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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下)

张宏生

 

 

五  《全清词》的编纂

 

 

    《全清词》的编纂是1982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达的重点古籍整理项目,从立项至今,其间经过了三代人。原来主其事的先师程千帆先生已经过世。先师生前,颇以未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宏伟大业而遗憾,曾经郑重把此事托付给我,要我继承他未竟的事业。现在,南京大学校方也已经正式委托我继续担任《全清词》编纂的主持人。

    《全清词》的编纂由来是这样的:1982年夏秋之际,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今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提出了编纂《全清词》的设想。次年,受古籍小组负责人李一氓先生的委托,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程千帆教授出任《全清词》主编,并报请南京大学领导批准,在中文系成立了《全清词》编纂研究室。为了方便操作,《全清词》拟编为5卷,清代每两个皇帝在位时期为一卷,分别为“顺康卷”、“雍乾卷”、“嘉道卷”、“咸同卷”和“光宣卷”。

    《全清词》编纂研究室成立以后,随即在采访、编目、标点等方面展开积极工作,并主要进行了“顺康卷”的编纂。1994年,中华书局曾出版了“顺康卷”的第1、2两册;2002年,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中华书局将已经编好的“顺康卷”全部出版。至此,距1982年接受编纂《全清词》的任务,整整过去了二十年。“顺康卷”凡20册,850万字,篇幅已经三倍于《全宋词》。如果按照这个规模,则全书编完以后,总字数或许将超过4000万字。

    从已经出版的“顺康卷”看,《全清词》的重要价值,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展示了清词的整体风貌。清词的汇辑,自清朝初年起,直至清末民初,一直有人在做。聂先、曾王孙的《百名家词钞》,蒋景祁的《瑶华集》,蒋重光的《昭代词选》,王昶的《琴画楼词钞》,以及近人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或卷帙繁富,或编录精审,都保存了许多十分珍贵的资料。这些总集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其本身来说,仍只是一种选本,意在“以词存人”或“以人存词”,并没有想要汇辑所收作家的全部作品。近人陈乃乾辑录《清名家词》,计收有清一代著名词人百馀家,人各成集,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汇辑,但他所辑也只是初步工作,不仅漏掉了清代许多重要词家,而且所用底本多非足本,给使用者带来不便。《全清词》则搜罗完备,是对有清一代词全面、完整的汇辑,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基本文献。

    丰富了词史的研究思路。清代词人之众,作品之多,远迈前代。“顺康卷”仅占清词的五分之一,数量就已经是《全宋词》的三倍多了。可是,当我们翻检各种文学史尤其是断代文学史时,发现真正出现在清代文坛上的词人很少,而且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位著名作家。这一现象即使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叙述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这些词人为什么会出现?他们的词风和整体文学趋向之间有什么关系?类似这样的问题往往是模糊不清的。究其原因,主要是缺少对思潮起伏之间的交代,缺少对群体创作活动的论述。事实上,从清初的云间词派,经过浙西词派等,发展到后来的常州词派,不同思潮流派的发展起伏有非常具体的创作予以支撑,而无论是陈子龙、朱彝尊、陈维崧、厉鹗,还是张惠言、周济等,他们周围都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互相激发,推波助澜。如果说,这种种关系以前还并不十分清楚的话,那么,随着《全清词》的陆续出版,就可以提供文献上的说明,甚至给出文学史研究的新思路。

    为作家研究提供完备的文献。清代词人的集子,存佚情况往往比较复杂,或由其本人编集时加以删削,或时加续刻造成前后不同,或社会动荡导致流失散佚等,以至于后人所见者往往并非足本,即使某些大作家也不例外。这些状况,在《全清词》里都得到了改观。如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的词集,长期以来流传的只是《静志居琴趣》、《江湖载酒集》、《蕃锦集》和《茶烟阁体物集》,但《全清词》中收录了从台湾搜集到的其早年词集抄本《眉匠词》(或是其晚年编集时所删),如此,则一直模糊不清的朱彝尊早年的词风就清楚了(当然,这个词集是否真是朱彝尊的,也许还有争论)。和朱彝尊同时的阳羡宗主陈维崧,尽管一直为治清代文学者所重视,但通行本《湖海楼全集》所收的1629首词,却并非他创作的全貌。《全清词》辑录了他的集外词35首,其中见于《倚声初集》的就有31首,基本上是其少作。这样,就使得对陈维崧的研究也能够避免片面性。另外,被前人誉为“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的著名女词人顾春,其作品在国内长期流传者为四卷本《东海渔歌》,也是在编纂《全清词》的过程中在日本发现了六卷本,从此,这位“清朝第一女词人”的作品终于可以全貌与世人相见了。文献完整的另一层含义是为已佚词集尽量恢复辑本。清代词人众多,每个作家的情况各有不同,虽然不少人都有词的专集,可并不是每个专集都真正能够保存下来。其中原因,或因兵燹战乱或其他人为灾难而毁去,或虽已成集却因无力付梓而流散等,不一而足。在《全清词》中,往往根据选本、词话、笔记等的记载,尽可能地恢复了作家创作的原貌。当然,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有的词人的集子一时找不到,只能通过辑佚的方式展示其面目,而实际上本集仍在,只是不知藏在哪个图书馆而已。现在条件越来越好,相信“顺康卷”中的某些辑本,也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现象。

    传记资料可补史传之阙。《全清词》充分利用了海内外的公私藏书,广泛涉及清代经史子集的有关著述,特别是深入考察笔记、地方志等,挖掘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资料。除了汇辑作品,辑佚校勘之外,在人物小传的整理撰写上也有独特贡献。现在已知“顺康卷”共收录词人2105家,按这种状况加以估算,整个清代的词人应该超过10000人,其中不仅一般作家缺少生平记载,即使某些重要作家,也需要仔细考索,才能了解其生平。如体现浙西词派理论观念重要变化的词人沈皡日, 其生年就只能从金人望《瓜庐词》自序中考知。《全清词》汇集大量零碎的记载,经过多方排比考索,撰成词人小传,不仅本身即成为一部延续着的简明词史,而且对清代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贡献。

    校勘工作可提供多方面参考。《全清词》沿《全宋词》之例,编纂中也进行了校勘。不过,由于清代多数词人的集子都没有副本,偶有异文,主要出现于选本所选诸作,或其本集因刊刻的先后和在传抄的过程中发生的歧异,其中文字,有的属于改动,有的则属误刻,因此,“顺康卷”中,所有衍倒讹脱者都慎加校订,而明显错讹者则径行改正。清代前期的词集由于种种原因,每多删改,为保存原貌,编纂者均用同时代的别集、总集、选集等细作校勘,并出校记。这样,可以帮助读者了解清词创作和流传过程中的特点,省却许多翻拣之劳,特别是其中不少材料既零碎又罕见,那就更有助于展开全面研究了。

 

六  《全清词•顺康卷》补遗

 

    当然,从“顺康卷”也可以看出,清词的文献整理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994年,在《全清词•顺康卷》出版第1、2两册后,我曾受程千帆师的委托,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1995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重睹中兴之盛》的文章(对这篇文章,目前关注《全清词》编纂之误的学者似不曾注意,如我当时就已经指出,《顺康卷》中的来镕与来集之实为同一人,来集之的三首辑自《东白堂词选》的词,亦全见于来镕《倘湖诗馀》中,惟文字略有不同。此次将“顺康卷”全部印出,由于排版的问题,这一失误仍未改过来,只是在作者索引中特别加以注明了),提出其缺失大约有以下几端:重出;标点错误;体例不统一;小传文字欠明晰;失校。现在看来,类似的问题仍然存在。

    不仅如此,“顺康卷”更突出的问题之一是有大量的作品漏收。自从2002年以来,有些学者做了一定的补辑工作。其实,四年多来,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据我们掌握的资料,“顺康卷”中仅漏收的清词别集就达140种以上,初步估计词作数量在6000首以上,如果加上各种文献中的散篇,数量当更不止于此。对这些资料,我正和我的同事们进行整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对当年那些参加这一工作的前辈们表示敬重。从事文献整理的人都知道,时代越往后,资料越零散。清词量大面广,收藏情况复杂,流通渠道不畅。“顺康卷”的初稿完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有关的专题目录几乎没有,几部大型的“四库”系列书也没有出版,全靠一个一个图书馆去摸索,而图书馆又不一定完全配合。同时,作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重点项目,还有一个工作进度的问题。因此,在那种条件下,能够整理出目前这个样子,已是相当不容易。对清词的补遗,肯定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想补齐,恐怕只能是相对的。就连《全唐诗》,虽经若干前辈知名学者补辑,而陈尚君先生仍然能补出三大本,甚至现在在陈补之后,又复有人续补,更遑论离现代时间这么近的清词了。不过,关于补遗,有一个问题也应该提出来,即尽管从存真的角度说,经过补遗,更能体现出一代文献之全,但文献的存和不存,原就有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全唐诗》无论怎么补,也不可能再补出像杜甫那样的大作家。清词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一定有不少的家刻本、稿本、抄本等还不为人所知,应该加以搜集。但是,即使如此,要在其中发现像朱彝尊、陈维崧这样的一流词人,恐怕也相当困难。因此,作为一个亟待开拓而文献又非常零散的领域,将那些传世文献尽可能齐备地收集到一起,对于深入展开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也因此,编纂和出版《全清词》,并不会因为漏收了一些资料而变得没有意义。

    陈寅恪先生治学特别强调要具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即对研究对象的种种状况予以深察,这真是金玉良言。“顺康卷”出版后,不少学者都写文章予以指教,这是我们非常欢迎的。但有些问题也还要为前人做一些解释。如《全清词》的凡例说:“明清之际词人,大体以作者出处定取舍。凡抗清殉难以及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本书不予收录。”但事实上,“顺康卷”中确实收录了不少“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因此,有的先生曾挑出此类共计111人,词作4224首,认为“一部开宗明义号称不收明遗民词的《全清词》,却有板有眼地将绝大多数明遗民词都照收不误了,这无论怎么说,都有点不好理解”。这位先生的细心是应该感谢、值得称道的,而这也的确是“顺康卷”处理问题的不严密之处。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具体情况,是局外人不清楚的,我应该有所解释,使得这个“无论怎么说,都有点不好理解”的地方,也能得到理解。而我之所以能做解释,是因为我是自1984年开始介入这一工作,现在仍然在从事这一工作的惟一的人了,也有义务作一解释。因为,这里面的细节,颇能看出一些古籍整理的时代特性。

    《全清词》的凡例是该项目上马不久的1983年至1984年间制定的,当时,这确实是从事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样来断代主要是考虑到和同时上马的《全明词》分工。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很快就发现,对词人生平事迹的全面把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入清以后,有些人的生活状况记载详细,有些人不详细,对某些人来说,很难判断他是否为“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甚至个别殁于明代的词人也可能误收进来。作为大型总集的编纂而不是专家之学,同时又有一定的时间要求,要想逐一考订所有作者的生平,显然难度甚大。而《全明词》和《全清词》的编纂事实上是各自为政,无法在细节上彼此沟通。因此,为了不至于两部总集都漏收某一词人,当时即会同古籍小组和出版单位中华书局商定,《全明词》和《全清词》都根据各自在编纂中的实际情况予以收录,标准略从宽。双方交稿后,由出版单位中华书局来决定何人应归《全明词》,何人应归《全清词》。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情况,《全清词》上马之后二十年才出版了“顺康卷”,而《全明词》的出版更在“顺康卷”之后,其中人事更迭、各种复杂事务不一而足,一言难尽,二者的协调事实上已经不可能,而请中华书局作最后取舍的想法其实也是过于理想化,缺乏可操作性,因而最终还是按照各自所编的模样出版了。这也就是二书互有重复的原因。回到“自乱其例”的话题,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原来所制订的体例,后来在实际操作中有所调整,而具体主其事者数易其人,后来者又只是按照已经调整过的思路去做,而忘了将体例中的文字改过来。现在看来,以“殁于清初而以明遗民自居者”之类的标准来断代,确实不易操作,类似的问题,在处理清末民初时也会出现,这些,都应该慎加处理,在无法严格标准的情况下,宁可从宽,以为学术界提供更为全面的材料。

    总的来说,《全清词•顺康卷》的出版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一件大事, 对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对词学的研究意义重大,堪称新的学术增长点。几年来,以清词为对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增多,特别是博士、硕士论文多有选择这一领域的,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鼓励我们努力做好“顺康卷”以下各卷的编纂工作,争取为学术界提供更可靠、更完备的词学文献。

 

七  涉猎海外汉学

 

    1996年至1997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研究,第一次参访哈佛燕京图书馆时,就被门口的一张大照片吸引。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登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从照片上的文字介绍中得知,这个人叫戈鲲化,1879年从宁波应聘来哈佛任中文教席,燕京图书馆就是以他带到美国的一小批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因而到图书馆检得戈鲲化的三种著作:《人寿堂诗抄》、《人寿堂集》和《华质英文》。后一种尤其珍贵,因为这是本油印的小册子,是戈鲲化在哈佛授课时所用的教材,其内容是中国诗词文的选读,以及写作特点的介绍。这说明,戈鲲化并不满足于教教字母,正正读音,而是想把中国文化更深一层的东西讲解出来。这些都激发我想进一步了解他的生平,因而到了哈佛档案馆,先后查阅了当时哈佛的校长艾略特(Charles.W.Eliot)、哈佛拉丁文教授刘恩(GeorgeW.Lane)和戈鲲化本人的档案,以及有关中国留学生的材料等,还在燕京图书馆查到宁波税务司杜德维的档案资料,从而勾画出戈鲲化的一个轮廓。而从哈佛查到的资料中知道戈鲲化和美国第一个中国文学教授卫三畏(Samuel Williams)有交往,于是,又到耶鲁大学去查阅卫三畏的资料,多有创获。做了这些工作以后,我于2000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戈鲲化集》的书,向学术界介绍了这位在美国汉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书出版后,受到中美文化研究界的关注,我曾经出席中国美国研究学会的学术研讨会,戈鲲化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同时,语言学界也对戈鲲化感兴趣,如著名语言学家、中国音韵学会会长鲁国尧教授就专门认为,了解戈鲲化赴美教授中国官话所使用的语音系统,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有着重要的价值。这说明,某些原来被我们忽视的现象中,可能蕴藏着很大的学术空间。这些,激发了我进一步修订、完善这部著作的热情。

    2001年10月,在结束了对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访问之旅后,我受孙康宜教授的邀请,作为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的访问学者,第三次来到耶鲁。其间,除了在Council for East Asian Studies进行演讲之外,我个人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再次查阅卫三畏的档案。让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那些琐碎的档案中,又找到了戈鲲化和卫三畏通信的有关材料,由此可以得知,来到美国不久,戈鲲化就希望在卫三畏的帮助下做一些沟通中美文化的工作。

    在耶鲁的日子一晃而过,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暨哈佛文化工作坊又向我发出邀请,因而重返哈佛,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沈津和林希文先生的帮助下,又找到了戈鲲化抵达美国之后写给杜德维的有关信件和其他一些资料,都有助于澄清有关史实。

    搜集戈鲲化资料的过程中总是会有奇妙的因缘。就在我结束对美国的访问,回国后不久,突然接到沈津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夹带着两封1988年写自中国的信。原来,我一直费尽心力在寻找戈鲲化的后人,不仅亲赴戈氏祖籍休宁做过调查,而且曾委托宁波的朋友在戈氏长期工作过的地方进行过探访;我不知道的是,戈氏的后人也在千方百计寻找自己祖上的历史。两封信都是戈鲲化四世孙戈承华写的。第一封信写于1988年2月8日,是写给当时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和另一负责人楷贤先生的。原来,戈承华当时和1948年到了台湾、彼此失散了四十年的二哥戈承德取得了联系。戈承德上世纪50年代曾在美国留学,到过哈佛,了解一些其曾祖父的情况。三十多年过去了,由于几经运动,屡次被抄家,原先保留的有关文物几乎荡然无存,戈承华希望能从燕京图书馆得到材料。不久,吴馆长复信,寄去一些照片复印件,于是又有了戈承华1988年8月19日的第二封信。

    虽然戈承华的两封信对我是意外的惊喜,但还有一点更深的感慨,即戈氏后人对自己祖上的了解并不充分。例如,戈承华信上画了一张戈家自戈鲲化以来的世系图,其中戈鲲化的孩子只有三个,而不是我所了解的六个。但这也更激起我的好奇心。于是,2002年2月2日,我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第二天即造访了位于上海浦东区云台路115号203室的戈承华家。这是一所小小的二居室,戈承华和他的太太居住于此。1988年,戈承华给哈佛写信时是62岁,他那时已经预感到自己无法亲自前往美国拜谒祖先遗迹。而九年以后的1997年,他又罹患中风,虽然电话里听他太太说已经好转,但毕竟也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上了岁数,又有病在身的戈承华基本上不能说话,好在他的太太和儿子戈钟伟都很健谈,这才对这个家庭后来的情形有所了解。他们告诉我,戈鲲化曾遗留下来一大箱资料,估计是在哈佛时的教学日记或备课笔记,其后人在政治运动中害怕出事,全部烧掉了。戈家传至戈钟伟这一代,由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都未能再承续其先人的事业。好在钟伟勤勉好学,而且有意识地搜集其先人的资料,已经颇有积累。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才大体上弄清楚了戈鲲化的长子戈朋云的生平行事。我本来就推测经过两种不同文化教育的戈朋云应该在回国后有所作为,现在则可以确定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的身份了。

    完成了《戈鲲化集》的修订之后,我又进一步查找卫三畏的资料,写出了《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起源》。自此,关于美国汉学在初始阶段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我的研究就告一段落。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美国汉学在其起源时,这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在哈佛大学任教,一个在耶鲁大学任教。直到现在,这两所大学仍然在北美执汉学研究之牛耳。通过了解历史,我们可以对这一现象作更深的理解。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悠久的文明之一,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应该是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资源之一,而中华文明在全球范围内被了解的程度还远远不够。19世纪末,随着传教士把中国文化带到美国,各大学陆续开设了汉学课,从而建立了“汉学”的传统。进入20世纪中叶,多元文化的格局形成,“汉学”传统又有所发展变化。沿至现在,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已经在西方学术界处于领先地位。我对这两个人物的讨论,是希望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人类文明,关注中华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争论很大而且还将继续引起争论的领域,看看一百多年前这两个人物的历史作用,或许会有一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