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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动机的制约   与汉魏六朝小说的写作

赵建成

 

    汉魏六朝小说在小说系统中最为特异。究其原因,则在于著者的著述动机不同,即著者非“作意”或“有意”为小说。

    明人胡应麟云:“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少室山房笔丛》卷36“二酉缀遗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71页)胡氏的论断于六朝小说主要是针对志怪小说而言,但显然亦适用于志人小说。鲁迅亦云:“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胡应麟与鲁迅都准确地指出了汉魏六朝小说与后世小说的区别。这种区别也决定了汉魏六朝小说普遍具有一定程度的史的性质和价值。刘叶秋说:“魏晋南北朝小说,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先秦两汉的影响,实际是史传的一股支流。”(《魏晋南北朝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0页)刘先生说的是魏晋南北朝小说,但这个论断完全可以上延至汉代的小说。

    既然是非“有意”为小说,那么汉魏六朝小说的著述动机何在,又如何影响到作品的风貌呢?

    这 因 具 体 小 说 类 型 的 不 同 而 有 所区别。以张华《博物志》为代表的“博物体”志怪小说是汉魏六朝小说最先发展并繁荣起来的一个类型。据《洞冥记序》,郭宪编著《洞冥记》是因为前代典籍“犹有漏逸”,“浮诞”之事与“偏国殊方”“非政教所同,经文史官记事,故略而不取”,而“古曩馀事,不可得而弃”,于是“撰《洞冥记》四卷,成一家之书”,“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庶明博君子赅而异焉”(《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23页)。

    而关于《博物志》的编撰,《博物志》卷1张华自序云:“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博物之士,览而鉴焉。”(《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184页)李剑国以为此序不类全书总序,疑为《地理略》小序(《唐前志怪小说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260页),然由此亦可约略见出张华编撰《博物志》的动机。其他“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写作,亦大体如是。由此可见,“博物体”志怪小说的编撰目的,一方面是补前代典籍之阙,但更重要的是为了炫博。

    为了炫博,“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作者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远离日常情境与日常事物的世界,这个世界以“异”为关键词。如托名东方朔的《神异经》、任的《述异记》直接以“异”入题,而张华《博物志》各卷更是多有以“异”标目者,如卷2有“异人”、“异俗”、“异产”三目,卷3有“异兽”、“异鸟”、“异虫”、“异鱼”、“异草木”五目,卷7有“异闻”一目等。出于人们日常闻见之外的人、动植物、风俗、事件成为“博物体”志怪小说的核心内容,如《括地图》中能为飞车的奇肱民、《神异经》西南荒中的讹兽、托名东方朔的《十洲记》中祖洲上的不死之草、《博物志》中的八月槎和千日酒、郭璞《玄中记》中的姑获鸟等。

    而为了充分说明这些事物的“异”,“博物体”志怪小说往往侧重于对其形态、特性、功用及产生原因等方面的介绍,因而更多地采用说明与描述性的语言,情节性与故事性并非它主要的追求目标。为了最大程度地渲染奇异,“博物体”志怪小说往往把叙述置于一个扩大的、人力无法逾越的广阔空间背景中,并常使用夸张手法。如《括地图》中大人国“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儿”,“去会稽四万六千里”;化民“食桑三十七年,以丝自裹,九年生翼,十年而死。其桑长千仞”。《玄中记》中记“昆仑西北有山,周回三万里,巨蛇绕之,得三周。蛇为长九万里。蛇居此山,饮食沧海”。充分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和对外部空间的向往之情。

    “搜神体”志怪小说是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类型,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据《晋书·干宝传》,宝父有一侍婢死而复生,宝“以此遂撰集古今神 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因此干宝自序述其编撰此书的宗旨为“明神道之不诬”(《晋书·干宝传》)。同类小说如曹丕《列异传》、陶渊明《搜神后记》、刘义庆《幽明录》、吴均《续齐谐记》等撰作大体亦应如此。而刘义庆《宣验记》、王琰《冥祥记》、颜之推《冤魂志》等则专门致力于佛教的宣传,因而被鲁迅称为“释氏辅教之书”(《中国小说史略》第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据王琰《冥祥记》自序,琰幼年有贤法师以观世音金像一躯与其供养,后此像屡显神异,琰“循复其事,有感深怀;沿此征觌,缀成斯记”(鲁迅《古小说钩沉》,齐鲁书社,1997,277页)。则可见王琰《冥祥记》的写作动机在于宣扬佛法之灵异。鲁迅说此类书“大抵记经像之显效,明应验之实有,以震耸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顾后世则或视为小说”(同上)。

    与“释氏辅教之书”相对,杂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主要宣传的是道教与神仙之说。刘向《列仙传》的写作,据佚名《列仙传叙》:“至成帝时,向既司典籍,见上颇修神仙之事,乃知铸金之术,实有不虚,仙颜久视,真乎不谬,但世人求之不勤者也。遂辑上古以来及三代秦汉,博采诸家言神仙事者,约载其人,集斯传焉。”(涵芬楼百卷本《说郛》卷43)这说明刘向是出于对神仙的虔诚、向往和宣传而编撰《列仙传》的。葛洪著《神仙传》,是由于“神仙幽隐,与世异流,世之所闻者,犹千不得一者也”,于是他“复抄集古之仙者见于仙经、服食方及百家之书、先师所说、耆儒所论,以为十卷,以传知真识远之士”,宣传“仙化可得,不死可学”(涵芬楼百卷本《说郛》卷43)。

    上述两种类型的志怪小说都致力于宗教的宣传。而要使宣传令人信服,其内容必须信而有征,因此这两种类型的志怪小说具有突出的史书的特征,而这些志怪小说的作者很多就是史学家或有过史著。这种史书的特征,表现在作家的写作态度与作品的体例上。

    就写作态度而言,这两类小说的作者都有明确的史家意识。由干宝《搜神记》自序我们可以看出,干宝是以著史的谨严态度撰著《搜神记》的。他首先承认,在客观上《搜神记》的记述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而这一点其实也是历史著述的“通病”;但在主观上,他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搜神记》的记述尽可能做到真实、客观。

    《搜神记》的材料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承于前载”,即取自前代典籍的记述;二是通过“采访近世之事”、“访行事于故老”,即干宝亲自采访、搜集得来的。这与司马迁著《史记》的情况很相似。干宝虽自谦《搜神记》为“微说”,然而对其功能和价值却是充分肯定的。这充分说明了《搜神记》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史的著述。

    就作品的写作体例而言,《列仙传》与《神仙传》在形式上采用的是杂传的体例,其叙述方式一般为开头交待神仙人物的姓氏、闾里、籍贯,中间叙述其履历与法术的神异,最后交待结局。王嘉《拾遗记》更是采用史书的体例。萧绮《拾遗记序》说此书记事“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184页),即上自庖牺下迄石赵,历述各代逸事。确切地说,《拾遗记》前九卷全记历史遗闻逸事。萧绮序说此书“言匪浮诡,事弗空诬。推详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真怪,则叶附图籍”。因都有自神其教的目的,为了使叙述更令人信服、更具感染力,很多作品语言简洁生动,叙述宛转优美,出现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名篇及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笑林》为代表的“笑林”体,二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世说”体,三是以《西京杂记》为代表的杂记体。

    “世说”体的志人小说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主流,《世说新语》是其中最出色的作品,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属同类作品。关于其书的写作宗旨,胡应麟云:“《世说》以玄韵为宗,非纪事比。”(《少室山房笔丛》卷29“九流绪论下”,285页)鲁迅亦结合当时的具体背景论述其写作动机说:“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二讲“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鲁迅全集》第9卷,319页)胡应麟所说的“玄韵”,其实就是以玄学的生活情调为核心的魏晋风流,因此二人的论述有很大的一致性,也很有见地。记录令人神往的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就是此书的编撰动机。

    “以玄韵为宗”,为“名士底教科书”,决定了《世说新语》的内容和风格。在内容上,《世说新语》的编著者搜罗整理了大量以名士风流为核心的内容,如清谈、饮酒、服药、人物品藻、任诞放达等,予以分门别类、自成系统编排,从各个角度展示魏晋名士的风采。在风格上则形成了“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的独特风貌。而“以玄韵为宗”的核心诉求还决定了《世说》内容“非纪事比”的重要特征,即“情节、背景等的充分淡化或虚化”(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167页)。这是编者有意为之的结果。

    “杂记体”志人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是《西京杂记》。此书的著者存在争议,有刘歆、葛洪等说,而葛洪说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刘歆所撰、为班固所弃,还是葛洪所撰“以裨《汉书》之阙”,《西京杂记》都只能是史之异流。明黄省曾概括其题材内容有四个特点,分别是猥琐可略、闲漫无归、杳昧而难凭、触忌而须讳(周天游校注《西京杂记》,276页)。这是此书与正史的区别,然而也正是其特色所在。正因其不受正史严正笔法的束缚,所以保存了丰富而独特的史料,并形成了“意绪秀异,文笔可观”(《中国小说史略》第四篇“今所见汉人小说”)的风格。“画工弃市”写王昭君因不肯贿赂画工而不得汉元帝宠幸,被赐予匈奴单于为阏氏,临行时元帝才见昭君之美,于是尽诛画工;“相如死于消渴疾”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事;“赵后淫乱”写汉成帝皇后赵飞燕淫乱后宫事等,都流传广远。

    汉魏六朝小说作者的确并非“有意为小说”,其著述动机往往与文学无关,但又直接规定了汉魏六朝小说的性质、内容、形式与表现手法。

    具体而言,著述动机决定了汉魏六朝小说著述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即它具有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或为著史,或为炫博,或为辅教,或为传承名士风流,或兼有几种宗旨,其根本属性不在文学。

    因此,文学方面的情节、形式、内容、艺术手法等往往成为某种文化形态或著述动机统率下的附着因素,不是最根本的,其有无取决于完成小说的功能或使命的需要。这也使得汉魏六朝小说呈现出异于后世小说的独特风貌。

    但尽管如此,汉魏六朝小说在完成了自身的“既定”价值后,又超越了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一方面在艺术上还是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记事简约,生动传神,语言优美,许多描写细致入微,富于想象力和表现力,塑造了一些生动的人物形象,令人回味无穷。一方面汉魏六朝小说“摭采繁富,取材不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0评《西京杂记》),在题材体裁、内容形式和艺术表现等方面对后世文学如小说、诗文、戏曲等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后世论者往往认为汉魏六朝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发展不够成熟,甚至有人直接将其排除在小说系统之外。就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看来,汉魏六朝小说的写作特点的确仍为粗陈梗概、篇幅短小,与后世小说长于长篇叙事、铺排渲染相比,有不足之处。但从另一角度看来,这也正是其特点或优点所在。鲁迅说:“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不过他不用于小说。”(《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附录,127页)的确,在文史作品叙事已达到很高水平的当时,汉魏六朝小说发展的这种状况恰恰说明了这一小说系统自身的体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