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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雎》主旨流变

隋丽娟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思之慕之的吟唱,是三千年前歌咏爱情的诗句,它深情、清新、隽永,打开了中国诗歌之门,千年的诗情由此绵延不绝。作为《诗经》首章,《关雎》在今天不仅被我们用来比拟美好的爱情,在古代更是倍受青睐。仅就沈阳故宫的“关雎宫”牌匾,我们就可以看出皇太极对海兰珠的深情。然而,在《诗经》流传过程中,随着《诗经》经学地位的逐步确立,《关雎》之义也被历代学者多样诠释。

    汉人的解读确定了《关雎》诠释的范围与方向,同时也给《关雎》主旨笼盖上了永远挥之不去的经学迷雾。在《孔子诗论》中:“《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简)的话,把《关雎》主旨与儒家“礼”的思想紧密相连,《关雎》就被戴上了高耸的礼乐之帽。《毛诗大序》则开篇明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指明“风”的建始之义,也评价《关雎》紧扣《风》的主旨,还着重指出此篇主旨是赞美后妃的功德。

    《毛诗小序》解释为:“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首句指明《关雎》之义在男女之情,“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表明诗的文章主旨,但并没有将男女之情的说法继续下去,而是进一步阐发“思贤才”等政治之义。在具体的诗句解释中,则直接指出“言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之好匹”,给诗歌蒙上了政治、礼教的面纱,明显地体现出汉代以政治教化附会诗义的特色。

    由汉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对《关雎》之义的解释依旧徘徊在“后妃之德”的范围之内,就连深得《诗经》之义的朱熹也指出:“《关雎》,后妃之德也,孔子之叙书也,举其所为作书之故,其赞易也,发其可以推易之端,未尝详言之也。”(朱熹《诗集传序》)朱熹对《诗经》的解读已经突破了经学思想,但对《关雎》之义的解释依旧在儒家礼教思想之内。

    近现代学者阐释《关雎》之义,也无不受前人的影响,大多株守前说,虽然有了新见,但也是局限在阶级学说之内。高亨的《诗经今注》中对《关雎》的主旨用一句话概括道:“这首诗歌唱一个贵族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最后和她结婚了。”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在总结历代学人对《关雎》的分析之后,写道:“此诗或出自风谣,而未必为歌咏一般男女恋爱之诗也。当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权舆。”

    由此可见,从解读《诗经》开始,历代学者就把《关雎》之义列入对后妃之德的赞美、后妃祭祀的细节的再现、生活阶层较高之人的爱恋之情等等范围之内。这无非是由诗中“君子”、“淑女”指称而来,也与最初汉人解诗的指向相关。他们的弊端是把诗列入至高的礼的范围之内,完全忽视了诗的情感性。

    这是历代《诗经》解读者对《关雎》的解读,其实就在历代诗人的笔下,《关雎》主旨依旧是徘徊在礼教风化之内。唐代的刘叉有《狂夫》:“大妻唱舜歌,小妻鼓湘瑟。狂夫游冶归,端坐仍作色。不读《关雎》篇,安知后妃德。”刘叉眼中的《关雎》,依旧和后妃之德紧密相关。元稹也是如此,他的《去杭州——送王师范》“返拜之仪自此绝,《关雎》之化皎不昏。君今远娉奉明祀,得不齐励亲 蘩”,也是强调教化之义。甚至元曲也是流连在《关雎》的教化之义的围墙之内,如《幽闺记》句中的“礼仪谨化源,《关雎》始风教”。就在诗歌繁荣的唐代,在戏剧繁荣的元代,文人也难以逃脱《关雎》礼仪教化的窠臼。

    《关雎》脱身经学束缚,回归文学本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直接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诗学研究转换视角,还有“古史辨”派学者对于《诗经》的探讨,以及鲁迅、胡适、闻一多等学者的研究,都促使《诗经》回到了文学本身。鲁迅曾经在《且介亭杂文》中评价道:“……然而《诗经》是经,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究竟是有文采的。”胡适则在《谈谈诗经》一文中更直接地指出:“《诗经》不是一部圣经,确实是一部古代歌谣总集。”闻一多把《诗经》视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开端,他说:“在他(《诗经》)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间文学发展的路线。”《诗经》在这一时期学者的眼中,就是中国文学的开端,《关雎》由此也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

    吟咏《关雎》之诗,我们更能感受那绿水青洲之上,有鸟声和鸣,有青春绽放的飞扬之美,有心旌摇曳的追慕之情。《关雎》的主旨其实在字里行间已经展露。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由“雎鸠”起兴,“雎鸠大小如鸠,深目,目上骨露出,幽州人谓之鹫”(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关关”之声,是雎鸠鸟相和之声,“关关,雍雍,音声相和也”(《释诂》)。由雌雄雎鸠相和之声,引起男子思慕淑女的联想。一片绿洲,一阵鸟的和鸣,为男子的情思营造浪漫的氛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中国人拉开审美的诗意爱情世界。

    “窈窕淑女”对女子的德行进行了限定。《毛传》注:“窈窕,幽闲也。淑,善。”《九歌·山鬼》:“子慕予兮善窈窕。”王逸注:“窈窕,好貌。”《广雅》:“窈窕,好也。”也就是美好的女子要有宁静、善良的品质。这其实是在强调和传递一种观点,君子好的配偶必须是贤良的、淑慧的。君子是孔子提出的最美好的概念,那就是德行好的人。孔子第一次在品德范围内区分人,于是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这与阶级地位无关。男女的情思没有等级之分,于是这句话就成为现在形容男女追慕之情的概括诗句。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荇菜也是用以起兴的,历代很多经学家都把荇菜解释为祭祀之物,意味着后妃以奉祭祀为重,需要准备祭祀的用物,因此汲汲于求助贤女的帮助,表达后妃有包容之态,德行美好。荇菜,这一典型物象,历代解释较为恰当的是:“菜谓之茆芥,顺阳而长,本系阴而固有清洁。”(蔡卞《毛诗名物解》卷4)《关雎》是用荇菜的美好洁净来比喻女子德行的美好,而不是指什么后妃祭祀、后妃之德。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显而易见,这是写君子思念淑女而不可得的苦闷之情,描绘了男子急切的心理状态,更表现了他的行为:辗转反侧,夜不成眠。生动地表现了爱情追寻中的忐忑与期待,还有不可言说的绵邈情思。此时,诗所营造的审美空间,就让人注入无穷的想象与情感,与主人公一起陷入追寻爱的甜蜜与期待中。

    “琴瑟有之”、“钟鼓乐之”营造了很好的氛围,这里有琴瑟相和、有钟鼓和鸣,这是和谐美妙的世界。琴瑟、钟鼓之声其实意味着美好的婚姻的结合。这在《诗经》其他篇章都有体现,如“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棠棣》)。由此,琴瑟之好被后人意喻为美好的婚姻。琴瑟和谐就是君子、淑女相匹配,其实这是在强调一种品行、德行,甚至是人应该遵守的自然之性。这是与后妃、贵族等级地位无关的。

    由此可见,《关雎》之义就是描述男女由恋爱到结婚这样的美好过程,而这男女就是普通的男女,只不过是诗人寄予了很高的道德期待。诗中的诗句已经成为人们对男女之情和美好婚姻的比喻之句,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琴瑟之好”。如果仅仅把《关雎》理解为一个描述后妃进行祭祀的诗篇,又早已经随着礼崩乐坏而失去功用,那它也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张力。

    无独有偶,除了《诗经》开篇把男女之情列在诗篇之首,展开《周易》,书中的第一卦、第二卦,也就是乾坤两卦也已经指明了天地大义,也为男女大义。在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中,阴阳二字是核心的观念,一阴一阳之谓道,这是生命承继的关键,也是人类发展繁衍的根本。“《易》之《乾》《坤》两卦与《诗》之二南之诗,都统一于生殖崇拜的文化原型,……《易》与《诗》的时代,中国文化还呈现出一片生命盎然的世界,它们从不遮掩人类最神圣最庄严的生命感情”(傅道彬《晚唐钟声》)。《关雎》就是这种生命感情的炽烈表现,它强调生命的和谐。《论语》首句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强调一种沟通交流的重要、和谐交往的愉悦。《国语》中饱含哲思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寄予着一种启示:不同之物和谐存在,世界才会发展。这就是人类生命繁衍生息的文化心理。《关雎》体现了先民的重要观念,它深刻地蕴含着生殖崇拜文化心理,婚恋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原本一首朴素之诗,原本一首可以在原野之上唱和的情诗,被烙上了时代的印痕,失去了原本的风情。但是它经过时间的洗涮,经历光阴的流变,已经褪去了层层包裹,尽显着灵动深情、温婉含蓄、矜持深雅的爱情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