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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粤港革命派报刊

李婉薇

 

    粤港一带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在推翻帝制以至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担当了关键的角色。当地的革命思潮得以传播,报刊是重要的媒介。根据李默的统计,从1884年《述报》的创办算起,至1911年为止,广东和港澳地区共有报刊157种(李默《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录》,丁守和主编《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人民出版社,1987,673页)。在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之时,重读这些报刊,不但能感受其时代特色和地域风貌,也能更细致地把握种族革命思潮的形成过程。

    1905年8月5日,香港的一份小报《唯一趣报有所谓》(以下简称《有所谓报》)刊出了下面的一篇声明:

    本社凡于有益同胞之事,无不竭力提倡;于有损同胞之事,无不疾声警告。美人续行禁制华工之例,于吾同胞关系甚大。本社亦国民之一分子,奚肯放弃天职。特于是日起,至改约之日止,凡代刊广告,有关美货者,概不接刊,以示自行抵制之意。盖报纸广告,实为介绍销货而设,本社珍重公德,热爱同胞,故不能不于利权上,有所牺牲也,特此普告。 

                                                                                                                            本社同人郑贯公等披露 

                                                                                                                                六月十二日

    这篇声明生动地表现了这份报章的精神和背景:不但和百姓祸福与共,为了维护正义的原则,宁可牺牲广告收入。事实上,这份只有一年寿命的报刊在清末的广东和香港担当了开启民智、推动革命的角色。《有所谓报》由郑贯公在该年六月创办,刚好遇上反美华工禁约运动,民间强烈反对政府和美国续订排斥华工的不平等条约。这运动在上海发生后,很快得到沿海城市的声援。这一年的五月,广州的善堂和总商会发起拒约运动,随即得到学界的支持和参与,街头演说迅速成为当地的风景。根据《有所谓报》的报道,仁声演社在8月4日就办了一场演说,专门呼吁罢买美货,以抗议美国苛待华工。这场演说的听众多达五百人,他们深受感动,对演说内容击节赞赏。更令人惊奇的是,演说者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名叫范兆广(要闻《十三岁演说动听之可嘉》,《有所谓报》1905年8月7日)。也许因为这次演说的成功,同月16日,范兆广又随开化善社到长堤和北帝庙作拒约演说,听众的反应同样热烈(要闻《内地拒约之运动汇志》,《有所谓报》1905年8月17日)。同时,城西另一位十三岁的少年在学堂受业时,闻得拒约运动的事,却见家中有不少美货,气得把留声机都砸烂了。郑贯公因此大感欣慰,特别写作了一首粤讴(仍旧《好孩儿》,《有所谓报》1905年8月5日),鼓励更多人罢买美货。

    除了演说之外,印刷传单和出版报纸也是广东民众自发使用的宣传手法。专门针对这次运动而创办的《拒约报》在1905年8月21日出版。最初由黄晦闻、王军演和胡子晋等几位革命派报人发起,广州的南武、进取两所学堂筹办(访稿《拒约报出版之先声》,《有所谓报》1905年8月7日)。而为了使宣传效果更佳,参与运动的报人、平民不止用方言演说,在报章上刊出的、在演说会上表演的,也常常借用民间说唱文艺的体式,如拒约传声社就常在北帝庙唱“拒约龙舟歌”(访稿《河南演说拒约两志》,《有所谓报》1905年8月31日)。在全国的“反美禁约”文学中,仅粤语作品就为数不少。可以说,在1905年至1906年的拒约运动中,报章、演说和学堂作为传播文明的三种利器都发挥了极大作用,而连普通百姓、学童都听得懂的民间说唱文艺,更是宣传活动到处都用得到的手段。以说唱文艺呼应时事、号召运动,《有所谓报》可说是个中佼佼者,把革命派报刊的特点发扬光大。据冼玉清统计,以“反美拒约”为题材的粤讴有五十多首,她曾经选录二十八首,其中出自《有所谓报》的达到二十首之多,可见《有所谓报》的这些作品“有代表性和具体史实”(冼玉清《粤讴与晚清政治》,《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308页)。

    1905年6月成立的拒约会因为当时的政府和官绅阻挠而被逼解散,其中主要的负责人马达臣、潘信明和夏仲文被捕入狱,《有所谓报》不但报道事实发展、写作说唱文艺表示同情和支持,还和《商报》展开论战(贯公《正商报论拿办马达臣三人事之谬》,《有所谓报》1905年9月7日)。同年9月,又发生归国华工冯夏威在美国领事馆自杀一事,该报先后发表了不少悼念作品。广东的拒约运动在《有所谓报》中得到全面的反映,是清末报章作为历史存照的好例子。

    《有所谓报》的创办人郑贯公(1880-1906)被蔡锷誉为“热血澎然,奇骨森然”(奋翮生(蔡锷)《开智会序》,《开智录》改良第1期,1900年,12月21日)。他原名郑道,字贯一,广东香山人,主要的笔名有仍旧、郑哲、死国青年等,留学东京时创办开智会和印行会报《开智录》①。被梁启超誉为“铮铮者”的《开智录》(任公《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21日),是中国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报章,也是除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之外,最早鼓吹革命的报刊。1901年春,郑贯公正式转投革命派阵营,经孙中山的介绍,到香港任职于《中国日报》。据冯自由回忆,郑贯公到港参与该报工作后,“阐发其新名词及新思想”(冯自由《郑贯公事略》,《革命逸史》初集,84页),为香港报界注入一股新气息。之后,他先后创办多份报刊,如《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唯一趣报有所谓》。

    除了郑贯公之外,黄伯耀和黄世仲两兄弟也是粤港革命派报刊的主要人物。作为小说家的黄世仲在学术界颇受重视,革命派报刊却展现了他作为新编说唱文艺作家的一面。当郑贯公从日本到香港任职《中国日报》时,黄世仲(1872-1912)仍在南洋谋生。黄世仲生于广东番禺,一字小配,号棣荪、禺山次郎,笔名有世、棠、隶、棣、荪、亚荛、荛、健、儿等。他的兄长黄伯耀(1861-1939)②,一字耀恭,号耀公,笔名有光、公、伯、翟、老伯、光翟、耀公、耀光、病国青年等。黄伯耀因为不像弟弟那样是知名小说家,所以在学界很少受注意,但从清末的报刊可知,他对用方言和报刊作为启蒙手段有自己的主张。郑贯公和黄氏兄弟都曾到南洋谋生,背景相似,又都信仰革命,很快成为亲密战友。1906年5月郑贯公病逝后,黄氏兄弟继承其志,持续创办多种报纸和小说杂志。以郑、黄为中心,广东革命派报人互相支持,形成颇具凝聚力的群体。

    清末广东和香港的革命派报刊,内容不出几个主题:除了动员群众加入争权运动,还包括宣传革命和种族主义、批判迷信风俗和不良社会风气、讽刺和批评社会政策等。除了反美拒约运动,争夺粤汉铁路所有权也是报刊大量报道的事件。黄世仲就曾以龙舟歌编写粤汉铁路事件的经过,其中说到九大善堂把持铁路事务,正是当时革命派报刊时常批评的(棣《粤汉铁路历史》十六续,《香港少年报》1907年7月11日)。在破除迷信方面,革命派报刊也不遗馀力。例如1905年7月21日是观音诞,《有所谓报》的编辑们见到民众涌向寺庙求福祈愿的现象,将之视为民智发达的大敌,于是当天大部分的新编说唱文艺都以反迷信为题材。此外,监察官场也是清末革命派报刊的使命。《有所谓报》曾经刊出署名“心时”的粤讴《报效》(《有所谓报》1905年12月3日),明确地指责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以“报效”为名掠夺乡绅的财富,为了向清朝交代,他不顾百姓苦难,也不顾虑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粤讴”是清中叶开始流行的曲式,在广东的革命派刊物中经常出现。支持革命的《有所谓报》对慈禧太后的作为也非常愤慨,主要控诉其穷奢极侈。陈树人写作的粤讴《死了就罢》痛斥慈禧太后斥巨资为自己兴建陵墓:“死了就罢,免得整至世界咁艰难。可恨你老而不死,枉立人间。”(猛《死了就罢》,《有所谓报》1905年7月20日)③

    清末革命派报刊的特点可以追溯至1900年2月间在香港面世的《中国日报》,该报由孙中山亲自策划,陈少白任总编辑。该报除了日报外,还出版《中国旬报》。从第11期起,又改“杂俎”栏目为“鼓吹录”,刊载粤讴、南音、曲文、班本等。冯自由指其为穗港报中“设置谐文歌谣之滥觞”(冯自由《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66页)。之后的革命派报刊也像《中国日报》一样,以新编的说唱文艺传播革命思想,改良社会风俗。除了《有所谓报》之外,黄伯耀、黄世仲兄弟主办的《广东白话报》和《岭南白话杂志》分别创办于1907年及1908年,是全用粤方言撰写的报刊,新编的说唱文艺是必定具备的内容。和维新派相比,革命派报刊在语言策略上比较自由开放,而且编写人员大都是以粤语为母语的,所以这种方言被大量运用到新编的地方文艺中,甚至掺杂在文言文的写作中。革命派报人非常重视说唱文艺的启蒙功能,例如郑贯公在《拒约必须急设机关日报》一文中,提及办报的诸种要素,他仍不忘提及民间文艺的作用:

    讴歌戏本不能不多撰也。开智之道,开上流社会易,开下流社会难。报纸为开智之良剂;而讴歌戏本,为开下流社会智识之圣乐。故迩来报界,渐次进化,皆知讴歌戏本,为开一般社会智慧之不二法门,乐为撰作。(《有所谓报》1905年8月18日)

    除了方言和说唱文艺之外,图画和演说是清末报刊常用的宣传工具。除了《时事画报》等以图书为主的刊物,一般报章也不忘增加图画的元素。例如《有所谓报》在1905年7月4日就刊出“送图广告”:“是日随报派送最警世最益人之图一张,不取分文。”1906年在广州创刊的《珠江镜》,间有在副刊发表政治讽刺画,配以粤语绕口令。《广东白话报》的“影相馆”和《岭南白话杂志》的“美术家”都是刊出讽刺画的专栏。前者的第一期刊出一篇《解明汉人惨状图》,配以图画:一个巨大的汉字被专制的圆环捆缚着。这篇《解明汉人惨状图》不但用粤语写作,而且不断向“你”说明满人和汉人应该划清界线。《广东白话报》和《岭南白话报》把“演说”和“报刊”这两种传播文明的利器混合使用,是真正面向下层社会的刊物。黄伯耀等人认为,无论书籍和报纸做得多么精彩,读者不会读也是枉然,只有粤语白话报才能把新思想的种种道理说个明白,使读者一看就懂:“究之整作白话,用意虽深,用笔较浅,凡我地广东人,讲番广东省城的土音,了于目便了于心。”(伯耀《办白话杂志于社会上好有关系》,《岭南白话杂志》第2期,1908年2月16日)粤语白话报的宗旨和精神在于把社会上不当的言论、风俗等问题说得清楚明白,使懂了的人又能清楚明白地传出去。他特别希望透过白话报使妇孺的思想更文明开化,但又想到妇孺就连白话报也读不懂,因此责成男人和成人向他们讲解报上的道理。这种“曲线启蒙”的方法,使晚清革命派报刊不少文章都以演说的方式写成。

    宣传革命思想是这些报刊的首要任务。《中国日报》在1904年3月11日至15日刊出的《制造新中国的要件》全用粤语写成,首先就批评维新思想,而且指摘清廷是异族政权,当然无意真正改革。宣传革命思想时,各报多从种族问题入手,《有所谓报》在创刊号刊出的《黄帝再世》,其中的唱辞就说:

    (左撇唱)当是时,遍国中,并无丑虏。闻我名,那有个,胆敢不逃。到今日,十八省,腥胡遍布。我子孙,一个个,反主为奴。(芦苇生《黄帝再世》,《有所谓报》1905年6月4日)

    唱词中可见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广东白话报》则曾刊出署名“要咯”的《乜野为之系革命》(1907年6月10日)一文,用演说体直接向老百姓解释革命是什么,强调天下是汉人的天下,革命不是造反,又慨叹革命派不够团结,力量分散。“乜野为之系革命”即“什么是革命”的意思,“乜野”即“什么”,“系”即“是”。另一篇反清的作品是名为《险过剃头说》的谐文。谐文是晚清报刊常见的讽刺文体,但在广东和香港流通的革命派报刊中,谐文被增加了不少地域色彩。这篇谐文的作者拿粤地俗语造文章,宣传满族统治的可恨,颇见巧思。粤人有“险过剃头”的俗语,表示侥幸逃过危险。作者在篇首说不懂剃头何险之有:“初以为剃头之险,不知若何险法矣。及尝亲历其境,则见有不甚险者,手剃头佬之手势,工多势熟,眼快指轻,刀下发随,何险之有。”煞有介事地推敲一番后,才说:“吾尝得诸史册,溯厥由来,乃知险过剃头四字之名词,实出现于二百馀年前,而不自今日始者,当乎满清入关伊始,下令剃发,民不乐从。清乃命待诏拉人,右持刀,左执发,监硬去剃,霍然一声,否则一刀誓(平声借用)来,又死一个。”(大声《险过剃头说》,《珠江镜》1906年7月2日)“誓(平声借用)”在日常的粤语中用来模仿刀锋飞快略过的声音。后两句描写剃头不从、立即被杀,生动地渲染清人的凶残和异族统治的压逼。细读广东的革命派报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辛亥革命之所以是一场种族主义革命,和当时革命派意欲争取市场、反抗清廷和维新派有一定关系。

    在革命思潮还没成形之前,中国海内外的舆论都以“维新”为主导,很多革命党人原本信奉维新,其后才投向革命,郑贯公也是如此。因此,打击政敌也是革命派报刊常见的内容。在1902年底,黄世仲通过尤列的介绍到香港任《中国日报》记者,翌年即写作《辨康有为政见书》;而《有所谓报》对康有为更是极尽讽刺之能事,例如《圣人怨命》这篇粤剧班本,戏称康有为为“康无为”,讽刺他的保皇立场,描写他在海外筹款受阻的狼狈情状(风萍旧主《圣人怨命》,《有所谓报》1905年9月16日)。这些文字有时流于意气之争,但反映了维新革命两派激烈的斗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贯公在1904年选录报刊上的谐文和说唱文艺,编纂出版的《时谐新集》,可让读者管窥粤港革命派报刊的创作实绩。《时谐新集》选辑报章上有关政治风俗的“游戏笔墨”,被誉为“晚清革命文学与讽刺文学的集大成者”(胡从经《第一本香港文学选集──〈时谐新集〉》,《胡从经书话》,北京出版社,1998,59页)。由于“不能尽知出自谁手笔”(墨隐主人《凡例》,《时谐新集》),故全都略去作者姓名。《时谐新集》分为文界、小说界、诗界及曲界四部分,“曲界”包括粤讴、南音、小调及班本。“文界”包含的体裁既有赋、书、传、序、碑、檄等,亦有告示、章程、供状等,前者以古典严肃的文体言荒诞之事,或讽刺守旧派,例如《八股先生传》、《科举卦》等;后者借简明的形式突显旧风俗之恶,如《剃头辫发会章程》、《缠足会章程》,二者都以戏仿的手法取得滑稽的喜剧效果。“曲界”内容或怨刺官吏挥霍,或呼吁戒除旧习,表现晚清以来报界和知识界改造民间文艺的成果。

    《时谐新集》中的部分谐文,如风俗志一般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变迁。例如《牛肉耙赋》就记载了当时西餐厅逐渐在香港流行的情形。“牛肉耙”应指“牛扒”,即牛排。这篇粤语的赋体作品音韵谐协,形容生动。作者对西餐厅非常赞赏,认为既可以让富人作宴客的场地,“饮得沉沉大醉,几咁繁华”,又欢迎下层社会的顾客,“无论挑夫侍役,平等而来”。作者似乎对西餐厅的食品、卫生、装潢都大有好感,暂时抛弃了地道的点心和烧味:“斟盆生意,晏昼何须执点心,做餐人情,宵夜无谓斩烧肉。于是请食西菜,争做东家,不用碗筷,只拿刀叉。只求新鲜之牛肉,免提俗品之鱼虾。或开沙士水,或饮架啡茶……”作者却又忧虑西方文化侵略:“呜呼!西菜盛行,唐餐恶做,洋派维新,人情厌故,岂饮食之改良,抑卫生之进步?”在种族仇恨和社会问题之外,这篇谐文轻松有趣,为晚清香港社会存一写照。

   

    注释:

    ①冯自由:“郑(按:据前文指郑贯公)乃约同学冯 龙、冯斯栾同创《开智录》,专发挥自由平等真理,且创作歌谣谐谈等门,引人入胜。”见《横滨开智录》,《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95页。

    ②黄伯耀的生卒年暂无详细资料可寻。有论者指他1938年返回原籍居住,一年后病故,终年78岁。笔者据此推算其生卒。见方志强《黄世仲大传》,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1999,303页。

    ③《有所谓报》中陈亚哲、猛进、猛,均为陈树人笔名。可参《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报刊作者笔名辑录》,《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五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