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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王瑞来

 

一 小引

 

    范仲淹借赋灵乌,喊出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实在是高亢的时代强音,反映了那个时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仲淹因何赋灵乌,又因何发此声,背后有故事。

在范仲淹写下这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灵乌赋》前面,有一短序:

 

    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由此序可知,是梅尧臣先有灵乌之赋,仲淹因而酬和。那么,梅尧臣为何写下这样一篇《灵乌赋》赠给范仲淹呢?追寻之下,可以牵出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背景。那就是在和平时期政坛上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主角正是范仲淹。以下,就对范仲淹写作《灵乌赋》的背景与心曲略加探索。

 

二 背景追踪:因何赋灵乌

 

    景祐二年(1035),因集结谏官御史反对宋仁宗废黜皇后而被贬谪到外地的右司谏范仲淹被召回朝廷,升擢为天章阁待制这样清要的侍从之职,不久又被任命为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的权知开封府。

    此时朝廷中主政的,依然是当年在废后事件中设计将范仲淹一干人贬逐的吕夷简。据说让范仲淹担任权知开封府是宰相吕夷简的主意。因为范仲淹回到朝廷后,“言事日急”,甚至把炙手可热的宦官阎文应都扳倒了。曾与之有过节的吕夷简担心范仲淹会把矛头转向自己,便让范仲淹担任了这个政务丛杂繁忙的职务,期冀他陷于事务堆中,无暇上言。

    历代天子脚下的京师,号为难治,正所谓京官难当。不过,吕夷简还是低估了范仲淹的能力。范仲淹不仅将烦剧的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游刃有馀,还编了多达七百馀卷的《狱事汇编》。在当时的开封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朝廷无事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舆论绝非空穴来风,貌似民谣,实际上往往是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民意制造。这样的民谣反映的是同道对在政坛名声鹊起的范仲淹的期待。

    在京师“肃然称治”后,吕夷简企图使范仲淹“不暇他议”的希望落空。从繁琐事务中抽出身来的范仲淹,果然不负时望,对长期专权的宰相吕夷简发起了进攻。

    范仲淹向仁宗递上一份百官图,指责宰相对官员任免的把持,认为这些权力应当归于皇帝。笔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中曾写道,士大夫总是敏感地平衡皇权与相权的消长。皇权过强则主张抑制皇权,相权过盛则主张打击相权。这看似矛盾的言论,实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不同政治需求。摄政的刘太后死后,继位十年之久的仁宗终于亲政,不过年轻的皇帝还是难有作为,实际权柄把持在宰相吕夷简手中。出于平衡皇权与相权的目的,范仲淹的进攻也反映出多数士大夫的认识。此外,吕夷简长期为相,积怨甚多,范仲淹把矛头指向他也颇得民意,特别是士大夫中少壮派的民意。

    百官图其实就是一张官员升迁序列图,在清末民初还流传有作为游戏玩的百官图。但这份范仲淹诠释的百官图,带有明确的剥夺宰相权力的意图。因此史料记载说:“夷简滋不悦。”就是说,加上范仲淹以前的言行,让吕夷简越来越不高兴。

    冲突还在继续。迁都之议起,范仲淹反对。当仁宗问起这事时,吕夷简说了句:“仲淹迂阔,务名无实。”君臣间的私下议论,还真有传话的,这句话很快就传到了范仲淹的耳中。范仲淹针对吕夷简的评价,一口气写下四篇文章,呈送给仁宗。这就是《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篇篇针对吕夷简而发。

    大概范仲淹觉得这四篇文章还只是泛泛而论,不够有力,于是又直接上奏说:“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其用意非常明确,范仲淹用西汉成帝信任的大臣张禹坏家法最终酿成王莽之乱的历史教训来影射吕夷简。并直指:“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南宋吕中的《大事记讲义》卷10在引述这些话时就直接点明:“指夷简。”

    范仲淹的反击终于彻底激怒了吕夷简,史籍记载:“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不仅如此,吕夷简又罗织了新的罪名:“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从这样的指控中,我们可知范仲淹只是众多朋党的一个代表。就是说,他与吕夷简之间的较量,并非个人成见之争。

    面对吕夷简的指控,范仲淹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击。“仲淹亦交章对诉”,最后史书记载“辞愈切”。这意思是说,话已经说得出了格。于是,在跟宰相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弱势的范仲淹,又迎来了走上仕途以后的第三次贬谪,落职知饶州。处理范仲淹是杀鸡儆猴,是吕夷简对自己的反对势力进行的警示,他“以仲淹朋党榜朝堂”。

    对范仲淹这样的处理,对其反对派借助皇权进行公然打击,吕夷简的做法引起范仲淹的少壮派同党的激烈反弹。一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抵抗于是乎开始。

    首先是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说范仲淹“以一言触大臣,遽至黜逐,非朝廷福”,并直指仁宗“自亲政以來,屡逐言事者,恐钳天下口,不可”。奏疏投进之后,他便被落职贬为监筠州酒税。

    继而馆阁校勘尹洙又上奏说:“仲淹忠亮有素,臣与之义兼师友,则是仲淹之党也。今仲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看了这样的奏言,“宰相怒,落校勘,复为掌书记、监唐州酒税”。

    同为馆阁校勘的欧阳修看到台谏多为范仲淹辩护,唯有高若讷一人站在吕夷简一方,便写信斥责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高若讷将欧阳修的信上缴,于是欧阳修也被贬逐,出为夷陵县令。

    稍后,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为四贤,指高若讷为不肖。此诗一出,“都人士争相传写”,传诵四方,远达辽国。

    担任左司谏、日后成为范仲淹重要政治盟友的韩琦也为范仲淹等人辩护。

    正在为父守丧的苏舜卿也上疏表达了不满。

    不管动机如何,无论是非与否,范仲淹表面上的失败,赢得了同情与人心,更在他的旗帜下集结了队伍。其客观结果是,宋代大规模的党争从此开启。

 

三 梅赋《灵乌》

 

    “卓有梅圣俞,作邑郡之旁。矫首赋灵乌,拟彼歌沧浪”。如范仲淹《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诗中所述,就是这个时候,担任建德县令的梅尧臣给范仲淹写去了《灵乌赋》。对此,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9有记载:“范文正公始以献百官图讥切吕申公,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所谓事将兆而献忠,人返谓尔多凶。盖为范公设也。故公亦作赋报之。”

    赋收录于《宛陵集》卷60,不长,移录如下: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据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3《乌鹊鸣》记载,作为民俗,“乌报吉凶,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悲。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弩挟弹击使远去”。所以,梅尧臣以灵乌为喻,既对范仲淹的遭遇表示同情,又对范仲淹进行了好意劝谕。

    梅尧臣在赋中写道:“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拿今天的话来归纳就是,你的确是忠心耿耿进行吉凶预测,但别人却认为你在诅咒,带来噩运。噩运跟你无关,你又怎么能带来。噩运本身存在,你告诉了,噩运还是噩运,你不告诉,噩运也不会化吉。你事先预测,却被指责为是你招来噩运。

    因此,梅尧臣给范仲淹出主意:“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就是说,你还不如像凤鸟那样偶尔发出点美妙的声音,也就没人怪罪你了。

    在赋的最后,梅尧臣就告诫范仲淹,让他闭上嘴不要发言,甚至都不要去看,眼不见为静,好好过自己的日子,这样就不会受到牵累。

    这是一般人明哲保身的正常选择。不过,显然不适合范仲淹。范仲淹目睹唐末五代以来士风浇薄,在士大夫政治业已形成的新形势下,力图砥砺士风,激发士大夫的责任感,“发必危言,立必危行”,显然有过正矫枉之意在。

 

四 范氏酬答

 

    可以想见,看了梅尧臣的赋,范仲淹可能会皱起眉头。因此,就有了一篇反其意而和之的同名《灵乌赋》的诞生。

    在赋前的短序中,范仲淹便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认为同是以物作喻,但“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而在赋中,他也表达了与梅尧臣完全不同的理念。

    范仲淹先以他人的口吻说:“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趐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意思是说,灵乌啊灵乌,你作为飞禽,为何不远走高飞。向人们预告吉凶,却惹人恼怒。如果人们把你折翅煮了,你可就后悔无及了。

    接下来的内容,范仲淹完全模拟灵乌进行发言。

    首先,范仲淹讲述了之所以预告吉凶的动机:“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这反映的是范仲淹对朝廷的报恩思想。范仲淹报恩思想浓厚,笔者在《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中专辟一节,讲述了范仲淹的报恩论。他在与友人的往来书信中曾多次这样表达:“某早以孤贱,荷国家不次之遇,夙夜不惶,思所以报”;“自省寒士,遭逢至此,得选善藩以自处,何以报国厚恩。”

    的确,范仲淹二岁而孤,母亲因生计无着,携其改嫁,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贫寒生活。青年时期,范仲淹在山间僧舍读书,饮食难济,一小盆粥冷冻之后分成四块,放一点韭菜和盐,便是一天之食。然而,在登进士第入仕之后,范仲淹的境况便顿然改观了。政治地位且不说,仅从经济收入看,当他还仅仅是大理寺丞、秘阁校理这样的小官时,据他自己说,一年的俸禄已相当二千亩地的收入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构架,决定了宋朝优礼士大夫的政策。拿范仲淹的话来说,就是“朝廷用儒之要,异其品流,隆其委注”。

    范仲淹在事业心与责任感指导下的言行,其源泉都是来自这种报恩思想。但范仲淹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体现他的报恩,这就是他在赋中写到的“思报之意,厥声或异”。不是感激涕零地唱赞歌,而是以远见卓识来进行意味深长的警示。此即赋中所云“警于未形,恐于未炽”。

    “颂歌盈耳神仙乐”,乃人之常情。良药因苦口而不喜,忠言因逆耳而见拒。危机预告,灾难警示,多被视为危言耸听,甚至是恶意诅咒。正如鲁迅所言,在婴儿庆生之际,说其长命百岁人皆乐闻,说这孩子一定会死则招人恼怒。而人生谁能免死?看来,即便是事实、是真理,也是不可随便说出口的。所以无论在梅尧臣笔下,还是在范仲淹笔下,灵乌的下场都很可悲。在赋中,范仲淹就讲:“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则稔祸于人。”

    在经历了两难的困惑之后,范仲淹的选择是:“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即使是不被理解,即使是牺牲性命,我也要做这种危机预告、灾难警示,这是为了我亲身参与的王朝的长治久安。“虽死而告,为凶之防”,所以他决意“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跟范仲淹在另一处所说的“如卞生献玉,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可谓心志如一。这正可谓是一种有别于愚忠的特殊的忠诚。

    笔者在前述《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中,曾这样写道:“这种特殊的忠诚,在宋代士大夫中并不少见。翻检史籍,比比皆是。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正是有了一大批像范仲淹这样具有特殊忠诚感的士大夫,他们以自己的忠言谠论将统治机制无法正常反馈的各种信息传递到决策层,用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来为政权一次次纠偏正误。这种责任感与事业心,在今天看来,除了令人敬佩之外,更多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悲壮。”

    范仲淹其实也并不是不明白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灾难,而明哲保身则会皆大欢喜。在赋中,他先这样为自己设问:“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随即设问,随即否决。太仓之鼠是可以丰食而肥,荒城之狐是可以深穴而威,但一旦粮仓淘尽,城墙倒塌,太仓之鼠、荒城之狐都会失去赖以生存之地。因此说,士大夫与其参与的王朝同乘一条船,存亡与共。这一点范仲淹认识得十分明确。最后,范仲淹坚定地表示:“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就是说,对我的劝谏行为,反对也好,赞扬也罢,我都会一如既往,坚定不移。

    两篇《灵乌赋》,胸襟、志节、品格,高下立见。

    笔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一文中,从报恩思想、功名心、忧患意识、言事精神、皇权观念这五个方面评论了范仲淹的政治思想。当时,对《灵乌赋》没有予以太多的关注。其实,这篇不足六百字的小赋,已经囊括了范仲淹这几个方面的政治思想,对于研究范仲淹,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献。

    范仲淹对这篇《灵乌赋》还有自己的简洁概括。这就是他写的一首七绝《答梅圣俞灵乌赋》:“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

    或许,这首诗是写在他的《灵乌赋》之前,以此诗回答梅尧臣的《灵乌赋》。后来,大概是觉得不足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擅长作赋的范仲淹又写下了这篇反其意而为之的《灵乌赋》来抒发自己的心志。不过,无论怎么讲,这首短诗都可以说是对范仲淹《灵乌赋》的最准确的概括:“危言迁谪向江湖”是讲自己进谏被贬放到地方;“放意云山道岂孤”则是自信真理在自己一方,吾道不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恤赋灵乌”,直道如矢,忠心自许,所以无需灵乌来占卜吉凶。“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所以,在这首短诗中,范仲淹已表达了对梅赋的不同见解。

 

五 时代强音:藉灵乌而鸣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任何声音都是时代的回声。这句在士大夫政治主宰一切的时代喊出的话语,就是那个时代的强音。

    在宋代,中国知识人以前所未有的强势,从政治到文化,乃至社会,占领了那一时代的所有高地,话语权也被垄断。政治空气中振荡着的,全是士大夫的声音,震耳直欲聋,喧嚣且嘈杂。

    宋代士大夫言事之风颇盛。无论大事小事,往往纷纷上言,议论不休。上书言事,俨然成了士大夫的专利。且不说议论当否,这种现象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国家观念的增强,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增强。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在《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中写道:“在任何社会里,百家争鸣总比鸦雀无声要正常。”能量总要释放,不然,可哀的“万马齐喑”之后,必然“于无声处听惊雷”。惊雷,绝非正常的声音。百家争鸣其实是一种疏导,一种能量的正常释放。

    士大夫政治下的制度设计,也真的把上书言事的权利只给予了士大夫,没有武臣的份。所以,当朝廷要给范仲淹从文官换成待遇优厚的武官观察使时,范仲淹死活不干,连上三表辞让。他就是不想失去发言权。他直接说:“臣辈亦以内朝之职,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当弥缝其缺而无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职,而补外帅,……则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或不便于军中,或有害于边事,岂敢区别是非,与朝廷抗论!自非近臣,无弥缝其缺之理,纵降诏丁宁,须令覆奏,而臣辈岂不鉴前代将帅骄亢之祸,存国家内外指踪之体。”

    在范仲淹看来,上书言事是使命使然。所以他说:“儒者报国,以言为先。”上言、进言、发言,正是报国的首要方式。范仲淹所说的“以言为先”并不是无关痛痒的泛泛之言,而是危言谠论。这也正如他说的,“发必危言,立必危行”。

    天圣七年(1029),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礼,届时将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闻讯后,上疏极言不可。他认为天子“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并且要求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范仲淹的这些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严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理直气壮地作了解释。信中写道:“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

    不能简单地说“事君”就是愚忠,皇帝代表的是整个王朝。尽管如此,范仲淹想到的不仅是君主和朝廷,还想到了天下百姓。所以他明确表明自己上言的目的是“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让君主与朝廷政治无过失固然重要,让天下百姓无怨言,更重要。范仲淹的这种政治表达与他在《岳阳楼记》中的文学表达异曲同工,这就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的视角是全方位的。

    明道二年(1033),在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招还,担任了谏官。不久,就发生了仁宗废黜郭皇后之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伏极谏”,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即使这样,范仲淹依然不忘劝谏仁宗,他告诉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之盛。”

    在士大夫政治之下,面折廷争,劝谏、批评、争论,蔚成盛事。范仲淹等士大夫在政治上发出的声响,回荡在一代代士大夫的耳际,唤醒着他们的自觉意识,激发着他们的责任感。正如朱熹所言,“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作成起来也”。从此,亦如朱熹所言,“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面折廷争,成为了士大夫的天职。

    在宋代,不仅从制度设计上保证了士大夫发言的特权,政治舆论也鼓励和保护着士大夫的发言。因言获罪,在宋代非但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相反还会得到赞扬。在庆历新政前,范仲淹曾因上言被贬三次。对此,舆论誉之为“三光”,即一次比一次更为光彩。这种保护士大夫上言的舆论,正是宋代士大夫面折廷争的勇气来源之一。

    报国以言为先的范仲淹,曾将自己的行为作过比喻:“如卞生献玉,不知其止,足虽可刖,而璧犹自贵。”同样意思,范仲淹在《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诗中也写道:“片玉弃且在,双足何辞伤。”这些话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交相辉映。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中的“鸣”,为何而鸣?尽管这是一句中性的表达,但语言都是有具体语境的,甚至讲话人的背景都可以成为语境的一部分。从范仲淹的经历看,范仲淹口中说出、笔下流出的这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很少有人会理解为个人之不遇的不平则鸣,也不会理解为为个人名利的一鸣惊人。范仲淹之鸣,只能是“致君于无过,致民于无怨”的忧国忧民之鸣。

    最近有朋友著文讨论,认为宋代是自由度比较高的社会。对士大夫上言,有制度上的支持,有舆论上的保护,亦可证明宋代的自由度之高。不过,即使如此,面折廷争在复杂的政治因素作用下也极有获罪被贬的可能,并且还不乏这方面的事实。范仲淹的三次被贬就是证明。因此,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之人还是难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勇气,而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之人更难有如是之想。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伴随着范仲淹的行为,极大地砥砺了读书人的气节,南宋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就说:“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懦。”“立懦”,原也是出自范仲淹之口。《严先生祠堂记》便赞颂严子陵的行为“使贪夫廉,懦夫立”。可见范仲淹借赋灵乌而喊出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不仅是自励,更有激励世人之意。深宁老人可谓深知文正公之心。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品格和气节,更是一种敢于实践的勇气。所以,20世纪的胡适之先生又将这八个字重新检出,大书特书。知识分子乃社会之良心,虽可“妙手著文章”,但能否“铁肩担道义”呢?适之先生所书之深意,自励乎?醒人乎?我不揣度。

 

六 《灵乌》馀话

 

    关于《灵乌赋》,还有未了之馀话。

    梅尧臣尽管以文名见闻于当世,却也在仕途上不遇于当世。他与范仲淹交往,包括写诗作赋,都多少有些投机成分在。当范仲淹成为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之后,梅尧臣满以为范仲淹会汲引他这个朋友。没想到范仲淹提拔了许多人,就是没有提拔梅尧臣。期望值过高的梅尧臣不禁心怀怨望,又写下《后灵乌赋》来攻击范仲淹。从此,两人再无往来。后来,范仲淹去世,梅尧臣的悼念诗篇也颇含曲衷,不够厚道。对此,叶梦得以一句“世颇以圣俞为隘”道尽了世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