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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与专精的历史考察

周勋初

 

 

周勋初按:2007年5月,我应浙江大学“东方论坛”之邀,前往讲演,他们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收在罗卫东、方志伟主编的“浙大东方论坛文集/第一辑”《听尔斯聪》中,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由于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书中的整理稿内夹杂着一些错误,读者如欲引用,请以此文为准。

 

 

    我讲的题目是“博学与专精之争的历史考察”,我想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大家交流一下。这里的这个“博学”与“专精”,不是讲怎么样广博化、怎么样专精化,而是要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人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思考、如何践履的。

 

博学与专精的历史争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等许多事情,读书很艰难。到了六十年代又要整顿,中央提出个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于是好多高校慢慢稳定下来,学生可以好好坐下来读书。当时我们的校长郭影秋提出来要“坐下来,钻进去”,这就产生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学问的争论。

    我记得当时《文汇报》上有两个老教授争得很厉害,一个是郭绍虞教授,一个是夏承焘教授。郭先生提出做学问要广博,夏先生提出来要专精,他们在《文汇报》上发了很多的文章,我们看了以后深受启发。夏承焘先生虽然讲要专精,但他的学问其实很广博,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在词学领域的造诣是非常深的,但我记得他在考证唐代长安曲江池时画了一张图,考证得非常清晰,这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可见夏先生虽然主要研究宋词,但是他对唐诗也是非常熟悉的。陈寅恪先生做《长恨歌》考证时在华清池下面加了一个注,就说这是夏承焘先生首先提出来,非常感谢他。郭绍虞先生在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首屈一指,文学批评史本身就是很广博的,从孔夫子到梁启超、王国维,各个时代的思想都要涉及到,郭绍虞先生对这些都有研究,而且他还能进行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觉得郭绍虞先生确实很博学,他提出要博学是和他自己的学术研究有关的。可以说郭绍虞先生讲博确实很博,夏承焘先生讲专确实也很专,但是他们在博学与专精两个方面又都是兼而有之:专的人很博,博的人也很专,因此,“博”和“专”其实是相对的概念。

    我的老师叫胡小石,郭先生的学问跟胡先生的学问,从博学的角度来讲,郭先生比不了胡先生,胡先生的学问那是真正的广博。尽管他留下来的文章不是很多。胡先生的知识面是很广的,各种学问都懂,而且他的记忆力也很好,我读本科时他已将近70岁了,眼睛不好,让学生帮助查文献,学生念一个字胡先生跟着就能背下去,胡先生的博闻强记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和胡先生的博学相比,郭先生不能称为“博”,还是相对比较专精。胡先生也有佩服的人,他最佩服的是沈子培。沈子培是嘉兴人,一代鸿儒。王国维一共佩服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沈子培,陈寅恪提到沈子培也是佩服得不得了。但是沈先生这个人很奇怪,他不太动笔写什么东西,这牵扯到一个观念的问题。

    中国人现在的观念跟过去的不一样,“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过去中国人的学问叫“为己之学”,认为学问是为自己而做的,是要丰富自己、提高自己的。但是现在人的学问是“为人之学”,你不为人,你的生活就无法维持;你不写文章,职称就无法评上去。过去中国人把“为己之学”放在第一位,认为学问用来丰富、提高自己的修养,沈子培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胡先生提起沈子培时说:“他的学问要是分几十块,拿出其中几块给我,我就受用不尽了。”我们很难想象沈先生的学问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现在的教授和老一辈的学者相比差距真是太大了。

 

学术史上的博学与专精

 

    我们现代的学者和胡先生他们不能比,我们离开工具书就寸步难行。我经常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以前中国人读书,像胡先生那样,是从经书入手的,先小学,再经学,然后子学、史学等等,所以他们小时候主要是在经书上下工夫;而我们现在在经书下的功夫,与古人有很大差距。

    我想这跟整个中国的学术史有关。先秦诸子时期,百家争鸣,一个老师开创一个学派。到了汉朝的时候,“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方统一了经学。到了唐朝的时候实行科举,科举考试一定要考五经,并且是从里面抽出几句来,你要背出中间那几句话,所以必须从头到尾把书背得滚瓜烂熟。再到后来是考八股,是从一句话中抽出两个字,拼起来出一个题目,你要能够就这两个字写出一篇文章来,而且还要符合儒家根本的原理,因此那个时候的人也一定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有人能背《汉书》,能背《资治通鉴》等,这都不奇怪。中国人是有“记诵之学”的传统的。比如顾炎武这个人,一流的大学问家,当时条件很艰苦,一天到晚在外流浪奔波,他就在马上背书,结果昏头昏脑地从马上跌下来。现在人几乎不可想象。胡先生也背书,但是胡先生成长在清朝末年,已经不像前人那样规范了。

    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过去的学问是综合性的,基本都是以几本经书为中心展开,所以大家集中精力读通一本经书就可以把所有学科的知识都学起来。比如说读《诗经》,孔子讲“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讲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都在这本书里面了。中国人古代的学问都讲究要博大,综合性的考虑比较多,从汉朝到清朝一直都有这个特点。明朝后期基督教进入中国,我们才发现洋人有好多知识都超过我们了,但是中国人并不不买账。你看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一些资料,经常是外国人发明什么东西中国人马上讲:这个东西我们老早就有了。甚至20世纪外国人已经发明飞机了,中国人还在讲:我们以前讲人像鸟一样从高山上飞下来,这就是飞机的雏形,只是可惜没有发展下去。清朝初年的康熙皇帝是个例外,他喜欢外国的东西,曾经非常认真地向传教士学拉丁文,当时中国的天文测算跟外国传教士的不一样,康熙就叫两方来比试一下,结果中国误差比洋人大,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天文学已经落后于西方了。但是中国人依然不买账,一直到了清朝末年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彻底失败,这对中国刺激太大了。中国人过去总认为日本是蛮夷小邦,汉朝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日本对中国也一直都很恭敬,但甲午战争中国却被日本打败了。这时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坚船利炮确实比中国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于是那个时候派了很多留学生到日本、到欧美去学习。翻开清朝末年的文献资料,那时到外国留学的人跟我们20世纪八十年代差不多,许多士大夫,比如陈三立的子嗣,都到国外去留学,这些留学生对中国影响特别大,可以说是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除了出国留学以外,中国人还废除科举制度、创办新式学堂。甲午战争以后开始办新学堂,结果学堂还没有办好八国联军就打进来了。那时有个办京师大学堂的人叫许景澄,我们读近代史的时候都骂这个人是汉奸,因为他与袁昶反对与八国联军作战,他晓得中国和外国差距大得不得了,因此坚决主张不能打,结果后来被慈禧太后杀掉了。但我觉得中国士大夫当中最了不起的就是这批人,他们是能真正践履道义要求的读书人。

    清末光绪二十七年,京师大学堂由张百熙来续办,他听取了很多外国人的意见,其中有一个美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的学问是综合的,老是混在一起,现在一定要分科教育,比如物理学是物理学、化学是化学。所以中国人办新式学堂必须实行分科教育,京师大学堂就分7个科目。张之洞到北京以后,张百熙又请他提意见,张之洞说你们要加一个经学,因为经学是我们中国的根本,所以7个科目变成了8个。这时的经学实际上已经不能再融合一切学问了。中国实行分科教育以后,老的观念慢慢地就改变了,大家做学问开始讲究专精了。到了民国的时候,科目划分就更细了,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文科学还是占很大的优势,所以当时梁启超就讲知识要广博、学问要博大;但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后来越分越细,受欧美影响越来越深,也就越来越提倡专精了,这也是所谓的西学东渐的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西学东渐的影响最严重的一个方面来自前苏联。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不讲西学东渐,但其实也在西学东渐,因为前苏联也是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西方人。我读大学的时候更是专精得不得了,比新中国成立之前还要细,因为前苏联的教学体系就是划分得很细的。前苏联的大学分为理工科和文科两部分。他们把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合在一起统称“文科”,理科跟文科合并成综合性大学,比如南京大学过去叫中央大学,中央大学解放前有8个学院、43个系,是当时全国教育体制中最完整的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大学完全被分解掉,文科只有中文、历史、外语三个系。改革开放以后,新的体系出来了,我们发现前苏联体系还不如欧美的,因为欧美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可以综合在一起互相渗透,很多学问都是互相交叉的,因此我们现在又要把分开来的学科融合在一起。

 

治学之道——从博学与专精说起

 

    现在很多高校的老师,一辈子就教一个朝代、一个人物,比如研究李白的一辈子教李白,研究杜甫的就一辈子教杜甫,研究《文心雕龙》的一辈子教《文心雕龙》。我参加过好多学会,发现这些老师确实下过一番工夫,但是真正能写得出好文章的人不多。好的作家、好的作品都是比较出来的。比如说最近几年我一直做李白的研究,李白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特点?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才能回答。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彼此之间都是朋友,如果真正要做研究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比较李白跟他周围的几个朋友,看看他们的不同,然后再进一步研究这些不同的来源。学科分得太细,影响横向的比较,会影响研究的水平。

    我认为在做学问的时候,首先要把博学和专精的关系处理好。虽然我们现在很难达到古人那样博学,但是基本的书籍一定要读通。中国近代研究哲学的人中,冯友兰先生的水平是很高的,据他的学生说,冯先生一年当中有两本书是一定是要复习的,一本是《孟子》,另一本是《庄子》,中国人过去把这叫做“温故而知新”。真正做学问的人,必须在基本的书上下功夫,不能光要求速度快。我跟胡先生做研究生的时候,他说学《楚辞》,三本书一定要读,一本是王逸的《楚辞注》,一本是朱熹的《楚辞集注》,还有一本是戴震的《屈原赋注》,这三本书一本代表汉学,一本代表宋明理学,一本代表朴学,各有长处。

    胡先生在两江师范学堂学习的时候,学校请了很多日本的一流学者来讲学,因此胡先生懂日文,他讲《九歌》,吸收了很多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他说中国古代的神分三类:天神、地祇、人鬼。天神包括太阳、月亮、星,这个全国各地都可以祭祀;人鬼,比如岳飞、关公,也是都可以祭祀的;地祇就是地方神,这是有地方性的。胡先生举了个例子,说妈祖只有在福建才有人祭,北方人是不祭的,这跟地方风俗及历史无关。我30岁时写《九歌新考》,那时候思想活跃,写出来的文章也很有些锐气。我在里面对胡先生的研究补充了一条,认为楚国位于现在的江淮流域,不是黄河流域,认为闻一多、郭沫若讲的都不对。我一直认为,做学问既需要有独创性,还应该依靠其他一些学问,比如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等。

    再有一个例子是,我写了一本《李白评传》,里面讲的李白或许跟大家通常认为的李白不太一样。我关注到李白这个人有不同于常人的文化背景。李白在5岁的时候,其家从西域安西大都护府的碎叶迁到四川,因此我认为他受羌戎和南蛮文化的影响很深。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有些行为是跟中国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李白的一个朋友去世以后,他埋葬了那个朋友,一年以后挖开坟墓一看,尸体已经腐烂了,李白很伤心,拿起刀把朋友的骨头上的腐肉剔掉了。中国古人是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高适、王昌龄等人,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以前的中国人甚至连胡子都不刮、头发都不剃,这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李白对待死人、葬礼异于传统习俗。中国最早讲葬法的文章是墨子的《节葬》篇,墨子在这篇文章中反对儒家的厚葬。儒家讲究孝敬父母,所以父母死后要享受跟活人一样的待遇,而且汉朝人信奉天人合一,所以汉墓是很豪华的。儒家还讲父母亲死了以后儿子要守丧3年,这一主张跟人的感情有关,所以在感情上很难打倒儒家。《节葬》篇中还说到“秦之西”的仪渠之国亲人死后“聚柴薪而焚之”,反映的是少数民族的葬法,羌人到现在还是火葬,我认为这又和道教有关系,因为火葬的时候是把人化成烟的,道教里面讲成仙就是这么个升天的过程。羌人的生活区域在西部,道教就产生在甘肃、青海和四川的交界处,李白就住在这个地方,李白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李白还跟人家打架,中国过去的文人是不太崇尚武力的,因此我认为这都是他受南蛮文化、羌戎文化的表现。

    所以,我的体会是我们做学问还是要讲博学的,因为学问的东西触类旁通,没有广阔的知识面是旁通不起来的。当然专精也是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在博学的基础上突破一点,再深入研究。就治学方法来讲,博学和专精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一个人要把精力的的70%用来泛读、30%用来精读,精读的书要翻来覆去地读。过去碰到好多人说自己读的书太少,这不是根本问题。只要能读书得法、有所突破,就一定可以有所成就。

 

 

    问:您刚才说要从文献下手,采取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从文献下手实际上是一种专精的方法,而比较方法则是从博学角度提出的,那么这两个很具体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答:过去南京大学有一位老教授提出,要把文献学与文学结合起来,首先把文献学放在第一位。我们也的确是根据这个目标来培养学生的。但是过去情况有所不同,培养人强调要从理论出发,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讲大道理。做学问采纳一些基本的思维观念、观点作为参照和依据当然是好的,但是我还是认为应该从文献、从材料出发,不能空讲。现在好多学者都只注重理论,文章看上去写得很漂亮,但是具体看下去就会发现很多毛病。如果从文献出发,即使归纳得不好、提炼得不好,人家也不会讲你胡说八道,因为有材料依据。所以,我觉得做研究首先要从文献出发。比如说研究李白,首先就应该把李白的文献资料掌握好,要弄清楚他的生平、时代背景等等。现在有些人完全从理论出发,国外某一种理论来了以后,就马上把中国的材料硬搬上去,这种做学问的方式不一定会很理想。

 

    问:关于中国的古书,比如先秦诸子的《论语》、《孟子》这些,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立场,形成了不同的观点,现在大家的研究都比较注重它们生成、发生的过程,周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

    答:我喜欢读诸子的文章,我觉得中国学术上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先秦诸子阶段。在先秦诸子中,我只对韩非子下过功夫,因为“文革”的时候我脱产研究法家著作,写了一本《韩非子札记》。那个时候读韩非的书是很有趣的,每天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天到晚读《韩非子》,读了以后做札记,力求写得有新意。这本书出来以后,日本东京大学的一位法学教授在美国看到了,专门跑到中国来找我。还有马来西亚大学一个系主任,以及台湾的学者等,他们看到这个书以后也来与我结交。我这个书实际上不完全是讲理论,里面涉及了很多历史、哲学的东西。王力先生讲先秦诸子的时候说韩非子主张用人唯贤,这不对,因为韩非子认为法是最重要的,用不用贤,一律用法来衡量。王力先生学问专精得很,但是他讲韩非用人唯贤,说明对先秦诸子的学派原理没有搞清。其他诸子的书我不敢多谈,因为对他们没有下过功夫,而且现在出土了很多文献资料,我也没有好好读,所以不敢讲。

 

    问:周先生,您刚才提到李白有非汉族文化的特点,但是我们知道唐代的整个文化都有非汉族的特徵,比如女性穿着比较暴露,从这个角度来讲,能不能说李白的这种非汉族特点本来就存在于唐王朝当中了?

    答: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朝代,一个原因是唐朝社会的开放性,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就是唐朝了。现在还有人在争论唐朝皇族是不是少数民族,所以我也说李白的这种个性跟他的时代背景是有关的。唐朝人比较开放,民族之间的界限不明显,而且唐政府并不管你这个人是不是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都可以在政府做官,比如日本人晁衡就在唐朝做官。李白能够产生在唐朝,一方面体现了唐朝开放社会的特点,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的这种特点本来就存在于唐王朝当中了,他不可能产生在宋朝,也不可能产生在明朝。所以我们要把握好时代背景,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