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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出版竞争

刘宗灵

 

    随着新式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晚清到民初的学生群体在不断发展壮大并对社会施加影响之馀,也给出版商家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一向以教育产业为中心支柱的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也积极地投身到这种发展潮流中,先后出版了大批针对普通学生群体(以中小学生为主)的字词典、教科书、工具书等各类教辅读物,成为当时商务书刊出版总量中的最大宗(《三十五年来之商务印书馆》,庄俞、贺圣鼐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1-8页)。在这个新旧过渡的时期,以学生为刊名且专以全国在校学生群体为服务对象的大众刊物尚付诸阙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与教育产品最主要的受众——普通学生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由商务编译所编辑出版的月刊《学生杂志》于1914年7月应运而生了。可以说,商务的《学生杂志》是第一家以全国各地的在校学生——尤其是中等学校学生——为目标群体、由营业性出版机构创办的学生课外辅导杂志。依托于商务强大的出版工业架构,发行稳定且持续时间长的商务期刊对社会的影响面很广,其对社会普通阶层的渗透与作用力,往往比那些忽起忽灭的读书人自办的小型期刊要更加强有力。正如《教育杂志》最后成为近现代中国传播现代教育理念、促进教育革新的最重要论坛一样,《学生杂志》最终也成为民国前期联系普通学生最为紧密、最为流行的学生课外读物之一,对民国前期学生群体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有不小的影响,这从其广大的作者群与读者群以及发行网络中可以看出。《学生杂志》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其受众主要是由校内外的中下层知识青年构成,其作者群中的主体也多是由普通学生构成。在中前期的《学生杂志》上大宗发表作品的有据可查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在校的中等以下学校学生。在其众多栏目中,除了“记载”等少数编者掌控的栏目外,几乎都容纳了来自全国各地普通学生的大量供稿,逐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虚拟交往空间。

    而对该刊发展更为有利的是,从1910年代后半期到1930年代初,《学生杂志》几乎没有遇到强劲的竞争对手,直到停刊。而较有影响的同类型杂志(如《中学生》、《现代学生》、《新学生》等)则要等到1930年代方才出现。不过除了《中学生》月刊外,其他几种都未持续多长时间。至于在“五四”前后蓬勃发展的由青年学生们自行创办的各类大小白话报刊,虽也一度对该刊造成有力的市场冲击,不过终究由于这些刊物背后大多没有强大的出版商支持,资金匮乏,且人事变化频繁,多在发行一段时间后便偃旗息鼓了。

    然而,在《学生杂志》十七年半的漫长出版史中,随着时代的变化,其编辑宗旨和办刊方向也发生过若干次巨大转变。这些转变均与遭到外界的批评和时代潮流的猛烈冲击有关。第一次是在五四运动前一个月,该刊受到了北大学生罗家伦在《新潮》杂志上的猛烈抨击。那是一次有名的读者对中国杂志界的“清算”,罗家伦以“新青年”的大无畏气概对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几大杂志进行了挨个批判。其中《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都被归为脑筋混沌的市侩式杂志一类。在罗眼中,这些杂志的特点是“上面高扯学理的大旗,就实际而论,做的人对于学理既无明确的观念,又无研究的热心,不过打空锣鼓,以期多销几份”。首先遭到“清算”的是在教育界很有影响力的《教育杂志》,接着就是《学生杂志》——“还有商务印书馆的一种《学生杂志》,本是一种极不堪的课艺杂志,然而也要帮着《教育杂志》谈谈学理,论论职业教育”。有意思的是,在这里被罗氏点名批判的文章就是后来入主《学生杂志》的杨贤江所发表的任职经验谈——《任职之第一年》。杨氏其时还在南京高师学监处任职,他一贯律己甚严,因此文中有提倡谦让克己、革除学生不良习气的话,以期得到任用者的欣赏,不料却在此被罗家伦迎头痛批。罗认为学生的“习气”其实是还未被恶社会所同化的“朝气”,出来任职只是契约上的关系,“至于要委曲求媚‘以得任用者之欢’,那岂不是娼妓行动吗?办杂志的人可以用这种的话,来教我们心地清白的青年吗”?接着《妇女杂志》也被指为“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号,625-634页)。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琛对此的回忆是:“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的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1987,111页)

    对于这次猛烈的批评,商务各期刊并没有正式的回应,不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景藏的文章《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以厘清杂志应该具有的职责的形式回应了批评(《东方杂志》第16卷第7期,1-7页)。而《学生杂志》则在第6卷第7号上特辟“读者之声”一栏,发表了浙江一师学生范尧生的《本志今后方针之研究》一文,间接表达刊物自己的主张。范文一开始即表明了自己不同意罗家伦的态度:“北京大学之《新潮》第1卷第4期罗家伦君所著《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批评国内现有的杂志,不遗馀力。但是他的理由,也很充足,他的议论,也很正大,我向来也是佩服得紧,不过他把‘杂乱’二字作了《东方杂志》的定评,‘脑筋混沌’四字作了《教育杂志》和《学生杂志》的定评,我却有些不平。原来这几种杂志,不满意人的地方,固属难免,好的地方也未使没有。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必有坏处,好和坏是相因而上。办杂志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方针,这点大家晓得,他们《新潮》里面的著作者,也时常说起的,并且时常把人家的杂志用这句话来批评的。但是我可说一句话,‘现在的定期出版物,能够暂时存在于世,引起一般人注意的,他都有一定的方针。’”作者认为《学生杂志》也有自己的方针,并且言行一致,“《学生杂志》第5卷第12号宣言有说,‘本志以辅助学生学业,睿发学生知识,绍介新学说,灌输新思潮,使学生思想适合世界趋势为宗旨’,而且他的内容,也还能够与他宗旨相合,这岂不是学生杂志有一定方针吗?哪里可以一概抹杀呢”。至于罗氏对其“极不堪的课艺杂志”的指责,范氏也认为不能承认,“《学生杂志》,原来是给学生界互相观摩的,说他是课艺杂志,我也是承认的,不过要加他一个‘极不堪’的三字的罪名,我却不以为然”。编者在文后所附按语中,表示完全赞成范氏的意见,也倾诉了自己的苦衷,比如作为全国学生界互相联络的机关,应该以学生作主体,照顾到一般学生的水平,因此难免顾此失彼,不能完全贯彻自己的宗旨,并且“改良这两个字,实在是和时间并进的”,永远没有绝对满意的境地,“但是我们办了杂志,总是要‘益人’,要‘悟他’,所以向着良的方面努力做去就是了”,可见编者在坚持自己办刊理念的前提下,对于改良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也是充分肯定的(范尧生《本志今后方针之研究》,《学生杂志》第6卷第7号)。《学生杂志》编者借读者之口进行的委婉答复,相较新文化阵营火药味十足的批判,显然更具说服力。

    进一步说,罗家伦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商务期刊弊病的批评明显有所夸大,或许也由于这里面包含着更多的意味。正如有的学者所提示的,这也与新文化运动中的权势转移有所关联。新的文化力量要向旧的居垄断地位的书局挑战,以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这或许才是这番火力十足的批评的真正目的。当时,话语权与文化权势的争夺,并不只限于商务,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研究系的《时事新报》等也都曾或被动或主动地卷入其中。例如,其时另一员“新潮社”大将傅斯年与上海《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之间也有过一场著名的笔名官司,就“建设”与“破坏”问题进行论战,傅实际上最不满于张氏对《新青年》鼓吹革新之地位的贬低,他指责张东荪的意思不过是“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1卷第3号,525-531页)。这其中的话语权与文化权势争夺显而易见。另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编辑宗白华也曾屡次抨击商务、中华等老牌出版商,如批评有些书局在营业外不知要负点文化责任,“上海两个大书局,如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就是这样。商务印书馆十馀年来不见出几本有价值的书”,即使偶尔出一本,“还都定价很高,使穷学生无力来买。新学潮的书籍月刊都不看见它代售,——中国古代名著它不出售(我有一次去买《墨子》它都没有),欧洲现代名著原文它都没有”;至于中华书局,则是“更没有评论的价值,我也不忍说它,因为它的门前极冷落了”。不久后他又表示,“现在上海的书局中最有觉悟,真心来帮助新文化的,要数亚东和群益了。中华、商务听说也有些觉悟了,究竟是否彻底的觉悟,还不能晓得”(分见宗白华《评上海的两大书局》,《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1月8日;《复沈泽民书》,《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19日)。无论如何,来自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这番批评对商务营业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若再加上此前陈独秀借复辟问题对商务的王牌期刊《东方杂志》已经两次开火,对商务出版品的声誉无疑是不小的打击(陈独秀《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东方杂志〉与复辟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3号,206-212页;《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6卷第2号,148-161页)。这些严苛的批评,再加上发言者的文化“中心”地位,合起来足以使商务高层不得不改弦更张,苦思应对之道以挽回声誉和营业利益,时任商务编辑的章锡琛就回忆道:“北京大学被称为全国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的撰述者多是北大著名教授,校长又是与商务素有关系的蔡孑民。商务受到这样严重的攻击,在文化教育界多年的声誉顿时一落千丈。为了迎合潮流,挽救声誉,不得不进行改革;因为杂志最先受到攻击,就从撤换各杂志的编辑人入手。”(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11页)受抨击最多的《东方杂志》当年就有更换主编以挽回颓势之举,陶惺存接替了被高层认为“只能维持现状”的杜亚泉的主编职务(张人凤整理《张元济日记》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828页)。商务旗下几大期刊从1920年开始先后试行革新,在1919年底或1920年初,商务各杂志都登载了刷新预告。《学生杂志》也在1920年7卷1号上发表宣言,在强调自身作为全国学生“公共机关”特性的同时,表示要顺应时势,大加改良:“本志为全国学生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的公共机关,欧战后的思想界学术界都有急剧的变化,自身也不能不跟着变了。”(《本社宣言》,《学生杂志》第7卷第1号)这一年的《学生杂志》确实有一些变化,如每期卷首添了几篇使用新式标点的白话的论说,介绍了些欧洲的文艺与哲学思潮(如易卜生、尼采、恩特列斯等人的学说)。不过其整体版面结构与内容并无多大改变,“学艺”与“文艺”栏等仍占很大比重,学生的诗词游记仍是以旧式的五言、七言和骈文、 句为主。其实不止《学生杂志》保持如此半新半旧的面貌,1920年的这次改革在一些商务人的回忆中,本就是不彻底的“半革新”。首先,各杂志的主编基本上没有更换;其次,编者只是在保持旧有栏目上,增加了少数新栏目而已(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3-155页)。

    商务各杂志彻底的革新是从1921年正式开始的。这一年里,商务大批启用新人,进行全面革新,革新后的期刊办刊方向与栏目设置均有较大变化。如沈雁冰正式任《小说月报》主编,章锡琛接编了《妇女杂志》,《教育杂志》也改由李石岑、周予同负责,而《学生杂志》则请来了作为前期最重要投稿者之一的杨贤江。杨贤江自在浙江一师念书时就常常在《学生杂志》投稿,1917年毕业后受李叔同和经亨颐的推荐到南京高师做了一名学监;后又应聘前往广东肇庆国民师范补习所担任教导主任,但因军阀战争计划受阻,最后返回上海任职于商务编译所(“会员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61页)。他在1921年二三月间进馆后,就着手进行改革事宜,首先在《学生杂志》第8卷第5号上刊出“本志刷新预告”,表明自己的革新宗旨,“本志出版,已经八年了,在这八年当中,蒙全国教育界、学生界的欢迎,销数日增,实在感激得很!但本志同人,看了时代流转、思潮变迁的形势,常恐不能适应全国学生情意上、理智上热诚的要求,所以常常在这边设法改良,使得可以随时俱进,做个学生界最要好的朋友。现在想就能力所及,定于本年七月号起,再加刷新,除登载关于增进理智的文字外,更当多收发扬情意的材料。务使读者既能得着切实的知识,又能涵养活泼的趣味,因以完成个人美满的生活”。宣言表示要征求下列各类材料:“学理的文字”、“艺术的文字”、“修养的文字”、“记述的文字”及“图片”、“英文”、“通信”、“青年俱乐部”、“杂载”等,还表示要变更版面编排方式,“又照现代杂志最新的编辑法,想不再分立一栏一栏的名目,只看材料的性质,错综排印。至于印刷方面,也要大加改良,好在七月号的《学生杂志》,不久就要出来。读者诸君尽可等出版后看个仔细,现在不再多说了”(《本志刷新预告》,《学生杂志》第8卷第5号)。

    改版后的该杂志确实使人面目一新,除了不分栏目、打散编排以外,在保留原有工艺技术与学艺知识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的栏目,如专供学生发表感想心得的“青年俱乐部”,介绍西方最新科学成果的“科学新语”,描写各个学校趣闻轶事的“馀兴”、“写真”,介绍名流言论与学理知识的“时论摘要”,广搜新出有益书刊的“书报介绍”,解释新鲜名词的“新名词解释”,还有新辟的“世界语”栏目等等,尽量包罗各种新知,满足“五四”以后学生们旺盛的求知欲;此外再以陆续开设的“通讯”、“答问”等栏目,与读者加强联系沟通,并及时广泛地采纳读者意见以做出调整,使学生参与编辑过程;并且还频繁讨论学生的实际问题,组织专号,延请青年学者参与出谋划策。这些举措均深得学生欢迎,该刊上称赞《学生杂志》为“暗夜光灯”、“海中灯塔”的言论比比皆是。正如一位活跃的读者在其他报刊上介绍的:“《学生杂志》为学生界最有精神的定期月刊;伊不但能供给青年们以科学常识文艺兴趣,且又注重青年们的道德问题,对于青年们所犯的恶习常常加以有力的矫正与劝诫;而一方于新文化上,又能尽力宣传;在现有的学生界读品中,真是最有实际而又富于革新的杂志了。”(尔松《介绍特辟学生世界语栏的〈学生杂志〉》,《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9月11日第四张第一版)

    从具体内容上分析,此时杂志培养健全国民的目标一度有所淡化,转而着重学生人格的培养和社会意识的陶冶,与新文化的潮流相呼应。虽然在1924年后,随着国内局势的紧张和编者的左转,该杂志的政治色彩渐浓,强调“群体”与“组织”的声音日增,但对学生的实际切身问题仍然保持高度的关注与密集的讨论,对作为人文和科学等各类知识传播空间的使命也并未抛弃。可以说,从1921年到1926年的这一时段是该杂志与读者联系最为紧密的时期。

    在经历了1920年前半期的一度辉煌后,或许由于编辑人员日益忙于社会政治活动,又或许由于其他原因,《学生杂志》的编排质量有所下降,内容和页码都有所减少,且经常衍期。因此,杂志又于1926年9月遭到新出版的《一般》月刊(立达学园的会刊)在创刊号上登文进行猛烈批评。作者沈本权自称是订阅杂志多年的一名中等学生,他表示“在最近二三年来,据友朋传述,算是全国出版物中销行颇广的一种;即我自己,也曾向别人介绍过,不过到了现在,我却对他发生一种反感,或竟是一种厌恶,虽仍在继续订阅,但终觉得臭味不投”。他认为这是因为该杂志内容不能满足一般读者的要求与适合他们的兴趣,接着他以读者的身份对之加以长篇的批评。总括起来,沈文批评的方面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1,封面画及插画。作者批评《学生杂志》的封面画与插画都是“浅薄可怜”、“幼稚好笑”的,因其封面曾用一只黄莺,而讥讽之为“鸟杂志”;2,内容问题。由于涉及到言论方向问题,作者批评了杂志刊登的有关“三一八”惨案责任问题、学生参与政治与救国活动等问题的言论,认为其评论失当、思想混乱,且论调自相矛盾。此外,例如刊登旧诗词、“缺少普遍地指导学生生活的文字,《学生杂志》的编辑者似乎把现代学生的责任与生活范围还只看做是限于读书与勤学——且着实有些提倡读古书的意味——所以对于体育、社交、艺术,对于团体生活各方面,都是缺而不讲”。如“读书录”栏目里登的都是读古书的心得,“都是所谓‘国学’上的资料,实在不是我们中等学生所需要”,而“补白”里则辑录些佛教经典《华严经》、《长阿含经》与古籍《盐铁论》、《淮南子》等里面的语句;最后还抨击了杂志的经常衍期问题与体例问题,“就我个人的经验,敢说近一二年来的《学生杂志》,内容实在‘每况愈下’,绝少精彩,而复古的落后的思想,反不时流露,编辑者似乎太缺乏时代眼光”(沈本权《评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一般》合订本第1卷第1号,1926年9月,119-126页)。

    平心而论,作者文中所提到学生需要的“性的知识”、“健身的指导”、“读书方法”、“艺术修养”、“活动常识”等等内容,《学生杂志》在中期的几年内未始没有刊载,而且只就出版的几期专号而言,信息量就已经相当庞大。至于“复古的落后的思想,反不时流露,编辑者似乎太缺乏时代眼光”这样的指责,对于在1924年至19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