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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话语下的神话妖姬

曲利丽

 

    夏姬是美丽的,尽管专注于军国大事的史书吝于铺排她的容貌和风姿。国君、公卿、翩翩佳公子、沉稳士大夫,一个个地位显赫的男人醉倒在夏姬的石榴裙下,演绎出疯狂追逐与痴迷爱恋的传奇,渲染着那艳丽如花的容颜和所向披靡、勾魂摄魄的魔力。然而,美丽没有带给夏姬幸福圆满的人生和体面高贵的声名,反而纠结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和罪孽:克夫、杀子、亡国、灭族、叛国。夏姬的一生,难道真的是在验证史官一再渲染的红颜祸水、尤物害人之命题吗?

    《左传》中夏姬的出场,是在鲁宣公九年(前600)。惊鸿一瞥,却伴随着不堪入目的淫乱画面以及一位正直士大夫泄冶之死。陈灵公与其大臣孔宁、仪行父共同与夏姬私通,而且还在朝堂上相互炫耀夏姬赠给他们的贴身衣服。由此,夏姬很自然地被历史定格为一个淫乱的荡妇,令人不齿。根据史官的补叙,我们可以勾勒出夏姬之前的人生轨迹:身为郑穆公之女、郑灵公子貉之妹,高贵的公主身份,再加上春秋时期郑国礼教薄弱的宽松成长环境,也许培育出了夏姬活泼烂漫、自由不羁的个性。但生活的不幸接踵而至,她先嫁子蛮,子蛮死;再嫁陈大夫夏御叔,生子征舒,不幸御叔又过早离世。夏姬在与陈国君臣三位私通的时候,正是过着凄凉的二度寡居的生活。她是被迫屈从还是主动勾引这些权势男性?对于这个在道德砝码上原本有别的问题,史书中的夏姬是沉默和失语的。或许,在秉承道德法则的史官看来,一个女人,只要她纠结了这样的丑闻,无论本身意愿如何,就注定了要被人唾弃。更何况,因为谏诤陈灵公,引起了惭愧的国君默许孔宁、仪行父杀死了守礼的泄冶,这难道不是祸起夏姬?

    灾难在淫乱和放浪中一点点酝酿着。《国语·周语》记载,周王室大夫单襄公路过陈国,看到:道路秽塞,泽渠不修,农事荒废,田地不垦;陈国君臣三人不会见客人,却戴着南冠到夏家淫乐。单襄公不无忧虑地预言:“陈侯不有大咎,国必亡。”因为,从辈分上说,夏姬是陈灵公的从祖母,“今陈侯不念胤续之常,弃其伉俪妃嫔,而率其卿佐,以淫于夏氏”,不是渎乱辈分姓氏么?且“陈,我大姬之后也”,作为姬姓公主的子孙,陈侯不按照周家习惯穿衣服,却戴着楚地式样的帽子,不是怠慢礼仪常服么?据当代史家童书业先生考证,陈灵公与夏姬不同辈分之间的乱伦,属于上淫的“ ”,在当时并非个别现象(《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190页)。只不过这种两性关系越来越受到周代礼乐文明的排斥,被道德礼法不容了。夏姬的骇人之处不仅在于与陈灵公的辈分不同,还在于她同时与三位男性保持性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君沉溺女色导致的国事废顿,引起了群情愤懑。当时的诗人对此群丑行径,不无讽刺地描述道:

    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

    驾我乘马,说于株野。乘我乘驹,朝食于株。

                                         ——《陈风·株林》

    此事被形诸歌咏,可见在当时已是人尽皆知、闻于闾巷了。面对舆论的压力,夏姬何感?夏姬的儿子又何堪?

    鲁宣公十年,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再一次到夏姬家淫乐。一切似乎都如往日,平静如水。然而,酒酣耳热后这几位无耻之徒竟将玩笑开到了血气方刚的夏征舒头上。陈灵公指着夏征舒对仪行父说:“征舒长得像你。”仪行父回答说:“也像你。”于是,风云突起,受了侮辱的夏征舒躲到马房,用满含仇恨的箭射死了陈灵公。最终,孔宁和仪行父逃到了楚国,灵公太子午逃往晋国,夏征舒自立为君。事变中的夏姬,是为儿子的英武而欣喜?还是为自己给儿子曾经带去的伤害而羞惭?史书再一次让她沉默。

    鲁宣公十一年夏天,当时的霸主楚庄王与陈国结盟于辰陵,杨伯峻认为结盟的应是夏征舒,而非后来的陈成公(《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710页)。由此可以看出,楚国最初对夏征舒并无恶意。成为国君母后的夏姬,在儿子的保护下过着平凡母亲的生活。可以想象,如无后来的突变,也许一切都可以平静地延续下去。虽然无奇,但未尝不令人安慰。

    然而这年冬天,楚国忽然打着讨伐乱臣贼子夏征舒的旗号攻入了陈国。清人顾栋高早已指出这不过是个幌子:“盖借夏氏为兵端,实则伺其君之出而谋并其国耳。诚有讨贼之心,则陈君在会,以楚之威执征舒而戮之,一使者之任耳,岂必以重兵亲造其地而后罪人可得乎!”(《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1996页)这次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夏姬:陈国灭亡,她惟一的儿子夏征舒被惨不忍睹地车裂于城门,她自己也成为战利品被带到楚国君臣面前。

    夏姬的心碎和绝望再一次被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史书没有记下她散乱的长发和号啕大哭的镜头,却让年过四十的夏姬再一次展现出美丽女人的非凡魔力。首先是楚庄王为之倾倒,想要纳为妻妾。申公巫臣,这个同样迷恋夏姬但又深藏不露的男人,说了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论:“君招诸侯,以讨罪也;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楚庄王作为一代贤君,在这种言语的威慑下,只好选择为崇高正义的声名而掩藏其蠢蠢欲动的男人欲望。同时被夏姬深深吸引的还有子反,申公巫臣对之则使用了另一套言论:“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蛮,杀御叔,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何不祥如是?人生实难,其有不获死乎!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左传·成公二年》)这种典型的红颜祸水论,有着深广的民间影响力。一次次的不幸,在这种论调的渲染下,似乎变成了魔鬼的诅咒,给眼前的美丽涂上了可怕的妖异色彩。子反显然没有胆量拼却一死为红颜,只好作罢。但是在击退两个对手后,申公巫臣也没有如愿以偿地得到夏姬,而是替别人做了嫁衣,夏姬被楚庄王当作一件礼物赏赐给了连尹襄老。命运似乎确实有意捉弄夏姬。第二年,连尹襄老死于晋、楚之间的之战,尸首无归。连尹襄老之子黑要按照当时家长继承制婚姻形态遗留,“ ”于继母。夏姬,再一次失去了合法的社会名分,变成了不明不白的母亲和妻子。

    最终,是申公巫臣拯救了夏姬这朵绯闻缠绕的乱世桃花。拯救行为是精密策划、漫长持久的,也是惊心动魄、代价沉重的。第一个步骤是让夏姬摆脱楚人的控制,为此巫臣先派人对夏姬许下诺言:“归,吾聘汝。”接着又派人从郑国来对夏姬说:“连尹襄老的尸体可以回到楚国,但必须你来迎接。”夏姬将郑国使者的话报告给了楚庄王,楚庄王经过咨询巫臣后认为可信,于是夏姬顺利地回到了郑国娘家。巫臣按照约定,到郑国聘夏姬为妻。但是,要等到七年以后,楚国庄王死、共王即位,巫臣才找到了实施下一步计划的机会。没人知道七年的日日夜夜,夏姬是怎样的地老天荒而又胆战心惊地企盼!也没有人知道巫臣内心是怎样地焦灼和隐痛!当时因为要准备阳桥之役,楚王派巫臣出使齐国。巫臣带上了全家及财产出行,路上遇到了申叔时。申叔时惊讶地说:“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太久的相思与等待,使一向沉稳的巫臣再也不能紧锁内心从而面带春风?被看穿的巫臣该是怎样一副模样回答申叔时?巫臣到齐国完成外交任务后,派副手回国报告,自己则到郑国带上夏姬一起逃到了晋国。晋国得到这位足智多谋的楚国人才后,喜出望外,安排巫臣做了邢大夫。从此后,夏姬在她生命中遇到的第八个男人的呵护下,过上了平静的妇人生活。此时已是鲁成公二年(前589),夏姬年过半百。

    这段传奇看似已经落幕,但尘埃仍没有落定,巫臣窃妻以逃的行径引起了当年倾慕夏姬的子反的嫉妒和愤怒。他先是请求楚王用重币禁锢巫臣,没有成功。又联合巫臣曾经得罪过的子重,灭掉了留在楚国的巫臣家族及被遗弃的黑要家族。作为报复,巫臣立下重誓,要让楚国“疲于奔命”,为此,他一手策划了晋国与吴国的结盟,唤醒了几乎沉睡的吴国,不断去骚扰相邻的楚国。从此,楚国开始走向了春秋后期的衰落。

    后来,夏姬与申公巫臣生了个美丽的女儿。当晋国名臣叔向春心萌动,向他母亲提出娶这个美丽的女孩时,母亲极力反对:“子灵(申公巫臣)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而天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废,皆是物也,女何以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母亲——一位曾经嫉妒过丈夫美妾的老女人,对美丽女子似乎有着天生的憎恶与害怕,“红颜祸水论”因此有了坚定的笃信者和宣传者。于是,“叔向惧,不敢取”。但是晋平公出于成人之美的好心,强使叔向取之。似乎又是中了魔咒,叔向与夏姬女儿所生的儿子伯石,最终导致了羊舍氏的灭族之灾,“红颜祸水论”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算起来,笼罩在夏姬头上的罪孽有如下几项:使三任丈夫子蛮、夏御叔、连尹襄老早死,陈灵公被杀,儿子夏征舒被车裂,陈国灭亡,孔宁、仪行父出逃,申公巫臣叛国,巫臣、黑要、羊舌氏灭族。但细究起来,这些灾难的发生何尝真的因为夏姬?它们或源于现实或命运难以预料的变数,如三任丈夫早夭;或源于当事人自己的恶行,如陈灵公和他的两位公卿;或源于列国间弱肉强食的吞并,如陈国的灭亡;或源于男人间的嫉妒和仇恨,如巫臣、黑要、羊舌氏灭族。夏姬只是这一切灾难中最惨痛的受害者,最无助的承受者。史书却没有片言只语来表现她的绝望和痛感,仿佛她毫无心肝。男性史官的笔下,夏姬变成了一个客体,一个物,她脆弱丰富的心灵被抹去了,史书只留下了一个无辜承担男人罪孽的妖物。

    我们有必要指出的是,春秋文献中只有《左传》是将夏姬与陈国灭亡、巫臣叛逃、吴楚交恶、羊舍氏灭族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国际态势联系了起来。其他,《国语》仅记载夏姬与陈国灭亡有关,《 梁传》仅写了泄冶之死与陈国君臣宣淫的关联。同为解经的《公羊传》中丝毫不见夏姬之名。出现这种差异也许并非偶然,因为在这些春秋文献中,《公》《 》囿于解释经义,《国语》更多的是原始史料的汇编,只有《左传》是以一种编年时日、严密有机的史学形态致力于构建行为的因果关系,理性地阐释历史。不满足于描绘历史表面的《左传》,在追寻事件深层原因时,常归之于女人和相关的道德。例如夏姬之外,将庄公十年的楚国进攻蔡国、庄公十四年楚国灭掉息国又攻伐蔡国归之于息妫;将僖公四年齐桓公攻蔡归结于蔡姬荡舟以及蔡姬的再嫁;等等。对于这种传奇化的阐释,前人早已表示过怀疑,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引用姜宝的评论说:“左氏好纪异闻,喜谈女德。”更何况,左氏谈论女德的故事本身也有启人疑窦之处,例如申公巫臣为夏姬叛国时,夏姬已年过半百,这在整容术、美容业发达的今天恐怕也让人难以置信吧?后来的小说家也看到了这个破绽,刘向弥缝道:“夏姬者,陈大夫征舒母也,状美好,老而复壮者三,三为王后,诸侯争之,莫不迷惑。”(《列女传》)明代的淫秽小说《株林野史》则干脆将夏姬变为一个诡异的房中术传播者了。

    说到底,“女人祸水论”不过是史官在解释事件因果关系的一个逻辑或一种手段。这是站在男权立场的一种历史虚饰和渲染,原非历史的真实现场。它也许洞穿了影响历史走向的不过是人的欲望,尤其是男人的欲望,而女性常常是男人欲望非理性膨胀的诱因。但问题是,它没有带来对男性弱点的自我反省,反而把责任推到了无辜的女性身上,这当然是不公平的。西蒙·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女人祸水论”无疑是典型地体现了男权社会对女人的“塑造”:女性最高价值和惟一使命是完善自身的女性特征,即按照男权社会的要求做一个贤妻良母,用男性的规范要求自己并约束其他同类,如《左传》中的卫定姜、叔向之母等。如果因为客观或主观的条件达不到这种要求,那么就会被男性史官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夏姬以及类似的文姜等。在这种塑造下,女人变成了沉默的、客观的物体,要么面目不清地为男人操劳,要么成了惊世骇俗的“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