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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稹《遣悲怀三首》的争论

莫砺锋

 

    元稹的《遣悲怀三首》被选入《唐诗三百首》以后,就成了广为人知的名篇。《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孙洙评之曰:“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这种看法也随着《唐诗三百首》而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但事实上这组诗并未得到众口一词的高度肯定,对它的否定或批判性意见也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对《遣悲怀三首》的否定,主要是从作品和作者这两个角度入手的。先看前者。《唐诗三百首》成书于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七十多年以后,潘德舆在其《养一斋诗话》(此书初刻于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卷3中就表示了与孙洙针锋相对的意见:“微之诗云‘潘岳悼亡犹费词’,安仁悼亡诗诚不高洁,然未至如微之之陋也。‘自嫁黔娄百事乖’,元九岂黔娄哉!‘也曾因梦送钱财’,直可配村笛山歌耳。”至于后者,则可以陈寅恪先生成书于上世纪50年代的《元白诗笺证稿》为代表。陈先生在此书中设专节《艳诗及悼亡诗》,从元稹的品行入手对其《遣悲怀三首》作了严词批评:“‘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所谓‘常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其后娶继配裴淑,已违一时情感之语,亦可不论。惟韦氏亡后不久,裴氏未娶以前,已纳妾安氏。……夫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关于时代之习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刻之评论。但微之本人与韦氏情感之关系,决不似其自言之永久笃挚,则可以推知。”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一向是人文并重,所以上述两种观点也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不同意见呢?

元稹《遣悲怀三首》原文如下(诗题一作《三遣悲怀》,今从《全唐诗》与《唐诗三百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多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第三首中提到的“潘岳悼亡”,是指晋代诗人潘岳哀悼亡妻的《悼亡诗》三首,这是被萧统选进《文选》的名篇。顾名思义,“悼亡”本是哀悼亡者的意思,但从潘岳作《悼亡诗》开始,“悼亡”成了哀悼亡妻的专有名词,诗人哀悼其他人时是不用这个题目的。潘岳的三首悼亡诗都是五言诗,每首的篇幅都在二十句以上,清人陈祚明评曰:“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剌剌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11)潘德舆说“安仁悼亡诚不高洁”,大概也有此意。若与元稹诗相比,潘诗显然较为典雅、深密,比如第一首中写人去室空情景的一段:“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相对而言,元诗的“针线犹存未忍开”之句就显得浅近简单。潘德舆说元诗“陋”,当即指此而言。但是,人称“元才子”的元稹为何要把这三首诗写得如此明白浅显、直如口语呢?我们不妨再读几首元稹的其他悼亡诗。韦丛卒后,元稹一连写了好多首悼亡诗,在今存元氏诗集中,《夜间》一诗题下自注云:“此后并悼亡。”陈寅恪先生认为从《夜间》直到《除夜》的十四首诗(包括《遣悲怀三首》)都是悼亡诗,甚确。这些诗作的语言风格并不都像《遣悲怀》这样浅白,例如《夜间》:“感极都无梦,魂销转易惊。风帘半钩落,秋月满床明。怅望临阶坐,沉吟绕树行。孤琴在幽匣,时迸断弦声。”就相当典雅庄重。至于《空屋题》中的“月明穿暗元稹像隙,灯烬落残灰”,《城外回谢子蒙见喻》中的“寒烟半堂影,烬火满庭灰”,都与潘诗甚为相似。可见元稹并不是不能写出像潘岳那样的悼亡诗来,《遣悲怀三首》的浅显风格是他有意为之的结果。悼亡诗本该是对着亡妻的独白,正像夫妻之间的日常对话,肯定是随口而出的平常话语,何“陋”之有?

    顺便交代一下,有的学者认为《遣悲怀三首》是在韦丛逝世多年之后才写成的,陈寅恪先生曾以“今日俸钱过十万”一句为据,认为韦丛亡时元稹正在洛阳任监察御史,其月俸远不及十万之数,所以此诗作于元和十三年(818)元稹权知通州州务时,距离韦丛之卒年(809)已有九年之久。赵昌平先生更认为作于元稹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即在长庆二年(822),那就是事隔十多年后的追思之作了(见赵昌平《唐诗三百首全解》)。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卞孝萱先生在其《元稹年谱》中以坚实的考据证实了《遣悲怀三首》是在韦丛去世的当年写成的,一则元稹以监察御史分司东台,其实际官俸可近十万之数;二则元诗写成之后,白居易随即作《答谢家最小偏怜女》等诗和之,而白诗是元和五年所作。白居易的诗集是他本人生前所编,后来保存得相当完整,其编年是相当可靠的。因此元稹的《遣悲怀》不可能是多年之后的追思之作,而是突遭丧妻之祸后直抒胸臆而成。

    韦丛之父是韦夏卿,官至太子少保,元和二年卒。韦丛是韦夏卿的幼女,故元稹称她为“谢公最小偏怜女”,这是活用东晋才女谢道韫得其叔父谢安赏识的典故,意谓韦丛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又得其父爱怜。韦丛于贞元十九年(803)与元稹结婚,当时元稹初入仕途,任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官居九品,俸禄较薄,故元稹家境相当贫寒。而当时的韦夏卿正任太子宾客的显职,所以韦丛嫁给元稹,真可谓“下嫁”。潘德舆对“自嫁黔娄百事乖”一句大为不满,说:“元九岂黔娄哉!”这可能是因为黔娄是古代以安贫乐道著称的贫士,与元稹的身份和行为颇不相合。其实,一则元稹当时确实比较贫困,他在《祭亡妻韦氏文》中说:“逮归于我,始知贱贫。食亦不饱,衣亦不温。”即使语有夸张,当离事实不远。而且古人称道黔娄,经常涉及其妻。例如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说:“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因为据《列女传》的记载,黔娄之妻是与黔娄一同安贫乐道的伴侣。所以元稹自称黔娄,也含有表彰韦丛安贫乐道之意在内。这样的写法,无可厚非。

    《遣悲怀三首》的文字非常浅显,虽然诗中也有一些典故,但一则都是熟典,二则都用浅近文字直接叙事,并不难懂。像第三首中的第三句:“邓攸无子寻知命。”邓攸字伯道,西晋人。永嘉年间中原大乱,邓攸携带一子一侄仓惶南奔,兵荒马乱中无法同时保全两个幼儿,因侄儿是亡弟的独子,为保全亡弟子嗣,便舍弃亲生儿子而独携侄儿逃到江东。没想到后来邓攸竟终生无子。时人哀之,说:“天道无知,使邓伯道无儿!”韦丛卒时年二十七岁,只留下一个年幼的女儿而没有儿子,所以此句一方面是慨叹自己无子,一方面也有惋惜像韦丛那样的善人竟无子嗣的意思在内。“知命”在这里是知道命运的意思,赵昌平先生解作“五十而知天命”之意,与诗意游离,与元稹写诗时的年龄也不合。从整体来看,《遣悲怀》的文字真像口语一般易懂,清人陈世镕评之曰:“悼亡之作,此为绝唱。元、白并称,其实元去白甚远,惟言情诸篇传诵至今,如脱于口耳。”(《求志居唐诗选》)确实,元稹诗的总体成就远不如白居易,但《遣悲怀》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成功之处正在以浅近的语言表达深挚的情感,深衷浅貌故感人肺腑。潘德舆讥笑“也曾因梦送钱财”之句“直可配村笛山歌耳”,这是士大夫自命高雅的偏见。村笛山歌,正是产生于民间的天籁之音,其价值还在典雅高华的庙堂诗乐之上。况且金圣叹说得好:“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己,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与家伯长文昌》)元稹丧妻之际,悲从中来,发声一恸,遂写出其“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己必欲说出”的《遣悲怀》来。此时此际,哪能顾得上字斟句酌、布局谋篇?顺便说一下,“也曾因梦送钱财”到底指什么而言,赵昌平先生说是指“焚烧纸锭”,我觉得可能是说因梦中闻韦丛之语而馈赠钱财予他人(亲友、婢仆等),这才与上句“尚想旧情怜婢仆”互相紧扣。当然这两种解法都能说通,很难确定究以何者为是。

    那么,历代论者对元稹的品行不无微词,这是否会影响读者对《遣悲怀》的接受呢?首先,前人对元稹人品的批评存在着不实之词。事实上元稹只是在仕途上稍有躁进之心,不像其好友白居易那样乐天安命而已。在反对宦官专权、反对军阀割据等方面,元稹与白居易一向志同道合,互相支持,这正是他们的友谊终生不渝的根本原因。元稹对待爱情似乎不如白居易那样专一,他早年曾与一位才貌双全的女子(就是《莺莺传》中崔莺莺的原型)恋爱,后娶韦丛为妻,韦丛卒后又先后纳安仙嫔为妾、娶裴淑为妻,因此常得“薄倖”之讥。但学界对此看法不一,例如吴伟斌先生就有专文驳斥“元稹薄倖说”(详见其《元稹考论》)。我认为即使元稹在爱情上不够专一,也不影响读者对《遣悲怀》的喜爱。因为至少在写《遣悲怀》时,他的情思是绝对真挚的。此外,人们也注意到元稹在《遣悲怀》中信誓旦旦地说“惟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但不到两年就纳妾安仙嫔,安仙嫔卒后又迎娶裴淑,似乎言而不信,陈寅恪先生就责备他“已违一时情感之语”。但平心而论,韦丛卒时元稹年方三十一岁,又没有子嗣,在当时的社会里,要让身为官员的元稹从此独身,近于苛求。况且“惟将终夜常开眼”虽是用鳏鱼之典,但是此典原有二义,《释名·释亲属》云:“无妻曰‘鳏’。……愁悒不寐,目恒鳏鳏然。然其字从鱼,鱼目恒不闭者也。”陈寅恪先生说元稹“自比鳏鱼,即誓终鳏之义”,诚有所据,但也不妨仅取“目恒鳏鳏然”之义,将此句解作终夜难眠之状,而不必看成是从此不娶的誓言。从元稹的诗句来看,重点也在“终夜常开眼”。至于元稹后来另行婚娶,则与写诗时的悲痛心情并不矛盾,也不应影响读者对此诗的接受。吴伟斌先生举苏轼的悼亡名作《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为旁证,说苏轼在王弗去世三年后另娶其堂妹王闰之为妻,写《江城子》时正与王闰之在一起生活,这并不影响他在词中追悼王弗的情感之真挚,很有说服力。《

    遣悲怀三首》成为悼亡名作的原因何在?前人多有论说。例如清人周咏棠说:“字字真挚,声与泪俱。骑省悼亡之后,仅见此制。”(《唐贤小三昧续集》)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专就贫贱夫妻实写,而无溢美之词,所以情文并佳,遂成千古之名著。”的确,这三首诗只写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回忆夫妻间的日常生活,二是抒写丧妻后的悲痛心情,字字真诚,绝无虚饰。由于“贫贱夫妻百事哀”,所以回忆得最多的是与韦丛成婚后捉襟见肘的艰辛生活,这当然使身为丈夫的元稹感到万分愧疚。第一首的中四句絮絮叨叨地细述种种生活细节,活画出一对“贫贱夫妻”的窘迫情状。如果细读,则“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二句写韦丛勉力打理全家生计之艰难,而“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二句则写夫妻在贫苦生活中相怜相惜,辛酸中又蕴含着几分甜蜜。正因如此,“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二句表面上语气平淡,意思也有点凡庸,但字里行间蕴含着深哀巨痛,感人至深。元稹所写当然是他独特的痛切感受,但正如金圣叹所说:“作诗须说其心中之所诚然者,须说其心中之所同然者。说心中之所诚然,故能应笔滴泪。说心中之所同然,故能使读我诗者应声滴泪也。”(《答沈匡来元鼎》)元稹追怀亡妻时的巨大遗憾,典型地写出了人生的一大缺憾:当你的生活条件获得改善之后,最应该与你分享的人却已不在人世。在元稹此诗之后,我们又读到了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回忆其父亲的两次慨叹:“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昔常不足,而今有馀,其何及也!”以及陆游在《喜雨歌》中对未及看到丰年的穷苦百姓的悲悯:“斯民醉饱定复哭,几人不见今年熟!”还有郑板桥《乳母诗》中的“平生所负恩,不独一乳母。长恨富贵迟,随令惭恧久!”尽管他们追思的对象各有不同,但作为人生缺憾的性质却是一样的。《遣悲怀三首》就是一组既说出了“其心中之所诚然者”,又说出了“其心中之所同然者”的好诗,它们永远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这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