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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小说中的“乡下人进城”

何宏玲

    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市,“乡下人进城”也成为近代小说关注的题材。在小说中,乡下人虽然无知愚昧,遭受城市的讥笑,但小说家的叙述乐观而富有激情,这与20世纪乡土文学中怀旧、伤感、凋零的思潮大异其趣,显示出积极的姿态。同时,现代传媒的发展也为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的语境,由报刊至小说,小说内容与新闻相关联,这使对乡下人进城的描写富有时代性,也客观记录了社会和个人的历史命运。

    

 

    在近代,小说迅速崛起,这与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剧烈变动有关。社会及文化的现代化转变,带来了城市化与现代传媒,它们共同改变了小说的面貌。书写“乡下人进城”,是近代小说变动的小小一角,而以一斑窥全豹,或可由此了解近代小说及其所反映世界的变化。

    传统中国小说很少刻画对立的城与乡模式,这很自然。古代中国一直处于封闭的农耕社会,城乡人员流动不频繁,城乡之间很少交融碰撞。近代以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农村人口开始涌入城市,“乡下人进城”逐渐引人注目。在以城市为主题的狭邪类小说中,首先出现进城的乡下人身影。

    《海上花列传》发表于1892年,有“现代通俗小说开山之作”之称,它开篇便描写乡下青年赵朴斋初到都市,鲁莽失措,遇到一些可笑的小麻烦。沿着赵朴斋进城的脚步,小说揭开乡下人进城之命运的序幕。小说发表时,上海已经开埠五十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大都市,更是乡下人向往的“乐土”。赵朴斋想到上海学做生意,从而谋生于城市。然而,一到目迷五色的十里洋场,他便沉迷于烟花巷中,很快沦落为马车夫。他的妹妹二宝到上海来找他,也坠入青楼。作者韩邦庆以他对上海都市的洞悉,对于赵氏兄妹在城市的命运遭逢明察秋毫,尤其写二宝的个性心理,委曲详尽,树立了近代人物形象的一个标志。

    小说用很多的笔墨写二宝最初进城的生活,她们虽急于回家,却又延宕不归,看戏,买衣服,逛花园。作者详细描述她们的每日行径,展示都市繁华的诱惑力,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经济因素。二宝母亲年老,惟一的哥哥赵朴斋到了上海,非但不能挣钱养家,还把本钱搭进去,家里生活难以为继。进城找哥哥又欠下债务,二宝感觉到,“现在家里事推在她一人身上”。她对母亲与哥哥说:“除了爽爽气气贴个条子做生意,没有别的办法。”他的亲舅舅洪善卿闻迅赶来,呵斥二宝母亲说:“这个城市马上要拐走你的女儿了。”然而舅舅洪善卿也无可奈何,家里柴米油盐都没有着落;事实上,舅舅除了骂人外,只会撂下“我也无啥家当来照应外甥,随便做啥,勿关我事”的绝情话(第31回)。二宝的沉沦是为生计所迫。

    二宝聪明、能干,在家庭危急时刻,她勇敢地承担了家庭的重任。她又好强,算命先生曾预测她将为一品夫人,故此二宝做出了主动为妓的举动,这非同寻常。虽身入青楼,二宝依然保持着乡下女孩的质朴。苏州的史三公子说要娶她回家,二宝相信了,并闭门谢客,还谢绝了史三公子一千多块的开局钱,自己借债筹办嫁妆。她在史三公子临行前说:“乡下老家的人不知说了我多少坏话,现在听说我要嫁人,都不相信,要看我的笑话,万一不成,叫我的脸往哪里搁。”(第55回)这其实是二宝隐忍于心底的自尊的萌发,透露了她希望从良的心愿。

    但希望终于还是幻灭。二宝成为上海青楼中的一个谈资,别人笑话她竟然做从良的梦。二宝也困惑,她不能理解,这位“大凡上海把势场中一切轻浮浪荡的习气一扫而尽”的贵胄公子,背盟弃信,负义辜恩,更甚于冶游子弟(第62回)。小说结尾写二宝做了一个梦,梦见三公子前来接她,母女都是凤冠霞帔,二宝说:“妈妈,你到了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体勿去说起。”(第64回)二宝的淳朴令人倍感凄怆。二宝进城的故事意味着:现代都市是一个巨大的漩涡,人们被裹挟进来,有迷茫失落,但无可选择。

    都市的漩涡越来越大,更多的人被裹挟进来。在中国广袤的乡村中,绝大多数乡民本与城市毫无关涉,现在却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信息,不能不勾起神往之情。但城乡实在隔膜得太久、太深了,在乡下人眼中,城市神秘莫测,如迷,似梦。有一部小说用全部的笔墨来描写乡下人对城市的梦想。

    小说写一位广东人[1]心心念念要到省城,可他连省城什么模样都不明白,问 道 : “ 听 说 城 里 富 得紧,他们那些人家,可是有什么金子造成的牛、银子造成的狗。”(《消闲报》1898年5月8日)因他喋喋不休问个没完,被人饱以老拳,打出失心疯。妻子给他吃药,他反说:“你可是同我进城么,你倘然进城去走一趟,你就不枉为人一世。”他又想起,前两日上吊昏迷,“正是有人带他进城,心里十分快活,被人救活之后,虽是这么想,却又没人带他去,竟有些不如一死,反得进城的光景”。以生命代价换进城机会,对城市的向往可谓无以复加了。

    小说之描写夸张,正足以映衬乡下人渴慕城市的风尚。可怜这位乡下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还未能进城,作者说:“要知那乡下人肉身进城,就好比唐僧取经一样,说也话长。”这句富有寓意的话,成为以后乡下人进城命运的写照。富者进城可能容易些,但也绝非一帆风顺。《海上繁华梦》所考察的,便是乡村财主的进城命运。财主叫钱守愚,有千亩良田,三处油车行、两处布庄、米行等,家财万贯。他听说上海繁华,动了心思,要去见识见识,享受享受。钱守愚到了上海,“举止衣履多是乡气,说起话来,掀着几根黄须,露出满口板牙,那牙黄一层一层的积了起来”(《初集》第30回)。这与时尚讲究、服饰笔挺的城里人相去不可以道理计。不讲卫生,是钱守愚身上明显的城乡差别。更重要的是,正如俗话所说,“穷人性命,财主银钱”,天下最是宝贵,这位土财主也不例外。他吝啬成性,为了省钱,他连满是臭虫的叫化旅店都能住下,“省钱省到这一个,世界上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了”(《初集》第30回)。

    吝啬的乡村土财主想在城市享受,还想发财,碰壁是必然的。他先是中了“仙人跳”(一种以女色相诱、利用人们贪便宜的心理进行讹诈的骗术),损失几百银元。为了挽回损失,钱守愚去赌场碰运气,遇上巡捕抓赌,他跳河逃跑,性命差点送掉。后来又流连青楼,一味要娶妓女为妾,闹得夫妻反目。这就是繁华都市给予土财主的见面礼。常遭嘲笑、屡遇骗局的钱守愚并未由此警醒,远离都市,相反,他恋恋不去,去而复返。如作者说:“奇怪的是,不论何等样人,一到上海,便把银钱当做粪土一般,甚至流连忘返。”(《二集》第30回)

    作者写钱守愚,主观上是为了验证一种理论:“本来人生在世,无论什么地方,什么事情,皆须见识见识,只要见识过了,参得透他,撇得下去,有甚妨碍?参不透,撇不下,那才受害不浅。”(《二集》第30回)客观上则显示了上海是“销金窟”,深具腐蚀性和诱惑力,使刚刚步入城市的乡下人,骤然面对巨大的冲击,很容易迷失。因此,乡下人进城,需要很长的时间建构自身的现代化文明。

    两部小说关注的视角不同,一个写乡村贫者进城寻找生计,一个写乡下财主进城享受繁华,但都呈现了都市巨大的吸引力。狭邪小说以都市消费娱乐为中心,又利用现代传媒来传播,本身就是都市文化消费的产物,也为都市文明的发展推波助澜。在这些小说中,作者基本全盘接受都市文化,姿态通达,平和。

    梁启超提倡“新小说”后,新兴的社会小说停止了对人物命运机遇的探讨,更侧重观照社会普遍现象。其中,进城求富是乡下人进城常见的主题。城市之与乡下,表现出财富上的重大差距。这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是如此,“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满目罗绮是城市富庶的直观表征。古代小说中最有名的乡下人进城,便是《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人们常从中看到曹雪芹写乡下人见识少,出洋相,而其实刘姥姥进城,根本动机在于求“富”。刘姥姥对外孙道:“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去拿罢了。在家跳踏会子也不中用。”只不过古代不是人人都有条件进城,刘姥姥也是到城里的亲戚家“打秋风”而已。近代则不同,城市敞开大门,人人可去。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记录了一个进城发财的喜剧。

    广东花县乡下有一个叫恽来的小子,一向在家耕田度日,一次因为被父亲责骂,赌气跑到香港做苦力(英语coolie的音译,意即搬运小工类)。从美国归来的咸水妹叫他搬运两个大皮包,两人在十字路口因躲避马车而走失。恽来先是在那里等候,久久不至,又将皮包送到巡捕房,“报明存放,等失主来领”。咸水妹有感于他的赤诚,雇他为伙计,后来又由于父子两人俱为古朴赤诚之人,于是带着几万家当嫁与恽来。美人与财富一朝拥有,真是人生难得之际遇。作者的感慨却在于恽家父子的性情之真:“只有乡下人犹有存心忠厚者,若求之于城市,戛乎其难矣。”(第57回眉批)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声称所遇见的,无非是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等,呈现的是道德堕落、污浊横行的社会现象。偏偏在这样恶浊的社会中,出现恽家父子,可谓:“香港为最浇薄冥顽之地,忽置此人于其中,为香港增光不少。”而李伯元的点评更是将吴趼人的宗旨明白揭示:

    古人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此则道德沦亡而求诸野矣。观以前历叙诸败坏道德者,多为上流社会中人,而此回忽遇此父子二人,非其明征欤?吾读此不觉笑啼并作:盖以世上尚有此人,则为世风喜;而世上仅有此人,则又为世风悲也。(第57回点评)

    近代中国危机重重,西学东渐,改良维新,处于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吴趼人以为:“以仆之眼,观于今日之社会,诚岌岌可危,固非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维持之,非徒言输入文明,即可改良维新者也。”他之表彰恽氏父子,意在宣扬他心目中的固有道德。

    无独有偶,李伯元的《文明小史》也写了一个“还遗财商业起家”的花千万。花千万原名德怀,祖居浙江宁波定海厅六豪村,务农为业。后来觉得种田没有出息,变卖了耕牛做盘缠,到上海闯世界。他初到上海,是一副乡下“曲辫子”的装束:几件旧布衣服打个包,十五吊钱捆了一捆,全部行李一根粗竹扁担就这样挑上肩头。到了上海,他每日在码头上趁轮船进出口时贩卖水果、香烟。一日拾得一个沉沉的皮包,等着等着,将皮包还了失主。失主是洋人,赞他诚实,请他做洋行买办,后来又将大批货物相赠。花德怀因此积累几百万家产。

    两则故事都是乡下人进城、诚信发财,但情况不同,意义有别。恽来赌气到香港,无所用心地做苦力,花千万则是鄙弃务农,有意识地到上海闯世界;恽来基本上是一个灵窍未开的混沌小子,而花千万先筹措资金,在上海又善于寻找商机,是精明的生意人。两者对照,吴趼人着意赞扬在城市文明中淳朴天性的灵光,李伯元则肯定花千万身上具有的现代商业资质。

    有意思的是,近代小说颇为青睐此类故事。《发财秘诀》(连载于《月月小说》1908年第11号至14号)写一个大洋货店乾昌店的老板,“从小苦得很,几乎没有吃”,来到上海后,每日在吴淞口等外国兵船、公司船靠岸,兜卖小食品、香烟之类,而且可以赊帐。一天他去讨帐,恰好船要开了,洋人匆匆给他一卷洋钱,却是沉沉的金币。他想尽办法把馀钱退给那洋人。洋人有感于他的诚实,扶助他开了一家洋货店,成就一番事业。又写穷苦的青年陶庆云,在洋行里做跑腿,为洋老板兑换零钱,老老实实把汇率浮动多兑的一角多洋钱都交出来,深为洋人欣赏,遂提拔他做二等买办,飞黄腾达起来。

    小说家一再书写都市美遇,甚至落入俗套,其中寄寓着作者的文化批判性。人们论乾昌店老板的发迹说:“忠信能行蛮貊,圣人本有遗言”,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教,虽蛮貊之邦,行矣。”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居,圣人提倡忠信,以为连蛮荒之地也可施之教化。但眼下,西方人欣赏忠信,中国人则不然,这就具有了深刻的批判意义。中国人自己忘掉了古已有之的道德信条了。如《发财秘诀》说:“这也是洋人的好处,为了他诚实一角多洋钱,便马上抬举他,若是中国人,你便把良心挖出来给他吃了,他也不过如此。”(第7回)

    另一个乡下人进城的故事也颇有意味。广东乡下人区丙,见乡邻到香港做工,纷纷赚回银元,也想去试试运气。他的妻子骂他没有手艺没有文化,只怕城市遍地黄金,也没有本事取回来。区丙却要去试试。他将乡间的一种可吹泡泡的玻璃制小玩意料泡拿去贩卖,竟然大大发财。而吴趼人的用意,乃在于教育中国人做实业,“得默查社会风气,随之转移”,事业才能长久发达。区丙致富,绝非侥幸,与他善寻商机有关(《发财秘诀》第1回)。乡下人无资本,无文化,无技能,进城谋生是劣势。可作者没有看低他们,反而肯定其能“得风气之先”。这表明,进城的乡下人并非没有机会,关键看能否把握时变。

    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近代中国步入现代化的历程。乡下人进城是这一历程中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近代小说以此为题材,加以艺术的反映,体现小说对现代化命题的参与。范伯群先生曾将描写乡下人进城视为现代小说起源的标志之一,不无道理。当此之际,新兴的都市生机蓬勃,繁华富庶,吸引了乡村世界的歆羡与追求,乡下人开始摆脱闭塞、狭隘的生活,涌向城市,虽有挫败、幻灭,但城乡的交流、碰撞不可阻挡。近代小说即描写了这股浪潮,揭示其中多重内涵。中国现代化在西方文明的强势裹挟下被迫发生,近代中国都市,尤其是上海、广州、香港等地,较多地承接了西方的经济制度、社会组织、文化观念,与古典城市不同,城,意味着现代化的方向。对于拥有古老农耕文明的中国来说,乡下人进城,不仅是乡村与城市的对接,更意味着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接。在国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的时代,中国知识阶层作文化的反省,他们认为上等人士及官场等阶层已经腐败,充满狡诈与欺骗,以乡村的淳朴道德来映衬这种腐败,乡下人进城被赋予文化救赎的意味。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出于怀旧心理,宣扬未受现代文明侵害的古朴文化,而是将其视为中国现代化的珍贵资源。故此,近代小说家乐意写乡下人进城的发财传奇,这是否寓意着,近代小说家们有足够的信心,自信中华民族能够参与现代文明?无论怎样,富有激情的笔墨展示了近代小说家昂扬的姿态,这与20世纪的乡土文学中怀旧、伤感、凋零的思潮大异其趣。

    现代传媒的发展是近代小说写作的新语境,往往由报刊而至小说,小说内容与新闻相关联,这使对乡下人进城的描写富有时代性,面貌也更为多彩。“怀匡救之才”的近代小说家在文化反思,也客观地记录了广阔的社会,生动地呈现了那个时代乡下人进城的历史命运,其中生动的描摹、传神的写照时时所见。有兴趣读来,掩卷一笑,兴味久长。

    注释:

[1]小说是报纸连载,第1回名为“喧懵懂乡人”,刊载于上海文艺小报《消闲报》1898年5月4日,后逐日登载,至17回,没有总的名字。下引小说皆出自《消闲报》。