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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选》经典化之可能与生成

郭宝军

  或许萧统本人也没有料到,他编纂的区区三十卷的《文选》,对此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如此久远的影响。直至近代新文化运动,《文选》仍免不了成为靶的,“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是当时与传统决绝的最通行话语。因一部选集而产生一门学问,以一种学问而代表中国古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毫无疑义,《文选》是一部经典。但是,根据《隋书·经籍志》的著录,六朝时期编纂的文学总集不止《文选》,为什么同类总集在后来历史中并没有获得与《文选》同等的地位,不但未能成为经典,反而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了呢?为此,本文追究两个问题:《文选》何以成为经典?《文选》经典化是如何生成的①?
  
  一《文选》经典化之可能
  
  (一)两种相反的文学主张
  
  据四库馆臣的总结,总集具有“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②的特点,《文选》亦不例外;而其在删繁就简之后,已经具备了经典生成的可能性。但是,必须注意的是,选者的选择标准及其背后的文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真正实现“菁华毕出”的预期。如果选者基于某种非常“私人化”的偏执立场,经其认定“繁芜”与“菁华”之后的文本,成为经典的几率就非常小。因此,以选者的文学批评立场为基点,顺序梳理其编选标准以及选文与标准之间的契合度,逆序推溯其文学批评立场确立的关键因素,进而能够有效证明经典生成的可能性。
  
  南朝的文学批评“众声喧哗”,常被梳理为三种适宜“史”之叙述的基本类型③。先从两种差异较大的文学思想类型说起。
  
  一派是主质朴、重功利的文学思想④,以裴子野为中心⑤。《梁书·裴子野传》中云:“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可见此集团颇有不求时尚、崇尚复古的意味,其典型表述见于裴子野《宋略》的一段遗文中:
  
  古者四始六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风,且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王化本焉。而后之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夫悱恻芳芬,《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随声逐响之俦,弃指归而无执。……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⑥裴子野讨论文学发展,立场坚定,意图显明,对刘宋以下的诗文,持彻底否定之态度。否定之基石,则是传统的诗教观,诗赋须“彰君子之志”“劝善惩恶”“止乎礼义”,拒绝抛弃儒家经典的“吟咏情性”,更反对“主卉木”“极风云”“淫文破典”的华靡语言风格。显然,裴氏集团是以非文学的标尺“义正辞严”、偏颇地来裁判文学,但他们提倡的儒教观念显然亦有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契合统治者的政权维系心态,故此派在梁代中期颇得梁武帝的倚重。然而,此种文学观终究与西晋以来文学自身发展潮流相逆,而且“裴文的重点并非在于责难前人”,指斥的“实际上当是趋新派一类作家”,尽管“所攻击的对象中有萧纲等王子在内,使他不得不采取了指桑骂槐的方法”⑦。所以很快就遭到了以萧纲为中心的重娱乐、尚轻艳一派的强烈反击。
  
  在《与湘东王书》中,萧纲率先抨击裴子野一切以儒家经典为旨归、是古非今的理论与实践:
  
  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⑧萧纲明确指出,儒家经典与诗文判若两途,各有其用。吟咏情性的诗文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向儒家经典硬靠。在“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未之敢许”等貌似谦卑的语词背后,实际上表达了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是对复古一派的不屑。而且,不像裴氏那样采取“指桑骂槐”的方式,萧纲指名道姓地对裴子野进行裁决:裴子野根本就不是诗文写作的那块料,他的诗文不能给人一点点美感,“质不宜慕”,学他会走向歧路。
  
  萧纲一派提倡的“吟咏情性”,在《诫当阳公大心书》中有所流露:
  
  汝年时尚幼,所阙者学。可久可大,其唯学欤?所以孔丘言:“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若使墙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⑨大心封当阳公事在中大通四年⑩,也就是萧纲被立为太子的次年(11)。此书主旨并非阐述文学主张,而是劝学,“但在这一场合下,对比地引用‘文章放荡’论,正最为激进地表达了萧纲的文学认识”(12)。易言之,在一封劝学、立身的诫子书中,萧纲仍不自觉地将“文章放荡”论流露无遗,可见此主张已固化为其内心深处自发的思想。
  
  文章放荡无非指无拘无束地吟咏情性。正因为吟咏无拘无束,才与立身谨重截然对立,萧纲一派的诗文写作也自然而然地生活化、写实化,转向了日常生活,而较多地聚焦于女性的身体上。
  
  从男性的视角、以文学方式对女性身体的关注,最终成为萧纲文学集团最重要的书写内容。在赏心悦目地消费女性身体的过程中,不但将立身与文章两种尖锐冲突形成的内心焦灼消解,而且将其转化为一种审美性的愉悦。在“衽席之间”与“闺闱之内”的悦目分享中,相辅相成地选择了“清辞巧制”“雕琢蔓藻”的外在形式(13)。退一步讲,对萧纲集团而言,“写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从中得到快乐”(《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419页),正因为此,其诗文的文学性特质才被凸显出来。
  
  (二)一种基于特殊身份的调和
  
  在裴氏集团与萧纲集团的冲突中,作为《文选》编纂者的萧统有自己的立场:“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但恨未逮耳。”(14)萧统“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文学创作理想状态,与裴氏集团、萧纲集团都扯上了关系。“典”和“丽”正是梁代两种极端的文艺思想。“典”的代表是裴子野,“丽”的代表是萧纲。两种文风均有明显的弊端,与“典”对应的毛病是“野”,过于“质朴”;“丽”带来的毛病是“浮”,缺乏“厚重感”。萧统的文学创作意欲在“典”与“丽”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度”,虽然实现这种理想很难,“但恨未逮”的话也不全是谦词。
  
  其实,萧统对“典”与“丽”的折中不是“和稀泥”,也隐含着某种取向。在裴子野与萧纲之间,萧统似乎与萧纲集团更接近。萧统《文选序》中明确强调其选择标准是“以能文为本”;在论述各种文体之后,亦强调说“耳目之娱”“悦目之玩”的特质,由此明显感到萧统在选文上更加重视文采与文学娱乐的标准。再者,昭明持道德与审美分殊的价值取向(15),这与萧纲提倡的“立身谨重”“文章放荡”思想不谋而合。从此两点而言,萧统与萧纲集团的文学主张非常接近。然而,萧统在文学批评与《文选》选文中表现出来的不同取向,并没有像萧纲那样形成明确的类似理论文字,相反他在与湘东王的书信中,又明确反对“丽”的文风,也有暗指萧纲文学集团创作趋向的意味。而从萧统现存的诗文创作来看,其文风是偏重于“典”而不能说是“丽”的,是典雅有余,华丽不足(16),此风又比较接近裴子野集团。种种迹象表明,萧统的文学观、创作实践、选文标准抵牾不一。
  
  此种矛盾当然与齐梁时代追求巧制藻饰的整体审美取向有关。在时代新变的浸染下,甚至连被一向称为复古的裴子野等人也被学者称为宫体诗的“粉丝”和“外围诗人”(17)。萧统当然也脱不了这种影响,故有时与萧纲集团接近。
  
  至于萧统为何常以另一副面目示人,这就必须考虑身份的问题,因为创作主体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决定主体的立场,从而对其文学观、创作实践、编纂标准产生影响。比如裴子野,尽管也有过宦海沉浮,但其基本身份是一个史学家,其曾祖是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祖父即为《史记》作注的裴骃,他本人的主要著作即《宋略》,如果从史书记载的裴子野的著作而言,其主要身份为标准的经史学者(18)。从经史学者的立场出发,裴子野的文学批评观则局限于儒家传统的教化、劝善惩恶的功利标准上,必然会用经史的标准要求文学,文字必须相应地朴实无华。再以萧纲为例,萧纲虽然后来也做了太子,但是此前,梁武帝甚至萧纲本人都根本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如此。他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在藩王时期形成的。梁武帝是以一个有诗才的藩王来期待萧纲的,他曾言萧纲为“吾家之东阿”(《梁书》卷四《简文帝纪》,第1册,第109页),萧纲对此也颇认同。从藩王的立场出发,萧纲在文学观与诗歌创作中明显呈现出重娱乐、尚轻浮的特征。萧统则不同,他身为太子,是一国之储君。此特殊的身份决定了萧统在文学主张、创作及编纂诸方面的含混不一。
  
  作为一国之君,梁武帝很重视儒家思想对国家秩序的功能。萧统一岁多就被立为太子,梁武帝完全是按照未来的仁君圣主的标准来培养他的。“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第1册,第166页)。在此教育背景下,萧统成了仁孝的化身与楷模。梁武帝以未来仁君期待萧统,萧统也自觉地认同,并以实际行动履行太子之职责。正是因为太子的身份,基于对太子身份的自觉认同,萧统的儒家思想已经积淀为一种自觉,乃至潜意识。萧衍与萧统,不只是父与子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的现任领导者与未来继任者的关系。从太子的身份考察,萧统在文学观上会自觉地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教化功能,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字质朴,此汉代以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学观,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再者,作为太子的萧统与兄弟尤其是萧纲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经常书信往来探讨艺文,时风浸染与兄弟之影响,形成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文学发展观,故对萧纲集团的文学主张也有很大程度的认同。基于多种思想认同的萧统,就形成了文学观、创作与选文标准上的矛盾性。即使在强调文学要“以文为本”的同时,还忘不了加上一个儒家教化的冠冕堂皇的帽子,《文选序》即如此,由此形成了《文选》的选文标准,在重视“翰藻”的前提下,还必须强调“沉思”。
  
  打一个比方,在梁代文风的大道上,萧纲及其追随者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争相以丽靡的文字、悦耳的音节,在无拘无束地“拈花惹草”中消遣生活、获得愉悦的同时,不时回头嘲笑一下走在最后面的裴子野一行,笑话他们是“土老帽”;走在最后的裴子野集团则高举儒家诗教的大旗,“指桑骂槐”;而处于两个集团之间的萧统集团,举着文质彬彬的旗帜,时而前,时而后,游走在二者之间。这就形成了齐梁文坛的“铿锵三组行”。
  
  (三)《文选》经典化成为可能
  
  对梁代文论流派的赘述,意欲证明:萧统太子的身份、储君的地位、文坛群体一派之领袖以及与审美追求迥异的兄弟之间良好的关系,使其在喧嚣的知识、嘈杂的理论、传统教化与身体欲望的众声喧哗中采取了一种调和,《文选》的编纂标准由此确立,《文选》由此成书,《文选》作为经典的基础由此形成。易言之,萧统在教化、身份与身体欲望夹缝中的调和确立了《文选》的编纂标准,而这个标准具备更多的普泛性,一个经典的基础生成,《文选》经典化成为可能。
  
  从现代文学理论层面而言,文学经典建构至少需要六个基本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在六大要素中,前两项属于文学文本本身的因素,后两项属于文学作品之外的因素,中间两项属于内部与外部的联结者,没有这两项,任何经典的建构都是不可能的(19)。以此考察《文选》,萧统以“能文为本”的标准编纂的总集,使其具备了艺术价值的要素;而且,《文选》是二次选本(20),吸收了此前总集编纂的经验,对前代的总集进行了二次遴选,所选篇目均为当时公认的优秀之作,遴选的过程实则是经典化的第一步。这些当时公认的优秀之作,具备足够的可阐释空间,这也是毫无疑问的;而且,《文选》的作品,因为时代的因素,不但需要注释,而且必须注释,这也具备了足够广阔的阐释空间。萧统编纂表现出的文学思想与价值取向,既具备时代的特征,又有所收敛,也因此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普泛性,它一旦与某个时代的批评思想或者价值取向吻合,经典化就成为现实。总之,萧统“调和式”的选文标准,让《文选》具备了经典化的可能,此时的《文选》正行走在经典化的道路上。
  
  二《文选》经典化之生成
  
  (一)在寂寞中等待契机
  
  所谓经典,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但须具备强大的传播力度,产生很大的传播群体与接受群体,构造出一个持续阐释的行为。但是,从《文选》成书直至南北重新统一的半个多世纪,文献中难觅《文选》的踪迹。从南朝知识领域在萧统之后的审美价值取向方面揣测(21),《文选》在梁陈时期可能真的不受时人之青睐,或者说,《文选》此期之传承空间与影响都不足以促其登上“圣坛”(22)。
  
  出乎意料的是,见录于隋人编纂的诙谐类作品《启颜录》中,保存了一则《文选》传播的材料: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筩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等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筩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筩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23)
  
  北齐高祖高欢武定五年去世,说明在此之前,《文选》已经传至北方。距萧统离世仅最多十六年而《文选》已传至北齐的事实,似可说明《文选》并没有因为南朝知识阶层的漠视而在北朝失去市场,但也没有更多的证据足够证明《文选》在北朝已经深入人心。此则文献无非俳优的插科打诨,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的话或仅是对领导者的附和而已。
  
  《文选》要进入知识阶层的视野,进而成为经典,虽首赖其文本自身之因素,然亦需文本外之契机,外部力量在某个阶段会发挥重要作用。若南北仍处于分裂状态,“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24)的文风或许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尽管北方文学已经在较大程度上受到南朝文风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是以“清绮”抑或“气质”为追求鹄的的文学,都不可能把《文选》作为学习的楷模与典范。《文选》在寂寞中等待某种契机。
  
  从隋文帝开皇四年首从公文领域惩治文辞华艳开始,纠正华绮文风的政治措施开始影响文风。但是,结合此期文学创作的实情来看,这种从政治威逼改革文风的措施并没有立竿见影,获得“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的预期效果(25),不过隋文帝的诗文改革以及科举的设立毕竟有利于《文选》重新进入时人的视野,所以,《文选》在编纂成书历经六十年的默默无闻、狭隘范围内传播的酝酿发酵后,开始见录于史书中了,萧该的《文选音义》成为第一部可以追溯到的阐释著作。这种现象也说明文学领域的转变通过威慑很难彻底实现,经典化的进程需要但不能完全依靠政治的操控。军事力量可以迅即统一南北,但南北文风的融合需要一个逐渐吸纳的渐变过程,而这种效果直到初唐时期才真正实现。唐太宗和他的臣僚们在重视文学艺术特质的前提下,反对淫靡的文风,把文学与国家的兴亡治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确立了一种反绮靡与文质并重的文学观(26)。
  
  大要言之,南北文风的融合,重新构建了一种新的批评与价值取向,经过齐梁文风浸染重新确立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与《文选》文本已经有了很大的吻合度。而且,一种文化措施的引导力量正逐步将《文选》推向前台。
  
  (二)永隆年:《文选》学史上一个需要凸显的年代
  
  在众多的敦煌《文选》文献中,有一件李善注的早期写本,内容为《西京赋》残卷(27)。这件现藏法国图书馆编号为P.2528(法Pel.chin.2528)的卷子卷尾记录了抄写时间:“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此卷也因此具备了多重价值。永隆(680年8月-681年9月)是唐高宗李治的年号,永隆年二月肯定是永隆二年。因此,此卷子不但有资格担当考察《文选》李善注演化的起点(28),而且对于考察《文选》传播、《文选》经典化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时间坐标,有资格成为一个标志。
  
  如果此敦煌卷子之抄写只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那么此卷子对考察《文选》李善注演化的起始意义虽不会改变,但视其为《文选》经典化标志意义的效用就不复存在。回归历史语境,先考察两个问题:一是科举考试与《文选》之关系,二是科举史上的永隆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唐代科举主要分制举与常举两大类。制举虽名目繁多,亦颇隆重,但举行时间不固定,录取人数亦疏,对一般知识阶层而言是可遇而不可求,影响不是很大。常举有六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秀才科贞观之后废除。明法、书、算三科主要为国家选拔专业技术人才,需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而且仕途前景不被看好。常举六科之中,以明经、进士二科最显。二科亦有高下之别,朝廷设立明经的意图是让士子诵读圣贤之书,为国家储备治国安邦之才,但士子多欲博取一个功名而已,死记硬背,不究其旨,且多选择用力少而收获快的小经,与国家本意大相径庭,故渐不被重视。唯有进士科重诗赋,也最能展现个人的创造才能,应用范围广,中举之后地位亦高,故深受士人青睐。开元以后,并有压倒明经科、独占鳌头之势。时人有言:“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29)不以诗赋文章晋身在当时视为耻辱,在五代的文献中有更详细的证据: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30)
  
  虽然进士科用力甚劳,但社会对之普遍钦羡使得士子趋之若鹜,老死文场亦在所不辞。薛元超曾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31)薛元超一生三大遗憾之首即非“科班”出身,做了宰相还耿耿于怀,足见进士科在时人心中的价值与地位了。
  
  唐代的进士试,一般分杂文、帖经、策文三场(32)。杂文主要是诗赋,以致后代有“唐以诗取士”之说(33)。杂文诗赋之内容,前后亦有变化,“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34)。策文即对策之类,而且在初唐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策文的考察主要还不是内容,而是特别强调文辞(《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132页)。由此可以看出朝廷对文学的兴趣,自然而然地鼓励甚至唆使士人在文辞上用力与追求。考什么,学什么,功利性的东西本就如此。进士科既然受到热捧,其考察的主要内容顺理成章地成为士人反复学习演练的重点。
  
  科举考试把诗、赋、铭、箴、颂、策等与文人前途链接在一起,故士人都颇重视此类文体的训练,从而使科举考试似乎变成了一种单纯的文学竞赛。士人在学习与训练之时必须参考揣摩已有的文本,他们在寻觅一个符合他们期待视野的“摹本”,文体齐备、诗赋比重大、卷帙适宜、辞藻丰厚的《文选》,顺理成章地成为时人学习的首要选择。
  
  总之,唐代的科举考试政策引导士人自觉地选择了《文选》,科举考试与《文选》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过程中,永隆年就被凸显出来。
  
  “调露二年(680)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时,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试杂文,自后因以为例程。”(35)刘思立的奏请得到了恩准,于当年的科举中实施,一年后的永隆二年(681)八月又以诏书的形式固定下来:“自今已后,考功试人……进士试杂文两首。”(36)调露二年的贡举中,值得留意的尚有一事:马怀素登进士第。
  
  马怀素,润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师事李善。家贫无灯烛,昼采薪苏,夜燃读书,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制举,登文学优赡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37)出身下层、生活贫困的马怀素勤学不倦,举进士及第,而马怀素此前曾经在江都师从李善学过《文选》,此两点对下层贫苦文人都具备强烈的激发意义和引领作用。永隆年科举考试进士科内容增加诗、赋、铭、箴、颂等杂文的变革以及马怀素的进士及第,均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文选》。
  
  综合诸因素,重新审视敦煌永隆年的卷子就会发现,永隆本《文选》的出现绝非偶然。可以推测,刘思立的科举内容改革直接引领了士入学习内容的转向,十个月后,就有了弘济寺的《文选》写本,这应该是当时众多写本之一。唐代的寺院不仅仅是宗教场所,亦是文化集散地,是下层贫困士子寓寄读书的最佳场所,因此永隆本可能就是当时士子所抄写,非寺僧所为。
  
  一部经典之生成,如果只在精英知识阶层比较狭隘的圈子中流行,还不能视为真正的经典,只有得到一般知识阶层的认可,经典才具有普泛性的意义。永隆本《文选》的出现,意味着《文选》已经成为普通士人关注与效仿的典范,意味着《文选》经典化的生成。永隆年也因此确立了它在《文选》学史上、经典化过程中的标志意义。
  
  (三)向上与向下:经典化的两条路径
  
  如果将永隆年视为《文选》经典化之生成标志点成立的话,不妨以此为基点,往前追溯《文选》经典化形成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因为经典化形成不会突然间“拔地而起”;向后梳理《文选》经典化形成后的前途问题,是走向强化,还是走向汩灭?因为经典本身具有流动性,一个时期的经典不可能“放诸四海而皆准”。
  
  唐高宗永隆年以前,《文选》主要是以注释与私人讲学相辅相成的方式流播。现知最早的是萧该的《文选音义》。萧该是梁武帝的弟弟、萧统的叔父萧恢之孙,也就是萧统的侄子。萧该在荆州陷落(554)后逃往北方,后在隋为官,撰有《汉书音义》《文选音义》。《文选音义》是在南北朝大兴音义之学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萧该将当时兴盛的学术施之于《文选》,主要源自一种承继家学的动机,却由此开启了隋唐《文选》音义之作的序幕。
  
  隋唐大儒曹宪精通文字之学,于江淮间讲学,撰有《文选音义》十卷(38)。这个据说活了一百多岁的学者,深得唐太宗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强化其讲授内容的影响力。曹宪不只讲《文选》,但《文选》肯定是其中重要内容,然仍局限于文字音义训诂方面。“诸生数百人”中不全是专学《文选》的,但确有数人以《文选》广大其学术(39),并最终宣告了一门学问的成立。
  
  师从曹宪学习《文选》的知名者许淹、李善、公孙罗、魏模诸人,均有《文选》音义类著作见载于史籍。弟子李善,于音义著作之外,另辟蹊径,将《文选》注释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文本有充足的阐释空间是经典形成的条件之一,只有如此,方能构造一个持续的阐释行为,李善的《文选》注恰是在音义之外而开拓了新的阐释领域。李善将萧统三十卷的《文选》注成了六十卷,于显庆三年(658)上表朝廷。在《表》文中,李善评价萧统《文选》“后进英髦,咸资准的”的话,不仅是对萧统编纂《文选》的整体评估,而且暗示着《文选》在唐代已具备了一定市场。“敷析渊洽”的李善注上献朝廷后虽受到一百二十匹绢的赏赐,但据《唐会要》记载,直到三年后才诏藏秘府,似乎说明李善注在当时产生的影响还不是很大。
  
  究其原因,李善注《文选》并非专注于音义,而是从文本的字、词、词组、句子、句群出发,致力追寻其来源,搜索文本背后的知识背景,而以引征为主要特征(40)。结果“李善注在登峰造极之后迎来了另一个倾向:曲高和寡。在唐代中层知识人之间无法形成真正的阅读群体”(41)。此外,此时的进士科考试还没有与《文选》完全实现无缝对接。李善注的广征博引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真正接受群体的狭隘,它只适合在博览群书、精通四部的精英知识阶层中流播,当然在永隆年以后的一般知识阶层很可能也会阅读李善注,主要是因为此时尚无一个足够适合他们的读本,实为无奈的选择。
  
  从李善注本身的特征以及在永隆年以前的实际影响来看,李善注的出现,使《文选》文本本身膨胀增殖的情况下,主要在精英知识阶层的范围内完成了它的经典化。
  
  李善在经过唐代政坛的一番沉浮之后,最终放弃了仕宦之心,而于汴郑之间设帐教学。这是调露二年八月以后的事情(42)。调露二年八月,改元永隆。永隆元年开始,李善即在汴郑之间讲学。讲学之时,李善很可能对自己二十几年前的注本进行不断的修订,在不断完善的同时也要照顾到讲学的实际需要。考虑此因素,永隆本的出现绝非偶然,其抄写者为李善的亲炙弟子亦非没有可能。就这样,通过向上与向下的两条路径,借助科举考试导向的力量,李善促成了《文选》的经典化。
  
  尽管李善在设帐期间有意识地走“向下”的路线,增加字词释义的内容,然而终究没有彻底改变其引征的本质。对当时一般知识阶层而言,要学习文章作法,就必须揣摩《文选》,而《文选》中的作品对他们而言已经有了时间的隔膜,须借助文字疏通才能顺利完成接受。然而,李善引征繁富的注本进一步拉大了时人与注释的时间距离,也注定了李善注本不能完成普及性的任务。一般知识阶层呼唤一个适合他们的注本,于是才有了开元六年五臣注本的出现。
  
  吕延祚在《进集注文选表》中批评李善注说:“忽发章句,是征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只为搅心,胡为析理?”虽然含有贬低李善注以抬高五臣注地位的意图,但其所言李注缺陷绝非无稽之谈。五臣注“周知秘旨,一贯于理”“作者为志,森乎可观”“并具字音,复三十卷”,走的是彻底“向下”的路线,主要围绕《文选》文本字义、字音、述作之由、文本主旨等层面进行阐释,并且将卷帙恢复为三十卷,更为适中。在唐代科举考试重诗赋以后,士子在付出与收益的反复博弈中,对李善注的漠视与拒斥就成为必然。唐玄宗的“比见注本,唯只引事,不说意义”及“卿此书甚好”的口敕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相当一部分知识阶层对《文选》李善注的普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强化五臣注的传播。五臣注与读者的接受期待实现了“合谋”,成为开元以后很长时期内相当通行的“普及”注本。
  
  不管李善注还是五臣注,其中心都是《文选》。李善注的出现与传播,促使《文选》经典化的生成;五臣注的问世与传播,不但巩固了《文选》的经典地位,而且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知识阶层基础的真正意义上的经典。
  
  (四)两种可能的辅助力量
  
  在《文选》经典化的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和批评思想的改变、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阐释著作的出现、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等等,都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文选》经典化的过程是多方因素共同合力促成的。上述几种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典的形成,强化了经典的地位。
  
  一是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唐代是异常璀璨的一个时期。以《文选》为书写内容的书法亦见诸文献记载:“上元二年(675),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43)唐高宗李治在书法史上亦有名,作为帝王,他令裴行俭将《文选》书之于绢素的行为,毫无疑义地会引导知识阶层更加重视《文选》,促进、强化《文选》的经典地位。
  
  裴行俭抄写所用材料为绢素,可以推测,以纸等为载体的书写《文选》文本的书法也当会存在,如有书之于屏者。唐懿宗咸通十年(869)进士的司空图《书屏记》中记载了书法家徐浩曾将《文选》书之于屏,世皆宝之。“凡四十二幅,八体皆备。所题多《文选》五言诗,其‘朔风动秋草,边马有归心,十数字或草或隶,尤为精绝。”(44)此则材料在论书之外,对说明《文选》此时已深入人心更具特殊之意义。书法对文学经典之生成,甚或可以从《文选》未收之作品中得到验证,如《文选》虽未收《兰亭集序》,而《兰亭序》却最终成为经典,主要原因在于王右军的书法以及后人对其书法的推崇。
  
  二是续编。唐代的《文选》续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文选》在唐代传播的深度。仿效《文选》者或曰“续”,或曰“拟”,如《新唐志》载有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开元十七年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均为赓续《文选》之作。
  
  另外尚有仿效《文选》编纂体例而补编的。一为唐玄宗命宰相张说主持,学士徐坚等人“括《文选》外文章”“坚乃先集诗赋二韵为《文府》上之,余不能就而罢”(《新唐书》卷六0《艺文志四》,第5册,第1619页)。一为萧嵩主持,“萧令嵩知院,以《文选》是先祖所撰,喜于嗣美。奏皇甫彬、徐安正、孙逖、张环修续《文选》……张始兴嫌其取舍未允,其事竟寝”(45)。一为文宗朝的裴潾于大和七年“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可惜,裴的努力也和前两次一样,很不成功,因为他的编选立场太过私人化,“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旧唐书》卷一七五《裴潾传》,第14册,第4449页)。颇具意味的是,这些类似《文选》一的总集,很快就被淘汰亡佚子,更没有机会成为经典,相形之下,它们的出现反而强化了《文选》的经典地位。
  
  不独集部,类书编纂也常拿《文选》说事。唐初所编《艺文类聚·序》说:“《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文义既殊,寻检难一。爰诏撰其事且文,弃其浮杂,删其冗长,金箱玉印,比类相从,号曰《艺文类聚》。”(46)表明此书兼取前代类书和总集的体例,事居于前,文列于后,于总集中只取《文章流别集》和《文选》拿出来点评,足见《文选》于当时之地位。
  
  书写《文选》篇章,赓续《文选》,仿效《文选》体例进行文献整编,诸种事实都是拿《文选》说事儿,说明后人已把《文选》作为选本的典范来看待,一方面不断强化了《文选》的经典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文选》与当时的现实距离越来越远,其“当下”的功能在逐渐丧失,其经典地位业已根深蒂固。
  
  
  
  三经典与经典化的思考
  
  通过对《文选》经典化之可能与生成过程的勾勒,我们认为,考察经典的生成,有两个关键点是不能遗漏的:历史与当下。因为经典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
  
  经典是历史的,首指构成经典的文本是在历史中生成的。《文选》收录的七百余篇文章全是萧统生活的梁代之前的,“不录存者”(47)的观点虽是《文选》成书二百年后才提出来的,但此说仍有较大的合理性。经典化的过程,亦即历史筛汰的过程。只有历史中的文本,才有真正成为经典的可能。因为经典从来就不是自封的,它本身就是规则,而这种规则是在历史中才能形成的。
  
  经典是历史的,亦指文本的经典化是在历史中构建起来的。经典需要他者的认同。萧统以其标准编纂《文选》,不管其标准如何,是他对《文选》文本的认同,从而使《文选》文本经典化成为可能,但也仅仅是可能。因为经典文本的认同,不是基于绝对的私人化立场,它需要更大的基础,只有这种私人化立场与公共立场有较大的契合时,或者说这种私人立场成为公共立场时,才真正有可能成为经典。公共立场之建构与成立背后,则往往隐含了强烈的政治倾向、权力干预、现实意图。经典,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下,在一定的历史时长内生成的。
  
  经典是历史的,还指经典能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纯粹通过政治权力干预推上圣坛的所谓经典,迟早会被历史淘汰。而《文选》从唐代开始走上经典的圣坛,迄至晚清,历代习尚,这在集部文献中是非常罕见的。
  
  经典是在历史中生成的,但同时必须能够超越历史。经典必须具备能穿越历史的内核,能够超越特定时间、空间的局限,在长期的历史理解中几乎随时能够存在于当前,即随时作为“当下”有意义的事物而存在(48)。简言之,只有对现实成为有意义的存在时,文本才有“黄袍加身”的可能。此为经典是当下的含义。
  
  经典既是历史的,又是当下的。所以,追究文本经典化的过程,我们不仅需要追问:在什么样的历史语境下什么样的文本有可能成为经典?而且更要追问:一个文本被确立为经典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前者主要是从文本的产生语境、文本的内在质素方面进行考掘,考察文本成为经典的可能;后者则追寻文本在历史中的“效果史”事件,从而梳理文本经典化之过程。在文本本身业已固定的情况下,对后者的追究是更应该关注的。
  
  文本是一个多层意义的集合体,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完全有可能呈现出不同甚或相反的意义。经典化是借助持续的阐释完成的,其实质是这样的:它从多层意义中抽取其中一种,特意与其他意义加以区别,然后借助权力的干预使之获得合法性,并且要迎合时代的需要使之获得越来越大的共同体的承认,从而使其他意义暂时被遮蔽(49)。凸显某种意义的同时,也在“蜕蚀”其他意义。《文选》之经典化是通过国家一种考试制度而获得关注和认可的,考试制度的背后隐含着统治者对政权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忧虑以及努力消除此种忧虑的企图(50)。颇有意味的是,在初唐的政治权力大张旗鼓地提倡文质并重的同时,在考试领域,对语言的华美追求仍是被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文选》就是这样,凭借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的双重力量,凸显了它“以文为本”的强大吸引力,依靠它装饰性的文学语词、极为实用的文章套路,顺理成章地成为世俗与权力共同认可的经典。
  
  经典化过程中经典被建立其权威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限制了主体选择的权力,它从“众声喧哗”走向声部单一的过程中,知识阶层选择与思考的权力渐趋弱化,思想平庸化也由此肇端。在急切需要能够应付考试以换取利禄的时代,《文选》的经典化使其在众多的文本中“鹤立鸡群”,背景中的众多文本逐渐被遮蔽不彰,甚至亡佚。事实上,在考试制度的胁迫下,被经典化的《文选》亦很难逃离被简单化的命运。“沉思”“翰藻”的《文选》很快被“提纯”为一些语词与套路,在世俗利益的驱动下,它不需要而且排斥构建李善注那样丰厚的文化体系,甚至沦落为“类书”的命运。宋代以降,《文选》刻本众多,求之易得,但仍然出现如《文选类林》《文选双字类要》之类大量的类书,从上述原因中亦能得到解释。所以,经典化的过程,是“返魅”的过程,也是“祛魅”的过程。这是经典化的一个悖论。
  
  总之,《文选》经典化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文本事件,更是一种文化认同与文化拒斥的建构行为。《文选》的经典化不单纯是《文选》学史的内容,同样应该纳入思想史的视野。
  
  注释
  ①对经典的反思与讨论,西方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详见E.DeanKolbaes,CriticalTheoryandLiterary,WestviewPress.2001.p.1。本文似乎老调重弹,不过据学者对西方相关理论的梳理研究,认为“我们无法寻找到具有普遍性的经典化结构原则”,故“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发生法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都是独特的,我们应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法则”(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本文即从历史语境的还原入手,考察《文选》经典审美质素的基因、经典化中文化政治的建构。
  ②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85页。
  ③梁代文论三派在时间上不完全同步,考虑到某派文论影响之久,或某派文论产生非一蹴而就,故本文将其于共时性层面论述,从稍长的历史时段而言,亦无大碍。又田晓菲认为:“所谓的梁代文论三派,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现代学人的一种虚构。”(田晓菲《烽火与流星》,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3—98页)此说有道理,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历史的书写问题,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梁代存在不同文论主张的事实。
  ④对南朝文学思想流派的划分与表述,本文从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71—427页)。
  ⑤《梁书》卷三○《裴子野传》云:“子野与沛国刘显、南阳刘之遴、陈郡殷芸、陈留阮孝绪、吴郡顾协、京兆韦棱,皆博极群书,深相赏好,显尤推重之。时吴平侯萧励、范阳张缵,每讨论坟籍,咸折中于子野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册,第443页)《梁书》卷五○《谢征传》云“征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同官友善”而互赠赋文以酬答,可见关系亦较密切(第3册,第718页)。
  ⑥杜佑《通典》卷一六《选举典四》,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册,第389页。此段文字又见录于《文苑英华》卷七四二《雕虫论》(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873—3874页)。两书引文略有差异,而以《通典》所引为佳。关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过去多根据裴子野自称梁鸿胪卿将其界定在梁代大通年间,日本学者林田慎之助则考定为齐代末年(《裴子野<雕虫论>考证——关于<雕虫论>的写作年代及其复古文学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30—250页)。顾农《裴子野论》则根据《建康实录》卷一四引《宋略·总论》后的一段文字“裴子野曰:余齐末无事,聊撰此书,近史易行,颇见传写。比更寻读,繁秽犹多,微重刊削,尚未详定”认为,“裴子野的《宋略》包括其中的《雕虫论》虽然作于齐末,但到了梁代似乎又加以修订,重新问世”(《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事实上,不管裴子野的这段文字是成于齐末,抑或梁代,均不能遮蔽裴子野文学集团的此种主张在梁代一个时期内的强烈影响。此从萧纲对其批评中亦可窥见,详见下文。
  ⑦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⑧《梁书》卷四九《庾肩吾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册,第690—691页。
  ⑨《艺文类聚》卷二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⑩《梁书·寻阳王大心传》云:“中大通四年,以皇孙封当阳公,邑一千五百户。”(第3册,第613页)
  (11)《梁书》卷四《简文帝纪》云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薨。五月丙申”,诏立萧纲为太子(第1册,第104页)。
  (12)大上正美《萧统与萧纲——支撑<文选>与<玉台新咏>之编纂的文学认识》,《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74页。
  (13)《隋书》卷三五《经籍志》云:“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4册,第1090页)
  (14)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
  (15)力之《<闲情赋>之评价种种——兼说萧统在<陶集序>与<文选>中不同的价值取向》,《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6)曹道衡《试论梁代学术文艺与<文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曹道衡《萧统的文学观和<文选>》,《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
  (17)曹旭、朱立新《宫体诗的定义与裴子野的审美》,《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18)《梁书》卷三○《裴子野传》云:“子野常欲继成先业。及齐永明末,沈约所撰《宋书》既行,子野更删撰为《宋略》二十卷。其叙事评论多善……子野少时,《集注丧服》《续裴氏家传》各二卷,抄合后汉事四十余卷,又敕撰《众僧传》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谥法》一卷,《方国使图》一卷,文集二十卷,并行于世。又欲撰《齐梁春秋》,始草创,未就而卒。”(第2册,第441—444页)
  (19)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0)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49页。
  (21)萧纲成为太子后,并没有变更他定型的文学主张,而是变本加厉,又令人编纂《玉台新咏》广大其主张。陈代的文学从整体而言只能视为萧纲集团的发展,在吟风月、弄花草的宫体文学上,对女性以及女性身体的兴趣与萧纲相较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2)对于此期文献中难觅《文选》的记载,日本学者冈村繁推测说:“知识人对《文选》的态度与后世视之近乎偶像般的观念相差颇悬殊……反映出当时知识人对《文选》实有今天看来令人惊讶的轻视之意。”(《文选之研究》第一章《文选的编纂实况与当时对它的评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中国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童岭借用地缘政治的理论,通过对萧统之子建立的后梁之考察,推测了《文选》从六朝后期到隋唐传承的“荆楚模式”,这种传承主要是在萧氏家族与中上层士大夫中进行的,所论言之有理,但这种传播无论是从地域范围抑或阶层来看,都是颇为狭隘的(童岭《侯景之乱至隋唐之际<文选>学传承推论》,《国学研究》第三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71页)。
  (23)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四七,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册,第1916页。
  (24)魏徵《隋书》卷七六《文学传序》,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册,第1730页。
  (25)《隋书》卷六六《李谔传》云:“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第5册,第1545页)
  (26)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53页。
  (27)影印件见录于饶宗颐编《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20页。又见于《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5册,第144—153页。
  (28)王立群《敦煌本<文选>李善注研究》,《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
  (29)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册,第357页。
  (30)王定保著,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一《散序进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31)刘餗《隋唐嘉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页。又《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载:“宦途之士,自进士而历清贵,有八俊者……言此八者尤为俊捷,直登宰相,不要历余官也。”又云:“同僚遣拜,或以此更相讥弄。御史张环兄弟八人,其七人皆进士出身,一人制科擢第;亲故连榻,令制科者别坐,谓之‘杂色’,以为笑乐。”(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8—19页)这些记载都反映了进士科地位的重要和在时人心目中的位置。
  (32)唐代的进士试,并非一开始就试三场,最初只试策文,后来才增加帖经及试杂文(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第七章《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2—135页)。
  (33)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不及也。”(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34)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永隆二年八月”条徐松按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9页。
  (35)王溥《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379页。
  (36)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六《条流明经进士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49页。
  (37)刘昫《旧唐书》卷一○二《马怀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册,第3163页。徐松《登科记考》录为咸亨四年、仪凤二年制科,而以《旧唐书》误。今据元代俞希鲁编纂的《至顺镇江志》卷一八中所云:“马怀素,调露二年进士第,又应制举,中文学优赡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16页)
  (38)刘肃《大唐新语》中云:“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扬州长史李袭誉荐之,征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就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3—134页)
  (39)《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曹宪传》记载:“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句容许淹者,自浮屠还为儒,多识广闻,精故训,与罗等并名家。”(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册,第5640页)
  (40)郭宝军《<文选>三家注:唐代<文选>的诠释历程》,《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
  (41)童岭《隋唐时代“中层学问世界”研究序说——以京都大学影印旧抄本<文选集注>为中心》,《古典文献研究》第14辑,第111页。童岭所言之中层学问世界,与本文所言一般知识阶层有相合之处,本文所言之范围,实亦包含了童君所云之庶民知识阶层。
  (42)汪习波《隋唐文选学研究》中考证,唐高宗仪凤(676-679)、调露(679-680)年间,李善沿运河北上,希望依附太子李贤,然李贤在调露二年八月被废。李善失去了依附对象,于是在汴郑之间设帐教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43)《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第8册,第2802页。此记载亦见录于《新唐书》卷一二○《裴行俭传》:“行俭工草隶,名家。帝尝以绢素诏写《文选》,览之,秘爱其法,赉物良厚。”(第14册,第4085页)
  (44)司空图《司空表圣文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45)王应麟《玉海》卷五四《唐文府》条引《集贤注记》,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021页。
  (46)欧阳询《艺文类聚》“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47)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李善注文选六十卷”条中云:“窦常谓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往,而后其文克定,然则所录皆前人作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4页)
  (48)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哲学阐释学的基本特征》中说:“古典型乃是对某种持续存在东西的意识,对某种不能被丧失并独立于一切时间条件的意义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称某物为‘古典型的’——即一种无时间性的当下存在,这种当下存在对每一个时代都意味着同时性。”(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49)郭持华《“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与经典化》,《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引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