗的例证。《北史·氐传》记载一位杨姓氐族领袖子弟取名“狗奴”,更是个典型的犬图腾神事名。此名《魏书·氐传》和《资治通鉴》均作苟奴,再次说明苟、狗两字相通。也可以参照与氐羌文明密切相关的藏族文明(《剑桥中国史》便称氐羌为“原藏族”),关于后者的犬图腾有大量中外记载,例如《旧唐书》:“吐蕃狗种”,和《新唐书》:“吐蕃,犬出也。”

    贱狗和崇狗两种文化体系之间不免冲突。最有趣的无过《旧唐书》载安西四镇节度使夫蒙灵察为了争功斥骂朝鲜族名将高仙芝:“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这是东部贱狗文化体系内的朝鲜人喜食狗肉的最早记载,而破口大骂高仙芝吃狗肉的夫蒙灵察是属于西部崇狗文化的羌族人士,绝非偶然。

    回到司马相如家族的巴蜀地区。前引本区的原始氐羌文化之外,巴蜀历史时期有大量氐族居住,文献足征,特别是十六国时期的李特家族,即便本身不是氐族,巴氐仍然是李氏成汉政权的主要社会力量。更有趣的是《元和姓纂》卷4记载:“盤:盘瓠之后,与舟,谭,巴,季,田为巴南六姓。”这是巴蜀地区除了氐族之外也有直接奉盘瓠为祖先的居民大姓的明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元和姓纂》将巴蜀列为盤姓的唯一分布地。

    现在再看一下文献记载中的盘瓠故事。中原文化的传统贱狗偏见不论,盘瓠显然是一位杀敌立功的武士。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今天仍然奉崇的盘瓠,也是类似的英武军事领袖。甚至可以将这一形象推广到其他的崇狗文化。例如《周书》卷26记载鲜卑族长孙兕“字若汗”,此处若汗是前引代表原始蒙古语“狗”的名词“若干”的别写,而“兕”则是考虑到汉族贱狗偏见的译名,代表猛兽(参见《庄子·秋水》:“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其实犬类的猛兽形象,在与西戎有密切政治和婚姻关系的周文化中也有反映和遗留。例如《史记·周本纪》所载的《牧誓》:“如虎如罴,如豺如离。”再如《尔雅·释兽》:“熊、虎丑,其子狗,绝有力。”此间不论。

    至此,司马相如父母因相如“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的因果逻辑获得简单圆满的解释:“犬子”是个因习武而追念犬图腾宗祖神的神事名,类似于后来氐族人士中的“狗奴”,也是相如《自叙》中对“蔑尔无闻”家世的唯一披露,故而语焉不详。不熟悉巴蜀原始氐羌文化的中原作者司马迁和班固,自然未能在《史记》和《汉书》行文中清楚理解和转达司马相如《自叙》中的这段“家状”。

    原名“犬子”的相如得以成为汉武帝的近臣,乃是靠了巴蜀同乡——狗监杨得意的推荐,现在看来也并非偶然,这是因为崇狗文化往往与狩猎经济密切相关。不妨注意杨也是氐族大姓。

    以下简短讨论一下司马相如生年疑案。相如的卒年,因为《史记》本传“司马相如既卒五岁,天子始祭后土”,而被相当准确地定为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但是关于相如生年,至今争议不绝。最通行的前179年的说法,我可以查到的最早出处,是姜亮夫先生1937年初版《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虽然姜先生没有提供论据,大致可以知道这是因为《资治通鉴》卷15系邹阳、枚乘入梁于景帝初元二年(前155),由此推定相如在梁王同年入朝时遇见邹、枚,继而辞职游梁。于是相如初仕必须在此之前,然后再根据当时年二十三为傅(著于名籍)后方能入仕的规定,倒推出相如的生年。

    但是这一说法近年来遭到不少学者质疑。他们根据其他资料和论点(如相如琴挑卓文君时“不可能”是年过卅五的“王老五”),而推出从前172年到前169年等几种其他生年选项。这些新论证的最大贡献,是基本否定了《三国志·秦宓传》“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的故事。然而在相如生年问题上,这些新论不仅先要否定《通鉴》系年,还必须依据相当复杂的逻辑和不无主观的假设(例如相如和卓文君是年龄相近的才子佳人),而得出的结论仍然可以彼此大相径庭。

    我在此提出帮助确定相如生年的另一蹊径——生肖。蜀地的“汉化”,毕竟肇始于秦国的征服和统治。睡虎地秦简《日书》的发现,不仅揭示十二生肖的悠久历史,更证明这是秦文化的组成部分。美国学者Jerry Norman的比较语言研究,显示十二生肖起源于中国偏南地区,并且与少数民族文化有关。我在论证《后汉纪》作者袁宏的正确生年时,指出至少在中古时代,生肖与人物生年之间常有准确的对应。姜亮夫先生推出的相如生年——前179年是戌年,属狗,正好与相如本名犬子呼应。如果这不是巧合,那么相如生年的其他可能也应该包括前167这一戌年。

    作为本文的小结,我们可以从相如的本名、有意隐瞒而“蔑尔无闻”的家世、无视礼教的婚姻生活、文学作品在用韵、词汇和浪漫不羁特点上与中原传统相异的“巴蜀文风”、入仕之后积极参与西南“蛮夷”地区开发等等事项,推论这一汉赋大师十分可能出身少数民族。司马相如因此是西汉初年经济发展之下的文化“软力量”推进民族融合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