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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胡适文学研究述评

沈卫威

  胡适是属于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五四”时代。历史赋予了他民族思想文化启蒙、文学革命的重任,时代提供了他“登高而招”、“顺风而呼”的文化——心理背景。1917年,年仅26岁的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倡白话新文学,同时进入“革命阵营”《新青年》编辑部,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积极参与和领导了当时新文化启蒙运动,并由此“暴得大名”,受用终生。
  
  作为个体的胡适,时代把他抛向社会,他便不仅仅作为个体的存在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而存在。而这历史现象的外化形态又是多方面的:哲学、文学、历史、宗教、教育……并使他成为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就文学而言,是他发动白话文运动、倡导并尝试新文学创作,同时还开辟了一条研究古典文学的新路,使语言和文学在参与新文化建设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作为一项学术工作的胡适研究,已有70多年的历史,并随胡适个人的沉浮而在各个历史时期显示着不同的面貌。新时期的胡适文学研究是整体的胡适研究的一部分,它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性,并相应地呈三个板块的整合。
  
  新时期的胡适文学研究开始于1979年春。经历了50年代大规模的讨伐,在学术界沉寂了多年的胡适研究,带着严冬刚过去的余寒,复苏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春风里,并以不同于以往的历史面目出现在学术界。率先从文学上给胡适以“历史新面目”的是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年第1期上的《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接着便是与前者题目近似、内容相同、视角相似的几篇专题论文。
  
  因为这一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尊重历史是研究者共同的文化心理。通过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的审视,肯定他积极的作用,并指出他消极的一面,是这一批文章的特点。但字里行间,也显露出研究者心有余悸及手中之笔的吝啬。随后,胡适文学研究的文章逐渐增多,研究也就逐步深化。胡适的新文学理论,是这些年研究的重心,它随着对胡适这一历史现象的整体研究的进展而进展,即一方面逐渐超越了对胡适的新文学理论提出、过程、背景、文论本身表层的考察,然后概括其作用和贡献的线性、平面的一般“评价”,开始注意具体的实质性的“价值”本身;一方面又从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跳出,从文学走向文化。
  
  “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是胡适文学理论的核心,并左右他一生的文学活动。最能体现这一理论的纲领性文论是他的发难之作《文学改良刍议》。结胎于异邦他乡的“文学革命”论之所以在本民族的土地上降生,其时运和机遇当然是取决于陈独秀和《新青年》。研究者在梳理胡适与陈独秀及《新青年》的关系上,把握了胡适首举“义旗”、“发难”的外在因素以及所起的“质变”的催化作用,指出‘‘‘五四”前期陈独秀和他主持的《新青年》充当了摇撼中国几千年旧文化的支点。作为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要唤醒国民酣睡的灵魂,文学为首要之号角和最有力的工具。因此,陈独秀和《新青年》成了胡适文学革命理论降生的阵痛,即历史、时代的机遇,使胡适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开路先锋。
  
  那么,胡适关于白话文学的理论主张,在美国与朋友讨论中一直用“革命”二字,为何“义旗”在国内打出后却变成了“改良”,同时态度相对于激进的陈独秀而显得软弱、温和、持重了呢?较早一段时间的一些评论文章当触及这个问题时,多是有一个先验的理念模式,拿胡适与陈独秀、鲁迅简单地类比,进而得出胡适属于妥协的改良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甚至以“改良”对抗陈独秀“革命”的结论。当然这其中有胡适后来走上改良主义者的道路、反对革命的因素。但就“五四”前期胡适新文学理论而言,简单地下这样的结论,则是不符合实际的。文学象一条连绵不断的河流,不是可以一刀两断的,采取政治性革命手段,并不能完全解决文学上所有的问题。文学上的理论问题需要讨论,需要研究,也需要时间检验,而非政治家的政治革命手段所能解决的。建国后的一些学术问题(如对“新红学”的批判)的政治手段解决法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倒会给我们认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以一定的启示。更何况胡适提出的文学革命主张和由此勃兴的白话文运动,随历史的急剧发展变化,没有象反对派所预示的那样,将如“春鸟秋蝉”,“自鸣自息”,反倒由五四学生运动推波助澜,揭开了现代文学史新的一页。这虽为胡适所未料,但又在历史发展的必然之中。对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来说,陈独秀的“激进”是一种革命,胡适的“温和”同样也是一种革命。二者刚柔相济,并不是两极对立的存在。至于对胡适为何用“改良”而不用“革命”的字面意义上的现象还原;这涉及他的个性心理。胡适生性宽容,一向处世谨慎,但在1915年中日关系紧张时发表了一封有伤爱国留学生反目心理的“公开信”,结果招致多方面的围攻、责骂,臭了他当时在美留学生中已取得的好名。这次发动“文学革命”,虽然胸有成竹,值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声中,他吸取了‘‘公开信”的教训,胆子小了,态度也变得谦虚、温良了。同时在“文学革命”理论的酝酿讨论过程中,他始终孤军奋战,力单势弱,所以“革命”的“义旗”在国内打起时,摺牌换成了“改良”,但内容并没有改换。这一看法,尽管不能满足对这一问题的结论性解决的要求,但它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和一种不同于一般简单表面的政治解析的解释。
  
  从胡适与“五四”新文学运动这一相对狭小的圈子里走出,将胡适的文学理论放置在近、现代文学观念变迁的历史长河中作纵向、运动性考察,是这几年胡适文学理论研究的又一特点。从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一些进步人士为了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要求政治改革的同时,提出了改革文学的主张。他们要求冲破文言文的束缚,“求一简易之法”、“我手写我口”、“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并相继发动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倡导“新文体”,但都没有明确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更没有象胡适那样有一个自觉、鲜明、积极的“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作指导。然而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主张,虽然没有胡适的成功,没有产生胡适那样的历史性变革和影响,但他们促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学观念的变迁(量变),为胡适的文学革命(质变)准备了必要的背景和一定的条件。同时从这二认识基点出发,还可以看出,即使没有胡适首举“义旗”,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及大规模的白话文运动迟早也会到来,只是时间不会是1917年罢了。
  
  在胡适文学理论的研究中,不论是对他的发难之作,还是对他的观念、建设性文论,审视一下其理论提出的过程、背景、态度及文论本身,然后肯定其作用、贡献,并指出局限和不足是比较容易的。但这只是“显现”的浅层次上的研究,同时也是前五六年胡适文论研究的特点。近几年的胡适文论研究没有停滞在这一显而易见的“有形”的浅层次上,因为对象本身远不是那么简单。近两三年的胡适文论研究便在开掘“潜隐”层次上作了一定的探索,即注重探索胡适文论的源渊和理论本身的内在关系。.
  
  关于胡适文学理论“八不主义”的渊源,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大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说它继承了中国古典文论,特别是受公安派的影响,进而认为白话文运动的源头在明末公安派;一是说这是胡适在美国直接受本世纪初意象派诗论的启发,受源于意象派。就前一看法而言,最先持此说者为周作人。在30年代初,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文学新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精神”是相同的。近几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多是批判继承了周作人的观点。研究者拿胡适的“八不主义”与公安派袁宏道写给江盈科,丘长儒等人的尺牍,以及《雪涛阁集序》、《序小修诗》等篇对比;拿出胡适本人在《尝试集·自序》中的话。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作证据,认为这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所说的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_个历史进化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胡适文学理论.的源头在公安派。
  
  当然研究者并没有停留在这一层面上,不是印证性求同,而是超越了前人,在肯定胡适文论的源头在公安派的同时,还进行了“异质”的比较,指出无论胡适的文学理论与袁宏道的理论如何相似,但并不是象周作人所说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精神”的完全相同。公安派所倡导的文学运动绝不是一个白话文运动。他们同中有异,异恰恰就在“根本方向”和“根本精神”,即“改良派”与“革命派”之别。如果片面地强调同,而忽略基本上的异,这样的结果是不当地夸大了公安派的成就,而无意之中也就贬损了胡适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
  
  胡适文学理论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是相当薄弱的一环。当然这除了一般研究者的视野和语言障碍的因素外,还因为我们对一体化的“世界文学”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前些年闭关镇国,拒其他主义的文学于门外,导致一代研究者的外国文学知识先天不足与后天不补。同时研究一体化的“世界文学”较为有效的观念、方法“比较文学”,在我国还只是刚刚起步。从胡适与外国文学这一大的研究格局上探讨“八不主义”与意象派的关系,寻求胡适文论的外来影响的研究成果为数不多。专门性的文章虽少,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即认为胡适的“八不主义”受源于意象派的“六戒”。研究者从胡适的具体著述和在美留学时的文学活动上寻求证据,指出他当‘时不仅读了意象派的诗、诗论,还翻译了意象派诗人蒂丝黛雅的《屋顶上》(译成中文为《关不住了》,后收入《尝试集》),从报纸上剪下《意象派宣言》的六大信条(“六戒”)贴在自己的日记里,进而得出结论,说胡适的新诗、新文学理论,受过意象派的影响,他的“八事”(“八不主义”)有着意象派宣言的影子,其《谈新诗》一文所强调的自由形式和用的具体手法、意见更和意象派宣言“相似”。当然,关于“八不主义”是受意象派的影响,进而得出新文学的导火线在外国而不在中国的看法也不始于近年。早在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酝酿讨论时期,梅光迪就写信给他,说他的主张是剽窃欧美的新潮(指意象派)以哄国人。后来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文中说意象派的影响是“五四”白话文运动韵导火线,1935年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申引了梁实秋的话。更强化了此说。尔后多年,随着抗战、内战及建国后大规模魄批胡,这条不自觉的研究路子中断了。也就在我们的文学研究者或被蒙上双眼,或低头看现实,看现在的政治斗争,并为之服务时,海外对这一问题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方志彤、周策纵、夏志清、罗青,王润华、相浦呆、釜屋修等也都认为胡适对文学革命的见解,明显受过意象派的影响。但今天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不是炒剩饭,因为它不仅是显示了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对胡适文学理论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它预示和显示着大陆的胡适文学研究正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一体化研究相融合,体现着研究者对此认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被动到主动。
  
  在胡适文论探源时,研究者大都注意到了胡适自己否定当时受意象派影响的话,即在《尝试集·自序》中所说的“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在这里我们应当看到胡适的这种“不承认”有客观的和他自身的心理因素。从意象派诗人一方面讲,世纪初时他们在美国的地位还没有被肯定。学院派批评家多数还将他们挡在大学之外。从胡适自己来说,梅光迪、胡先驌为反对白话文学都斥责他的文学理论是剽窃意象派的。胡适因此也就不能借意象派诗人来为白话文运动支撑门面,只好说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现在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是继承传统。这种“不承认”本身,有着回击梅光迪、胡先驌反对白话文运动的一重更为现实的意义,但同时也有着混淆研究者视听,影响学术研究的不利因素。对此有的研究者采用“平行比较”,将中外二者联系起来看,认为“八不主义”是中外文论的“汇流”,是胡适刨造性的“聚化”。胡适的文学革命理论一“白话文学观”是他对中国文学史长期思考的结果,并顺应了世界文学历史的发展潮流,1910年以后意象派诗论的影响,只不过是胡适为了适应中国文学现代化,即与世界文学同步的某种启发的取得而已。这样说同时也与胡适在剪贴《意象派宣言》的“六戒”后所写下的日记“此派所主张,与我所主张多相似之处”相符合。因为在得到这种启示的时候,他对改革中国文学已有所思考,那敏锐的感受力、广博的学识,使他在中途无意识地抓住了美国诗界的动向。从另一面讲,当胡适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根据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和文坛现状议论文学改革时,意象派庞德等诗人的活动“流入”到了他们议论的漩涡之中。中外汇流后,胡适将其创造性地聚化为《文学改良刍议》。不论是说胡适对意象派主张的吸收,还是说意象派主张对胡适思想的流入,“六戒”对“八不主义”不是单线、单质的直接影响,而是和胡适从中国文学传统(白话文学的流向)中提取应吸收的东西这一侧面相重叠后,被胡适聚化成自己的东西。从更高层次上看,胡适和美国20世纪初的意象派诗人文学运动的接触,超乎具体的个人意义的客观事实的接触,中外文论的最新流向在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中交汇、聚化,这充分证明了“五四”新文学与世界各地涌现出来的新文学现代思潮是相关联的,既体现了中国“五四”新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意义,也体现出中国文学自“五四”新文学起,真正走向世界、与世界文学一体化认同,与世界文学的总体走向同步这一文学现代意义上的价值。
  
  胡适文学理论本身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同时存在着争议、分歧的一个焦点是所谓的“文学形式革命”问题。多少年来,许多人一直就事论事,认为胡适的文学主张只是“形式改革”,“是在文学形式上兜圈子”,是“形式主义”。其“目的就是使文学革命不去触动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学的根基”。产生以上结论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观念的僵化,也就是遵从传统文艺理论教科书所说的“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信条,将二者对立起来看胡适;二是胡适30年代因政治的原因,在几篇文章中都说自己“五四”时期注重的是形式的变革,文学革命只是一次“工具革命”;三是和陈独秀、鲁迅作简单类比,乃至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一二对胡适后来落伍、反共的愤慨和痛恨。可是,近几年的研究者没有囿于成见和政治的樊篱,并没有因正视胡适的“文学形式革命”而束缚自己的思维和视野,进而贬低胡适发动白话文学运动的历史价值。相反地,在正视并摆脱上述不利因素之后,跳出内容和形式关系这种单一认识模式,也跳出问题本身,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来审视,视白话文运动为一场空前的语言革命、历史性的思想启蒙,并首先肯定“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是语言形式——思想外壳。因为在“五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式的变革成了内容革命的关键,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能达到目的。胡适正是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然后由文学形式革命进入新内容新精神层次上的革命。白话文运动带来的确乎远不只是文学形式甚至也不只是文学新精神韵变革,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也就是说,胡适从“八不主义”到“国语”建设,是把文学革命提到一场全民族的国语运动上来认识的,使这场伟大变革从理论上同整个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的革命联系起来,而且它还连接着当时的广大民众,成为一场民众的语言革命运动。因此胡适的文学形式革命的主张,只有发展到这一顶点,历史托付给他的重任才能完成;只有发展到这一顶点,文学形式革命的深刻历史内涵才能充分显示出来,也只有达到这一顶点,形式革命才可能与文学内容革命,甚至思想、政治革命的历史焦点汇聚起来,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包含巨大历史内容的革命首先表现为一种语言形式的革命。因为当时是整个新文化启蒙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携手同行的时代,新思想、新内容,需要白话文作为它的必要载体。文学形式革命的结果极大地加速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宣传鼓动力量和社会影响,也极大地帮助了学生爱国救亡运动与民众的大联合。从这一视角看“文学形式革命”,自然比纠缠在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上更具有认识价值和说服力。这是一种在所谓的研究对象而非对象本身这一意义上把握胡适的“文学形式革命”。
  
  也有的研究者借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和“南社”诸诗人的创作来透视胡适的文学形式革命。这一视角本是研究者常用的,但目的不同,以前的研究者借胡适与鲁迅对比,是要为自己的“胡适属形式论者,只在形式上兜圈子,甚至借形式改革对抗内容革命;而鲁迅才是真正的内容上的革命”这一观点服务的。但近年的研究者一反上述的思维定式,用鲁迅反正胡适,认为鲁迅1906一1907的文学活动是晚清第二次文学革命——未能成为运动的运动。其失败的最根本原因之一,是他们(周作人)忽视了语言,即文学形式的改新,论文、译文都是艰深古奥,难以被知识界接受,更难以传布于普通国人(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而后来,胡适发动白话文运动,首先变革文学的形式,即找到了语言的突破口,鲁迅才可能借这种变革了的语言形式表达他的思想、情感,即通过文学形式革命达到他的内容革命的目的。鲁迅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他吸取了1906—1907年那次文学运动失败——未能意识到文学形式变革——的教训,在于他得到胡适首倡的文学的新工具以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创作实践,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标志着文学革命的成功。而“南社”诸诗人文学上的不成功,忽视语言形式革命,则是致命的一点。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胡适的小说理论只有《论短篇小说》一篇,加上它本身比较单薄,所以研究也就较少。至于他的戏剧理论却有着丰富的内容。他最先指出中国戏剧多为“说谎文学”——大团圆、鬼神迷信等瞒和骗的模式充斥,最缺乏悲剧的观念和不讲经济手法,并对此进行了切中肯綮的解剖、批判,表现了他对沉淀在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心理上的创作模式和于现实麻木的不满。这是他那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对旧文学客观上起麻醉人民群众作用的普遍的反感,也是他在主张思想解放过程中,对文学应具有真实地反映生活、叫人感动、引人觉醒、使人反省的社会作用的呼唤,同时这也是胡适等文学革命的先驱者倡导的“活的文学”和“人的文学”——新文学的立足点。然而,目前对此研究虽然不能说是空白,但除了空泛地介绍,或简单地平面上的扫描外,至少可以说尚未出现专门的切切实实的研究文章。
  
  胡适常讲,对于新文学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才会感到“知难行不易”。新文学创作是和他的文学理论紧密相连的,尤其是诗创造,最能体现他的文学观。胡适一生结集的诗作有《尝试集》和《尝试后集》。而后者由于在海外出版,大陆知者不多,研究更谈不上了。因此,对胡适诗作的研究,主要是指《尝试集》。
  
  重新评价《尝试集》主要集中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个学术界整体上的拨乱反正时期。在那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中,研究者带着一种重新估价一切的行为心理,走进这个曾经是“禁区”的地域,以极大的热情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于是,《尝试集》也就从一度被全盘否定的境况中走出,抖去历史的浮尘,获得了一个新的面目。虽然研究模式不外乎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影响和历史价值、局限和不足四大板块,但其中一些见解毕竟是得之不易:(1)它渗透着民主主义思想,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五四”时期社会生活和斗争,与当时思想启蒙运动在总的历史趋向上步调是一致的。诗歌的反封建精神、爱国主义情感、歌颂爱情、向往自由、乐观进取的个性解放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五四”的时代精神;(2)在诗体饵放、诗的音韵节奏和语言方面虽然带有“缠脚时代”的特点,但它是和胡适的理论相呼应的。它首先带给文坛的是一种新精神,给写作者的是一种尝试的勇气和行为规范。同时,它提供了前人所没有提供的东西,促进了新诗的理论研究,给后人以启迪和教训;(3)它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其历史价值大于它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价值;(4)它的局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胡适是旧诗到新诗的一个中间物,中间物有其自身的历史悲剧:与旧的尚未完全剥离,对新的还在摸索、探寻。
  
  从重新评价《尝试集》开始,研究也就相应地出现了重大分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尝试集》与《女神》的地位与关系问题上,即“谁是第一”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谁先写白话诗问题。持《尝试集》为第一部新诗集之见者为多;但持《女神》为第一部新诗集之论者则认为胡适在新诗发展史上起过拓荒、奠基、开创作用的说法不科学,他是旧时代的结束者,并非新时代的开劬者。《尝试集》的作用只是告诉国粹派文人,用白话同样可以写出诗词,而其影响在文言与白话之争过去后也就宣告结束。“五四”高潮过后,谁也没有再写象《尝试集》中那样的诗,没有人步他的后尘。同时也找不到一个受《尝试集》影响而成长起来的诗人。所以说《尝试集》只是“文学改良”或“革新”的产物,而《女神》才是“革命”的产儿。《尝试集》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作者始终没有从资产阶级立场向前跨进一步,因此它反映的内容,仍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把它说成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未免过誉。只有《女神》才配称“新”,配称。第一”。它的‘‘新”即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这种分歧有来自研究者思想观念、视角、尺度、参照系、感情等方面的原因。
  
  有分歧、争议并不是坏事,因为它的另一面是能够吸引研究者向深度开掘,推动研究的进展。于是又出现了两者的比较研究,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新诗的基石和丰碑——两者各有各自的地位和价值,不能用一部作品去代替另一部,更不能从一方去抹杀或贬低另一方。《尝试集》出版最早,是新诗史上的“第一部新诗集”,这是历史事实,而《女神》则是新诗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前者是起点、开端,后者则是第一次丰收。前者所提出并进行尝试的新诗革命问题,在后者那里得到了实现,而且远远超出了前者。
  
  近几年,随着《尝试集》、《女神》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谁先写新诗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在此之前,胡适说自己是最先写新诗的人,后来学术界也大都依胡适之说,并以《新青年》上所发胡适的诗作印证,于是胡适为做新诗的第一人便成定说。事实上,胡适是第一个“尝试”新诗者,时间在1916年7月,但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与其同时的还有一个郭沫若,时间也是1916年(夏秋之交和安娜恋爱时做的诗)。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胡适、郭沫若分别在美国、日本,两人并无联系,竟同时写作白话新诗,这说明白话新诗的出世。乃是新潮所趋,人心所向。时代和诗歌发展的内部规律是促进白话新诗产生的决定力量。可以说中国新诗仿佛是一条河流,发源于胡、郭两条细流,至《尝试集》、《女神》问世后,这条河才开始澎湃激扬,流觞漫野。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
  是,胡适、郭沫若两人虽同时写诗于1916年,但刊登出的时间却不一样,胡适的白活新诗最早刊于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号。而郭沫若最早写的诗,则迟至《女神》问世后才与读者见面。
  
  上面所提到的关于《尝试集》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属于“外部研究”。至今为止,国内还未出现几篇确有独到见地、有份量的关于《尝试集》的“内部研究”或称“文本研究”的文章。尽管已有人开始注意“析新诗的染色体”、剖析和阐释《尝试集》的语言机制和作者的“情结”等,但仍显得简单、空泛。因此,在这方面尚有待新的突破和提高。
  
  反对中国的旧戏,提倡戏剧改革,这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和当时的反封建斗争、思想启蒙紧密相连。这方面.胡适身体力行,除理论的倡导、译介外,还写了现代话剧史上第一部白话独幕剧《终身大事》。就此剧作来说,虽然简单,但它对中国的读者和观众来说却是一种全新的东西,而且超乎文学、戏剧本身,汇入当时个性解放、妇女解放运动的洪流,成为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对它的认识,研究者除了概括其具有“揭露了封建迷信活动的欺骗性,谴责了中国风俗和封建宗法制度的落后性和残忍性,强调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思想内容和“构思巧妙,剧情紧凑简洁,而又不失其波澜起伏,跌宕有致,人物形象鲜明”等艺术特性外,更注意把它放置在“五四”大的文化背景下考察,与胡适的戏剧改良理论,与他倡导的“易卜生主义”,与他同代启蒙思想家发动的妇女解放、个性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认识这一剧作。这样它的认识价值已不单纯是文学意义上的了。至于《终身大事》的外来影响、与《娜拉》(《玩偶之家》)的关系,乃至对它以前的话剧传播、戏剧改良等历史背景的考察,目前研究成果尚少,认识上的分歧也相对较少。
  
  “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因而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所以,他们确实要求思想活跃、思想开放,这是发散式思想家的特点,而且确实也只限于这些人”。胡适作为现代史上一个发散型的思想家、学者,其发散性思维活动不仅限于新文学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而且蔓延至古典文学研究。近年来学术界审视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都有意无意地注意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历史背景,即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是他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他乃至当时整个学术界“整理国故”的最宝贵收获,并同他的文化观、文学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整理国故在“五四”运动高潮中是作为革命派反对封建旧文化的一个革命战斗口号提出的,并由胡适发扬光大。因为有了胡适的系统倡导和身体力行,“整理国故”顿时成了一批知识分子迷狂的追求,并对保守的国粹主义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作为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并由此开创出一个学术“范式”。尤其是胡适所从事的小说考证和《白话文学史》的写作,为巩固新文学的成果,尤其是对白话为当今文学之正宗的观点,是一个强有的证明。他用现代史学、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使大批古典文学名著,经他之手而再生,并把这种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经学、史学平等的地位。尤其是《红楼梦》研究,开一代“新红学”之风。“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实践,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的历史性重构,并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础。他和大批学者最初的整理工作,清算了学术领域封建主义的东西,尤其是冲垮了旧学中的封建家法、师说,开辟了学术的新天地,也使胡适成为对中国现代学术界广有影响的人物。
  
  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把握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必须的。但研究者自身或多或少地也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对一个学者的研究,这里有双重的工作要做,既要把握胡适,更要把握胡适所研究的对象。因此就相对显示出一定的难度。这种“研究之研究”,和整体的胡适研究是相一致的,因此它也就毫不例外地经历了一个重新评价和进一步的认识深化的过程。多数重新评价文章,是对过去那种全盘否定的重新认识,即实事求是地估价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功绩和对现代学术的重大影响,指出他对古典文学思想内容的考察和评价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眼光和尺度;对艺术的认识用的是近代的文艺观念;研究方法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而且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决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伪科学”,因为它指导和帮助胡适的文学研究取得了前人所未有的成就。
  
  具体的《白话文学史》的研究一直很薄弱,专门的文章也很少,思维、观念、视角乃至行文语言都较新颖的要属《过去时代的“本文”》一篇。研究者从怀疑《白话文学史》过于象一部造出的历史而非记载下的历史的角度切入,指出精于考证的胡适当年无心在选题、立论以及概念的准确性上多作学问,全书的两大基本概念~白话文学与古文传统互相之间剥而不离,以至在界说作家作品时不无勉强之处。胡适在那近于虚构性叙事的结构、描绘及语调中,把“白话文学”树为全书的正面形象,而古文文学则是它的冤家对头,双方矛盾斗争。这里包含有胡适为配合“白话文运动”、巩固新文学成果的主要因素在内,即视白话文学为正宗,要把那曾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这是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象征性满足”,又是“五四”一代人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之一。从这一意义看,“白话文学”它实际上是参与了文化重构,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概念。因此《白话文学史》就具有它自身的“历史性”。等项对立并寻求极差是胡适对历史和文化的认识和重构方式,而这样做又出于他为历史的变革助威呐喊的目的。那个时代过去,这种所谓的“文学史”便失去了它的穿透力。这方面又显示着历史造就了“五四”一代人的悲壮,也规定了他们的思维阈限。
  
  随着对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全面再评价,一些具体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暴露了出来,并产生看法上的分歧也是必然的。其中有研究者都要碰到,而且无法回避的胡适研究古典文学的“目的”问题。正视胡适的小说考证是抬高小说的地位,使之升入正宗文学的殿堂,并将其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经学、吏学相平等的地位,同时给读者一点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以反对封建旧文学,打倒一切成见,为文学研究本身谋解放,这本是一种正视历史事实的求实态度,但却仍有人坚持成见,认为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引导青年钻进故纸堆、脱离和逃避现实政治斗争。依据的则是胡适后来的政治表现和他在《介绍我的思想》一文中的自白:“我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千言万语,也只是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其实在这里,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目的”有“本意”和变异了的“客观效果”的两重性。因为这种学术研究的“客观效果”有学术固有的历史效应——研究者当时寻求和要达到的“本意”,但往往在抛向社会后,会违背作者的“本意”——因政治等外在因素而发生变异。胡适是属于也代表着对政治“不介入过多,但也不是不介入”这一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对自己研究古典文学的“目的”的认识、反思,也会因某一时期自己和政治的远近,即“介入”的多少而有不同的看法。他当时置身子故纸堆里搞考证,对政治“介入”较少时,恐怕没有想到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抵制和反对马克思主义”,而更多的可能还是在寻求学术本身的价值,并使自己的价值对象化在这种学术研究上。当他后来对政治“介入”过多时,思想认识发生了相对倾斜,才会说出那段为研究学术的人厌恶的话,同时也玷污和贬低了自己最初的那些学术工作和价值,使他的这种研究工作的“目的”出现“客观效果”上的变异。但这种变异,决不是胡适最初的“目的”。
  
  再一个研究的热点,同时也容易引起意见分歧的是对胡适派“新红学”的评价及相关的“自叙传”说、“自然主义杰作”说的认识问题。比较多的人采用“历史的视角”,认为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在当时来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并由此开创了一个“新红学”派——把《红楼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即考证出作者曹雪芹的生平、家世,提出“自叙传”说,给索隐派旧红学以摧毁性的打击,带来了“红学”的一场革命。“自叙传”说虽然不够科学,但比起索隐派来说毕竟向真理跨了一步,从“自叙传”再向前迈进一步,就可以跨进真理的门槛。鲁迅正是从“自叙传”说向前跨了一步,他的“模特几”说既是对“自叙传”说的修正,又是对它的吸取和发展。“自然主义杰作”说在当时是对,《红楼梦》思想意义的比较接近的正确认识。而“自然主义”在“五四”时一直到30年代,我国文艺学界大都把它当作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的“新名”使用,意思是“忠实地表现人生”,而“更要注力于科学的精确性”,它“是由写实主义孕育而诞生的,继承写实主义的文艺原则。而复加以确切的解释”,“是比较夸张的、或更为透彻的写实主义”。胡适说《红楼梦》为自然主义杰作并不是贬低它,恰恰相反,是给它的极高肯定和赞扬。同时有的研究者认为“自叙传”说并没有什么错误,是有根据的,是可信的。它既符合作者对创作缘由和故事取材所作的说明,又有脂砚斋评注的有力依据,更符合创作上某些规律,并有许多大作家都承认自己的小说是“自叙传”作例证。因为胡适在结论中与“自叙传”说相应的有“将真事隐去”、“底本”、“影子”之说,这说明胡适的“自叙传”说是指文学,是虚的,而非实体的“自传”。“自叙传”只是文学术语,并且是由一些大作家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出的,并得到许多作家认同,胡适在研究上只是借用而已。
  
  但也有研究者采用“现实的视角”,认为“自叙传”说、“自然主义杰作”说是谬误,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仍未脱附会之嫌,不过说得比索隐派的三种附会更振振有词罢了。“自叙传”说与索隐派的附会可谓异曲同工,同样贬低了这部巨著的现实主义意义和艺术生命力。其谬误在于把文艺作品看成是生活的简单实录,甚至把艺术等同于生活,从而否定典型形象创造的客观社会意义,是形而上学和主观唯心论。
  
  结束语:思然后知不足
  胡适作为“五四”时代造就的一代“学人”,一位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中间物,继往开来的启蒙师,他倡导过“全面反传统”,并试图从学术上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性的重构,但与传统文化又有着天然的难以割舍的联系。以学识而言,荣获35个博士学位(其中34个为名誉学位),蜚声中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开史之文,第一本开史之诗,第一部开史之剧;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部哲学史、文学史、逻辑史、禅宗史(尽管多为断残之作)……开拓诸多领域,著作浩繁,同时又桃李满天下。对于这样一位纵贯现、当代中国历史,在思想、文学、学术、教育界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对其历史功绩与局限理应给予公允的评价。
  
  近年来对胡适的文学研究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对于他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相当寂寞,还没有打开局面,与复杂、庞大的对象相比,我们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胡适一生著作等身,可这几年,重印的只有几种。面对胡适这样一位发散型的、饱受中西文化双重熏陶而又复杂的人物,要想全面接近他、认识他,我们的不少研究者都会感到力不从心,会明显地感到自己知识结构、视野的局限。至今为止,关于他的传记有过3本,但完整成形的学术论著尚未问世(《胡适研究论稿》一书为几篇论文的结集),翔实的资料性的年谱也还在“难产”之中。
  
  检讨新时期关于胡适文学的研究,在成就之外,相当多的一部分文章固然存在有观念的老化与视野的狭窄,方法的陈旧与视角的单一等具体而又突出的问题,但思想认识上长期笼罩着的阴影未能彻底摆脱,政治与学术的缠绕,则是最根本的一点。胡适文学的研究作为一门发展着的学科,对它的研究拓展还将依赖于这些研究以外的因素,譬如政治的、历史的因素。虽然这些都非胡适文学研究本身,但对胡适文学研究又显得特别重要。如对50年代大规模的批判胡适及“新红学”派,政治运动影响学术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再认识,也还有待于研究者实事求是地去进行。但也正是如此,胡适的文学研究有待开掘、拓展的领域、内容才更多,任务也更艰巨,更需要有一定胆识、一定功力的研究者去从事。对此,我们抱以乐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