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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咤叱风云气   搏虎屠龙革命军

张惠

 

    魏文帝曹丕曾云:“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然而,一文真能天下重乎?答曰:有之。确有一人,因一文而拜将授勋,因一文而永垂青史,此文,便是中国资产阶级反清革命的第一篇檄文,被称为中国《人权宣言》的不朽之作—《革命军》!

    1903年,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同时出版,后合刻称《章邹合刊》。这两篇名著是启蒙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姊妹篇。章文以驳斥“不能革命”的谬论见长,论辩有力,典奥深刻;而邹作则以正面宣传民主革命的必要为主,雄丽激烈,通俗易懂,极富鼓动性。章士钊随即盛赞此文:“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主干,以仇满为用,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介绍〈革命军〉》)

    1903年,《革命军》甫一问世,孙中山便携此书前往檀香山开展革命工作,他说:“此书感动皆捷,其功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罄。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即昔日无国家种界观念者,亦因之而激动历史上民族之感慨矣。”并改称革命党为“革命军”—“所以记邹容功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28、229页)。1904年,孙中山前往旧金山宣传革命,在致公堂和《中西日报》社的帮助下,刊印《革命军》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10月,孙中山又给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寄去《革命军》样本,嘱咐:“从速印之,分派各地,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孙中山年谱》,64页)1912年3月29日,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更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之功,而批准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赐恤崇祀”(《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五十一号)。

    很多年后,鲁迅还在《杂忆》中称此文乃辛亥革命之先声:“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军》在辛亥革命时期翻印了二十几版,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的第一位(《邹容文集》,30页)。那么,《革命军》究竟说了什么而令天下震动如此?

    《革命军》全书两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邹容认为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当时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对于中国来说是存亡所系:“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革命军·绪论》)

    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反清,这是因为清政府从政治压迫、经济劫掠、文化奴役等方面将专制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导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并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祸至则汉人受之,福至则满人享之”;甘心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走狗,“割我同胞之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他们大肆出卖国家领土主权以填充帝国主义无底的欲壑:“若台湾,若香港,若大连,若旅顺,若胶州,若广州”,都拱手献人,甚至连他们的发祥地东三省也甘愿“顿首再拜奉献于俄罗斯”。因此,清政府不但是庶民百姓的大敌,也是国家民族的公仇,故而“欲御外侮,先清内患”,“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革命军·革命之原因》)

    更重要的是,《革命军》是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邹容制定了在中国建立自由的“中华共和国”的纲领。主要有:一、推翻清政府,诛杀满洲皇帝,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定名中华共和国。二、在新政权下,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三、政府的权力由人民授予,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如果政府侵犯人民权利,人民可以随时起来革命,更新政府。四、实行议会制度。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五、以美国的宪法和法律为蓝本,参照中国具体国情,制定自己的法律和宪法。六、新政府有独立的国家职能,在对外关系上,所有宣战、议和、订盟、通商及独立国等一切应为之事,具有十分权利与各大国平等。在邹容这种要求建立共和制度的完整的民主主义面前,那种仍坚持君主立宪制,试图以不触动封建主义旧制度为条件,乞求从封建主义那里分享政权,企图与虎谋皮的改良派主张就显得十分幼稚可笑。

    反清也许还带有“华夷之辨”传统的因袭,那是从明亡以来仁人志士的一贯主张,只是到了清末百川汇海,酿为激流。民主则是邹容从西方而来的借镜,邹容从美国《独立宣言》中汲取了人权理论,在共和国纲领中写进了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等内容。尽管这种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作为世袭、特权和压迫的对立面,它却是何等的深契民意、振奋人心,所以才会振臂一呼、天下云集。邹容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吸收了民主思想,主张人民有权起义以反对侵犯民权的任何政府。卢梭说:“当人民被迫服从而服从时,他们做得对﹔但是,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否则别人当初夺去他们的自由就是毫无理由的了。”(《社会契约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3,6页)邹容将这一思想作为推翻封建君主制和反对君主复辟的理论依据。所以,如果政府日持其弊端暴政,相继放行,举一国人民,悉措诸专制政体之下,则人民有权利也有义务起来颠覆之,“更立新政,以求遂其保全权利之心”(《革命军·革命之大义》)。邹容“杀尽专制吾之君主”、“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的主张和后来孙中山提出的“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战斗口号相互辉映,体现了他们对君主专制的英勇挑战和对民主共和的极大忠诚,也体现了民众争取和捍卫民主权利的勇气和革命决心。

    《革命军》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阶段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前承《兴中会宣言》,但较之更为激进,民主革命的色彩更加浓厚,革命主张也更加具体和系统;后启《同盟会纲领》,使革命思想和共和国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党人的借鉴。

    《革命军》不仅是民主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献,也是文学史上一篇煌煌雄文。尼采曾云:“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苏鲁支语录》)《革命军》真所谓“以血书者”也!邹容不仅身殉理想,而且尽吐丹心,真正字字看来都是血。全文指点天下,包举宇内,出入古今,熔铸中西,历数满清之无耻无能、不义残酷,不能不革命之真理因此昭然若揭;不拘于一地一国,放眼寰球,以强者为师,革命之道有章可循;剖清人种,刬除奴性,倡言汉种与西方人种并立而强,增强民族自信心;号召立政建国、天赋平等,革命之前途粲然若锦。全文对偶、对仗、排比、反复,灵活多变;正论、反论、感叹、反讽,脉络分明;有破有立,鞭辟入里,词若贯珠,气恃风雷,悲歌慷慨,雄浑激越。先进的思想、昂扬的精神、炽烈的感情、晓畅的语言、活泼的形式、瑰玮的文采,使这部革命宣传作品产生了广泛巨大的社会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这篇煌煌雄文竟出自一位不满十八岁的少年!

    邹容原名桂文,应童子试时改名绍陶,字威丹(亦称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1885年生于重庆城内夫子池洪家院子。由于当时重庆府府治和巴县县治同城,重庆府衙门就设在巴县城内,所以章太炎作《邹容传》时把他系为“四川巴县人”。邹容出生的月日现在尚无材料证实,但从他取名桂文看,有可能生于丹桂飘香的金秋。邹容少而颖慧,但也从小就很有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叛逆精神。他六岁入私塾,十二岁九经、《史记》、《汉书》皆能上口。父亲常以翰林期许他,他却讨厌经学陈腐,鄙弃八股功名,常常在言语上牴牾触怒父亲,因此“父笞其臀流血以为常”。父亲嗜好罂粟膏,邹容却在高朋满座的时候放言:“嗜罂粟者当断头。”父亲默然良久说:“你不知道为亲者讳吗?”(《邹容传》)不仅如此,邹容还非尧舜,薄孔子。当时的旧式书院教授了一首《神童诗》:“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邹容却将此诗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尽是读书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他随兄应巴县童子试,词意晦涩的考题和僵化的八股文格式,令邹容忍无可忍、拂袖而去。对儿子的罢考,邹父气得捶胸顿足,对他又打又骂,邹容却昂然道:“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但邹父仍然指望用名缰利锁来羁縻邹容,因此送他入重庆经学院读书,但邹容蔑视旧学如故,常侃侃议论政事,以致被除名。

    邹容崇敬的是为国为民的英雄人物。他敬仰十四岁随父抗清的少年英雄夏完淳,故而将夏完淳的《大哀赋》、《由丹阳入京》等诗文倒背如流;他敬仰郑成功、张煌言这样的抗清志士,其反满意识因而逐渐萌芽;他敬仰为维新事业殒身不恤的谭嗣同,写下《题谭嗣同遗像》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因此他决心赴日求学,重新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1901年7月,邹容前往成都参加四川首次选派官费留日学生考试,顺利通过考试,但官府得知他在巴县离经叛道的言行,便以“聪颖而不端谨”为由取消了他的留学资格。邹容要求父亲允许他自费留学日本,最后在好友杨庶堪、朱必谦的资助下得以成行。同年阴历九月,邹容到上海入广方言馆学习外语,为出国做准备。十里洋场华洋之间的强烈对比,令邹容长歌当哭,奋笔书写蒋观云之《有感》以抒愤:“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1902年春,邹容到日本东京入同文书院学习,进入到一个革命斗争潮涌、革命刊物林立的新环境。邹容求学日本的时间不过一年,但这却是他成长关键性的一年:他以爱国者去,以革命家归。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回忆道:“吾幸夫吾同胞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透露出他在日本积累的知识储备。1903年1月29日(正月初一),邹容发表元旦演说,大倡排满主义。邹容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和孙中山等人的民族民主思想之后,为自己的《革命军》找到了理论武器。于是,他开始了《革命军》一书的写作并大体完成了书稿。当时清政府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有奸私丑事,1903年3月31日夜,嫉恶如仇的邹容和张继、翁浩、陈独秀等同学冲进姚的寓所,面数姚的罪行,批颊数十,断辫示众。清朝驻日公使以此事是“犯上作乱”,实行政治迫害,因此邹容不得不离开日本。邹容4月间回到上海后,寄居在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学社,又立即投身拒俄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时,沙俄抢占了我国东三省,后来却拒绝按照《和约》规定撤军,1903年4月18日,更公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妄图长期霸占东北。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表示抗议,邹容滔滔辩论,旁若无人,于是在国内也崭露头角,“海内渐闻邹容之名矣”。

    在爱国学社,邹容结识了在此执教的章太炎和正在此就读的柳亚子。章太炎亲切地称邹、柳两人为“小弟”,还请邹容为他的《訄书》题签。柳亚子小邹容两岁,两人亲如手足。柳亚子有一柄折扇,背面是邹容的篆书—“中国少年之少年”,说是作为柳亚子的别署。当时梁启超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邹容稍作改动,“少年中的少年”寓意优中之优。扇面画了一个少年在吹军号,出于金松岑之手,邹容与柳亚子两人以“革命的号手”自励互勉。

    这年五六月间,上海《新闻报》刊载一篇《革命驳议》,认为革命只会引起内乱和外国干涉,只有保光绪复位,“圣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尤有可为”。章太炎立刻撰《驳〈革命驳议〉》,写了开头一段后,交给柳亚子和邹容接着写。柳亚子驳斥“干涉论”:“干涉亦何足惧?使革命思想能普及全国,人人挟一‘不自由毋宁死’之主义”,“与文明公敌相周旋”,“太平洋中无复美利坚之殖民政略矣”!邹容则力斥“民智未开不能革命论”,指出“正以中国国民未知革命,而求所以知之之道”,“无迅雷之猛迅,则万蛰不苏;无蒲牢之怒吼,则晨梦不醒;无掀天揭地之革命军,则民族主义不伸”,只有“昌明大义”、“提倡民权”,才能使“吾四万万同胞”齐心协力,“以与眈眈列强竞争于二十世纪之大舞台”!此文过去未引起注意,其实这是近代史上唯一一篇由三位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合写的宏文,弥足珍贵。

    在此文中,《革命军》已呼之欲出。邹容目睹国事阽危,亟需唤起民众,于是从箧中取出日本所著书稿续完,题为《革命军》,并请章太炎润色。太炎曰“感恒民当如是”,不假雕饰,并为之作序,称《革命军》是“义师先声”,指出邹容不仅主张革清王朝的命,而且要革中国一切旧的政教、学术、礼俗、思想的命。《革命军》先刊发于《苏报》,随后柳亚子则约同人各处奔走,筹集印刷费,终于在1903年5月末由大同书局出版,成为上海最早出版的宣传革命的单行本书籍。

    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革命军》之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租界当局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最初由张继藏在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家中,闻太炎先生被捕,7月1日徒步走赴巡捕房昂然投案:“我就是你们要抓的邹容!”英巡捕骂道:“你不过一个小孩子,哪懂得写什么《革命军》?疯了吧?快走!”邹容说:“我写成还没刊刻的还有千百卷,岂止一本《革命军》而已!你不信就拿《革命军》来,我讲给你听。”遂慷慨就捕,被洋人判刑入狱两年。

    在狱中的邹容,仍念念不忘“鼓吹国民”,他把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柳亚子。

    章太炎与邹容入狱,《苏报》馆和爱国学社旋被查封,柳亚子闻讯十分震惊,即赋《有怀章太炎、邹威丹两先生狱中》七绝二首:

    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悲歌咤叱风云气,此是中原玛志尼。

    泣麟悲凤佯狂客,搏虎屠龙革命军。大好头颅抛不得,神州残局岂忘君。

    7月,柳亚子所作《郑成功传》在《江苏》杂志第四期发表,邹容在狱中读到后热情推崇,致信“人权志士足下”(当时柳亚子为表示对卢梭的崇敬,改名柳人权):“迩来获闻高谊,耳目一新。奈某愚钝,不堪造诣,且思潮塞绝,愿尽文字的国民责任,念而不能。得足下活泼之文章,鼓吹国民,祖国前途,或有系焉!”柳亚子感动而又悲愤,更记住了邹容“尽文字的国民责任”的托付,化为自己毕生的志向和事业:“想靠着文字有灵,鼓动一世风潮……一定要打破这五浊世界,救出我庄严的祖国来,才不算放弃国民的责任。”(《〈复报〉发刊词》,柳亚子《磨剑室文录》,153页)

    章、邹被囚提篮桥租界监狱,根据狱规,持捕房发给的许可证才可探视。当时许可证在蔡元培处,柳亚子前去借用。但每月只可一人探监一次,且只允探视一人,也就是看了邹容就不能看章太炎,看了章太炎就不能看邹容。柳亚子左右为难。蔡元培说:“从刑期讲,太炎先生判三年,蔚丹判二年,到明年此日,蔚丹早就获得解放了;从年龄上讲,太炎先生半老了,蔚丹今年只有二十岁,相见之日正长呢。那么,你这一次,还是先去看太炎先生吧。”柳亚子听从了安排。不料,1905年4月3日,邹容暴死狱中,是时,离刑满已不足三月!

    原来,在狱中,邹容被罚做苦工,受尽非人折磨。病中得医师给药一包,服之而死,且死时口吐鲜血,因此人们怀疑他可能是被毒死的:“吾于邹子之死,有深疑也。疑西人必为满政府所嗾使,而毒杀之,以去后患。”(《血花集》,25页)终年仅二十岁。按西方二十一岁成年的说法,邹容赴死犹是少年身!

    邹容死难后,遗体被残忍地弃置在“化人滩”荒冢地。后《中外日报》馆出面备棺殡殓,但因无法归葬,将遗体以假名“周镕”暂寄于四川会馆。革命党人陈去病闻讯心酸不已,写信给邹容留日时的同学、家在上海的刘季平,为邹容遗体“乞谋片土”。刘季平是陈独秀、苏曼殊的好友,有侠义之风,时人借龚自珍的诗句“刘三今义士,愧杀读书人”(《赠刘三》),称他为“江南刘三”。刘季平接信后号啕痛哭,随即将邹容遗体运回家乡沪郊华泾,葬于宅侧。为防止清廷追踪,只立一石碑,未筑坟茔,只有少数党人同志知道。

    邹容噩耗传来,柳亚子痛伤不已,懊悔未得探视邹容,从此天上人间,幽明异路,以致抱恨终生。获悉刘三义葬烈士,他随即赶赴华泾。一位顶天立地的少年男儿,竟被清廷与洋人残害,埋骨于黄土短碣下。夕阳衰草中,柳亚子凭吊国殇,和泪写下《哭威丹烈士》二绝:

    白虹贯日英雄死,如此河山失霸才。不唱铙歌唱薤露,胡儿歌舞汉儿哀!

    哭君恶耗泪成血,赠我遗书墨未尘。私怨公仇两愁绝,几时王气刬珠申?

    之后柳亚子情难自已,再撰《哭邹威丹烈士》二绝:

    咄咄英风忆长乐,幽幽黑狱贮奇愁。蜀中王气今何在,放眼乾坤少一头。

    十五万重启罗格,那堪人尽作天囚。自由死矣公不死,三百年来第一流。

    “自由死矣公不死”!是的,邹容去了,但他以笔为矛、以血为炬之精魄,不仅传递给了柳亚子,也传给了无数志士。他的身影,随着《革命军》流传全国,还像他在《绪论》中所说的,“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洪钟震雷般的声音“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在此书的影响下,革命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在此书的激励下,许多爱国青年走上革命之路。

    1905年8月,邹容殉难四个月后,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在政坛组织起领导反清斗争的革命军。

    1909年11月,柳亚子与高旭、陈去病在苏州成立了南社,在文坛组织起宣传民族民主主义的革命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邹容用生命铸成的《革命军》,终于唤来了、兴起了全国响应的、“掀天揭地”的“搏虎屠龙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