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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翰笙剧作集》阅读札记

孙卓

  
  在1982年出版的《阳翰笙剧作集》自序中,作者阳翰笙形容自己的戏剧创作为“长自石缝”的作品。除新中国成立后的《三人行》外,剧作集收录的6部作品,都创作于解放前国统区的环境里,严格的审查环境,激烈的思想文化斗争,紧张的创作时间自然为剧本创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从阳翰笙第一部戏剧作品——创作于1936年的《前夜》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人行》,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动荡与转折,多重矛盾激烈交织,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时代土壤。在鲜活的创作素材和紧张的政治诉求面前,如何叙述革命,如何传递政治寓言,如何启迪民众召唤共识共信,成为阳翰笙剧作探索的方向。
  在他的多部作品中,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民众基础,社会政治的思考孕育在传统的伦理叙事中,“家庭”以及由其延伸的“社会组织”成为外部宏大叙事的重要载体。其中,“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冲突、碰撞、融合,赋予了戏剧故事以巨大张力和丰富内涵,成为了隐含在作品中的重要思想脉络。对作者这一创作特点的窥探,也将为我们理解文学大众化提供一个切口。
  家国一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融
  在阳翰笙戏剧作品的代表作之一《草莽英雄》的创作过程中,阳翰笙曾对剧中人物陈三妹手刃杀兄仇人后的情状一度做了改动。开始时,三妹杀了仇人李成华后是狂笑着出场的,而经过修改后,她的态度“沉缓”,声音也变得“低沉”,“断断续续地自语着”。阳翰笙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意思是要描绘她在深仇已报、经过一度痛快的狂喜之后,心里却又慢慢地悲苦起来了”。这份改动不仅凝结着作者对人性深处的挖掘和体悟,更提高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草莽英雄》所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夜,四川保路同志会反对满清政府的斗争。陈三妹的“家仇”有着一定的历史意义。她的哥哥是同盟会成员,在川南革命活动中被杀害,逮捕他的人就是时任当地团防总局长的地主李成华。陈三妹的家庭悲剧的制造者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还有背后的腐败黑暗的政府、贪婪狠毒的地主阶级。杀掉一个人并不能化解三妹心中的苦楚,也不能拯救更多像三妹一样的苦命人,在三妹悲苦的回味中将孕育出一种新的力量,带领她走出家庭与个人的哀乐,成长为剧作中像“唐彬贤”一样的革命者,为民族与更多人的幸福做出抗争。“家国一体”是中国传统伦理秩序中的重要特点之一,《草莽英雄》从这一民间自发的保路运动中,寻找到了“国仇”“家恨”的重要关联,从而引发民众更深层的认同。
  相较以革命的旨归为其目标,以一切有利于实现革命的目的和行为为“善”的“革命伦理”,“家族伦理”往往容易出现妥协和犹疑,只有在以“报恩复仇”的道德要求、“尽忠尽孝”的伦理精神为支撑时,二者才能在目标、信念、价值取向上取得完全一致,传统伦理资源赋予革命以合法性的群众基础,有效地聚拢民心民意。
  这一点在描写朝鲜“三一”独立运动的作品《槿花之歌》中有充分的体现。朝鲜人崔老太太一家的四个儿子,三个都以不同的方式为国捐躯,最后一个也仍不得归家,在白山黑水中经历恶劣环境、残酷战争的考验,随时准备为复国运动贡献自己。这一剧作根据作者的朝鲜族朋友李君的真实故事改编,在《槿花之歌》题记中作者写道,经历了“三一”运动的金奎光先生在听过剧本内容时,有这样一番感叹,这不是朝鲜一家一姓的故事,简直可以说是朝鲜十分之七八的“革命之家”的普遍故事。这个故事对于中国的读者和观众来说也并不陌生。“忠烈满门”的杨家将式的故事一直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将这一新时代的“革命伦理”的故事装载于“民族主义原型”的传统叙事中,更易获得民众的精神共鸣。
  在前线或在后方战争中牺牲的孩子、生离死别中悲痛的母亲与妻儿、压抑的政治环境与艰苦的生存境况、一次次被镇压又觉醒的民族解放抗争,这个朝鲜崔氏家族的故事所具有的共享性符号背负着被压迫民族的集体经验与历史记忆,因而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个人往事成为了民族的过往,家族故事也成为了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故事”。背负着民族苦难、家庭仇恨走向战场的主人公,唤醒了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也必将获得民众的全身心的支持与理解。
  冲突错置——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重构
  《两面人》和《三人行》是作者两部意味深长的作品。这里的数字所指向的意涵很值得玩味。“两面人”指的是抗战时期民族资本家祝茗斋,他一方面痛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支持抗战,一方面舍不得自己的万亩茶园,私下里与亲敌分子商贸往来。在两面逢迎中,他疲惫不堪,吃尽苦头,最终放下包袱,走向革命。这里的“两面”背后的实质实际上是“家族伦理”所支持的财产保障、务实政治主张,与“革命伦理”的矛盾。而《三人行》创作于1958年,记录的是土地改革期间三位地质学者的思想冲突、成长变化。赵文浒所代表的“革命伦理”最终战胜了落后分子石人俊的“家族伦理”,阶级情感战胜了血缘亲情,也带动了在中间阶段摇摆的吴思贤的蜕变与成长。两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份——民族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都颇有深意,他们正是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家族伦理秩序的拥趸者,现实的冲突、残酷的代价让他们获得觉醒,从而明白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紧密联系,获悉革命的意义所在。
  阳翰笙剧作在展现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貌的挖掘,塞外风光、巴山蜀水赋予作品独特的审美体验。而这些异域风景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作者借这些山水所孕育的那些叛逆、勇敢的美丽女性之口,展现了当地民俗的开放与自由,这一方面应和了人性解放的启蒙精神,一方面拓展了“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探讨半径。
  《塞上风云》的金花儿是一位美丽泼辣的蒙古族姑娘。她和她的蒙古族同胞们,“风来了不怕,雪来了硬挡,野狼来了就要去追打,黄羊来了也要去捉捕”。在追求爱情上,她大胆勇敢,热情表白,被人拒绝了也并不气馁难过,与传统意义上的“娇滴滴”的女性形象截然不同。但就是这样一个女性也受到了“家族伦理”的束缚。她的母亲面对天灾人祸,只会一味求佛,上了由日本兵假扮的佛爷的当。每当金花儿对此提出质疑,对日本兵的侵略行径、对王爷的压榨迫害表现出不满时,母亲难过的目光和担心的面容、悠久的宗教传统都让她妥协与让步。最后,金花儿死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手中,她的热血也终于惊醒了被日本安抚政策蒙骗的蒙古族同胞。剧中主人公丁世雄在面对灾祸时的感慨极富号召力,“他妈的!这还成一个世界吗!咱们要是再不起来,是休想活下去了。”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梁漱溟语),“家族伦理”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在生存的主题下,“家族伦理”必须让位于“革命伦理”。
  与敢爱敢恨的金花儿异曲同工,《天国春秋》中的太平天国女将洪宣娇也是一位浓墨重彩、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作为悲剧故事的重要推动者,她的嫉妒、偏执和轻信间接导致了天国的内乱。但作者显然对她一直心存怜悯,她爽朗活泼的性格、打仗时“不顾死活地冲在男人前头”的英勇事迹,和她的犹疑与忏悔都令读者与观众很难对她生出憎恶之情。洪宣娇犯下弥天大错的深层原因在于她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之间的纠缠错位。她对杨秀清的手足之情令她无法容忍杨对“外人”傅善祥的倚重赞美,“家族伦理”错置于“革命伦理”之上,最后导致了悲剧的诞生。
  在看过《草莽英雄》后,郭沫若等人都对罗选青、罗大嫂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塑造高度评价。作为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夫妇,他们一副柔肠侠骨,热情、能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两人的性格与山区的独特民俗风情相映成辉。保路会成员朱九一出场,手中就“拿着一张紧卷着的虎皮”。陈三妹颇为潇洒的对革命者唐彬贤介绍当地的风俗,“那有什么怕头呢!老虎、豹子要是一碰到我们这儿的人,那它可就休想活了!”唐将此地人的特别气质形容为“豪气、义气、英雄气”。他们快意恩仇的性格虽似突破了儒家传统的“家族伦理”,但其对个人恩情的不成熟处理方式,仍是“仁”“孝”观念在社会层面的体现。放走因一直对罗选青心存忌惮而屡屡伸出援手的清朝官员王云路,是保路运动失败的导火索,也是导致罗选青被杀害的主要原因。保路运动的局限性即在于他们的出发点仍是一时一地的权益、个人化的恩怨情仇,容易盲目轻信。革命者唐彬贤与他们的不同就在于,拥有“革命伦理”的“浩然正气”,这使他们显示出更冷静的忧患意识,更理性的全局眼光。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1927年的国共分裂到1950年的土地改革,从反映高层政治矛盾到普及民间教育,《阳翰笙剧作集》以敏锐的时代目光见证了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多个重大历史节点中做出了自己的政治判断,为聚拢民心、推动共识,发挥了重要的文学社会功用。“每天日夜两场,连续演出七十多场,盛况不衰”,“观众席中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作品集的后记中,阳翰笙对每场戏剧在观众中的热烈反响做了详细的记录。由于特殊的创作背景,剧作集中的多部作品都有鲜明的政治映射。而剥离开这层政治外衣,“家族伦理”与“革命伦理”的冲突融合则成为贯穿其中的思想主线。它推动了情节发展,带来矛盾、冲突,也带来情感与故事的高潮。对这一线索的理解与体悟,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学创作的价值产生新的思考,也为我们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带来启发。
  (作者单位:《民族文学》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