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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燕歌行》的主题

莫砺锋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也是脍炙人口的盛唐边塞诗名篇。但是关于此诗的主题,后人的解读颇有出入。明人唐汝询认为这是泛咏征戍之苦:“此述征戍之苦也。⋯⋯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唐诗解》)清人陈沆则认为与张守 有关:“张守 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 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守 因纵兵击败之,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然其时守 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要之观其题序,断非无病之呻也。”(《诗比兴笺》)近人岑仲勉先生则肯定这是讽刺张守的:“此刺张守 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也。”(《读〈全唐诗〉札记》)蔡义江先生又认为此诗所刺者不是张守 ,而是安禄山(见其《〈燕歌行〉非刺张守辨》一文)。王步高先生的解读与上述意见截然相反:“此诗乃是对戍边将士不畏艰难、英勇卫国的颂歌。”(《唐诗三百首汇评》)

    那么,高适《燕歌行》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后人的解读会有如此大的分歧呢?

    高适《燕歌行》题下有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据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序中的“元戎”二字,在《河岳英灵集》中作“御史张公”,在《又玄集》、《才调集》、《唐文粹》、《文苑英华》诸书中则作“御史大夫张公”。“张公”指张守 ,开元二十三年拜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据《旧唐书·张守 传》载,张守 镇守边疆,颇有战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驾,从郭虔 于北庭镇,遣守 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 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馀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开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 令守 间道入京奏事,守 因上书陈利害,请引兵自蒲昌、轮台翼而击之。及贼败,守 以功特加游击将军,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守 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但是他后来又有谎报军功、行贿钦差等不法行为:“守 裨将赵堪、白真罗等假以守 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众于湟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 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 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 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 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 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从《旧唐书》本传以及达奚 所撰的《张守 墓志》来看,张守 乃是一位久历沙场、屡建奇功的大将,其戍守之地则从西北的北庭直到东北的幽州。从整体来看,长年守边的张守是功大于过的。而且在史料中看不到他曾有“不恤士卒”的行为,反倒有“身先士卒”的记载。

    《燕歌行》序中所云的“客”,后人有指高式颜(王运熙先生说)、畅当(彭兰先生说)、王悔(戴伟华先生说)等不同说法,史料欠缺,难以定论。这位“客”所写的《燕歌行》则早已亡佚,其所写内容亦不得而知。但揆以情理,当与从张守 出征东北的经历有关。既然高适此诗是对“客”所写的《燕歌行》的唱和,两首《燕歌行》的内容当相距不远。从高适《燕歌行》的内容来看,确有不少地方可与张守 的事迹相联系,比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几句,便可与《张守 墓志》中“圣主嘉其忠勇,展劳旋之礼待之,乃御层楼,张广乐,侯王在列,夷狄以差,廷拜兼御史大夫,加辅国大将军、南阳郡开国公。仍赐珍玩、缯彩等,畴茂勋也。廿七年,重命偏师,更诛残旧”一段对读。后人所以解此诗为刺张守 ,原因便在于此。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认为整首诗都是专咏张守 事迹的。主要理由有下面两点:

    首先,高适此诗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可能专指一人而言,也不会是专咏某次战事,而是泛咏当时的边塞战争。诗中写到的地名很多,像“榆关”、“碣石”都在今山海关一带,当时属安东都护府所辖,正是张守 出征契丹所经之地。但是“瀚海”一般指西北方的沙漠,“狼山”则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和杭锦后旗一带,距离幽州甚远,也不是出征契丹要经过的地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诗人用这些地名泛指荒寒边地,但毕竟不够妥当。诗中所写的战争情形,特别是重笔濡染的孤城重围、士卒死伤殆尽的惨烈情景,在张守镇守幽州的数年间并未发生过。至于说出征将士与家中思妇之相望相思,当然纯出虚构,无庸多言。所以笔者认为,高适确实是受到亲从张守 出征的“客”所作《燕歌行》的激发,从而心生感触,才写了这首《燕歌行》,但并不是专咏张守的事迹,更不是专为讽刺张守 而作。诗序中所谓“感征戍之事”,其实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高适其人,慷慨有大志,常思前往边塞以立奇功。据周勋初先生《高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