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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为何写《恨赋》《别赋》?

邬国平

 

    江淹以人类生离死别所激起的凄伤感情为描写对象,写出了《恨赋》《别赋》两篇不朽作品,不仅引起历来读者高度的阅读兴趣,而且也沾溉了后世的文学创作。杜甫《梦李白二首》之一:“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将“死别”和“生别”两句分别对应《恨赋》和《别赋》的内容和意绪,如合符契,这两篇赋与后世文学之间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本文就江淹为何写《恨赋》、《别赋》,以及它们新颖写法的主要表现这两个问题,谈一些认识。

    先说第一点,江淹为何写《恨赋》、《别赋》。

    元徽三年(475),三十二岁的江淹因讽谏建平王刘景素谋议举兵,被贬为吴兴令,头尾相连三载。吴兴属江州,今福建浦城县。期间,江淹出现了文学创作的高峰,著名的《恨赋》《别赋》即写在此时。仕途上遭遇挫折,加上离乡背井,失意之外更添乡愁,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生离死别的题材写赋,被理解为是作者借此自诉忧伤,似乎顺理成章,故从来的读者多如此解读江淹这两篇作品,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然而,江淹是否纯然出于这个目的而写《恨赋》《别赋》,其实还是一个疑问。他自己说:

 

    ……王遂不悟,乃凭怒而黜之,为建安吴兴令。地在东南峤外,闽越之旧境也。爰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皆淹平生所至爱,不觉行路之远矣。山中无事,与道书为偶,乃悠然独往,或日夕忘归。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自序》)

 

    这是回忆他被刘景素贬到吴兴以后的生活情景,经常以游览山水、阅读道书、写诗作文消遣时日。可注意的是,江淹对他自己写作状况的说明,“放浪之际,颇著文章自娱”,语气流露出他对自己这段时间的写作状态及作品颇感得意。他用“自娱”来说明当时为何写作的主观动机,这当然也包括对他写《恨赋》《别赋》动机的说明。

    “著文章自娱”,作者如是说;江淹自诉忧伤,读者如是解读——这两种说法,显然并不一致。作者、读者对同样的作品做出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说明,这类现象在文学传播史上很普遍,本不足奇。不过,就解释撰写作品的原因而言,作者的话一般更具体,也更切实,而读者纯粹凭借对作品的揣摩,往往体会不到其中细微隐约的关系,难免会说出隔阂、肤廓的话。所以,江淹用“自娱”解释他写作《恨赋》、《别赋》的初衷,必定有其心理方面真实可信的缘由,人们一般没有理由去怀疑他的解释,更不应该轻易否定它。李善解释《恨赋》篇名:“意谓古人不称其情,皆饮恨而死也。”李周翰也说:“尝谓古人遭时否塞,有志不申,而作是赋也。”(见《六臣注文选》)他们都还只是说江淹写《恨赋》是为“饮恨而死”的“古人”申恨吐气,没有直接用江淹自申其恨来定义该文的写作缘起,这虽然与江淹“自娱”说也不相同,相比而言,可能更容易接近江淹的说法。

    其实,作者的“自娱”说、读者的作者自申愁恨说,二者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江淹说,“仆乃得罪峤外,遐路窈然”(《知己赋·序》),对此有耿耿之意。《恨赋》一文更有“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的表白,也清楚说明作者确实将自己摆进作品充当了一个角色。既然如此,后人提出“有志不申,乃作此赋”显然也有一定道理。问题在于,自申愁恨是不是江淹写《恨赋》《别赋》全部的或主要的动机?从江淹用“自娱”表白他写作的心迹来看,可以肯定仅仅从作者自申自诉其愁恨的维度理解这两篇作品,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与作者写这两篇赋真实的、根本的缘起尚隔一尘。

    江淹“自娱”说是指,借吐露郁积消释怨愁,或从写作本身获得快乐。以此对照“有志不申,乃作此赋”的说法,显然,后人的总结只符合“消释怨愁”的一部分含义,而非全部,因为消释怨愁不仅是指摅诉,而且还指通过摅诉使情绪发生转迁,达到忘忧境地。而且,后人的解读没有涉及写作本身是引起快乐的源泉的问题。所以在这两种说法中,“自娱”可以包括自申,自申却不能涵盖“自娱”。也就是说,江淹自己对《恨赋》《别赋》写作缘起的说明完整、适切,后世读者的概括则存在明显遗漏。这里需要纠正一种认识,以为写快乐的题材才能“自娱”,写悲事哀情则与“自娱”无关。这是误会。文人沉醉于写作的快乐中,陶陶然,悠悠然,不管是写忧伤,还是写欣喜,都可称为以文自娱。而且,作者从写忧伤的题材中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自娱”和满足,因为将内心的忧愁哀伤宣泄出来,消化积滞,净化情绪,重新归于平宁,这等于使从前经历的痛苦得到加倍补偿。文学史上的佳作,为什么写忧愁哀伤远多于写欣喜欣悦,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自娱”从来就是人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诱因。甚至屈原写《离骚》,如此愁思悠长、悲愤凝重,也不能说其中没有自娱的成分。

    “自娱”说与“释情”说有许多相通之处。钟嵘曾对诗人通过写悲忧以释情作过精辟的分析,可以用来比照江淹的“自娱”说。钟嵘说: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或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释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诗品序》,引自《梁书·钟嵘传》。按:后世流传的《诗品》,“释”被改为“骋”,意思不同,宜从《梁书》所录。)

 

    诗人感物生情而吟诗,各人遭遇不同,有喜有悲,钟嵘主要举悲苦的例子,说人们既然遭遇了深巨的创伤和不幸,就非常需要用诗歌疏导情感,所谓陈诗展义、长歌释情。钟嵘提出的这种“释情”说,兼指以诗抒情、宽慰情绪,他强调,对于作者来说,抒情文学具有借抒发悲怀以自慰的重要功能。显然,这与单纯的言志抒情有显著差别。江淹“著文章自娱”也说明了这个写作道理。他在吴兴,惆怅失志,不仅需要倾诉幽怨,更需要借助倾诉进行自我抚慰,所以他写《恨赋》《别赋》表达的虽是怨恨骚忧,目的则是通过感情排泄实现自我忘忧,自我解脱,自我娱乐,从而顺利地度过逆境。《诗品序》“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这两句话,既是对“释情”的形容,也是对“自娱”的说明,二者一致。从这个方面去理解江淹写作《恨赋》《别赋》的原因,一点都不费解。顺便说一下,钟嵘《诗品序》这段话与《恨赋》《别赋》的内容非常接近,也是多举历史上生离死别的事例(有些与江淹赋举的例子相同,如“汉妾辞宫”与《恨赋》“明妃去时”、“负戈外戍”与《别赋》“负羽从军”等),采用以类相从的组合方式表达主题,这些都明显带有脱胎于江淹两赋的痕迹。又,钟嵘这一段颇长的文字多用偶语文体,富有文采,这一特点为《诗品》全书所少见,表明它与骈文有关,这很可能也是直接受到了江淹两赋的影响。所以,根据两者存在以上这些相同的特点,不排除钟嵘“释情”说是对江淹“自娱”说的一次重新表述,或者说,钟嵘可能正是从《恨赋》、《别赋》和江淹对自己写作缘起的陈述中受到启发,提出了诗歌创作的“释情”说。这样的推断虽然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也决非捕风系影,至少,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会有助于理解江淹的“自娱”说,并探知他为什么写《恨赋》《别赋》最主要的心理原因。

    再说第二点,《恨赋》《别赋》主要的新颖特点。

    我们知道,江淹写诗带有很强的摹拟意识,且有高明的摹拟技巧,堪称文学史上的“摹拟秀”,这集中反映在他的组诗《杂体三十首》中,钟嵘评他“诗体总杂,善于摹拟”(《诗品》),堪为定论。他选择的摹拟对象都是汉以后五言诗的代表诗人及代表作品,而在摹拟中又能表达出他自己的真实感情,并能体现一定的创新精神。前者说明江淹具有先进的诗体意识(五言诗代表当时进步的诗歌形式),后者说明他摹拟古人又不是简单地重复古人。其实,江淹写文章也同样具有摹拟的倾向,并且受到相似的摹拟观念的支配。举辞赋为例,《学梁王兔园赋》仿枚乘《梁王兔园赋》,《水上神女赋》仿曹植《神女赋》,《遂古篇》仿屈原《天问》,《灯赋》分“大王灯”和“庶人灯”,仿宋玉《风赋》分“雄风”和“雌风”。再如有学者指出,江淹赋有明显模仿鲍照作品的痕迹,《哀千里赋》、《恨赋》、《青苔赋》部分内容仿《芜城赋》,《别赋》部分内容仿《游思赋》(见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江淹诗赋学鲍照”条。又该书同一条认为,江淹《灯赋》学陆机《羽扇赋》)。江淹模仿前人辞赋,基本不以两汉大赋为对象,而是主要模仿言情写景赋,尤其是小赋,这也符合赋体文学朝轻灵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与他选择五言诗为摹拟对象一样,踩准了文体进步的节拍。摹拟而不是简单地重复古人这一点,同样在江淹的仿赋中得到了体现,《遂古篇·序》云:“以学古制今。”这概括了他含有创新成分的摹拟文学思想。

    《恨赋》《别赋》少数地方虽然有学习模仿鲍照赋的痕迹,不过,这两篇作品通过联缀和铺叙带有情感一致性的、同类别的人物事例以表现主旨,写法上是新颖的,体现出江淹的创新精神。他分别将各类“恨”和“别”的典实题材集中起来,构成文章主体,如《恨赋》依次描写“帝王之恨”、“列侯之恨”、“名将之恨”、“美人之恨”、“才士之恨”、“高人之恨”、“贫困之恨”、“荣华之恨”,《别赋》依次描写“富贵别”、“任侠别”、“从军别”、“绝国别”、“伉俪别”、“方外别”、“狭邪别”(本文列举《恨赋》《别赋》描写的恨、别种类是许梿的说法,见许梿评选、黎经诰笺注《六朝文絜笺注》卷1眉批)。尽管他写的各色人物身份地位不同,遭遇不同,具体情感所涉的事体也不同,而关涉“恨”或“别”的情感类型和主题却是一致的。《别赋》说:“别虽一绪,事乃万族。”又说:“别方不定,别理千名。”世上千千万万不同的离别故事,皆系结着人人心中同然的那一绪离别感念,两者构成纲目关系,《别赋》就是根据这种以一摄多、以多辅一的关系,从世人离别的共性和异相两方面细微具体地描摹离别所引起的种种凄切悲哀。他写《恨赋》的道理也是如此。将“恨”、“别”之情作为描写对象,虽然早就出现在以前的辞赋作品中,然而前人往往以一篇文章叙述一己一事之情,首尾一线穿起,结构简单,如陆机《别赋》。有的作品虽然也有统一的主旨,写法上也串联了多件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往往难以归为一类,如枚乘《七发》及其他“七体”文。这些与江淹联缀相同类别的人物事例描写世人感情的《恨赋》《别赋》皆不一样。在辞赋写作中,另有一种情况是,作者将内涵一致的语句并列在一起,组成语群,表达相同的意思,以增加效果。这类句子多数由两句构成(这与辞赋出于整饬化需要形成大量的对句形式有关),如王粲《登楼赋》:“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少数也有两句以上的,如贾谊《鸟赋》“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就是四句并列成文。江淹本人也有沿用这种写法的例子,如《泣赋》“若夫景公齐山,荆卿燕市,孟尝闻琴,马迁废史,少卿悼躬,夷甫伤子,皆泣绪如丝,讵能仰视”。这些语群虽然也是将同类别的内容集中在一起,然而它们主要说明作者对排比修辞手法的运用。江淹写《恨赋》《别赋》却不同,试读《恨赋》相邻的两段: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揺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岱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一写李陵,一写王昭君,皆各用十句详叙两人的不幸遭遇和悲慨憾恨,并不是用句子点一点就了事,而是竭力渲染,使抒情充分到位。这种写法在《恨赋》《别赋》中随处可见。其特点概括起来是,首先集中有关“恨”、“别”的同类别典实,然后对每则典实分别加以铺叙,变简单的句子排比为复杂的段落并列,变普通的事实罗列为细致的抒情描写,从而形成抒情赋的类书化和叙事化特点,特别是对文中的典实做抒情化的铺叙更是其关键手法。这是对骈文对句框架和排比句形式的拓展,写法上出现了显著变化,《恨赋》《别赋》因此而显得结构丰富,情致充实有馀裕,文辞摇漾多姿,富有感染力。许梿评曰:“《恨》《别》二赋乃文通创格。”以上应当是“创格”的重要特点。江淹采用这种类书化的方式集中“恨、别”典实予以铺叙,在后人的创作中也可以发现其写法的馀响。如杜甫著名的“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实际上也是对“别”的同类题材的集中歌咏,杜甫写这组诗歌固然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然而在写法和构思方面,也未必没有受到江淹《恨赋》《别赋》的影响,至少“三别”印证了江淹这种写法是富有艺术表现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