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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的《山石》好在何处?

莫砺锋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山石》是韩诗的代表作,要讨论《山石》,离不开对韩诗的整体评价。韩愈的诗歌,后人或褒或贬,几如水火。据《冷斋夜话》记载,北宋时沈括、吕惠卿、王存、李常四人曾在一起讨论韩诗,沈括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终不是诗。”吕惠卿反驳说:“诗正当如是。吾谓诗人亦未有如退之者。”王存支持沈括的看法,李常则站在吕惠卿一边,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沈括与吕惠卿的看法南辕北辙,截然相反。沈括说韩诗“终不是诗”,可称非常苛严的批评。到了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进一步指出:“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饾饤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那么,韩诗果真“终不是诗”吗?韩诗果真“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吗?我觉得不用通读全部韩诗,只要把《山石》细读一过,便会发现沈、王二人立论之偏执、荒谬,因为这首诗淋漓尽致地抒写了诗人的“心情兴会”。

    我们先从后代读者的感想谈起。《山石》作于贞元十七年(801)七月,当时韩愈与友人同游洛北惠林寺。二百六十三年以后,苏轼在凤翔与二三友人同游南溪,解衣濯足,高声吟咏《山石》诗,“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苏轼还乘兴逐句次韵《山石》,尾联说:“人生何以易此乐,天下谁肯从我归!”要是《山石》诗“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它怎能使二百年后的读者“慨然知其所乐”?后来苏轼看到友人王晋卿所藏的一幅山水画,又联想到《山石》诗,并写了一首七绝:“荦确何人似退之?意行无路欲从谁?宿云解驳晨光漏,独见山红涧碧时。”正因《山石》写景叙事细致生动,抒情兴会淋漓,才会使后代读者如睹其景,如历其事,且产生亲切的共鸣。毋庸讳言,韩愈的诗歌确有“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的成分,部分作品中这种情况还比较严重。但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因瑕弃璧,不能因此而无视韩诗中那些叙述平生坎坷经历、抒发内心不平之鸣的好作品。一部韩诗,就是韩愈一生经历及其心路历程的形象记录。“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是一位面折廷争的直臣在贬谪途中的喟然长叹。“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犹嫌迟。风霜满地无人识,何处如今更有诗?”(《镇州路上谨酬裴司空相公重见寄》)这是一位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叛镇的使节的慷慨心声。清人叶燮在《原诗》中说:“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诚哉斯言!《山石》虽然只写了一次普通的游山经历,但诗中抒发的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对仕宦生涯的厌恶,无不清晰可感,发人深省。这是这首游山诗获得千古读者普遍喜爱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山石》的优点何在?清人查晚晴评《山石》说:“写景无意不刻,无语不僻,取径无处不断,无意不转。屡经荒山古寺来,读此始愧未曾道着只字,已被东坡翁攫之而趋矣。”末句的意思大概是《山石》写景叙事的长处被苏轼捷足先登了。的确,苏轼对韩诗艺术的借鉴、学习可谓探骊得珠,后人很难企及。但我们更应注意查氏所说的“屡经荒山古寺来,读此始愧未曾道着只字”。《山石》中描写的并非名山大刹,而只是一处普普通通的荒山古寺。荒山古寺何处没有?荒山古寺何人没有游历过?但是要把它们描写得情景宛然又语新意奇,则非大手笔不能。韩愈又是怎么做到的呢?清人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山石》说:“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也就是说,韩愈的写法是直接叙写所见所历,而无意于追求工巧奇警。这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所见之景物无论是否美丽、是否有趣,有睹即书,未曾披沙拣金;二是叙事的脉络严格按照事实上的先后顺序,不作章法意脉的刻意安排。

    先看前者。《山石》中写到的景物繁多,它们接踵而至,令人目不暇接。巨大的岩石,细小的山路,飞舞的蝙蝠,宽大的芭蕉叶,饱满的栀子花,模糊的壁画……不一而足。诗人对这些景物点出即止,并不着意描写。比如“芭蕉叶大栀子肥”一句,描写一场透雨后的寺中植物,异常生动。但“大”、“肥”二字,平常之至,甚至有点呆板、庸俗,别的诗人是不敢轻易使用的。可是韩诗中用此二字,顿时化臭腐为神奇,把受到雨水滋润的植物的特有状貌刻划得淋漓尽致。可见韩愈固然善用奇字,但他更大的本领却是把平常的字词运用得出神入化。至于“床”、“席”、“羹饭”,简直称不上是景象,而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俗物”。但韩愈把三者并列在一句诗中,也同样意象完足,因为既描写了寺僧热情待客的细节,又凸现了古寺中生活条件的简陋。经过这样的描写,一处荒山古寺的景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难怪查晚晴读后深感佩服。

    再看后者。清人方东树评《山石》说:“从昨日追叙,夹叙夹写,情景如见,句法高古。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这话说得非常高明。《山石》叙事的线索非常清晰,全诗从黄昏上山写起,然后写入寺升堂、欣赏壁画、用餐止饥、上床休息,最后写天明下山、途中所见及因景兴感。全诗平铺直叙,既无跳跃,也无倒叙,确实很像一篇游记题材的古文。韩愈是古文名家,作诗也长于以文为诗。以文为诗有章法、句法、字法等不同方面的表现,《山石》就是在章法上以文为诗的范例。诗歌,尤其是七言古诗,一般是以章法奇特多变为优点的。韩诗中那些风格奇险雄鸷的七古,结构也多呈奇崛之状。但是正如清人赵翼所云:“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奇博大。”(《瓯北诗话》)《山石》便是典型的文从字顺之作,最突出的表现便是叙事层次分明,章法平直简洁。全诗按着时间顺序与空间顺序依次展开,读者仿佛跟着诗人一起,由暮入夜又由夜及明,上山入寺又出寺下山。正因如此,《山石》使读者对诗人的游踪历历在目,清晰可感,从而引起强烈的共鸣。否则的话,二百多年后的苏轼何以“慨然知其所以乐而忘其在数百年之外也”?

    我们说《山石》无意求工,决不意味着它有什么“不工”。其实何义门所说的“直书即目”,也是经过一番锤炼工夫的。例如次句“黄昏到寺蝙蝠飞”,这当然是诗人黄昏入寺时的即目所见,但这样的句子难道真是不经锤炼便自动生成的?众所周知,暮色是非常难写的。因为写景的好句必需鲜明的物象,而暮色却使一切物体变得暗淡无光。描写对象的本质便是暗淡、模糊,诗句又何以写得鲜明动人?但韩愈毕竟是大手笔,他敏锐地抓住了在暮色中纵横飞舞的蝙蝠,便写出了咏暮色的千古名句。荒山古寺,必多蝙蝠。黄昏降临,必有成群结队的蝙蝠飞出觅食。苍茫的暮色逐渐隐没了景物,横斜穿梭的蝙蝠却造成了动态的画面感,于是暮色变成具象的、可感知的物象。从字面上看,此句仅用“到”、“飞”二字将黄昏、寺、蝙蝠三个名词连缀成句,简洁朴实,无以复加。但阅读之后闭目一想,即如身临其境。这样描写暮色,真如梅尧臣所说,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谓之工绝,谁曰不然?

    清人刘熙载云:“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艺概》)此言不错,但更准确的说法应是:韩愈诗,往往化平淡为神奇。正如欧阳修所说,韩诗的特点是“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也就是说,韩诗中有许多作品并非写重大主题,而是将平凡、琐屑的日常生活取为诗材。这首《山石》便是典型的例子。《山石》的内容有什么重大意义吗?根本没有。《山石》所写的是激动人心的特殊经历吗?根本不是。据清人方世举考证,韩愈于贞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应侯喜之约往温水钓鱼,至暮乃往洛北惠林寺投宿。此行产生了两首韩诗名篇:《赠侯喜》和《山石》。在《赠侯喜》中,韩愈说那次垂钓非常扫兴,坚坐半日,仅得“一寸才分鳞与鳍”的小鱼。《山石》所写的经历要比垂钓有趣得多,但也只是一次相当平常的山寺之游。然而诗人把它写得多么有声有色,兴味淋漓!诗中叙述寺僧待客的情形:“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本来黄昏入寺,当务之急是安排食宿。但可能因来客都是文人学士(与韩愈同游的有侯喜、李景兴、尉迟汾三人),故寺僧先向客人推荐寺内引以为傲的古代壁画。及至点了火把来一照,竟然模糊暗淡,所见甚稀。这是多么扫兴!然而寺僧的颟顸朴实,寺庙的年久失修,历历如在目前。及至安排食宿,一切都非常简陋,然而寺僧的热情勤劬,寺庙生活的简朴清苦,亦写得真切生动。至于后半首所写的清晨下山的情景,亦是用平常的字句娓娓道来,但又真切鲜明,引人入胜。天色已明,但晨雾弥漫,故不见道路,诗人只好在雾霭中忽高忽低地乱走一气。及至晨曦驱散雾气,红花碧涧交相辉映,参天大树亦不时入眼。雨后的山涧,水流湍急,诗人赤着双脚踩石渡涧,顿时觉得自由自在,快乐无比。是啊,景色平常而又美丽,生活平凡而又愉快,全靠诗人的一枝生花妙笔,才把它们刻划得如此鲜活。俄国的别林斯基说得好:“谁要是为诗所激动,嫌恶生活中的散文,只有从崇高的对象才能获得灵感的话,他还算不得一个艺术家。对于真正的艺术家,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有诗。”(《普希金的作品》)韩愈就是真正的艺术家,他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美感和诗意,《山石》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