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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的中国文学

王德威

 

1

前  言

当代中国对文学史的关注为国际学界所仅见。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对“文”与“史”的重视其来有自,也和目前学科建制、知识管理、甚至文化生产息息相关。尤其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阅读更与政治氛围形成微妙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反思,诚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尝试。这本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文化及政教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借此,我们期望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

熟悉中国大陆文学史生态的读者对此书可能有如下的质疑。第一,哈佛版文学史尽管长达千页,却不是“完整”的文学史。一般文学史写作,不论独立或群体为之,讲求纲举目张,一以贯之。尽管不能巨细靡遗,也力求面面俱到。相形之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疏漏似乎一目了然。鲁迅的作品仅及于《狂人日记》和有限杂文,当代文学只触及莫言、王安忆等少数作家,更不提诸多和大历史有关的标志性议题与人物、作品付诸阙如。

但有心读者应会发现在这“不求全”的前提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致力的思考、想象历史的方式。全书一方面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意。另一方面各篇文章就选定的时间、议题,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这两种方向所形成的张力贯穿全书。尽管就章节表面而言似乎挂一漏万,重点却在于全书各个时间点所形成的脉络——及缝隙——促使我们想象文学史千头万绪,与时俱进,总有待增删填补。细心读者其实可以看出书中草蛇灰线的布置,进而触类旁通,把现代中国文学的故事接着说下去。换句话说,这本文学史不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而在于投射一种继长增成的对话过程。

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陈义过高,而且似乎不脱“后学”阴影,下文将再论及。我必须承认,面临海外人力和材料诸多局限,本书编撰体例的形成不无因势利导的考量。唯其如此,如何在“随机”和“有机”、“挂一漏万”和“以小观大”、“一家之言”和“众声喧哗”之间,发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架构,成为编者最大的挑战。在编辑过程中,我和众多作者就预先规划的主题和个人专业兴趣来回协商,结果有所得,也有所失。无论如何,与其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学史典范,不如说就是一次方法实验,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

其次,本书对“文学”的定义不再根据制式说法,所包罗的多样文本和现象也可能引人侧目。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撰文者的风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编辑体例,每篇文字都从特定时间、文本、器物、事件展开,然后“自行其是”。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

或有识者以此为眼花缭乱,徒具热闹而已。我却要强调热闹之下的门道。这里所牵涉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内容范畴而已,也包括“文”与“史”的辩证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仍然谨守20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场域和体材的变化,未免故步自封。回顾20世纪以前中国“文”“学”,我们即可知意涵何其丰富——温故其实可以知新。

众所周知,一般文学史不论立场,行文率皆以史笔自居。本书无意唐突这一典范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诚为这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石。但我以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虑“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我们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文学史书写应该像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的自觉。但我所谓的“文学性”不必局限于审美形式而已;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或欣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被凸显和检视。唯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者们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力求实践“文学性”,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

最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导向的华语语系视野也可能引起异议。如上所述,这本文学史在海外编纂,自然受到客观环境和资源的局限,难以和大陆学界的各种宏大计划相比拟。英语世界的读者也未必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因而必须做出适当因应。然而当我们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一个不同以往的图景于焉出现。近年中国史学界流行“从周边看中国”的论述即在提醒,中国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承先启后”的内烁过程,也总铭记与他者——不论是内陆的或是海外的他者——的互动经验。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原本就是一个内与外、古与今、雅与俗交错的现象。

因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刻意敷衍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反而强调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路。本书超过半数以上文章都触及域外经验,自有其论述动机。从翻译到旅行,从留学到流亡,现当代中国作家不断在跨界的过程中汲取他者刺激,反思一己定位。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以汉语或非汉语创作的成果也给予相当关注。

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本书所横跨的时空领域,我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作为比较的视野。此处所定义的“华语语系”不限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也不必与以国家定位的中国文学抵牾,而是可成为两者之外的另一介面。本书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地,华裔与非华裔的跨族群身份间接说明了众声喧“华”的特色。我所要强调的是,过去两个世纪华人经验的复杂性和互动性是如此丰富,不应该为单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源起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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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现代世界

19世纪以来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断的时代。从鸦片战争(1839—1842),到太平天国(1851—1864)、义和团运动(1900 ),从甲午战争(1894—1895)到对日抗战(1937—1945),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国饱经动乱。与此同时,社会价值的转换,生产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教育的裂变,为这一古老文明带来巨大冲击。在维新和守成间,在革命和改良间,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迂回前行。到了新世纪,“和平崛起”和“中国梦”的口号此起彼落,仿佛复兴契机又一次到来。

在这漫长的现代流程里,文学的概念、实践、传播和评判也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19世纪末以来,进口印刷技术,创新行销策略,识字率的普及,读者群的扩大,媒体和翻译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职业作家的出现,都推动了文学创作和消费的迅速发展。随着这些变化,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式、学术科目和文化建制,甚至国族想象——成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定义的变化,以及由此投射的重重历史波动,的确是中国现代性最明显的表征之一。

以国家为定位的文学史是一种对大师、经典、运动和事件的连贯叙述;也是民族传统、国家主权想象的微妙延伸。这一概念在19、20世纪之交引入中国,至今仍然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自外于此一论述框架,但希望采取不同方式一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耳熟能详的话题,诸如“现代”中国文学的时期划分,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化,“文学史”在不同情境的可行性和可读性,以及何为“中国”文学史的含义,认真重新探讨。

首先,目前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论多半溯至20世纪初。彼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引发有志之士以文学救国的壮志。1917年文学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轨道。相对于此,晚清被认为是政治和文化秩序崩溃、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这样的论述近年已有大幅修正。我们从而理解,晚清时期的文学概念、创作和传播充满推陈出新的冲动,也充满颓废保守的潜能。这些新旧力量交汇处所爆发的种种实验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恰和五四形成交流与交锋的关系。

我们不禁要叩问:中国文学自19世纪后步入“现代”,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然?传统回答此一问题的方式多半着眼西方列强侵略,民主宪政发生,乡土意识兴起,军事、经济和文化生产模式改变,城市文化流传,心理和性别主体创生,以及更重要的,线性时间与革命时间冲击下所产生的“历史”时间。这些因素首先出现在欧洲,一旦在中国发生,不但将中国纳入全球性循环体系,也激发出本土因应的迫切感。现代中国文学铭刻了这些因素,也为其所铭刻。

我认为这类描述也许触及中国文学“现代化”肇始的条件,却未能解释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性”意义。全球政治和技术的现代化可能催生文学的现代性,但不论在时间顺序或形式内容上,中国的现代文学无须亦步亦趋,重复或再现已有模式。《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企图讨论如下问题: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现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经验,因而仅仅是跨文化和翻译交汇的产物,还是本土因应内里和外来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现代性的定义往往与“原创”、“时新”、“反传统”、“突破”这些概念挂钩,但在中国语境里,这样的定义可否因应“脱胎换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观念,而发展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最后,我们也必须思考中国现代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改变了全球现代性的传播?

本书的思考脉络并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图。这对目前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论式史观提出修正建议。正如本书所示,在任一历史时刻,以“现代”为名的向往或压力都可能催生出种种创新求变可能。这些可能彼此激烈争竞,而其中最被看好的未必能最后胜出,也未必是唯一会应历史变数的答案。例如,中国文学现代化曾被认为缘起于白话文学运动;但晚近的研究也显示,维新的想象同样来自“文”这一传统概念的内部转型,甚至传教士孕育的翻译文化也起到重要作用。

历史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很多创新动力理应产生更为积极的结果,但或因时机偶然,或因现实考量,而仅止于昙花一现,甚至背道而驰。世事多变,善恶“俱分进化”,历史的每一转折不一定导向“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中的最佳选择”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现代性”这一观念毫无逻辑或意义可言。恰恰相反,它正说明“现代”文学演变没有现成路径可循,即便该过程可以重来一遍,其中任何细微的因素都未必可能复制。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现代的道路都是通过无数可变的和可塑的阶段而实现。从另一角度来说,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引爆点。从中我们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为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再一次显现“始料/史料未及”的时间纵深和物质性。

 

其次,我们现在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发轫于中国封建帝国末期,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逐渐得以制度化。1902 年,慈禧太后钦点政治家、教育家张百熙(1847—1907)对成立不久的京师大学堂进行改革。张所提出的章程列出文学科,其所包括课程有:儒学、历史、古代思想、档案学、外国语、语言学和辞章等。但文学科所反映的仍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范式——由不同人文学科组成的综合专案。这反而与日后的“通识教育”庶几近之。现代意义的“文学”原型是辞章这一学科,包括诗学、词学、曲学、文章学、小说学等。这一设置结合传统中国小学研究和西方浪漫主义以降的审美实践,为现代文学概念首开先河。一种以修辞和虚构为载体的“文学”逐渐为众所公认。

但是,尽管采取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文类,或奉行由现实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概念的“文”和“文学”之间对话依然不绝如缕。也就是说,现代文学作家和读者不仅步武新潮,视文学为再现世界存在的方式,也呼应传统,视文学为参与彰显世界变化的过程。这一彰显过程由“文心”驱动,透过形体、艺术、社会政治和自然律动层层展开。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所体现的不只是(如西方典范所示)虚构与真实的文本辩证关系,更是人生经验方方面面所形成的,一个由神思到史识、由抒情到言志不断扩张的丰富轨迹。

中国文学的“文”源远流长,意味图饰、样式、文章、气性、文化、与文明。文是审美的创造,也是知识的生成。推而广之,文学就是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地域到另一个地域,对“文”的形式、思想和态度流变所铭记和被铭记的艺术。引用宇文所安所言:

如果文学的文是一种未曾实现的样式的渐行实现,文字的文就不仅是一种“代表或再现抽象理想的”标记(sign),而是一种体系的构成(shematization),那么也就不存在主从先后之爭。文的每个层面,不论是彰显世界的文或是彰显诗歌的文,各在彼此息息相关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诗“作为文的”最终外在彰显,就是这一关系继长生成的形式。

换句话说,面对文学,中国作家与读者不仅依循西方模拟与“再现”(representation)观念而已,也仍然倾向将文心、文字、文化与家国、世界做出有机连锁,而且认为这是一个持续铭刻、解读生命自然的过程,一个发源于内心并在世界上寻求多样“彰显”(manifestation)形式的过程。这一彰显的过程也体现在身体、艺术形式,社会政治乃至自然的律动上。据此,在西方虚与实、理想与模拟的典范外,现代中国文学也强烈要求自内而外,同时从想象和历史的经验中寻求生命的体现。

正是在对“文”这样的理解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除了一般我们熟知的文类外,还涵盖了更多形式,从总统演讲、流行歌词、照片电影、政论家书、到狱中札记等。这些形式不仅再现世界的形形色色,同时也塑造、参与世界的继长生成。“文”这一概念和模式不断地演义和变化,铭记自身与世界,也为其所铭记。诚如宇文所安所说,“表现的过程必须从外部世界开始,它有优先性而未必有优越性。而同时一种潜存的规模由内烁而外延,顺势而行,从世界到心灵再到文学,交感共振,未尝或已。”

“文”用以彰显内心和世界的信念也解释了为什么横跨中国现代世纪,“文学”和“文化”有如此重要的意义:20世纪初梁启超(1873—1927)提倡文学改革为“欲新一国之民”的基础;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各自提出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的呼吁;20年代的激进分子宣导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30年代瞿秋白号召文化革命,40年代毛泽东将文学改革列为共产革命的要务。到了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学成为“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媒介;80年代文化、文学热风靡一时,而9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全中国热议的对象——虽然一般大众可能并不阅读文学。

再次,《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希望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作为人文学科的建制,做出反思。中国历代不乏对文学人物、活动和成就的记载品评,但文学史的撰写则始自1904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文学科后,年轻教师林传甲(1877—1922)受命撰写《中国文学史》,为教学所用。此书仿照日本学者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1898 ),后者又是在欧洲文学史启发下所著。林传甲的文学史十分博杂,涉及文学分类、文献征引、时序分期等。他强调孔子以来知识变迁,着重文章的流变,对诗歌、白话小说和戏剧着墨甚少。同年,苏州东吴大学黄人(1866—1913)所撰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与林著相较,黄人的文学史采用类似百科全书式叙事,记录文学事件和著作。

五四之后,古典文学是文学史主力所在,现代文学在学院内尚难成气候。虽然1920—1930年间五四领导者如胡适(1891—1962)、周作人(1885—1967)等出版了有关中国文学史著述,但新文学只是他们文学的一小部分。三十年代后新文学吸引了更多关注,左翼文人如王哲甫(?—?)和李何林(1904—1988)等的著作浮上台面。但在1949年以前,新文学史基本处于边缘地带。1951年,青年学者王瑶(1914—1989)发表了首部重量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之后数以百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相继出版。当代大陆学界对文学史的热衷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无出其右。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热潮与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按照革命意识形态,文学发展与政治发展相辅相成;作为政治的寓言(预言)对照,文学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不断勇猛精进,从近代、现代到当代;以革命取代封建,朝向无产阶级理想的完成。但单凭这一意识形态并不足以解释何以文学和文学史对新政权和“人民”如此重要。如前所论,虽然中国现代文学深受西方“再现”体系的影响,传统“文”作为“彰显”意义的概念依然历久弥新。政权尽管处处颠覆传统,却牢牢守住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新中国持续深化“文”的概念不仅得见于日常生活中、也得见于社会、国家运动中。因此产生的论述和实践就不再仅视文学为世界的虚构重现,而视其为国家大业的有机连锁,文学无所不在。当要求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做好“中国梦”时,文学读者要发出会心的微笑。作为时代精神表征,文学史想当然地参与、创作文学从生产到解读的每一阶段,也必须随时修订,跟上时代。

就此我们必须回顾中国传统文学与历史的错综关系。学者早已指出,历史经验是否,或如何能再现,是历代史家争议的话题之一。叙述历史——以期重现历史中的人和事——不仅需要史料研究和史识框架,也需要修辞技巧和史家的诚信与自许。《论语》有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一般认为“史”信而有征,仿佛比“文”更可信。孔子却表示,历史话语踵事增华,反可能比文学更为夸张失实。“文”和“史”必须相与为用,才能展示一个真实而有意义的世界。司马迁(前135?— 前90)的成就庶几近之。在史事和史识、文采和情操各方面,他创造了理想的典范。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抒情与乡土作家沈从文(1902—1988)甚至认为伟大的历史必先是伟大的文学史。

不仅如此,自9世纪开始,“诗史”即成为中国诗学的重要思想。唐代文人孟棨(?-?,第9世纪)曾谓,“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孟棨思索“情”作为内里的“情志”和外沿的“情境”的意义,从而阐明历史经验与诗性思维的互补关系。“诗圣”杜甫(712—770)被誉为是传统“诗史”的伟大实践者,这一盛名不仅肯定其人铭记生命实相的史观,也称赞其人与天文、地文、人文共鸣的诗心。“诗史”论述在17世纪中叶达到高潮,其时正值明代覆亡时刻。套用黄宗羲(1610—1695)的话,唯因“史亡而后诗作”。

读者可能察觉《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纂不乏西方理论痕迹。如本雅明(Walter Benjiamin)的“星座图”、“拱廊计划”(constellation;arcade project),巴赫汀 (Mikhail Bakhtin)的“众声喧哗”(heteroglossia),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谱系学”(genealogy),或德勒兹(Gilles Deleuze) 的“组合”论、“皱褶”论 (Assemblage;fold)等,都可引为附会。但与其说此书如何受到“后学”影响,更不如说灵感一样得自钱钟书先生的“管锥学”。钱先生《管锥编》反转《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喻义,以无数中西篇章典故片段汇集成一股集知识、史观、诗情为一炉的论述。早在1962年《读〈拉奥孔〉》一文中,钱先生就有言:

正因为零星琐屑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

由小见大,引譬连类。所谓“史蕴诗心”,当今的西方理论未必能够做出相应的回应。

归根结底,本书最关心的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和“史”——或狭义的“诗史”——的对话关系重新呈现。通过重点题材的配置和弹性风格的处理,我希望所展现的中国文学现象犹如星罗棋布,一方面闪烁着特别的历史时刻和文学奇才,一方面又形成可以识别的星象坐标,从而让文学、历史的关联性彰显出来。

现代作家如何反思,以及现代文学如何反映这一对话关系是《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中心议题。通过一百六十一篇文章,笔者希望文学史所论的话题各有态度、风格和层次,甚至论述者本人和文字也各有态度、风格和层次;文学和历史互为文本,构成多声复部的体系。只是,每篇文章都由一个日期和相应事件来标识。这些事件也不尽相同:特定作品的出版,机构(比如一个团体、一家杂志、一个出版社)的建立,某一著名文体、主题或技巧的初现,一项具体问题的辩论,一桩政治行动或社会事件,一段爱情,一桩丑闻……每篇文章的目的都是为了揭示该事件的历史意义,通过文学话语或经验来表达该事件的特定情境,当代的(无)关联性,或长远的意义。

此外,“诗史”的观念促使我们视特定文类作品,甚至是传奇虚构,为一种“历史经验里特殊的,信以为真的说法;或一种(主体)意识遭遇、诠释和回应世界的方法”。因此我鼓励本书撰稿者——尤其极富想象力的作家们——选择最得心应手的形式,表达他们的历史“感”。例如,哈金的文章重建了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的前夕;王安忆遥念母亲茹志鹃写作生涯中三个关键挑战;关诗佩虚拟翻译学先驱威妥玛(Thomas Wade,1818—1895)觐见同治皇帝,提出建立翻译体制的一刻;韩依薇(Lari Heinrich)则建议读者阅读他悼念酷儿作家邱妙津一文时,可以从任何一个段落进入文本。

最后,我们来到文学史和国家代表性的问题。按时间顺序,《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涵盖了从明末至清朝,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不同朝代、政权下的文学现象。“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民族和文化的实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定义。历史学家许倬云和葛兆光都曾指出,“中国”一词首见于周朝(前1046—256)或更早,意旨空间地理上,位于中央的社会或区域。“中国”作为一种略近国家雏形的共同体意识源于宋代(960—1279);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使得宋朝朝野对领土、疆界产生了自觉意识。

明清两朝也曾分别自称为“中国”,但一直要到20世纪初,“中国”才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主权和国家概念挂钩。中华民国在推翻清朝的革命后于1911年成立;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分峙两岸,延续至今。

 

当我们讨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一词至少包含如下含义:作为一个由生存经验构成的历史进程,一个文化和知识的传承,一个政治实体,以及一个“想象共同体”。1949年后,中国现代文学逐渐分化成两个传统,分别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国论述掌控。虽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壁垒分明,在20世纪中期冷战年代,对文学活动的控制却有惊人相似之处,然而国民党毕竟技逊一筹。也幸亏如此,60年代的台湾迎来了现代主义和其他文学实验。随之而起的则是何为中国、何为台湾的争论。“中国”在台湾如何表述日益成为棘手话题。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推向极左。8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分别经历了政治和文化的剧烈震荡。时至今日,“中国”在不同情境下,已被后社会主义化,去殖民化,后现代化,解构化,性别化,甚至去中国化。对鼓吹台湾“独立”者而言,“中国”成为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指称。但随着大陆“大国崛起”的呼声,“中国梦”俨然又是团结爱国情绪的新指标。

1971年,夏志清教授(1921—2013)首次以“执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一词来形容中国文人面对现代性挑战的矛盾态度。夏先生认为,现代中国文人如此忧国忧民,以至于将他们对现状的反感转变为一种施虐/受虐般的心态。他们将任何社会或政治困境都看作是中国独有的病征,因而对中国现状极尽批判之能事。这样的态度虽然让现代中国文学充满道德与政治的紧张,却也导致画地自限,自怨自怜的反效果。夏志清认为补救之道在于迎向(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

《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于1961年,迄今为止仍然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专书。尽管该书遭受左派阵营批评,谓之提倡冷战思维、西方自由派人道主义以及新批评,因而成为反面教材,但它“濯去旧见,以来新意”的作用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将近一甲子后的今天,夏志清对“执迷中国”的批判依然铿锵有声,但其含意已有改变,引人深思。在大陆,作家和读者将他们的“执迷”转化成复杂动机,对中国从狂热到讥诮,从梦想到冷漠,不一而足。而在台湾,憎恶一切和中国有关的事物成为一种流行,仿佛不如此就成为时代落伍者——却因此吊诡的,重演“执迷中国”的原始症候群。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力求通过中国文学论述和实践——从经典名作到先锋实验,从外国思潮到本土反响——来记录、评价这不断变化的中国经验,同时叩问影响中国(后)现代性的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本书从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不必只是国家主义竞争下的产物,同时也是跨国与跨语言、文化的现象,更是千万人生活经验——实在的与抽象的、压抑的与向往的——的印记。有鉴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史都囿于意识形态和文化本质主义,我们需要其他视角来揭露“中国”文学的局限和潜能。《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企图跨越时间和地理的界限,将眼光放在华语语系内外的文学,呈现比“共和国”或“民国文学”更宽广复杂的“中国”文学。(因篇幅之故,本文第三部分及注释从略,详见请参看《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王德威,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Edward Henderson讲座教授。中译原稿由苏州大学王晓伟老师执笔,谨此致谢。译稿已由作者改写并修订,发表时个别处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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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当代中国对文学史的关注为国际学界所仅见。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对“文”与“史”的重视其来有自,也和目前学科建制、知识管理、甚至文化生产息息相关。尤其当代文学史的编写与阅读更与政治氛围形成微妙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反思,诚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哈佛大学出版公司《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是近年英语学界“重写中国文学史”风潮的又一尝试。这本文学史集合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全书采取编年顺序,个别篇章则聚焦特定历史时刻、事件、人物及命题,由此衍生、串联出现代文学的复杂面貌。

《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起自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在这“漫长的现代”过程里,中国文学经历剧烈文化及政教变动,发展出极为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借此,我们期望向(英语)世界读者呈现中国文学现代性之一端,同时反思目前文学史书写、阅读、教学的局限与可能。

熟悉中国大陆文学史生态的读者对此书可能有如下的质疑。第一,哈佛版文学史尽管长达千页,却不是“完整”的文学史。一般文学史写作,不论独立或群体为之,讲求纲举目张,一以贯之。尽管不能巨细靡遗,也力求面面俱到。相形之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疏漏似乎一目了然。鲁迅的作品仅及于《狂人日记》和有限杂文,当代文学只触及莫言、王安忆等少数作家,更不提诸多和大历史有关的标志性议题与人物、作品付诸阙如。

但有心读者应会发现在这“不求全”的前提下,《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致力的思考、想象历史的方式。全书一方面采取编年模式,回归时间/事件的素朴流动,向中国传统史学论述源头之一的编年史致意。另一方面各篇文章就选定的时间、议题,以小观大,做出散点、辐射性陈述。这两种方向所形成的张力贯穿全书。尽管就章节表面而言似乎挂一漏万,重点却在于全书各个时间点所形成的脉络——及缝隙——促使我们想象文学史千头万绪,与时俱进,总有待增删填补。细心读者其实可以看出书中草蛇灰线的布置,进而触类旁通,把现代中国文学的故事接着说下去。换句话说,这本文学史不再强求一家之言的定论,而在于投射一种继长增成的对话过程。

当然,这样的说法难免陈义过高,而且似乎不脱“后学”阴影,下文将再论及。我必须承认,面临海外人力和材料诸多局限,本书编撰体例的形成不无因势利导的考量。唯其如此,如何在“随机”和“有机”、“挂一漏万”和“以小观大”、“一家之言”和“众声喧哗”之间,发展出一个合情合理的架构,成为编者最大的挑战。在编辑过程中,我和众多作者就预先规划的主题和个人专业兴趣来回协商,结果有所得,也有所失。无论如何,与其说《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意在取代目前的文学史典范,不如说就是一次方法实验,对“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的创造性思考。

其次,本书对“文学”的定义不再根据制式说法,所包罗的多样文本和现象也可能引人侧目。各篇文章对文类、题材、媒介的处理更是五花八门,从晚清画报到当代网上游戏,从革命启蒙到鸳鸯蝴蝶,从伟人讲话到狱中书简,从红色经典到离散叙事,不一而足。不仅如此,撰文者的风格也各有特色。按照编辑体例,每篇文字都从特定时间、文本、器物、事件展开,然后“自行其是”。夹议夹叙者有之,现身说法者有之,甚至虚构情景者亦有之。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制式文学史叙述大相径庭。

或有识者以此为眼花缭乱,徒具热闹而已。我却要强调热闹之下的门道。这里所牵涉的问题不仅是文学史的内容范畴而已,也包括“文”与“史”的辩证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习于学科建制内狭义的“文学”定义,论文类必谈小说、新诗、戏剧、散文,论作家不外鲁郭茅巴老曹,论现象则是各色现实主义外加革命启蒙、寻根先锋,久而久之,形成一种再熟悉不过的叙述声音,下焉者甚至流露八股腔调。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仍然谨守20世纪初以来的规范,忽视与时俱进的媒介、场域和体材的变化,未免故步自封。回顾20世纪以前中国“文”“学”,我们即可知意涵何其丰富——温故其实可以知新。

众所周知,一般文学史不论立场,行文率皆以史笔自居。本书无意唐突这一典范的重要性——它的存在诚为这本《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石。但我以为除此之外,也不妨考虑“文学”史之所以异于其他学科历史的特色。我们应该重新彰显文学史内蕴的“文学性”:文学史书写应该像所关注的文学作品一样,具有文本的自觉。但我所谓的“文学性”不必局限于审美形式而已;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的判断或欣赏,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必须不断被凸显和检视。唯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者们以不同风格处理文本内外现象,力求实践“文学性”,就是一种有意识的“书写”历史姿态。

最后,《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所导向的华语语系视野也可能引起异议。如上所述,这本文学史在海外编纂,自然受到客观环境和资源的局限,难以和大陆学界的各种宏大计划相比拟。英语世界的读者也未必有充分的知识准备,因而必须做出适当因应。然而当我们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里,一个不同以往的图景于焉出现。近年中国史学界流行“从周边看中国”的论述即在提醒,中国历史的建构不仅是“承先启后”的内烁过程,也总铭记与他者——不论是内陆的或是海外的他者——的互动经验。更何况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原本就是一个内与外、古与今、雅与俗交错的现象。

因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刻意敷衍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反而强调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路。本书超过半数以上文章都触及域外经验,自有其论述动机。从翻译到旅行,从留学到流亡,现当代中国作家不断在跨界的过程中汲取他者刺激,反思一己定位。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以汉语或非汉语创作的成果也给予相当关注。

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本书所横跨的时空领域,我提出华语语系文学的概念作为比较的视野。此处所定义的“华语语系”不限于中国大陆之外的华文文学,也不必与以国家定位的中国文学抵牾,而是可成为两者之外的另一介面。本书作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地,华裔与非华裔的跨族群身份间接说明了众声喧“华”的特色。我所要强调的是,过去两个世纪华人经验的复杂性和互动性是如此丰富,不应该为单一的政治地理所局限。有容乃大:唯有在更包容的格局里看待现代华语语系文学的源起和发展,才能以更广阔的视野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多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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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的现代世界

19世纪以来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断的时代。从鸦片战争(1839—1842),到太平天国(1851—1864)、义和团运动(1900 ),从甲午战争(1894—1895)到对日抗战(1937—1945),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中国饱经动乱。与此同时,社会价值的转换,生产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知识和教育的裂变,为这一古老文明带来巨大冲击。在维新和守成间,在革命和改良间,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迂回前行。到了新世纪,“和平崛起”和“中国梦”的口号此起彼落,仿佛复兴契机又一次到来。

在这漫长的现代流程里,文学的概念、实践、传播和评判也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化。19世纪末以来,进口印刷技术,创新行销策略,识字率的普及,读者群的扩大,媒体和翻译形式的多样化以及职业作家的出现,都推动了文学创作和消费的迅速发展。随着这些变化,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形式、学术科目和文化建制,甚至国族想象——成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文学”。“文学”定义的变化,以及由此投射的重重历史波动,的确是中国现代性最明显的表征之一。

以国家为定位的文学史是一种对大师、经典、运动和事件的连贯叙述;也是民族传统、国家主权想象的微妙延伸。这一概念在19、20世纪之交引入中国,至今仍然在文学研究中占有主导地位。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不能自外于此一论述框架,但希望采取不同方式一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对耳熟能详的话题,诸如“现代”中国文学的时期划分,中国“文学”概念的演化,“文学史”在不同情境的可行性和可读性,以及何为“中国”文学史的含义,认真重新探讨。

首先,目前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生论多半溯至20世纪初。彼时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引发有志之士以文学救国的壮志。1917年文学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现代化轨道。相对于此,晚清被认为是政治和文化秩序崩溃、青黄不接的过渡时期。这样的论述近年已有大幅修正。我们从而理解,晚清时期的文学概念、创作和传播充满推陈出新的冲动,也充满颓废保守的潜能。这些新旧力量交汇处所爆发的种种实验和“被压抑的现代性”,恰和五四形成交流与交锋的关系。

我们不禁要叩问:中国文学自19世纪后步入“现代”,究竟是什么因素使然?传统回答此一问题的方式多半着眼西方列强侵略,民主宪政发生,乡土意识兴起,军事、经济和文化生产模式改变,城市文化流传,心理和性别主体创生,以及更重要的,线性时间与革命时间冲击下所产生的“历史”时间。这些因素首先出现在欧洲,一旦在中国发生,不但将中国纳入全球性循环体系,也激发出本土因应的迫切感。现代中国文学铭刻了这些因素,也为其所铭刻。

我认为这类描述也许触及中国文学“现代化”肇始的条件,却未能解释中国文学独特的“现代性”意义。全球政治和技术的现代化可能催生文学的现代性,但不论在时间顺序或形式内容上,中国的现代文学无须亦步亦趋,重复或再现已有模式。《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企图讨论如下问题: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现代性是如何表现的?现代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和经验,因而仅仅是跨文化和翻译交汇的产物,还是本土因应内里和外来刺激而生的自我更新的能量?西方现代性的定义往往与“原创”、“时新”、“反传统”、“突破”这些概念挂钩,但在中国语境里,这样的定义可否因应“脱胎换骨”、“托古改制”等固有观念,而发展出不同的诠释维度?最后,我们也必须思考中国现代经验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改变了全球现代性的传播?

本书的思考脉络并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图。这对目前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论式史观提出修正建议。正如本书所示,在任一历史时刻,以“现代”为名的向往或压力都可能催生出种种创新求变可能。这些可能彼此激烈争竞,而其中最被看好的未必能最后胜出,也未必是唯一会应历史变数的答案。例如,中国文学现代化曾被认为缘起于白话文学运动;但晚近的研究也显示,维新的想象同样来自“文”这一传统概念的内部转型,甚至传教士孕育的翻译文化也起到重要作用。

历史后见之明告诉我们,很多创新动力理应产生更为积极的结果,但或因时机偶然,或因现实考量,而仅止于昙花一现,甚至背道而驰。世事多变,善恶“俱分进化”,历史的每一转折不一定导向“所有可能的最好世界中的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