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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诗”的眼光读诗——论闻一多对古代诗歌的诠释

戴建业

  兼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闻一多,不仅在诗坛上留下了他那别具风味的歌吟,而且在学术界也留下了他深深的脚印。他在短短十几年的学者生涯中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而他逐渐形成的学术个性同样叫人着迷。本文不拟也不能全面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只试图通过阐述其诗歌研究的目的、方法与特征,勾勒出他既有清代朴学家的渊博严谨又富于现代诗人的想象激情这一独特的学术个性。
  
  一
  
  朱自清先生称闻一多“学者中藏诗人”[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一语道出了他理性与激情交融这一学术个性的特点。这一特点首先表现在他阐释诗歌的目的中——既求真也求美。
  
  闻一多认为《诗经》不只是确立了抒情诗作为“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诗歌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此后,在不变的主流中,文化随着时代的前行,在细节上曾多少发生过一些不同的花样。诗,它一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202页。]就《诗经》而言,它在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生活中只在较少的意义上才是审美的对象,而更主要的功能则是在扮演意识形态的角色,所以对《诗经》的诠释也往往不是探求其美学价值,主要是借解《诗经》来论政治,讲伦理,施教化。孔子便是对《诗经》有意误读的始作俑者,如他对《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阐释(《论语·学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页。],对《诗经·卫风·硕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讲解(《论语·八佾》)[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页。],对“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批评(《论语·子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3页。],都不是诠释诗而是“使用”诗——通过诗来进行道德说教。这对后来《诗经》和其他的诗歌诠释的影响至为深远,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的把它当文艺看呢?”[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56页。]与古人以说诗“求善”不同,闻一多提出自己要“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用诗的眼光读《诗经》”,并说自己诠释《诗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与“求美”。[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57页。]
  
  这些议论虽针对《诗经》而发,但它们揭示了闻一多诠释所有诗歌的企求和目的。闻先生不仅是“用‘诗’的眼光读《诗经》”,而且是在“用‘诗’的眼光读”所有的诗歌;何止是通过诠释《诗经》来“求真求美”,他全部诗歌研究又何尝不是在“求真求美”呢?
  
  “用‘诗’的眼光读诗”,首先是要求诗歌研究者不仅必须具有冷静的理性判断,还必须具备诗人的眼光,必须对诗具有细腻的感受能力,这样才能分辨各种诗歌风格上的细微差异;诗歌研究者不仅要有高度的理论修养,而且自身还必须具有“诗意”,这样才能与古代诗人“相遇”和交流。只有先有“‘诗’的眼光”才可能“用‘诗’的眼光”来研究古代的诗歌,才可能准确地把握古代诗歌艺术的真与美。
  
  “用‘诗’的眼光读诗”,其次是指必须将诗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绝不能将它“做了政治的课本”,用解诗来比附政治;也不能将诗当做理学讲章,借说诗来宣讲圣贤道理,这样会完全歪曲诗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不能像现代人那样将诗作为历史观的注脚,通过解诗来宣传社会历史观。总之,应该将诗作为诗来读。
  
  二
  
  他那理性与激情交融的学术个性也表现在他的学术理路和方法上。其“求真求美”的诠释学目的是建立在他关于诗歌有“意义”与“意味”之别这一认识前提上的。[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183页。]概略言之,诗中的“意义”相对于他所说的“真”而言,而“意味”则相对于他所说的“美”而言。为了求得古代诗歌中的“真”与“美”,他在《风诗类抄》中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学术理路:首先是通过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的角度“直探”诗歌的“本源”“意义”,再从诗歌“特有的技巧”把握诗歌特有的“意味”,最后从整体上以“串讲”的方式求得“全篇大义”。[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四,第7—8页。]闻先生认为“求真”是诠释古代诗歌的第一步,没有“真”也就没有“美”可言。由于特务的手枪中断了他的学术生命,他的古代诗歌诠释工作基本停留在“求真”的阶段,他早年的学生北大的著名学者季镇淮说:“总的看起来,闻先生的研究主要还在朴学阶段,尚未到文学阶段。”[季镇淮:《来之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朴学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揭示诗歌的“意义”。而对“意义”的把捉又分为三个阶段:文字校勘、音韵训诂和背景说明。他在《楚辞校补》中指出古诗难读的原因说:“(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资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文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者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有鉴于此,他给自己的古诗诠释“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序》卷二,第341页。]“校正文字”最为根本,它为后来的训诂诠释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文本,因而文字校勘是一切研究的基础。现在的学者大多瞧不起这种学问,甚至压根儿就没有把它当作学问,觉得对照各种版本的异同正误,是一种既无须思辨又不要才气的“笨功夫”。岂知作这种工作不仅必须严谨精细和周密审慎,而且更得有校雠学的造诣、深厚的功力及对文本的深刻理解,断不是随便什么笨汉就作得了这种“笨功夫”的。古代诗歌研究少了这层“笨功夫”,研究者就无法回到研究对象本身,就无法见到原来文本的“真面目”[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40页。],闻一多不惜投入大量的“笨功夫”来“校正文字”。看看他《楚辞校补》前面的《校引书目版本表》就可知他对于校勘是多么严肃认真,校勘时引用的书目是何其广博,“载录《楚辞》全篇诸书”8种,“杂引《楚辞》零句诸书”57种,所引用的版本也尽可能完备,包括从敦煌旧钞残卷、宋椠明刊一直到民国铅印。[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序》卷二,第347-352页。]文字校勘的操作过程更能见出闻一多的精审与敏锐。如屈原《离骚》中“皇览揆余初度兮”一句,一本为“皇览揆余于初度兮”,这句异文中到底有“于”对还是没有“于”对呢?我们来看看闻一多的取舍及其案语:“案当从一本补‘于’字。度即天体运行之宿度。躔度‘初度’谓天体运行纪数之开端。《离骚》用夏正,以日月俱入营室五度为天之初度,历家所谓‘天一元始,正月建寅’,‘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是矣。以‘摄提贞于孟陬’之年生,即以天之初度生。‘皇览揆余于初度’者,皇考据天之初度以观测余之禄命也。要之,初度以天言,不以人言。今本下脱‘于’字,则是以天之初度为人之初度,殊失其旨。”[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序》卷二,第355页。]仅此一例就可以看到闻先生丰富的历史天文知识和对文本的深刻理解,正是这种渊博的学识和精审的眼光保证了他文字校勘的学术价值。
  
  第二阶段的训诂释义最见闻一多功力的深湛。训诂释义的目的当然是“求真”,而他所求之“真”即诗歌文本的“意义”,在这一点上有别于传统的诗歌诠释。后者通常把诠释的焦点集中在“作者意图”上,“以意逆志”是用诠释者主观之“意”去揣度作者之“志”,这样往往置“文本意图”于不顾。闻一多所谓诗歌的“意义”主要是指“文本意图”,探讨诗歌的“意义”也就是重构“文本意图”,这从他对诗歌语言的训诂方式可以得到佐证。《诗新台鸿字说》是一篇缜密漂亮的考证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普遍的赞誉。全篇考释《诗经·邶风·新台》一诗里“鱼网之设,鸿则离之”一句中的“鸿”字。此字历来都被解为鸿鹄之鸿,注家和读者都习焉不察从未置疑。闻一多则从全诗的意脉连贯中对旧解提出疑问:“夫鸿者,乃高飞之大鸟,取鸿当以缯缴,不闻以网罗也,此其一……鸿但近水而栖,初非潜渊之物,鸿既不可入水,何由误挂于鱼网之中哉?此其二。抑更有进者,上文曰:‘燕婉之求,籧篨不鲜’,‘燕婉之求,籧篨不珍’,下文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籧篨戚施皆喻丑恶,则此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者,当亦以鱼喻美,鸿喻丑,故《传》释之曰‘言所得非所求也’。然而夷考载籍,从无以鸿为丑鸟也。”他完全是从上下文的联系和“文本意图”中推断出“鸿”决非如旧注所说的那样是鸿鹄之鸿。“鸿之为鸟,既不可以网取,又无由误入于鱼网之中,而以为丑恶之喻,尤大乖于情理,则《诗》之‘鸿’,其必别为一物,而非鸿鹄之鸿,尚可疑哉?”[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序》卷二,第201-202页。]“经他从正面反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蝦蟆。”[郭沫若:《闻一多全集》,《闻一多全集》卷一,第2页。]他考证出古人叫蝦蟆或蟾蜍为“苦蠪”,“苦蠪”正好就是“鸿”的切音,称“苦蠪”为“鸿”一如称窟窿为孔,更有力的证据是《淮南子·坠形篇》中“海闾生屈茏”一句屈茏这种草的别名也叫“鸿”,高诱注曰:“屈茏,游龙,鸿也。”闻先生的这一考证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全诗是说一个女子想嫁一位美男子却配了一个鸡胸驼背的丑丈夫,就像打鱼不料却捞取了一只癞蛤蟆。如果把“鸿”释为美丽的白天鹅,那么全诗就扞格难通,释鸿为癞蛤蟆诗意才畅通显豁。这只是他诗歌训诂中的一例,他的《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离骚解诂》、《匡斋尽牍》等训诂著作中精义迭出。郭沫若认为闻一多“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郭沫若:《闻一多全集》,《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页。]闻一多“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在丝毫的疑惑”。[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43页。]
  
  他把捉诗歌“意义”的第三项“课题”就是“带读者”到诗歌所产生的“时代”,重构文本产生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现象,即他所谓的“说明背景”。季镇淮称他的研究主要在“朴学阶段”,但他的学术眼光、学术思路和某些学术成就又超越了清代的朴学大师。清代朴学家严谨求实不尚空谈,但许多人的学术研究仅止于校勘辑佚、音韵训诂、名物考辨,因而容易流于饾饤琐碎,无法重构某一时代的文化背景,无法真正把捉到诗歌的“意义”。闻一多认为校勘辑佚和训诂考释只是准备性的工作,“校正文字”虽最基础但也“最下层”,它们只是停留在帮助读者“把每篇文字看懂”这一“最低限度”。[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39页。]他在学术眼界上高出于很多清代朴学家,在重构文本产生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氛围时他突破了朴学家死守章句的樊篱,为了探讨一首诗的“意义”,他经常引入精神分析和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如《诗经·芣苡》一诗,朱熹阐释其“意义”说:“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采此芣苡,而赋其事以相乐也。”[朱熹:《诗集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读者仍然不明白这些“无事”的“妇人”为什么不采其它香草偏要采芣苡“以相乐”?闻一多从考证芣苡的特征和功用入手,“古籍中凡提到芣苡,都说它有‘宜子’的功能”,由此他认为诗中的芣苡只是“一个allegory,包含着一种意义”,它“既是生命的仁子,那么采芣苡的习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而《芣苡》这首诗便是那种本能的呐喊了。”接着他又从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几千年前的“妇人”何以如此急切地盼望怀孕生子,何以“热烈地追逐着自身的毁灭,教她们为着‘秋实’,甘心毁弃了‘春华’”?因为在“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个人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为着他的种族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蕃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有生殖能力,她就可能被同宗的人贱视,被自己的男人休弃。诗中女子“采采芣苡”其所以如此热情和急切,既有“本能的引诱”,又加上“环境的鞭策”,她们“生子的欲望没有不强烈的”。[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46-347页。]相比之下,闻一多对此诗“意义”的把捉比起朱熹“化行俗美”的伦理学解释要准确和深刻得多。
  
  而且,闻一多并没有满足于文字校勘、训诂考证和背景说明,这三个阶段的研究只是揭示诗的“意义”,而他认为对古代诗歌的诠释绝不能停留在揭示“意义”这一层面,评价一首诗的价值不只看它向人们倾诉了些“什么”(“意义”),同时也要看它“怎么”向人们倾诉(“意味”),他甚至认为在诗歌里“‘意味’比‘意义’要紧得多”。[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183页。]如果只懂一首诗里每句字面上的意思,只是知道诗中典故出自何处,还是不能深切理解和感受这首诗歌,他以《芣苡》为例说:“因为字句纵然都看懂了,你还是不明白那首诗的好处在哪里。换言之,除了一种机械式的节奏之外,你并寻不出《芣苡》的诗在哪里——你只听见鼓板响,听不见歌声。在文字上,唯一的变化是那六个韵脚,此外,则讲来讲去,还是那几句话,而话又是那样的简单,简单到幼稚,简单到麻木的地步。艺术在哪里?美在哪里?情感在哪里?诗在哪里?”[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44页。]
  
  在闻一多的诗歌诠释中,文字校勘、音韵训诂只是一种手段和过程,而寻求诗歌的“美在哪里”才是目的和归宿,他在《怎样读九歌》中说:“钻求文义以打通困难,是欣赏文艺必须的过程。但既是过程便不可停留得太久,更不用把它权当了归宿。”[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281页。]因此,除了对诗歌实词字义的训诂以外,他还特别注意诗中的虚词、音节及语言形式,他认为“意味正是寄托在声调里”[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183页。],美感也得从语言形式中凸现出来。
  
  他在《歌与诗》一文中说:“感叹字本身只有声而无字,所以是音乐的,实字则是已形成的语言,因此我们又可以说,感叹字是伯牙的琴声,实字乃钟子期讲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183页。]“虚字的作用是音乐性的”[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279页。],它能在诗中造成余韵绕梁的音乐美。他曾以《楚辞·九歌》中“兮”字为例说,该诗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文艺价值”,“那‘兮’字也在暗中出过大力”。“‘兮’即最原始的‘啊’字”,“要用它的远古音‘啊’读它”,“因为‘啊’这个音是活的语言,自然载着活的感情,而活的感情,你知道,该是何等神秘的东西!”[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281页。]
  
  他对诗歌节奏和旋律的分析细腻而微妙。在《匡斋尽牍》中他用拼音的方式标出《芣苡》的节奏,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山前那群少女的歌声,像那回在梦中听到的天乐一般,美丽而辽远”。[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350页。]他在诠释唐诗时尤其注意“声调”[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27页。],如他论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声调时说:“在窒息的阴霾中,四面是细弱的虫吟,虚空而疲倦,忽然一声霹雳,接着的是狂风暴雨!虫吟听不见了,这样便是卢照邻《长安古意》的出现。这首诗在当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放开了粗豪而圆润的嗓子,他这样开始,‘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首先已够叫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14页。]在《英译李太白诗》中,他批评陆威尔(AmyLuwell)的李白诗英译过于讲究词藻而忽视了音节:“只可惜李太白不是一个雕琢字句、刻画词藻的诗人,跌宕的气势——排奡的音节是他的主要特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161页。]
  
  闻一多不仅是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者,也是一位在艺术上戛戛独造的诗人,既有细致缜密的理性思辨,又有丰富的想象和精微的体验,所以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特征及其形式美感有深至的领悟:“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尤其不当忽略视觉这一层,因为我们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神来传达的。原来文艺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和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是欧洲文字的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415页。]他对诗歌语言的弹性、词句的搭配、“炼句的技巧”从不放过[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闻一多全集》卷一,第280页。],总要追问它们“美在哪里”?由于他本人就是一位独具艺术个性的诗人,因而他对每一个诗人艺术个性的把握真是精当极了,如他品评孟浩然说:“孟浩然几曾做过诗?他只是谈话而已。甚至要紧的还不是这些话,而是谈话人的那副‘风神散朗’的姿态。”[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34-35页。]本世纪不少学者曾对贾岛作过研究,但就对贾岛诗情诗意诗美论述的精辟而言,迄今还没有一篇论文超过了闻一多那不足五千字的《贾岛》,批评史上只有闻一多对贾岛诗中阴森的氛围、幽冷的色调、凄美的意象和“病态”的“趣味”诠释得最为深透。且不说清代的朴学家,即使是现代学者,也很少有人能写出他那篇《英译李太白诗》。要分析评论英译李白诗的得失功过,就得熟谙汉诗和英诗,精通汉语和英语,既敏感细腻又渊博深湛的闻一多无疑是合适的人选。日本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小烟薰良英译的《李白诗集》(TheWorksofLiPo)中,将李白的名句“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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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一多尖锐地批评他将李白的“浑金璞玉”变成英语的“浅薄庸琐”,糟蹋了原诗“玄妙”而又“精微”的“美”。[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159-160页。]这种批评体现了他“学者中藏着诗人”的特点——渊博而又富于灵气。
  
  三
  
  既然他诠释中国古典诗歌为的是“求真”与“求美”,为的是把捉“意义”与“意味”,这就决定了他的诠释离不开学者的审慎和理性,也少不得诗人的想象和激情,因而也就形成了他那激情与理性交融的学术个性。“求真”在他的诗歌诠释中有两个层面的含意:(—)求得“文本意图”,也即上文所说的把捉文本的“意义”。他从文字校勘、音韵训诂入手,力避望文生训和凿空而谈,每一断语都建立在扎实可靠的材料之上,这断然容不得半点主观臆想,必须严守客观、冷静、严谨和理性,对此上文已有阐述。(二)把握诗人和诗风的本质特征,解剖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的内部机制,分析形成不同风格的外部原因,追寻诗体和诗风历史演变的轨迹,这种意义上的“求真”必须具有深刻的思辨理性。
  
  他总是把一个诗人放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进行观照,《贾岛》一文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贾岛既不像孟郊、韩愈那样用古体诗咒骂“世道人心”,也不像白居易、元稹那样用“律动的乐府调子”,“泣诉着他那各阶层中”的不幸,只是做“一种阴暗情调的五言律诗”。他分析贾岛专写五言律诗的原因说: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有没有抱负“总得做诗,做诗才有希望爬过第一层进身的阶梯。诗做到合乎某种程式,如其时运也凑巧”,才有可能“混得一第”,而“五律与五言八句试帖最近,做五律即等于做功课”。接着他又追问道:他“做诗为什么老是那一套阴霾、凛冽、峭硬的情调呢?”对此他提供了一种文化社会学和个人心理学的解释:“他目前那时代——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与他早年记忆中的情调是调和的,甚至一致的……早年的经验使他在那荒凉得几乎狞恶的‘时代相’面前,不变色,也不伤心,只感着一种亲切、融洽而已。于是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37页。]这同时也回答了每一个时代何以在临近衰败灭亡时都喜欢贾岛的原因。他阐释初唐浮艳的诗风时,也是从文学与学术互动这一角度切入,从论文的题目《类书与诗》就可看出他的思路。唐太宗时代出现诸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大量类书,闻一多由此敏锐地发现这些类书与初唐诗歌的共性与联系,因为类书这种“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的“畸形产物,最足以代表初唐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而“文学被学术所同化的结果”,便出现了“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致的类书”,它们二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征集词藻”,于是形成了初唐诗歌堆砌词藻的时代风格,初唐诗与其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3页。]《孟浩然》一文将研究对象放在他所生活的地域文化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去理解,让人们能真正认识“孟浩然的诗”和“诗的孟浩然”。[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35页。]《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也“把眼光注射于当时的多种文化形态”[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从当时的音乐、舞蹈、绘画、宗教、军事各种文化形态的交织中来探讨杜甫的成长道路和心路历程,同时他还广泛地考察了杜甫与同辈诗人的交往和友情。
  
  当然,如果仅仅有这些对古代诗人和诗歌深刻的理性思考,仍然不能形成闻一多独特的学术个性;如果没有他的审美想象和个人体验,仅有清人的朴学方法和现代的“科学方法”,他仍然“还是离诗很远”(见前)。这位严谨理性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极富想象和激情的诗人,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区别于那些只懂平仄押韵和典故出处的学究,他的诗歌诠释充满了灵气、想象和激情。我们来品味一下他的《杜甫》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杜甫在《百忧集行》中回忆少年生活说:“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闻一多在他的评传中把这一细节写得比原诗更形象更传神:“少年杜甫上树的技术练高了,一天可以上十来次,棵棵树都要上到。最有趣的,是在树顶上站直了,往下一望,离天近,离地远,一切都在脚下,呼吸也轻快了,他忍不住大笑一声;那笑声里有妙不可言的胜利的庄严和愉快。便是游戏,一个人的地位也要站得超然一点,才不愧是杜甫。”[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149页。]又如他写李白与杜甫的第一次相会说:“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神奇,一样的有重大意义吗?”[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154页。]这种奇幻的想象,这种奇妙的语言,使他的论文在精辟的论析中又洋溢着浓郁的诗意。
  
  现代哲学、文艺理论、社会人类学、精神分析这些学养,在闻一多的诗歌诠释中不是作为迫使我国古典诗歌就范的外在套子和框架,而是内化为他个人独特的感悟、情绪、体验与思索,这是他理性与激情交融最深刻的表现。如他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精彩论述:“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的永恒面前,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悲伤。从前卢照邻指点出‘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时,或另一初唐诗人——寒山子更尖酸的吟着‘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时,那都是站在本体旁边凌视现实。那态度我以为太冷酷、太傲慢,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带点狐假虎威的神气。在相反的方向,刘希夷又一味凝视着‘以有涯随无涯’的徒劳,而徒劳的为它哀毁着,那又未免太萎靡、太怯懦了。只张若虚这态度不卑不亢,冲融和易才是最纯正的,‘有限’与‘无限’,‘有情’与‘无情’——诗人与‘永恒’猝然相遇,一见如故……”[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第20-21页。一九九八年五月]这是迄今为止对《春江花月夜》最新颖最深刻的评论,它既不是传统诗话那种零碎的评点,也不是现代诗论那种冰冷的分析,而是闻一多与张若虚两颗诗心的“猝然相遇”和倾心交流,更是带有闻一多个人情感、意志甚至体温的生命体验。闻一多以他那颗激烈的诗心激活了《春江花月夜》中的文字、音节和韵律,他甚至在该诗中体验到了张若虚也未必体验到的“宇宙意识”、“本体”、“现实”、“永恒”、“有限”、“无限”等玄妙深刻的东西,分明显露出这位学者深厚的西方哲学修养,可他又不是将这些理论概念作为某种刻板的判断尺度来衡量古代诗歌,它们已融化在闻一多独特的感受和体验之中,因而,他的诗歌诠释既是一种理论分析也是一种生命体验,他对诗歌理解的深度也正是他生命存在的深度。
  
  他这种融理性与诗情于一身的学术个性,使他的许多研究结论不可能成为定论,他有关《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和神话的不少论断,至今还常有人提出质疑,但毫无疑问,他的研究成果将永远是引起人们争论和激发人们灵感的源泉,而他那兼融理性与诗情的学术个性也将永远富于魅力。
  
  注释:
  1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页。
  2、6、7、8、12、18、19、21、22、23、24、25、26、27、28、29、3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2、356、357、183、340、343、339、346—347、183、344、281、183、183、279、281、350、280页。
  3、4、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3、64、143页。
  9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四,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8页。
  10季镇淮:《来之文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
  11、13、14、15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二,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41、347—352、355、201—202页。
  16、17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卷一,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页。
  20朱熹:《诗集传》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6页。
  30、31、32、33、35、36、37、38、39、41、42、43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卷三,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7、14、161、415、34—35、159—160、37、3、35、149、154、20—21页。
  40傅璇琮:《闻一多与唐诗研究》,《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