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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华”到“昆仑”

刘建彬

  阳翰笙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先驱,是新中国电影的缔造者之一。他以艺华影业公司和昆仑影业公司为阵地,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艺华”时期
  阳翰笙于1930年下半年起到1932年下半年止,任“左联”党团书记;从1932年下半年到1935年春被国民党逮捕前,任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作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1932年下半年后,他一直兼管戏剧电影,与“文委”“文总”领导的“左翼戏剧家联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党当时从政治斗争需要考虑,认为有必要迅速占领电影这块最通俗、最具群众性的阵地。阳翰笙直接参与左翼电影的组织领导工作,是于1933年9月从筹建艺华影业公司开始的。“艺华”得以成立,是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也是阳翰笙组织才能的展露。“文委”决定,阳翰笙加入艺华电影公司,与田汉一起主持编委会,把“艺华”办成左翼电影又一阵地。从此,阳翰笙开始直接参与左翼电影运动的领导工作,长达17年之久。
  阳翰笙进了“艺华”后,承担了大部分组织工作,如帮助田汉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从编导、演员到摄影、美工都用自己人或同情我们的党外朋友,还团结一些资产阶级唯美派编导。短短两个多月,“艺华”不仅建立起来且控制在党的手里。田汉自编自导了两部表现抗日救亡的影片《民族生存》和《肉搏》,公演后很受欢迎,票房价值较高。阳翰笙也为“艺华”写了渔民反帝反封建的电影剧本《中国海的怒潮》(1933年底由艺华拍成公演)及《逃亡》《生之哀歌》。直到1935年,阳、田等被捕前,他们都控制着“艺华”:为其秘密地写剧本,为其拍片出谋划策(阳翰笙的《逃亡》《生之哀歌》于1934年由“艺华”拍成)。艺华”从成立到1935年,在田汉等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下,总共生产了11部影片,其中有9部是左翼电影,其影响之大超过了“明星”“联华”两家公司。艺华的工作,为发展左翼电影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阳翰笙总结为三条:“一方面要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一方面要广泛团结电影从业人员;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的策略与资本家搞好关系。”“艺华经验”对抗战时期组织“中国电影制片厂”是“大有裨益”的。“艺华”一开始就遵循了左翼电影文化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方针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反映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奴役的苦难以及他们的反抗。
  法国电影史家乔治·萨杜尔对阳翰笙做出了极高的评价:“阳翰笙是许多进步影片的杰出剧作者之一。”阳翰笙为艺华公司创作的《铁板红泪录》和《中国海的怒潮》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表现农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和第一部反映渔民反帝斗争的电影剧本。《中国海的怒潮》描写江浙沿海的一个渔村里,勤劳善良的渔民们长期遭受渔产经纪人和高利贷者张荣泰的剥削,穷困潦倒,一贫如洗,他们的船坏了,网破了,都没有钱修补,以至于面对海中成千上万的鱼群只能慨叹。为了生存,焦大和尤阿福、尤阿德兄弟,以及村中的其他渔民,脸上不得不堆着哭一样的笑容,去向张荣泰继续借贷,因此又背上了更高利息的债务。特别是焦大,因为要钱用,他心爱的女儿阿菊已经抵押给张家做婢女了。阿菊在张家饱受凌辱,差点被张荣泰的儿子张小荣强奸,又受到小荣妻子的毒打,缘由是小荣诬告阿菊偷东西。阿菊投河自杀,所幸被阿福所救,带回家中,同早就和她相爱的阿德见面。张荣泰知道后,又用暴力把阿菊拖了回去。不久,张荣泰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试图掠夺中国渔业,并密谋逮捕阿福、阿德兄弟。阿菊偷听到了密谋,逃出张家,将消息告知二人,和他们一起离开渔村,在海上过着漂泊的生活。一天,阿菊到街上用鱼换米,被眼线看见,急忙回到海边,和阿德、阿福划船出海躲避。小船遭到日本兵舰撞击,阿福不幸溺水身亡。秋汛将过,沉重的渔债渔税让村民们不堪重负,而日本渔船的侵略也日益紧迫,阿德带着阿菊回到渔村,与全村渔民一起,驾着小船,用土枪与侵略者展开血战,最后壮烈牺牲。阳翰笙的这部剧本将渔民们的生计艰难、甚至卖女为奴的苦痛,集中凝练地展示出来,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剧中渔民们备受欺压的惨状,俨然是当时整个中国沿海渔村萧条境况的真实写照。导演岳枫在将剧本拍摄成影片时,也投入了巨大的创作热情,力求生动形象、贴切逼真,并选取海宁和宁波陶公山的东湖作为外景地,以表现波澜壮阔的海景和海上战斗场面。片中演员们的表演也很到位,“如饰焦大的秦桐,饰阿菊的袁美云,他们始终保持着那种阴郁愁苦的面容,这对于他们所过的那种生活可说给予了充分的表现”。《中国海的怒潮》真实地表现出了在贫苦中挣扎的渔民生活情景和他们的斗争情绪,从这部影片中,可以看到渔民在高利贷、劣绅以及帝国主义者几层压迫下,是怎样艰难困苦的生活着。
  “昆仑”时期
  “七·七”事变后,阳翰笙被释放,暂时住在南京。电影界的朋友史东山、陈波儿等找到阳翰笙,商量到前线拍片,想利用他的声望去邀一批电影界的名人扩建“中国电影制片厂”。1937年8月4日,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成立,阳翰笙当选为理事。到武汉后,阳翰笙奉周恩来之命,组织文艺界各抗敌协会,协助郭沫若筹建第三厅,在1938年分别成立了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阳翰笙被选为常务理事。三厅成立后,阳翰笙除任主任秘书外,还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使三厅直接领导“中制”的创作。原来的“中制”只有几个拍新闻电影的人,没有拍故事片的编、导、演员。阳翰笙任主任后,带进去应云卫、马彦祥、程步高、史东山、袁牧之、陈波儿、郑君里、苏绣文、吴蔚云、陶金等一大批编、导、摄、美等人员,形成强大的左翼电影队伍。在武汉、重庆的最初几年中,突破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和阻挠,先后拍出包括阳翰笙创作的四部作品在内的多部抗日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为动员全民抗战发挥了作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政府先是撤销第三厅,继而解除阳翰笙“中制”编委会主任的职务(给挂个编委会顾问的头衔)。要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必须要有基地,寄人篱下的“钻空子”战术,终归是权宜之计。还是在重庆时,阳翰笙就向周恩来提出过自己办电影公司并建立我们的制片厂的设想。周恩来对建立民营公司表示赞同,建议待“中制”厂全部人员撤回上海后逐步抽出集中。要自己办制片厂,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这就得同资本家打交道。这方面阳翰笙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集资工作,1946年5月在重庆时基本就绪。1946年7月,阳翰笙离渝到上海,此时,所有的电影公司摄影场几乎全被国民党接收控制,只剩下原联华影业公司(属左翼)未被占领,而此时敌人的手已伸向“联华”了。阳翰笙到上海后的当务之急是争夺电影阵地。他首先组织原“联华”成员史东山、郑君里等人组成“联华同人保产委员会”,向国民党接收当局要求发还“联华”厂业。阳翰笙又去找“中制”厂长罗静予(和他有多年交情的朋友),要他去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处做工作。经多方活动,“联华”终于争回了产权,并立即在其旧址上成立联华影业社,还建立了党组织。他们刚成立就打锣开张,偷偷地向“中制”借来机器,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两部后来很受欢迎的片子。它们是在设备极差的条件下拍成的。1947年5月,条件已经成熟,阳翰笙通过种种努力,将联华影艺社改组成昆仑影业公司,他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昆仑”荟萃了电影界的精英,编、导、演、摄、录、美等电影从业人员都是中国第一流的。“昆仑”的成立,击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电影的垄断。这是经过10多年艰苦斗争建立起来的我党自己的民营阵地。“昆仑”制定了它的制片方针,即:站在人民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恶和在这种统治下广大人民所受的灾难与痛苦,并进一步为国统区广大人民暗示一条斗争的道路。遵循这一制片方针,“昆仑”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拍出了《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乌鸦与麻雀》《丽人行》《关不住的春光》《新闺怨》《三毛流浪记》以及后来的《武训传》等优秀影片,从而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国民党的电影文化,成就了左翼电影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万家灯火》将镜头聚焦在抗战胜利后的上海。代价惨重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作为金融中心的大上海并未在胜利的曙光下重焕生机,前途未卜的国内政治局势以及飞涨的物价让这里的民众迎来新的磨难。供职于某贸易公司的普通职员胡智清和贤惠勤劳的妻子蓝又兰、可爱的女儿妮妮过着还算殷实的生活。但随着时局日益动荡,智清一家的生计渐渐变得局促起来,偏偏老母亲又带着弟弟春生从农村赶来上海投靠。吃穿用度愈加紧张的同时,婆媳间固有的战争也让智清愁坏了头脑。胡的老板钱剑如头脑机灵,擅长钻营,他昧着良心在此期间投机倒把,因嫌智清碍事而将这位同乡兼同学开除,使智清一家顿陷绝境。影片描写了三类人物:以钱剑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以胡智清为代表的小市民阶层和以小赵、阿珍为代表的工人劳动群众。通过胡智清一家的遭遇,揭示了战后时期千家万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生活,具有尖锐的批判精神。阳翰笙和沈浮在这部影片中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没有任何的夸张和技巧卖弄,整个影片朴素无华,具有强烈的生活实感;表现是含蓄的,而含义又是深刻的,这一切都构成了影片独特的素描般的艺术风格。影片展示了动荡不安的大时代背景下,千千万万中国人悲惨命运的缩影。
  从“艺华”到“昆仑”,纵观阳翰笙在电影界所做的工作及实践,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巨大影响。首先,作为电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阳翰笙为各公司输送了一大批编剧、导演、演员和其他从业人员,团结了朋友,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如沈西苓、王莹、艾霞、胡萍、陈凝秋、周伯勋、郑君里、舒绣文、魏鹤龄、司徒慧敏、周达明等,都是这时分别参加到艺华和昆仑去的;其次,阳翰笙电影创作上承“五四”的“平民文学”精神,下启延安的工农兵文艺传统,阳翰笙的电影实践主动配合、积极宣传党在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表现出一种高度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因此,他的这些作品拍成影片后,切合政治形势的需要,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的心理要求,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最后,下大力气抓电影影评。利用各种报纸副刊办影评园地,批评坏片和错误、反动言论,为进步影片和理论鸣锣开道,对读者和观众起正确的导向作用。
  总之,从1932年阳翰笙进入电影界到1947年建立起党领导的民营电影制片厂,是党领导电影的胜利,是一批电影人披荆斩棘的结果。在左翼电影运动开拓者的英名中,阳翰笙以其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及优秀的电影作品被显赫地镌刻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
  (作者单位:山东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