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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悠然见南山”

张剑

 

    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是聚讼纷纭的一首诗,这是因为不同的版本异文,影响到对诗歌本义乃至陶渊明本人的理解。今存陶集最早刻本系毛氏汲古阁藏宋刻递修本,其文本是这样的: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一作为)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一作时时)见(一作望)南山。山气日夕嘉,飞鸟相与还。此还(一作中)有真意,欲辨已(一作忽)忘言。(据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

 

    十句诗里有五处异文,怪不得争论不休,其中第六句是“悠然见南山”还是“悠然望南山”,更是争论的焦点。持“见”字论者的主要依据,一是最早的北宋陶集刻本以及其他陶集单行本多选择“见”字,而将“望”字列为版本异文;二是从诗歌艺术角度判断,“见”字自然,“望”字刻意(可参莫砺锋编《程千帆全集》第8卷《古诗考索》之《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一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430—436页)。持“望”字论者的主要依据,一是今传各种《文选》版本系统包括最早的《唐钞文选集注》残卷中,此诗的文本作“望”字;二是根据苏轼(1037—1101)的一段话: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舛讹,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志林》卷5。按《仇池笔记》卷上“以意改书”亦载此事,略有异文)

 

    既然苏轼说“今皆作‘望南山’”,那就说明他见到的陶诗版本皆作“望”而非“见”。虽然苏轼在这段话里暗示自己所见蜀本大字本作“见南山”,但有研究者认为,苏轼之前,似乎“没有哪一种陶集版本是作‘见南山’的。苏轼宣称少时所见的‘蜀本大字书皆善本’,并暗示某蜀本陶集作‘见’不作望,但是,如果我们猜测苏轼自己发明了‘见’的异文,并把这一‘发明’归结为少年朦胧的记忆,也许不能算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信口开河”(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32页)。

    从后世陶诗接受史来看,持“见”字论者明显占了上风;但从文献学角度看,持“望”字论者的版本支持似乎更强大。而且,假如不能较好回答苏轼之前“没有哪一种陶集版本是作‘见南山’”这个问题,持“见”字论者将更处于文献学上的劣势。

    事实上,苏轼这段话只能表明自己看到的陶诗版本,除了蜀刻大字本外,其他皆作“望”;并不能证明他自己看到了当时存世的所有陶诗版本。何况这段话在《东坡诗话·题渊明〈饮酒〉诗后》(陶宗仪《说郛》卷81《东坡诗话》)又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正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多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苏轼这里将“皆”字限定在了“俗本”,那么有无其他版本作“见”字呢?恐怕是有的。吴则礼(?—1121)作《悠然阁》诗,末句即云:“悠然见南山,畴昔初不言。”吴则礼因与苏门文人陈师道等交往唱和,用“见”字可能是受到苏轼言论影响。著名学者和科学家沈括(1031—1095)在《梦溪续笔谈》中云:“陶渊明《杂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往时校定《文选》,改作‘悠然望南山’,似未允当。若作望南山,则上下句意全不相属,遂非佳作。”(胡道静校证《梦溪笔谈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062页)沈括与苏轼政见相左、关系不睦,接受苏轼观点的可能性不大。名声更大的史学家和藏书家司马光(1019—1086)也选择了“见”字,犹能说明问题。他有这样一首诗:

 

    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手辞梁主命,牺牛惮金鞅。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

 

    诗的题目是《见山台》,系《独乐园七咏》之一。如果司马光读到的陶诗版本是“望南山”而非“见南山”的话,这首诗的题目就应该是“望山台”了。独乐园建于熙宁六年(1073),之前司马光与苏轼虽有交往,但苏轼的“见”字论大致出现在元祐(1086—1093)后期[1],司马光的“见山台”与苏轼扯不上关系。再来看同样声名赫赫的史学家和藏书家宋祁(998—1061)的《咏菊》:

 

    寿客若为情,风流友曲生。殿秋安晚节,为隐被香名。曼衍南阳种,凄凉楚泽英。见山应自语,今古几渊明。

 

    宋祁去世时,苏轼才26岁,绝无可能影响到当时已位高权重的宋祁。如果宋祁没有看到“悠然见南山”的版本,他在这首诗里不会写作“见山应自语”。宋祁是宋庠的胞弟,而陶集宋庠校定本正是今存陶集宋代诸刻本的祖本,宋庠校定本当然会依据宋氏家藏的善本(参邓小军《陶集宋本源流》,收入其《诗史释证》一书,中华书局,2004)。苏轼闻见虽博,却未必看到了宋氏家藏的善本,他所说的“今皆作‘望南山’”、“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有可能专门针对他素抱有成见的《文选》或受《文选》影响的陶集版本而发。只是宋祁这首诗又出现在南宋诗人叶茵的名下,题作《菊》,其著作权的疑问使我们不宜把它做为可靠的证据。

    如果我们肯将眼光前移,会发现唐人在接受陶渊明诗歌时也常取“见”字。如钱起《晚过横灞寄张蓝田》:“乱水东流落照时,黄花满径客行迟。林端忽见南山色,马上还吟陶令诗。”又《罢章陵令山居过中峰道者二首》(此诗一作钱珝诗)其一:“宁辞园令秩,不改渊明调。解印无与言,见山始一笑。……”但更多时候,“见”、“望”在唐人那里似乎无所轩轾,如韦应物《答长安丞裴说》云:“……临流意已凄,采菊露未稀。举头见秋山,万事都若遗。……”《秋郊作》却又云:“……一望秋山净,萧条形迹疏。登原忻时稼,采菊行故墟。……”这种情况,也许恰好反映出唐人所见陶诗版本中既有“见”字又有“望”字的事实。那种认为在苏轼之前“没有哪一种陶集版本是作‘见南山’的……苏轼自己发明了‘见’的异文”的观点,很难令人信服。

    以上所述并非是为持“见”字论者抱不平,只是想要指出,“悠然见南山”不是苏轼自我作古,而当有其版本依据。在“见”和“望”都有依据的情况下,非要争论陶渊明本人用的是“见”或是“望”字是没有意义的。考证的一大原则是“多闻阙疑”,不能厘清的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不必强作解人,发挥想象力的同时必须严格控制想象力的边界,多跨出一小步就可能由真理转成谬误。笔者接着想要简单讨论的是,为什么后人对于陶渊明《饮酒》其五,多选择了“悠然见南山”?

    一般认为,这是由于苏轼在文坛的权威地位和名人效应造成的,“苏东坡名气大,诗歌创作成就高,所以人们都翕然信从”(徐有富《“望南山”与“见南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5月24日第20版)。这当然是部分原因。但应该看到,苏轼之后,“悠然见南山”并未能一统天下。如宋代张耒(1054—1114)《感春十三首》其六云:“呼童策藜杖,蹑露开中园。撷彼杞与菊,归烹助盘飧。既饱谁与乐,登高望南山。”葛胜仲(1072—1144)《次韵良器真意亭探韵》云:“我爱陶渊明,脱颖深天机……自谓处人境,喧无车马。心与尘事远,地偏堪遁肥。东篱秋色晚,悠然望翠微。真意不可辨,佳气随鸟飞。”王十朋(1112—1171)《题郭庄路》诗云:“东篱采菊隐君子,悠然凝望南山赊。”清代学者何焯云:“悠然望南山。望,一作见。就一句而言,望字诚不若见字为近自然。然山气飞鸟皆望中所有,非复偶然见此也。悠然二字从上心远来。东坡之论不必附会。”(何焯《义门读书记》卷47《文选·诗》,中华书局,1987,932页)近代学者黄侃曾手批李注《文选》,云:“望字不误,不望南山,何由知其佳邪?无故改古以申谬见,此宋人之病。”(《程千帆全集》第8卷《古诗考索》之《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431页)葛胜仲在对陶诗的问题上素不与苏轼同调[2],但张耒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王十朋十分推崇苏轼,他们也选择了“望”字,足见古人对于知识的接受各有其具体情形,也自有其方法原则,并不都是单纯盲目地信从名人或权威。苏轼的看法之所以能够云集响应,风行影从,还应有其更为重要的动因。

    笔者以为,这种动因可以归结为:“见”字在版本上的有所依据,与中国人对“真”的认知相吻合;“见”字体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中国人对世界的“善”意相吻合;“见”字在诗境中体现出的自然无目的性和意在言外感,与中国人对审美的追求相吻合。简言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契合了中国人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审美心理。苏轼适逢其会,将这种微妙之处揭示了出来,一如元人李治所云:“前辈有佳句,初未之知,后人寻绎出来,始见其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陶渊明集》卷3引)中国人向来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深刻内在的和谐统一,强调人与物的非对抗、非破坏性,在文学艺术和审美接受上也追求得意忘言,并倾向以自然美高于人工美,“悠然见南山”在全诗中就起到了这样画龙点睛的作用。晁补之《鸡肋集》卷33《题陶渊明诗后》曾借苏轼之口对这种作用予以讨论:“诗以一字论工拙,如‘身轻一鸟过’,‘身轻一鸟下’,‘过’与‘下’与‘疾’与‘落’,每变而每不及,易较也。如鲁直之言,犹碔砆之于美玉是已。然此犹在工拙精粗之间,其致思未白也。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馀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心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类。崇宁三年十月晦日晁补之题。”田晓菲教授认为晁补之的讨论“远远离开了诗歌的审美范畴。在这里,望、见之别完全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的。……其诗作的魅力,也就不在于诗作本身,而在于这个诗人所达到的思想境界;换句话说,在于一个被宋人、特别是被苏轼及其文学集团成员所凭空创造出来的理想化人格”(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33—34页)。但“见”字既非苏门的“凭空创造”,晁补之也更没有脱离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范畴”,恰恰相反,他讨论的言与意、自然与人工的关系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审美中最核心的部分。对于中国人,无意志目的之“见”和有意志目的之“望”在审美境界上的高下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袁行霈先生才客观指出“‘望’于义终嫌稍逊”,并对《饮酒》其五做了以下评析:

 

    “心远地自偏”,颇有理趣。心与地之关系亦即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之关系,地之喧与偏,取决于心之近与远。隐士高人原不必穴居岩处远离人世,心不滞于名利自可免除尘俗之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瞬间之感应,带来无限愉悦。在偶一举首之间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仿佛与山交融成为一体。日夕之山气、相与之归鸟,诸般景物仿佛不在外界而在心中,构成一片美妙风景。此乃蕴藏宇宙、人生之真谛,此真谛即还归本原。万物莫不归本,人生亦须归本,归至未经世俗污染之真我也。(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247—249页)

 

    这段话既点染出诗中包蕴的浑然、静穆、自足、淡远、充实的美感,又通过这种美感揭示出诗中蕴藏的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真我”统一的“宇宙、人生之真谛”,言简意赅,可谓深得陶诗精神。

    如众周知,陶渊明的人生和诗歌境界,并不能由这一首诗就完整呈现出来。正如骆玉明先生评价《饮酒》其五时所说,简单地以某种“美学境界来概括陶渊明的全部创作,又是偏颇的……也许,我们能够在某个时刻,实际体验它所传达的美感,进入一个纯然平和的、忘却人生所有困扰的状态,但这绝不可能成为任何人(包括陶渊明)的全部人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55页)。陶渊明有静穆淡远,也曾金刚怒目;他不是完人,更不想成为完人;但他曾经达到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足以彰显其人与其诗的伟大。这种伟大,经过另一位伟大诗人的精妙阐扬和后人的选择接受,逐渐印入中华民族的记忆深处,成为中国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

    注释:

    [1]晁补之崇宁三年(1104)十月三十日作《题陶渊明诗后》,记载了苏轼的“见”字论,他自言是在“广陵日”听苏轼讲这番话的。元祐七年(1092)三月苏轼知扬州,晁补之时为通判,以门弟子佐守,相得甚欢,九月苏轼即应召入朝,因此苏轼的“见”字论应发表于元祐七年三月至九月间,这是至今为止能断定的最早时间。元祐二年(1087)至元祐五年(1090)整整四年,晁补之与苏轼同在京师,苏门文人常相宴集酬唱、信息交换迅速,如果苏轼此期或之前即有“见”字论发表,晁补之不会迟至元祐七年才听说。

    [2]见葛胜仲《丹阳集》卷8《书渊明集后三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趣的是,葛胜仲之子葛立方在其著名诗话《韵语阳秋》中却多次肯定了“悠然见南山”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